版權管理范例

【摘要】

對于媒體融合之后的有關信息資源已經被廣泛的進行網絡化傳播并且加以有效的利用，給有關版權保護的方面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以及沖擊，同時也為信息管理的方面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妥善的提高信息技術以及信息管理水平，能夠為版權保護提供有效的技術保障，并且還能促進媒體融合之后的相關信息資源實現科學合理的全球化共享。

【關鍵詞】

媒體融合時代；信息管理；版權管理

在如今媒體融合的相關形式之下，信息方面的交流以及傳播出現了無限復制性、全球覆蓋性、載體不確定性、整合交互性、形態多樣性以及內容高流動性等有關特征以及趨勢。對于傳統之中的圖書作品信息在版權保護方面的問題來說，隨著融合時代的進步已經日益凸顯，特別是對于作品信息在網絡化方面的管理升級早已迫在眉睫，必須要盡快提出有效的策略。

1有關媒體融合的背景下版權保護所面臨的挑戰

傳統之中的版權保護對象大多都是指報刊文章、以及紙質圖書等，一方面是保護作者所具有的著作權，另一方面是保護相關出版傳播者所具有的合法權益，但凡是發表之后的作品如果需要轉載或者是再版，必須要支付一定的稿酬。但是在如今媒體融合時代的背景下，傳統當中的版權保護規則以及手段遭受破壞，有關版權保護的問題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信息數字化以及網絡化給相關的版權保護添加了很大的難度。在網絡信息方面的資源利用二進制代碼的有關數字化形式實施編輯傳播，能夠隨時為用戶提供諸多可供選擇的一些信息資源。

摘要：互聯網的發展促進了數字化資源的產生與發展，圖書館在此環境下也逐步從傳統形式轉為數字化形式。但數字化圖書館由于下載、復制相對于傳統形式更加便捷，因此產生的版權問題也日益增多。文章研究表明，圖書館數字化是圖書館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發展中保護版權也是圖書館的責任，利用區塊鏈技術來保護圖書館數字版權，具有便捷、科學的特點。

關鍵詞：圖書館；數字版權；區塊鏈；時間戳

0引言

數字技術是網絡化的產物，數字圖書則是利用數字化技術，將傳統的紙質圖書轉化為電子圖書。數字圖書是圖書發展史上的重要革新，它改變了圖書載體和閱讀方式。圖書館數字化，主要是將圖書和各類文獻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儲存，方便使用者進行查詢和傳播。但由于數字圖書館是新生事物，在網絡便捷的條件下，數字圖書館的版權被侵犯問題一直是困擾圖書原創者和數字圖書館的問題，只有通過先進有效的科技手段來遏制數字版權被侵犯問題，保障數字作品創作者和圖書館的權益，才能使數字圖書館正常運行。

1數字版權和區塊鏈的概念

1.1數字版權

數字版權和圖書版權是一致的。圖書版權也叫著作權，是圖書創作者對其創作的作品享有的專有權利，因為任何一本圖書都是作者嘔心瀝血的結果，作品是作者的私有財產，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侵犯。需要出版和傳播作品的，首先要征求作者意見，作者同意后才能出版和傳播，出版和傳播都要付給作者一定的費用。數字版權是指利用數字化技術形成的圖書作品，電子版圖書、網絡小說都屬于數字化技術形成的圖書，它們同樣具有著作權，容不得別人擅自使用。在數字化時代，圖書館也有自己的版權，因為圖書館收錄的圖書作品和文獻，都是和原創者經過協商，甚至花錢購買的。因此對自己館內的作品享有版權，使用者如果擅自出版和傳播，也是侵犯圖書館版權［1］。

一、中英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不同

1.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

自1982年我國制定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商標法》以來，我國已形成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主體，輔之以各項保護條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實施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保護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修訂草案)》等。在《民法》《刑法》中也都有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條款，而且新近修訂的《對外貿易法》中開辟保護知識產權專章，此外，《民間文學藝術著作權保護條例》《作品自愿登記辦法》《著作權資產評估指導意見》等規章和政策的制定、修訂工作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同時，國家版權局還制定了《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這些法律法規及政策的制定，標志著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中國涉外版權法律保護機制主要由國內版權法的域外效力規定和我國加入的諸多國際版權公約和雙邊及多邊版權協議組成。我國在1992年10月15日、7月30日先后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隨后又于1993年4月30日加入了《唱片公約》。至此，我國成為了國際版權保護體系的重要新成員。根據三個公約所規定的版權保護“國民待遇”原則，我國已經實現了與有關成員國之間版權的相互承認與相互保護。但我國的法律法規制度還不夠健全，存在著規定較為籠統，可操作性不強，打擊版權犯罪的力度不大，滯后于現代科技發展等問題和不足。因此，制定必要的行業政策、法規，有效地打擊盜版，增強大眾的版權貿易法制觀念勢在必行。

2.英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頒布法律來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其于1709年頒布的《安娜女王法令》是世界上第一個解決盜版問題的版權法。英國是出版大國和出版強國，是出版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英國出版業的法律體系比較完善，形成了以普通法為主、專業法為輔，兩者相輔相成的法律環境。英國沒有《出版法》，但涉及出版的有關部門法律約20部，基本上涵蓋了出版的各個環節。英國在完善自身知識產權制度的同時，也在不斷推動世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經過400多年的發展，英國已形成了較為完備并具有特色的知識產權法律適用體系。英國參加了眾多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包括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61年《羅馬公約》、1970年《專利合作條約》、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等，并先后通過相應的國內法予以實施。此外，英國加大了對知識產權犯罪的打擊力度。英國打擊知識產權犯罪組織出臺了《2007年打擊知識產權犯罪年度報告》，確保知識產權犯罪不再被視為“軟犯罪”，并采取有效措施打擊該領域的有組織犯罪。

