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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琦珂 曹幸穗 單位：南京農業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農業博物館
游牧畜牧業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第一次社會分工準備了條件，出現專以畜牧為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業。如果說馴化野生動物使之家畜化，是人類與牲畜關系的開始，那么，游牧則是人與牲畜關系發展的新階段。隨著飼養牲畜數量的日益增加，居住區周圍的空間便顯得有些逼仄局促，馴養者只好早晨把畜群趕到有水草的地方去放牧，晚上再趕回來。隨著畜群數量的進一步增加，一個日程范圍內的草地遠遠不夠牲畜采食了，馴養者不得不攜其家庭成員趕著畜群逐水草而居，游牧畜牧業便產生了。東北地區的游牧畜牧業，是畜牧經濟日益發展、草畜矛盾不斷激化的產物。放牧牲畜的時候，行走范圍一旦超過了人類步行所能達到的極限，畜群就會面臨饑荒的危險。馬能夠提供遠大于人的速度與耐力，可以使牲畜吃到更遠處更新鮮的青草，獲取更大范圍的水草資源。馬的馴化可以讓人類擁有新的生態空間，讓人類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環境，這也正是草原地帶馬業興盛的主要原因。馬是游牧畜牧業階段的重要牲畜。符拉基米爾佐夫曾指出：在游牧民族中，“馬比一切更受重視，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財富，沒有馬，草原經濟便無法經營。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戰爭與圍獵，并賴以供給馬乳，蒙古人吃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9］。牛也是游牧民主要的家畜。草原部族飲牛乳，食牛肉，制作奶油、酸奶、奶塊等食品，但更主要的是，用它做運輸工具。史載，蒙古“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10］。游牧民族逐水草而遷徙，經常地變換牧地。每到一處，牧民們搭起帳篷，草原上便炊煙四起，牧歌悠揚；若要更換牧地，就要把帳篷連同牧民的生活用品一并帶走，這就需要牛來作為挽畜，拉起草原特有的轤轤車，游走四方，浪跡天涯。豬雖然可以放牧，但并不適于大規模的游牧，養豬應與定居農業相表里。因而在游牧畜牧業階段，與定居農業共生豬的飼養，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此時，人們對馬、牛、羊產生了高度的依賴，因為它們不僅能夠提供人類衣食所需（如肉、乳、皮），而且還可當役畜使用（如馬、牛、駝）。
定牧畜牧業階段游牧畜牧業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不完全經濟，是社會生產和物品交換發展到相當程度后的產物，它不能完全脫離種植業而獨立存在。游牧大遷徙使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經濟交流逐漸頻繁起來：游牧民需要從農耕居民那里換取糧食，滿足自己的果腹之需；而農耕居民也需要從游牧民那里獲取肉、乳等高蛋白食物，補充營養。久而久之，兩個民族建立了持久的經濟聯系，形成了互助合作關系。其結果是，一些游牧民開始發展種植業，經營農牧并重的經濟生活。這種農牧兼營的經濟方式，再也不容牧民四方游走，到處遷徙，他們的牲畜放牧，往往被局限在以種植區域為中心的一定范圍之內。在這一階段，家畜從單純作為人類的食物來源，逐漸轉化為勞動工具和生產手段。牲畜使用價值和生產效益的不斷增長，刺激了人們飼養的積極性，促進了畜牧業的進一步發展。進入定牧畜牧業階段之后，馬、牛的飼養已退居次要地位，羊則占據了畜群的主導地位。這一方面是因為羊的品種特別多，能夠廣泛分布在多樣生態的草地，另一方面，羊的繁殖力極強，能夠為牧民提供更多的肉與乳。因而在東北西部草原部落所牧養的肉畜中，羊是數量最多的一種牲畜，每一部落的羊群數量都十分可觀。從覓食習慣上講，羊的生態適應性比馬、牛更強一些，因而也更適合在高寒地帶生存。冬季的到來，對于放牧于東北西部草原上的畜群，可能是最嚴峻的生存考驗。