二、中英對知識產權的管理機制不同

1.中國對知識產權的管理機制

21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以民族文化為單元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加快了融合與互動進程，以版權、影視、會展等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已成為公認的朝陽產業，引發了世界范圍內文化貿易的蓬勃發展。其中，圖書版權貿易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內容，在國際經濟貿易格局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文化大國，正在致力于以版權合作與貿易推動中國圖書融入全球出版網絡，謀求中華文化的崛起。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的發展現狀，發現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版權貿易的定義及內涵   版權貿易主要是指在版權許可（CopyrightLicense）和版權轉讓（CopyrightTransfer）過程中產生的貿易行為，屬于許可證貿易的范疇，也是無形財產權的貿易。當前，對與版權相關貿易的界定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有爭議的，甚至對版權貿易（CopyrightTrade）這一名稱也還沒有定論，在歐美及中國港臺地區多稱為版權交易（CopyrightExchange）。一般認為，版權貿易指以版權為標的的交易活動，是與版權有關的經濟權利的轉讓與許可。也有學者認為，版權貿易是中國版權界的一種習慣用語，其內涵除了版權許可和轉讓之外，還包括與其相關的一些業務或工作。還有學者認為，版權具有意識形態的屬性，所以版權貿易本質是出版文化選擇功能的延伸。從廣義上講，在版權許可或轉讓行為過程中，當事人無論是否為同一國籍、或在同一地域，都可以稱作版權貿易。但在實踐中，中國業界所稱的版權貿易通常是狹義的概念，主要指國際間或不同地區間的涉外版權貿易行為，通常指著作權人與使用者不在同一國家或地區的情況，但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之間的版權貿易行為，也稱為版權貿易。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中國先后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對外版權貿易開始進入國際法的框架內運作，也才開始進行涉外版權貿易（包括對港澳臺）。圖書版權貿易是版權貿易的一種，我國目前圖書版權貿易所涉及的版權內容主要是翻譯權的轉讓，以及中國大陸與港臺間的中文（簡、繁兩種字體）專有出版權的轉讓。因為當前我國其他版權貿易量不多，所以現在所指的版權貿易一般就是圖書版權貿易，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出版社向海外的出版商出售版權；二是中國的出版社從海外出版商或版權所有人手里引進和購買版權。   二、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發展現狀與問題   中國的圖書版權產業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調整政策，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全國除西藏之外，各省市的出版社均有開展版權引進和輸出的記錄。根據國家版權局網站公布的信息統計，1992年至2007年，我國內地圖書出版社引進版權累計96005項，輸出版權累計14508項。2001年中國加入WTO，成為中國出版業版權貿易事業和對外交流合作快速發展的又一契機，我國圖書版權貿易穩步推進，從規模數量型向優質高效型轉移。   （一）圖書版權貿易數量增長迅速，逆差明顯   1992年我國圖書版權貿易總數是1666種，2007年達12826種，15年間增長了近7倍。其中，版權引進由1057種增加到10255種，增長了8.7倍；版權輸出由609種增加至2571種，增長了3.2倍。1992—2007年，我國圖書版權貿易引進和輸出狀況如圖1所示?？梢钥闯觯?992—2007年，我國圖書版權的引進和輸出數量逐年攀升，總體上呈穩步增長的態勢，但引進數量在2004年、2005年和2007年有較大幅度的回落。自1994年起，圖書版權的引進數量開始快速增長，到2003年的九年間，年均增長率為36.74%。這說明，我國內地出版社在經過加入兩個國際版權公約初期的短暫的茫然后，很快就適應了國際版權貿易規則，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來，隨著我國內地圖書分銷業市場的逐步開放和業內版權意識的日益加強，圖書版權引進已經成為國內許多出版社的一個新的市場開拓空間和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輸出數量增幅緩慢，九年間僅增長了11.41%，由此帶來中國圖書版權貿易逆差逐漸加大的局面。2003年，中國的圖書版權貿易逆差為史上最大值11705種。   （二）圖書版權貿易對象國集中   在過去的近十年里，我國內地對外圖書版權貿易的對象不夠均衡，貿易對象的國別和地區集中。   1.引進對象的國別與地區分布   2007年，我國內地圖書引進版權的數量分別為：美國3878種、英國1635種、臺灣地區892種、日本822種、德國585種、韓國416種、法國393種、香港地區268種、新加坡228種、俄羅斯92種、加拿大33種、其他地區1013種。可見，從歐美地區來看，目前我國內地圖書版權引進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與俄羅斯等五個國家。如果僅從亞洲地區來看，日本和我國臺灣是主要的圖書版權引進地，從我國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進版權數量也相對較多。2000—2007年，我國圖書版權引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是美國、英國、臺灣地區、日本、德國、韓國、法國和香港地區。從表1中可以看到，2000—2005年，以上8個國家和地區的引進額合計占當年引進總額的90%以上，這一比例在2006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7年又增長至87%。   2.輸出對象的國別與地區分布   就我國內地版權輸出的國別與地區分布而言，排在最前面的是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主要集中國家是韓國、新加坡和日本等亞洲國家，其次才是美國、英國等國家。可見，目前國際出版市場對中國圖書還缺乏了解和認識，雖然輸出國較多，但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從表2中可以看出，除個別年份外，我國圖書版權主要輸出的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量之和均占當年圖書版權輸出總量的90%左右，輸出對象的國別與地區分布集中。   （三）圖書版權貿易的作品類別分布不均衡   我國內地圖書版權作品引進的類別已經從以外語學習和文化生活為主的單一化發展到多樣化，這是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熱點及國內市場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近年來，圖書品種不斷增多，其中科學技術類、經濟管理類與語言類圖書成為引進書的三大熱點。2003年，引進數量較多的圖書類別是工業技術(T)、經濟(F)、文科教體(G)、文學(I)、社會科學(C)和語言文學(H)，合計占當年引進圖書總數的72%（如表3所示）。大量文化生活類作品的引進，滿足了人們的精神生活需要；而大量科技、經濟與管理等作品的引進，也說明了圖書版權貿易在我國“科教興國”戰略中的主要作用。從我國內地版權輸出作品的類別來看，社會科學類圖書占絕對優勢，其次是科技類和綜合類圖書。2003年我國社會科學類圖書輸出590種，占輸出總數的72.75%；科學技術類圖書183種，占22.56%；綜合性圖書38種，占4.69%。其中，版權輸出較多的是歷史、地理、文化、文學、醫藥、衛生等類別；航空航天、工業技術只有8種，生物科學5種，交通運輸3種，數學科學、化學2種，天文學1種。從內地輸出版權作品的內容來看，主要集中在我國的傳統文化、藝術和醫學上。由于歷史文化的原因，亞洲的日本、韓國對上述類別的書籍尤為感興趣，新加坡、馬來西亞則對少兒、語言類圖書頗感興趣，歐洲國家往往對東方文明懷有好奇，對中國傳統藝術和傳統醫學興趣較大。#p#分頁標題#e#   （四）圖書版權貿易的主體分布不平衡   從我國的圖書版權引進情況來看，一批版權貿易實力較強、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都取得較好收益的出版社開始出現，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蘇、遼寧、天津等地，這些地區的版權貿易引進量幾乎占據了全國的絕大部分。2000—2007年，中國內地出版社引進圖書版權最多的十個地區是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吉林、江蘇、廣西、湖南、山東和廣東，占七年間全部圖書版權引進額的65%（如圖2所示）。其中，北京市居首位，其引進總量為37530種，占全國引進總量的47%，遠高出其他城市，高出第二名的上海近41個百分點，是其他城市的數十倍之多。從版權輸出情況來看，我國內地有輸出實力的出版社還較少，且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蘇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版權貿易往來較多；而吉林、遼寧除了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輸出外，日本、韓國也是其重要市場。1990—2005年間，我國內地圖書版權輸出前十強的出版社是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人民體育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0—2007年間，我國內地出版社輸出版權較多的十個地區是北京、上海、遼寧、江蘇、湖北、安徽、浙江、山東、吉林和河南，占七年間全部圖書版權輸出額的86%。   （五）我國圖書版權貿易逆差較大   雖然這種逆差在近一兩年有所趨緩，但形勢仍不容樂觀。1992—2007年間，中國內地出版社圖書平均引進與輸出比在1—16之間波動，多數年份的圖書版權引進種數是輸出種數的6倍以上，15年間的平均引進與輸出比約為7:1。我國內地出版社的圖書版權輸出能力還相對較弱，版權輸出發展很不穩定，輸出數量波動較大，且輸出種數的絕對值也很低。1992—2007年間，我國內地出版社圖書版權輸出種數年均只有967種，還不及發達國家的一些大型出版集團的年均輸出總數。我國內地對外圖書版權貿易不論在貿易伙伴的國別與地區以及版權貿易的主體分布上，還是在版權貿易的作品類別和作品語言分布上，都表現出不均衡性。調查表明，對外圖書版權貿易的信息不對稱、貿易渠道不暢、效應與期望值相差甚遠，以及涉外合同的簽訂與履行等方面是我國內地大多數出版社認為的最大障礙。   三、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發展對策   圖書版權貿易是新世紀知識經濟的先導產業，也是出版業未來發展的主流方向，更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對于當前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積極應對。   （一）進一步確立圖書版權貿易在國家文化產業發展中的戰略地位   中國現已加入WTO，面對國際文化市場日益競爭的態勢，處于初始發展階段的我國對外圖書版權貿易要在競爭中成長，尤其需要國家在WTO的基本原則和要求的前提下制定相應的版權貿易發展政策與措施予以保護與扶持。一方面，我們可以設置“合法”壁壘，通過合理使用關稅、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等保護性措施，防止外來強勢出版集團的過度沖擊；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運用稅收、投資、信貸、經濟處罰等經濟杠桿，扶持我國對外圖書版權貿易的發展。此外，相關部門還應該加強版權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強化公民的版權意識，在全社會營造出一個維護正版的良好環境，在世界范圍內樹立起中華民族尊重知識產權的良好形象。   （二）進一步完善我國對外圖書版權貿易的支持體系   對外圖書版權貿易的順利展開，離不開保證相關法律法規貫徹執行的版權執法與管理機構，以及社會中介版權服務組織的作用。當前，我國這一體系構架已基本構成，但還存在著一些不足，需要在世界版權貿易發展的新形勢下采取相應的措施和策略進一步調整和充實。首先，應當整合和充實我國現行的著作權法律法規，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其次，應當增強版權保護執法的透明度和制度化，加大對盜版的打擊力度；第三，還可以采取靈活的版權社會管理機構設立方式，加快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設。   （三）構建高效便捷的圖書版權貿易信息交流平臺   目前，全球電子版權與出版信息的網絡化建設正成為版權貿易領域的熱點，我國基于網絡技術的對外圖書版權貿易信息通道應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第一，由作品數據庫和作品版權信息庫兩大數據庫組成，盡可能相對完備地集中全國近一段時期出版的各類圖書，各歷史時期的暢銷書、長銷書、歷史名著，以及作者意欲轉讓或許可使用的作品信息和所有這些圖書、作品的版權信息。這樣可以使我國圖書通過互聯網向國外進行及時推廣和宣傳，有利于擴大圖書版權輸出的范圍和數量。第二，作品數據庫應當具有通過網上付費或契約方式許可復制的功能，提高圖書版權的經濟價值。第三，該數據通道應具有對版權許可（或轉讓）的談判和交易的機能。第四，通過契約方式與國外重點相關網站和大型書展網站相鏈接，以方便國內出版社了解國際圖書市場的動態。   （四）進一步扶持版權業發展，完善我國圖書版權貿易市場   涉外版權是國內出版社獲取海外版權信息方面的重要橋梁，版權業是成熟的版權業和出版業產業鏈上的一個必要的環節。因此，必須從國家版權管理體制、宏觀政策和人才素質及版權的經營方式等方面采取相應對策，扶持和促進我國圖書版權業的發展。第一，要進一步深化版權管理體制改革，制定版權業的優惠的經濟政策，優化版權業的發展環境；第二，要設立“版權人資格證制度”，提高版權人的素質；第三，要采用多元化的版權模式，提高版權業務的附加值；第四，要建立版權信譽監管機制，形成版權誠信規范。   （五）轉變出版產業增長與發展模式，為我國圖書版權“走出去”奠定基礎  #p#分頁標題#e# 隨著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我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文化消費需求的巨大增長，我國的圖書出版產業應該轉變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實現快速發展。第一，應當認清行業特點，擴大與豐富出版產業內涵，加快出版產業的發展速度；第二，圖書版權貿易的增長方式、管理模式應由行政主導轉化為市場主導，充分發揮市場在優化配置文化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第三，應當全面調整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打破地區和行業分割，建立統一和規范有序的國內圖書版權貿易大市場，提升整體實力，為我國圖書版權貿易“走出去”夯實基礎。

一、電視發展版權貿易面臨的瓶頸

電視版權貿易平臺渠道單一、運作不成熟?，F在我國電視版權貿易平臺主要有電視節、版權貿易公共服務平臺和版權企業幾大渠道。渠道較為單一，且存在著門檻較高，運作不成熟等問題。電視版權貿易中較為傳統和常規的平臺是中國國際影視節目展、上海電視節和四川電視節三大電視節。但是，電視節的舉辦往往一年一次，周期較長，不能作為常態性的電視版權貿易平臺存在。而電視節交易依然以節目成品貿易為主，很難發現專門針對節目版權交易的服務。版權貿易公共服務平臺是近幾年逐步興起的新渠道，并越來越受到重視。北京、上海先后成立了包括版權交易中心、版權糾紛調解中心、版權保護國際論壇等項目的綜合性公共服務平臺。廣州等地區也成立了文化產權交易所。但是目前仍有很多人對以版權貿易功能為主的服務中心持觀望態度，同時，版權交易中心的重復同質化低端競爭也引起了爭議，而版權行業在我國更是處于萌芽期。無論機構數量、從業人員、提供的服務及介入的流程都十分有限，無法滿足需求，無法同國外的版權抗衡。版權委托人市場還沒有形成、版權資源需求不足、缺乏經驗和操作規范、對版權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

電視版權貿易產業基礎差，市場化程度不高。我國版權產業總體尚處于起步階段，產業基礎不牢固。目前，電視節目制作商有電視臺下屬的制片公司和民營制片企業，播出平臺主要在電視臺，另外還有視頻網站。電視臺在整個產業鏈中仍然處于絕對優勢，占據了壟斷地位。民營電視節目制作商的市場空間比較小，電視臺等節目播出平臺往往采取壓低價格和控制交易條件的方式進行貿易控制。以動漫節目為例，投入幾千元上萬元一分鐘的動漫，電視臺幾十元就能買到。而處于電視產業鏈條中游的分銷商，其職業化程度與行業發展也極不協調，致使整個電視節目仍然按照自主發行為主、委托發行為輔的模式來運作。針對網絡的電視版權貿易也仍未完全開發出來，盡管視頻網站的侵權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網絡仍然缺乏良性的版權貿易機制和版權保護措施。這些都降低了電視節目制作方的生產熱情，難以制作出更為精良的電視版權產品，阻礙了電視版權貿易的良性發展。

近年來，我國逐步開始打破電視臺行業壁壘的限制，開始重視市場對于產業發展和版權貿易的調控，如九部委聯合《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逐步引導金融市場向民營電視制作企業傾斜。但是仍然存在著包括民營企業本身資金運作能力不強等問題。電視版權貿易專業人才缺乏。電視版權貿易具有程序繁復、分工明確的特點，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高素質的人才。版權貿易的產業鏈條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疏漏都可能導致版權價值得不到充分開發，版權產品得不到有效推廣，阻礙電視版權貿易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從事電視版權貿易的專業人才還相對匱乏，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電視版權貿易的規范化發展和快速成長。目前，我國從事電視版權貿易的人員往往不具有相關經驗和素養，在思想觀念、知識結構、市場敏感性等方面還存在不足。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缺乏已經成為制約我國電視版權貿易發展的最大“瓶頸”。

政府、行業組織結構有待加強，版權統計體系有待完善。由于電視版權貿易涉及到版權開發、管理、使用、保護等多個環節，需要社會各方面協調合作。而我國與電視版權貿易有關的政府、行業組織不完善，導致了版權貿易過程的繁雜和成本的增加，不利于電視版權貿易的發展。與版權貿易相關的統計數據嚴重匱乏，而針對電視版權貿易的專項數據則幾乎空白。我國電視版權貿易統計數據總量較少，更新較慢，不同渠道的數據又存在著標準不一的問題，大大降低了數據的可用性。信息是正確決策的先決條件，相關部門和企業只有在信息充分的基礎上才能把握現狀，對發展趨勢作出判斷。數據的缺失必然導致決策的盲目性和滯后性，不利于電視版權貿易的發展。

二、電視版權貿易的突圍策略

搭建方便快捷的電視版權公共服務平臺。鑒于目前我國電視版權貿易市場仍處于初期培植階段，集中力量在幾個重要城市搭建起方便快捷、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公共服務平臺是電視版權貿易渠道建設中的較好選擇。在搭建平臺的過程中，應有政府主導規劃，企業參與。必須明確平臺的定位，避免與其他常設機構職能重疊，使其擁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平臺不一定是專門的電視版權貿易平臺，但是應當把電視版權貿易作為一個重要的、常態性的板塊。參考國外發展經驗，結合自身實際，在建設過程中應當具備以下職能：第一，集電視版權登記、版權交易、版權轉讓、法律咨詢服務、信息交換、版權質押登記、版權價值評估、反盜版信息等業務于一體，重在電視版權信息流通。建設信息開放、資源共享的電視版權貿易服務平臺，最大限度地發掘版權價值。第二，形成電視版權產品博覽交易常態和電視版權企業產品展示與交易的長期平臺。

從吉林動漫產業的代表吉動文創動漫游戲產業園，到梨樹遼河農民畫傳承人錢洪滿創建的農民畫藝術公司，再到體現區域文化產業亮點的吉林省廣告產業園……培育版權保護示范單位和示范園區（基地），一直是吉林版權服務工作的重點。近日，《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從吉林省版權局召開的吉林省版權示范工作經驗交流會上了解到，去年以來，吉林各級版權管理部門積極推動版權工作，不斷拓寬版權示范領域，提升基層版權服務能力，通過廣泛宣傳，突出版權示范效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在吉林各級版權管理部門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吉林成功創建全國版權示范園區（基地）2個，全國版權示范單位2個，全省版權示范園區（基地）2個，全省版權示范單位17個。

一、積極嘗試

延伸版權服務觸角。不斷尋找新的版權工作落腳點，將版權保護工作的觸角延伸到農村，是吉林省不斷開展版權工作的有力舉措。吉林省委宣傳部版權管理處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2020年以來，吉林省版權局圍繞鄉村振興戰略，主動尋找版權保護服務‘三農’的發力點，為農民作品版權的運用和推廣探索嶄新路徑，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分批次設立農村版權保護服務工作站，開展農村版權保護服務試點工作。在首批設立的8個農村版權服務工作站當中，涌現出了許多農民作品版權創新亮點。”記者了解到，在吉林省版權局的指導下，吉林省各地積極推動版權建設，將農村版權服務工作站與版權示范創建工作有機銜接起來，為各個區域內企業的版權運用、保護和管理提供了有針對性的服務。“白城順陽民族工藝草編專業合作社位于具有民族特色的白城市洮北區德順蒙古族鄉，合作社注冊資金100萬元，占地面積1.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4500平方米，年生產量一萬余件，年產值80余萬元，合作社帶動德順鄉19個村400多戶貧困戶脫貧。”白城市委宣傳部新聞出版科四級主任科員鄭陽說，德順蒙古族鄉新建村開展了以“全面加強版權工作，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為主題的版權宣傳周活動。通過幾年來的不斷努力，白城順陽民族工藝草編專業合作社被評為白城市唯一一家全省版權保護示范單位，同時獲評“2020年度全國版權示范單位”。“樺甸市公吉鄉是樺甸市農民畫的發源地，多年來樺甸市委、市政府持續推進扶持農民畫作者，激勵他們不斷創作，大力發展農民畫產業，涌現出一大批全國知名農民畫作家。”樺甸市委宣傳部文化和新聞出版科科長雷虹向記者介紹，2013年，公吉鄉本土畫家王詠梅注冊成立了“樺甸市山妹子農民畫發展有限公司”，2020年榮獲“吉林省版權保護示范單位”稱號。

二、創新模式

突出產業發展亮點。吉林省廣告產業園位于長春凈月高新區，規劃占地面積8.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28萬平方米。園區定位打造“廣告·電商·短視頻·網紅·品牌營銷產業基地”的模式，推動“品牌吉林雙創平臺”發展，落實“吉林省品牌提升行動”，為吉林文創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突出新亮點、形成新特色，被國家版權局授予了“2020年全國版權示范園區（基地）”稱號。記者了解到，為加強吉林省廣告產業園的版權保護工作，園區成立了版權保護領導小組，制定了園區版權保護、版權宣傳和作品登記等相關規章制度，倡導遵紀守法，誠信經營的企業理念。“去年下半年，四平市版權局聯合四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啟動了知識產權扶持政策的起草工作。在綜合考慮四平市文化、科技和經濟發展現狀的基礎上，今年2月2日，四平市委、市政府正式出臺了《四平市加強知識產權建設若干措施》。在鼓勵知識產權創造六條措施中，有兩條是版權資助內容。”四平市委宣傳部文化出版和電影科科長高雙慶向記者介紹，他們一是對申請作品著作權登記進行資助。一般作品著作權登記，資助標準為每件100元；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資助標準為每件200元。二是對版權示范單位給予資金資助。對被認定為全省版權示范單位、園區（基地）的，一次性給予資助1萬元；對被認定為全國版權示范單位、園區（基地）的，一次性給予資助3萬元。長春市委宣傳部版權管理處二級調研員李東民向記者介紹，榴蓮咖啡眾創空間長春基地，是天津榴蓮咖啡眾創空間響應國家“天津長春對口援建”號召，與長春市凈月高新區于2018年共同搭建的津長雙創服務平臺。2020年10月，該單位被吉林省版權局授予“2020年吉林省版權示范單位”稱號。榴蓮咖啡眾創空間設有知識產權示范墻，展示優秀企業的知識產權成果。截至2020年年底，榴蓮咖啡眾創空間在孵科技企業42家，已申請軟件著作權由年初的33項增加至123項。

三、示范引領

促進產業高質量發展。為充分發揮典型示范作用，引領吉林版權示范工作規范發展，在今年知識產權宣傳周期間，吉林省版權局在吉林省重點新聞網站進行了全省版權示范單位先進事跡系列，對全省16個版權示范單位的版權保護經驗進行了連續宣傳。李東民說，長春市密集組織版權宣傳和示范創建活動，通過舉辦知識產權宣傳周版權宣傳、版權專題巡展和線上展覽、版權“進社區、進企業、進學校”宣傳活動等形式，營造尊重知識、尊重版權的社會氛圍。制作和免費發放《走近版權》《版權工作手冊》，拍攝版權公益宣傳片、電子宣傳海報在電視臺、電影院、網站進行宣傳。在吉林省各級版權管理部門共同努力下，吉林的版權示范創建工作為吉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持續賦能，有效發揮了、提升城市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發展等方面的引導作用。“吉林各級版權管理部門按照吉林省版權局的部署要求，對積極申報的版權示范點進行實地調研。通過現場查看、集中座談等方式，深入了解被推薦單位的整體情況，選取發展優勢比較突出的企業進行版權示范創建。確定創建對象后協助被推薦單位總結發展經驗、挖掘創新亮點、提煉企業特色，不斷提高版權示范創建工作水平。”吉林省委宣傳部版權管理處相關負責人說。

摘要：人工智能尤其是區塊鏈技術為版權的交易許可分別提供了登記確權機制、自動交易工具和信息公示網絡，具有降低成本、節省時間、公開透明和民主參與等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算法開發、系統局限、存儲容量等技術障礙，觀念普及困難等事實障礙和數字貨幣有待承認等法律障礙。人工智能技術對專利的開發運營具有一體化的檢索、匹配和管理作用，并有助于建立標準必要專利的多樣化許可體系。人工智能還有助于對與知識產權相交織的數據進行重組、再利用、增強可擴展性，以及發掘數據廢氣的價值，并在此過程中創造出新的知識產權保護客體和交易對象。

關鍵詞：人工智能;知識產權應用;數字版權;專利運營;數據資產

無論是在國家還是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中，知識產權應用都居于重要的地位。只有良好的知識產權應用才能為知識產權的創造提供更多的經濟激勵，為知識產權的保護提供價值衡量的標準，以及為知識產權的管理提供動態有序的流程體系。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則對知識產權的應用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促進了知識產權的交易、運營，拓展了知識產權的創新性利用方式，更為優化地實現了知識產權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

1數字版權的人工智能交易

版權一經作品完成即自動產生的特點使其免去了授權審查的時間、金錢、信息和人力資源成本，但客觀上也使得權利缺少了一種公示公信的機制，對其轉讓、許可等市場交易活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雖然版權人可以通過自愿登記的方式進一步確定和鞏固其作為權利主體身份的證據，并可以通過加強自我版權管理或者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幫助其更好地實現權利的許可，但是在網絡環境下，這些活動本身也需要新信息技術的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就是這樣一種可以提供強有力支持的技術。目前，在理論上探討較多且國內外已有實踐應用的數字版權管理和交易人工智能技術主要是區塊鏈技術。區塊鏈是分布式數據存儲、點對點傳輸、共識機制、加密算法等計算機技術的新型應用模式。[1]2017年5月，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信息法研究所專門舉辦了“區塊鏈和版權論壇”。在該論壇上，布拉茨•博多指出，通過對數字“物品”的代幣化，區塊鏈本質上強化了網絡世界的擬制稀缺性。這些代幣可以是版權作品的數字復制件，也可以涉及作品使用的權利、許可條款或報酬支付。區塊鏈技術允許這些物品通過自我執行的“智能合約”進行自動交易，以及創建可靠和透明的交易記錄，而無需可信中介。由于其具有深遠的潛力，利益相關者對區塊鏈技術的興趣很高。權利人、集體權利管理組織、數字內容平臺、初創企業、投資者以及基礎設施提供商等，似乎都在基于區塊鏈的解決方案中以某種模式進行投資。丹尼爾•葛維斯進一步分析認為，對藝術家（作者和表演者）而言，區塊鏈可以對數字項目例如音樂文件中歌曲的“智能信息”進行編碼，范圍涵蓋所有權等典型的權利管理信息、使用許可和支付條款。從用戶的角度來看，區塊鏈允許訪問帶有嵌入信息的歌曲，清楚地標識允許的用途，限制和價格。用戶可以根據所需的用途簽訂合同，并以透明的方式直接向藝術家付費，而無需中間人的參與。[2]由上可知，區塊鏈技術為版權的交易許可分別提供了登記確權機制、自動交易工具和信息公示網絡，具有降低成本、節省時間、公開透明和民主參與等積極作用。具體而言，在版權登記環節，區塊鏈技術可以建立一個全網公開、不可篡改的權利公示系統。對于在網絡環境下直接以數字形式創作的作品而言，區塊鏈的時間戳可以直接幫助其完成版權權屬的登記和證明，并且這種登記的效力幾乎是不可推翻的。對于非數字形式的作品而言，只要其首次數字化時的權屬狀況是真實的，其通過區塊鏈完成的登記同樣也具有極強的證明力。就當下而言，由于我國的官方著作權登記機構基本尚未采用區塊鏈技術，因此由私人平臺所完成的區塊鏈版權登記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作品署名方式”，能夠有效推定作者的身份。[3]在區塊鏈登記中，每個版權人都可以獲得唯一的鏈上標記（Token）作為身份編碼。以這種身份編碼和預設的條件為基礎，版權人就可以與使用人以智能合約的方式完成各種許可或轉讓交易，尤其是方便進行支付小額對價而以特定方式對作品進行一次性使用的交易。區塊鏈在促進版權交易便捷的同時能夠保障交易安全，因為每個區塊都公開記錄了整個鏈上的每次版權交易，所有人都能獲悉交易內容，掌握私鑰的人即可以查詢到整個交易記錄，無權處分、未經授權而進行許可或分許可的行為根本無法得逞。區塊鏈的分布式存儲和去中心化架構還使得傳統的出版商主導的發行模式和事實上具有壟斷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遭受巨大的挑戰。在區塊鏈版權交易中，權利人不僅可以自主決定數字作品的數量、價格、時間等，而且可以在交易完成后第一時間獲得相應的版權收益，區塊鏈技術服務提供者僅提取較低比例的傭金。[4]區塊鏈避免了因信息不對稱如出版商隱瞞銷售作品的數量等所造成的利益損失，降低了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這樣的中間人進行管理和收轉許可費的時間和人力成本。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說互聯網促進了作品創作的草根化和平民化，那么區塊鏈技術則使得作品版權經濟價值的實現過程更加公開、公平和民主。應用區塊鏈技術進行版權交易的商業實踐自2014年以來也逐漸發展起來，截止2018年5月，全球已有40個區塊鏈版權交易平臺上線運營，新上線項目市值在2017年達到17.12億美元，并且，2018年僅1-5月份的新上線項目就達到了2017年的88.2%，反映出該行業較為明顯的上升態勢。區塊鏈版權領域進入全球加密貨幣市值Top200榜單的項目數量也逐年增加，表明該行業的運營已經具有持續穩定的成熟度。在具體的交易模式上，除了版權作品本身的直接交易以外，還包括版權衍生品的交易以及內容社區和分發。前者主要是指基于版權未來收益的資產證券化方案，版權作品的收益權眾籌等。后者是指基于區塊鏈上真實記錄的內容創建、內容下載、內容評價推薦等行為設計獎勵規則，鼓勵內容創作者創作出更多令人滿意的優質內容，鼓勵用戶主動挖掘并推薦優質的內容，內容創作者也可以根據鏈上付費購買的記錄來獲得長期收益以及調整創作策略。[5]國內外的代表性區塊鏈版權交易平臺基本上涵蓋了文字、音樂、圖片、影視等主要的作品類型。例如，德國的Ascribe就是一家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音樂作品版權交易的公司。其平臺的使用流程是：①登錄歌曲“發行”頁面；②啟動Prototype（使用“數據區塊鏈”所需的前端框架）；③點擊歌曲的“下載”；④建立以太賬本錢包；⑤用比特幣給第④步建立的錢包充值；⑥錢包到賬的時候，正式的下載鏈接出現。[6]Binded是一個致力于圖片版權區塊鏈管理和交易的平臺，并且其可以通過Twitter和Instagram等社交網絡賬戶輕松連接。億書則是國內的一家致力于知識組合和知識分銷的區塊鏈版權平臺，其將用戶的不同資源、不同用戶的資源進行簡單組合，形成一篇新文章、新雜志、新圖書，系統記錄各自版權和貢獻比例，組合形成的文章、書籍、視頻等衍生品，可以使用億推工具快速分發到網絡，系統基于智能合約，根據組合比例自動分配報酬給用戶。該區塊鏈平臺為用戶提供了內容挖礦、研發挖礦、廣告挖礦、存儲挖礦、運營挖礦等多種與版權相關的交易選擇。[7]2017年，我國還成立了“影聯區塊鏈版權交易平臺”，先后實時撮合完成了6萬多筆有關影視作品的版權交易。[8]基于區塊鏈的數字版權交易并非總是一片坦途，其還存在著若干技術、事實和法律上的障礙。技術上的第一個障礙是關于哈希算法和哈希值的。哈希算法是通過將某段信息轉換成一個固定長度的二進制字符串來抽取其數據特征，產生哈希值。哈希值的生成花費巨大。它是根據文件大小、時間、類型、創作者等計算出來的，單一因素的細微改變都可能引起最終結果的巨變，誰也無法預料下一個哈希值是多少，也沒有更改它的軟件。[9]在缺少行業巨頭研發系統的情況下，區塊鏈版權交易中的各種動態信息的哈希值不易確定和維持。技術上的第二個障礙與系統的局限性有關，目前的區塊鏈版權交易平臺都是具有時空局限性的系統，哈希值比對和智能合約的訂立都必須在同一個區塊鏈系統中進行，而難以實現全球互聯網內的跨區塊鏈操作。[10]技術上的第三個障礙是版權信息的存儲容量問題。自2013年以來，區塊鏈的數據量每年都成倍地增長。這就意味著，版權信息存儲的成本可能很高，為準備存儲相關數據的用戶提供正確的激勵將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任務。[11]如果一開始并不在鏈上存儲數字版權信息而在鏈下進行存儲，則就會存在接入區塊鏈之元數據的真實性問題，并且外部存儲版權信息的數據庫就會成為交易架構的“中心”，從而大大影響區塊鏈版權交易所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受中間方控制的優點。區塊鏈版權交易在事實上面臨的障礙是，盡管其有著去中心化、公開、透明、民主和可信任等特點，但對于大多數的網絡用戶和作者來說仍然是非常陌生的新事物，人們對它的參與度并不高，也就沒有辦法產生經濟上的“網絡效應”，使越來越多的版權人能夠以完全自治的方式實現版權的許可、轉讓和收益，而且它還可能受到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等傳統的中心化版權管理機構的抵制和反對。在法律上，加密貨幣和智能合約等新技術的性質仍充滿爭議，有些國家則明確禁止前者的使用，這也或多或少影響了區塊鏈版權交易模式的推廣和普及。

2專利技術的人工智能運營

人工智能在專利技術運營中的應用實際上與為專利開發而進行的專利戰略信息檢索挖掘密不可分，是一個整體的流程，因為企業申請專利時不僅要考慮其在法律上的可專利性問題，更重要的是確信其具有實施的價值、符合市場的需求、具有交易的前景。有學者通過研究指出，智能化、自循環、高效率的專利開發運營生態系統包括數據層、數據處理層、知識層、應用層等四層結構。數據層包括專利基礎數據、專利擴展數據、企業數據、經濟數據、金融數據、高校信息數據、標準數據、科技成果數據、平臺數據和其他數據。數據處理層主要是用人工智能的創造性算法來提煉數據的特征及價值。知識層由理論知識庫、詞典和專利技術發展規律、技術需求發展趨勢和高價值專利組成，是對專利數據進行深層分析以挖掘其內在知識和發展規律的過程。應用層包括專利運營平臺、智能檢索系統、專利分析系統、專利評估系統和協同創新平臺，其中的專利運營平臺具有供需信息智能對接的作用。以中國專利技術開發公司設計的中國專利運營平臺為例，其提供了兩條對接渠道，其中一條即是由系統調用智能檢索功能進行自動匹配對接，既包括對供方信息的需求自動匹配對接，也包括對需方信息的自動匹配對接。該專利運營平臺接入智能檢索、專利分析以及專利評估系統入口，以全面實現待交易數據的查詢、分析及價值評估。[12]香港的InQuartik公司則開發了供知識產權專業人士使用的智能平臺“專利云”。該智能專利平臺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在整個專利生命周期內為用戶提供服務，包括發現技術發展的見解，優化預算和資源分配，提高專利組合的質量和價值，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專利投資，以及最大化專利投資回報率。此外，版權交易中應用的區塊鏈技術同樣可以用作專利尤其是標準必要專利的運營。首先就一般性專利交易的公示需求來看，盡管各國專利法都明確建立了完整的專利登記和公告系統，其中對專利權的效力、歸屬、轉讓、質押、許可等都有相應的備案要求，我國《專利法》第10條第4款甚至規定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的轉讓采用登記生效要件主義，但是實踐中完成這樣的登記相對耗時較多，如專利權的質押登記平均要1月左右才能完成，不利于提高交易的效率和督促合同的及時履行，使用區塊鏈和智能合約技術則可以有效避免這一問題。[13]實時履行、公開透明、不可篡改的區塊鏈專利交易模式不僅對于個體的專利權人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而且也為我國專利行政部門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推進《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82條所創設的“當然許可”制度提供了可能。在標準必要專利聯盟的組建過程中，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對影響聯盟成敗的關鍵因素，包括專利的技術優勢、質量、聯盟中的專利提供方與被許可方數量、專利許可的條件、專利許可組合方案的復雜度、技術與產品上市的時間點、市場接受度、政策影響力、地區的習慣與喜好、企業之間的競爭、消費者定價、利潤分配、經銷商提成、公司的利潤等進行綜合計算。在標準必要專利聯盟成立后，運用區塊鏈技術可以提高專利信息透明度與正確性、以人工智能判斷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以智能合約有效管理專利聯盟運營細節包括授權條件、利潤分配與支付，并可分析確認標準必要專利。標準必要專利聯盟的管理費用，如專利申請費用、專利維護費用、聯盟管理成本和稅費、專利訴訟費用等也需要一個復雜的計算機制來籌劃。交易平臺上的智能合約和人工智能模塊則有利于簡化用戶操作流程和縮短專利聯盟管理時間，從而使之可以適用于各種類型的專利聯盟，包括防御型互不侵犯的聯盟、保險型的聯盟、攻擊性的聯盟等。

隨著世界范圍的文化交流日益擴大,版權貿易活動也日趨活躍,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出版社包括大學出版社的重視,但是,在我國現有的出版體制和管理體制下,我國出版社的版權貿易情況喜憂參半。   一、何為版權貿易   版權貿易是屬于許可證貿易范疇內的一種基于版權的經濟權利的許可或轉讓過程中發生的貿易行為。究其本質,也是貿易行為的一種,所以單列于其他貿易行為,不外是因為其貿易的標的對象不同而已。簡單地說,凡是通過作品的版權許可或轉讓行為獲利的貿易行為就是版權貿易。實物貿易是通過貨物買賣行為獲利的交易,在版權貿易這里不過是將實物所有權變為無形財產權中的版權而已。一般說來,版權貿易過程中許可或轉讓的主要是著作權人(“著作權”完全等同于“版權”,下略)的經濟權利。從廣義上講,版權許可或轉讓行為過程中的當事人無論是否在同一地域或為同一國籍,都可以稱作版權貿易。但在實踐中,我國業界所稱的版權貿易習慣上是狹義的概念,主要指國際間或不同地區間的涉外版權貿易行為,通常指著作權人與使用者不在同一國家或地區的情況。即,國內的作者與國內的出版社間的版權交易行為不在此之列。中國版權貿易發軔于19世紀末期。據報載,1898年,辜鴻銘翻譯的《論語》英文本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這是一本專為“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翻譯的書[1]。《論語》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之精華。辜鴻銘將其譯出英文本,是否獲得譯文稿酬以及如何獲得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毋庸置疑,他以中華民族擁有《論語》而自豪,所以他要介紹給西方,并且首選對象是“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這種向世界傳播民族優秀文化的壯舉,可敬可嘉!另據報載,中國著作權人授權外國翻譯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仍屬于辜鴻銘名下。1924年,歐根•狄特利希斯(Eugen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了施密茨(Schmitz)翻譯的德文版《中國人的精神》。該書的翻譯出版得到了辜鴻銘的同意[2]。從《論語》英文本的問世,到《中國人的精神》授權翻譯出版,時隔26年,足以看出辜鴻銘在北大執教的同時,將圖書翻譯、版權貿易當作一項事業來做。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從事過版權貿易的除了辜鴻銘之外,還有嚴復、林語堂、張元濟等人,他們致力于思想文化傳播,可謂中國版權貿易的先驅者。然而,中國版權貿易得以突飛猛進,駛入發展的快車道卻是在一個世紀以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中國分別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兩個公約在中國先后生效。從此,我國的版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為中國的版權貿易開辟了廣闊的新天地,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出版人、版權人銳意進取,貿易步伐在加快加大,貿易成果豐碩喜人。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國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的比例一直處于10?1的水平線上波動徘徊,引進與輸出的比例嚴重失調。   二、北京大學出版社對外漢語類圖書版權輸出的得與失   自1955年新中國第一家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成立以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到2006年底,我國共有高校出版社一百多家,約占國內全部出版社總數的1/5左右。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大學出版社是我國出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在國家出版業中的地位來看,已從原來的補充地位逐步地轉向主體地位。在21世,大學出版社將成為我國出版業的一個重要方面軍,對大學出版社發展與改革的研究,對于解放和發展新聞出版生產力,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F以北大出版社對外漢語類圖書的版權輸出為例試作分析。漢語學習類圖書,在近幾年的圖書版權輸出貿易中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的勢頭,原因在于海外掀起的漢語學習熱潮引發了消費終端對該類圖書的大量需求。面對國際市場上難得的對中國圖書有如此關注的機遇,一些出版社開始積極組織、出版適合海外人士使用的漢語讀物。北京大學出版社對外漢語類圖書的版權輸出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當時日本買走了一本名為《漢語初級教程》的教材版權,正式打開了北大出版社漢語編輯部的版權輸出之門。   1.充分利用品牌優勢,走品牌之路   品牌,在版權輸出領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直接關系到出版社在外方的影響力和貿易地位。海外出版商對版權貿易合作伙伴的選擇十分謹慎,因為不了解,在輸出或者引進版權之前,他們都會對每一家意向出版社進行詳細的市場調查取證,該出版社的市場地位、品牌優勢、出版實力等都會是版權貿易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北大出版社依托于北京大學豐富而優秀的作者和信息資源(其中北京大學的對外漢語教學已經有40多年的歷史,北大出版社的漢語教材的編輯出版也超過了20年,并且發展了多種讀物、教輔、音像等衍生產品,對品牌進行多元化立體性開發),有著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是一種質量的保證。迄今為止,北大出版社的漢語圖書可謂精品薈萃,多種圖書獲得國家頒發的各種獎項,例如:2000年出版的具有權威性的高質量教輔《HSK漢語水平考試模擬習題集》在版權輸出到日本之后,反復重印,銷售已達到幾萬冊,是目前為止出版社經濟效益最高的版權書籍。2004年出版的《魔力漢語》還獲得了當年度的“版權輸出獎”,該書內容新穎,形式活潑,被認為是編寫形式國際化的一個典型范例。   2.在選題策劃上遵循國際化線路,與國際接軌   北大出版社對外漢語類圖書具有很高的版權輸出率,除了品牌所帶來的社會效應之外,還主動開發具有國際市場銷售潛力的選題,從題材、內容、結構、語言、形式到版式設計、印刷都遵循國際化路線,作版權輸出目標的本土化設計,以適應于海外讀者的知識需求、閱讀習慣以及審美情趣。比如該社2004年全新推出的《新概念漢語》教材,就是受到了《新概念英語》的啟發,借鑒其編寫特色,對國內教材形式進行改造再加工,追求生活化、趣味性和時代感。北大社十分注重對海外市場的信息搜集工作,在信息渠道方面,同版權合作方密切聯系、頻繁交流,通過E-MAIL和相互拜訪等方式互通有無。參加各種國內外會議也是獲取相關領域重要信息的有效渠道,例如在2004年11月,與漢辦、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共同組團赴美國參加外語教學學會(ACTFL)的外語圖書會展。通過講座、午餐會、演講等形式,與國外出版界進行有效的信息交流,熟悉中國市場運作規律,并獲得最新的出版動態和客戶資源。#p#分頁標題#e#   3.多方整合,注重對客戶資源的管理   客戶資源是當前出版社拓展國際市場所爭奪的焦點。為擴大并鞏固已有的客戶資源的這種爭奪以及由此引發出來的管理方法的探索都將是各出版社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主要目標。北大社在客戶資源的維護上有其獨特的想法。北大社版權輸出的客戶資源主要分為作者資源、海外出版商資源以及海外終端讀者資源。(1)作者資源作者資源是出版社維持出版市場的根本保證。背靠揚名中外的北京大學,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成立了40多年的對外漢語教學中心,擁有一個龐大的優秀老師隊伍,可為北大社源源不斷地輸送強大而穩定的作者資源。他們具備豐富的教學經驗和扎實的知識體系,在與北大社的長期合作中,也逐步形成了國際市場意識。北大社所建立起來的作者關系網,不是停留在業務合作這種淺層交流上,而是傾注了私人的感情因素,編輯與作者之間以朋友關系坦誠相待。這同時也保證了穩定而長期的作者資源支持。在國外授課的中文老師也是北大社選題組稿的重要作者資源。他們通過各種聯系方式,包括E-MAIL,“對外漢語網”及相關漢辦網站的BBS、聊天室等網絡工具相互交流;同時,北大社與國外漢辦也保持著經常性的接觸,獲得及時的信息和客戶資源更新。至于譯者資源,這主要取決于版權購買方的能力了。(2)海外出版商資源與國內絕大多數版權輸出狀態相同,北大社的對外漢語圖書的版權輸出范圍還多限制在東南亞的國家和地區。北大社與海外一些出版商保持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譬如韓國時事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韓國辦事處;日本的阿陸軍庫出版公司、光生館、講談社、柏書坊等都是絕大多數圖書的版權輸出合作方。保持這種經常性的聯絡和信息溝通,是維護客戶資源的最有效的方式,當然,這種維護需要建立在具有相互合作空間的基礎上,是出版社的版權輸出的目標性群體。(3)海外終端讀者資源編輯部對海外終端讀者資源的管理目前還處于一種間接接觸狀態。這也是國內出版社的國際市場開發渠道不暢造成的必然結果。由于中國的國際市場發行能力有限,版權轉讓之后,海外的版權購買商負責其語言范圍之內的市場發行,然后將發行數量以報告等形式傳達給國內出版者。此外,北大社的海外讀者的需求也是通過版權購買方面而獲知的。目前,對外漢語圖書的海外發行領域主要集中在校園銷售、集體定購;有些漢語讀物會在書店等零售業作直銷,只是銷量基本不大。   4.問題與不足   雖然十多年來,北大出版社對外漢語學習類圖書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漸踏入海外市場,但仍然掩飾不住閃耀的光環背后,那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①合作雙方溝通不足。主要表現在出版社之間的合作趨于表面化,缺乏更為深入的合作,“合作出版”將在今后成為中國出版社試圖擺脫版權輸出困境的主要模式。②信息溝通不暢。目前國內出版社對國外市場渠道開發投入力度仍顯不足,人員能力有限。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參與博覽會、出版社個體間的單獨接觸之外,其他例如網絡開發、與版權合作等渠道的使用依舊是絕大多數出版社的軟肋。③圖書形式開發創意不足。海外購買圖書版權之后,一般需要對原書進行二次開發。比如日本在2000年購得《漢語常用用法詞典》之后,都對原圖書進行了再次開發和多重加工,對裝幀形式另作特別設計,市場效果明顯。其制作之精美,態度之認真與細致,令北大社嘖嘖贊嘆,這也正說明了當前我國的圖書設計意識與國際仍有較大的差距,仍需要時間去借鑒與學習。   三、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國出版社版權貿易路在何方   1.注重版權經營,把版權放到與經營資本相同的地位來管理和經營   不少出版社的版權經營通常只滿足于版權產品的生產與營銷,并沒有將版權貿易作為出版社的主業之一來開展,更沒有把版權放到與經營資本相同的地位來管理和經營,對版權經營輕視、忽視、閑置、浪費的現狀必須改變。萬達版權公司總監吳呵融認為:“版權是出版產業最重要的資源,出版社的經營歸根到底是版權的經營。”[3](P12)她將版權經營水平劃分為三個層次:①最基本的經營,其特點是:出版社僅以本國市場為著眼點,對選題作一度開發,對原創作品只在國內范圍,甚至區域范圍進行使用。目前國內大部分出版社的經營處于這種狀態。②既注重國內組稿,又注重國際組稿,有意識地把開發國外、境外的出版資源納入出版經營的范圍,積極進行版權貿易。這一層次的出版經營者,已具有版權貿易意識,懂得對出版資源進行二度開發:一方面,對本社在國內組到的原創作品,不但好好利用它們在國內市場的價值,而且能把版權賣到國際市場,進一步開發它們在國際市場的價值;另一方面,密切關注國外、境外的出版資源,將適合本國圖書市場的作品版權購買回來,二度開發其價值。目前,國內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出版社已進入這一層次的經營。③出版經營的最高境界:出版國際化。經營者對每一選題的策劃幾乎都以世界圖書市場為著眼點,他們是站在世界舞臺上經營版權的。目前,絕大部分出版社都只局限在第一個層次上,迫切需要提高版權經營的層次。   2.按照國際慣例進行國際化的出版運作,走“國際組稿”之路   目前,國內的版權輸出主要分為四種:①作品先在國內出版再由國外的出版商翻譯出版;②制作“規模型對外輸出終端產品”的雙語讀物,成品書直接由國外訂購,直接出口;③合作出版:國外出版商策劃選題,國內組稿、編輯、定稿,外方購買負責印制發行;④國際組稿,即出版企業與國外專家學者進行合作,獲取稿源,實現出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總經理李峰認為:“引進成品或者引進版權可以歸類為國際圖書貿易的初級階段或者簡單階段。高級階段是出版社的編輯人員直接在國際范圍內進行國際組稿。版權貿易如果是條粗線,那么,‘國際組稿就是版權貿易的細化’,是版權貿易最本質、完善、高級的含義。對于編輯來講,必須有能力接受這樣的挑戰,編輯的組稿工作要由從前的‘足不出戶’式的‘等稿’、‘守稿’、‘審稿’,轉變為千里迢迢地到海外,到國外的作者家里‘約稿’、‘索稿’、‘組稿’,這就是國際組稿。”“國內出版社通過國際組稿,按照國際慣例進行國際化的出版運作,積極參與國際出版競爭,對提高自身出版社實力,擴大自身眼界和胸懷都會有很好的促進作用。”[4](P11.12)#p#分頁標題#e#   3.與世界同步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英國第一位出版學教授、牛津國際出版研究中心主任保羅•理查森認為,許多歐洲國家與中國一樣都是版權赤字(逆差)國,而造成逆差的原因“當然首先是語言因素”,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語言隔閡;再就是“中國出版商對外國市場了解太少”;而最大的障礙是“信息,特別是商業信息”。[5](P16)廣東科技出版社副社長傅東偉認為:“要想在國際圖書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并真正樹立起作為出版大國的形象,就必須首先通過圖書和版權貿易等形式輸出一大批從內容、語種、編排、裝幀設計、印刷、紙張、開本,甚至包裝和宣傳品都適合海外市場需求,并能產生一定影響力的外向型圖書。”他認為科技圖書要走向世界必須做到:“①強化外向意識”;“②開發外向選題”;“③重視圖書質量”;“④講究運作策略”;“⑤加強宣傳推廣”;“⑥拓寬對外渠道”。[6](P21.22.23)   4.強強聯手,優勢互補,與版權公司合作共謀發展   版權是版權制度有效運行的重要支柱,對版權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同時,它有利于開展版權貿易,促進版權產業的發展。1988年以來,國家版權局正式批準成立了20多家版權公司,還有一些海外和國內民間的公司和人。對中小出版社來說,通過版權公司進行版權貿易,可以節約交易成本。版權也有助于我國圖書走向世界。熊雁認為:“走向世界是一項系統工程、綜合工程。只憑一家家出版社去做,不僅力量有限,成本也會增大。需要聯合起來,攜手共進,大家得利。這種聯合與協作的重要一環便是培育得力的版權機構。好的中介公司能使出版社及時掌握全球出版信息,了解國際出版趨勢,為版權貿易提供諸多方便。”[7](P25)   5.注重對專業人才的選擇和培養   要做好版權貿易,人才的選擇和培養是關鍵,這已成為業內人士的一種共識。在2002年1月召開的“2002BIBF北京國際版權貿易研討會”上,與會人員討論了目前版權貿易存在的主要問題,認為“目前國內許多出版社還缺少版權貿易的專門機構和專門人才”。[8](P27)就這種復合型專門人才的具體素質,江蘇美術出版社的小辛作了很好的總結:①“應有良好的品德、敬業愛社。既堅持原則又靈活處事,有良好的語言和文字能力。還要有奉獻和自律精神。”②“應具有時間和效率觀念,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意志。具有誠實守信的法制精神,一旦契約生效,能嚴格履行合同。具有良好的計劃協調能力和公關能力。富有朝氣,精力充沛。”③“應掌握一門外語,最好有英語的口譯和筆譯能力。熟悉編輯業務,尤其是本社的選題范圍和市場情況。會測算出版成本,了解出版各個環節。”④“應掌握計算機使用技術,熟悉網絡應用技術,具備學習和使用各種先進通訊工具的能力。”總之,要做一個合格的對外版權貿易的員工必須做到“德才兼備”。[9](P110)   從目前來看,我國版權貿易人才的在校培養時機還不是很成熟。舉辦各種形式的研討班、短訓班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出版外貿公司、出版社、出版培訓部門都作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職培訓和內部培訓都只能滿足一時之需,在校培養才是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