這個時候，馬能夠以蹄踢、蹄刨的方式，打開冰層，覓食冰層下面的冬草。雖然綿羊也能用蹄刨開雪，吃到下面的冬草，但對于已凍成冰的雪層，有時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能啃咬馬兒打開的吃剩的草根。長期的生存競爭，造就羊超強的生態適應能力。因其品種較多，食譜范圍較廣，東北地區羊的生態適應性很強。山羊與綿羊，都有其特殊食性。綿羊基本上是草食動物，它們只吃青草，山羊雖也吃草，但它們也啃食嫩枝、嫩葉。山羊的這種可兼容各種植物資源的食性，使得它們非常適合在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叢的環境中生存。定牧畜牧業階段的放牧方式，和農業上的精耕細作一樣，非常講究，不同季節怎么放，不同牲畜如何搭配，有一整套的辦法。例如在放牧牲畜時，馬、牛、羊一般是分開放牧的。馬善奔跑，行走速度快，可以迅速到距離較遠的地方覓草；而牛行動緩慢，與馬不可能同群；羊行走速度與馬牛不同，所以羊也不與馬牛混放。還有一種不能算是畜產，但人類不可或缺的動物，那便是狗。狗在人類馴養野生動物的歷史上有其特殊地位。遙想在遠古時期，東北先民以捕魚打獵為生，成群的野狗跟著游獵的人群移動，撿食他們丟棄的動物殘骨，并在人類進行狩獵時幫忙圍趕獸群，夜間則保護著人類的領地及財產。長期以來，狗便成為人類的朋友。不管是在游牧畜牧階段，還是在定居畜牧階段，它們都忠誠地守望著人類的領地，協助人類保護、管理牧畜。
定居家畜業階段農耕與游牧這兩種經濟形態，具有不同的能量轉換機制和環境適應方式。在食物能量及生產效率方面，農耕方式要高于游牧方式，所能養活的人口也更多一些。進入內地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放棄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轉而接受定居的農耕生產和生活方式，不僅與生存環境的變遷有關，還會受到農牧政策的嚴重影響。清代以來的草原放墾政策，使得豐饒草原變成農莊田野，迫使許多牧民放棄游牧業，從事定居農耕活動，即便保留有畜牧經濟，也僅以家庭養殖業的形式存在。進入定居家畜業階段之后，畜牧經濟退居次要地位，僅與農耕經濟互補共生。因此期仍然是農耕與畜牧并重，東北地區牲畜飼養的種類與比例，即使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區域，也多有差異。東北南部地區以農耕為主業，家畜多飼養豬、牛、羊，家禽多為雞、鵝、鴨（靠近水邊的地方）；東北西部地區，歷史上多為游牧民族的畜牧區，多豢養馬、狗、牛、羊；東北北部的漁獵民族，多飼養鹿和狗，史稱“使犬部”、“使鹿部”；東北東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漁獵為主業，除了飼養豬、牛、羊，往往還把鹿和鷹作為漁獵的助手。馬依然是定居家畜業階段的必備牲畜，主要用于拉車耕田。使役牲畜，除馬之外，還有驢、騾、駱駝。驢，適合于輕便農作和騎乘。騾，是馬和驢相交配而生，體軀大，負重多，善拉車。駱駝，主要產地為大興安嶺以北、呼倫貝爾草原一帶，鄂溫克、達斡爾、蒙古等民族多有飼養。豬為經營定居牧民所常畜。史載挹婁人“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數分，以御風寒”。挹婁人對豬的偏好，也體現在當時的葬俗中：“死者其子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11］。在定居家畜牧業階段，養豬雖可為人類增添肉食，但豬也消耗人類的食物；兩相抵消，養豬并沒有為人類增加多少食物；在生存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豬甚至是人類的食物競爭者。盡管如此，豬仍是東北農耕民族的必飼家畜。雞、鵝、鴨等也是東北農家常畜之物。方拱乾《絕域紀略》云：“雞豚鵝鴨視所畜，客至而操刀而割，豕墮地即充庖丁焉”，“伏雞曰抱，爵子及雞雛皆謂彀，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能夠鑒別雞卵的公母，說明定居家畜業階段，雞的飼養已相當普遍。東北民戶普遍養狗以守夜。黑龍江、松花江下游地方的赫哲人，其所養之犬，大如驢，可以拉扒犁，馳于冰上，行走如飛，作用等同牛馬。此外，東北地區西北部少數民族多飼養馴鹿。鄂溫克人、鄂倫春人養馴鹿，主要是食其肉、乳、脂肪，并用來做為馱物、拉雪橇的交通工具。此外，他們還飼養白花鹿，“取者養于家，以取奶，名曰鹿奶子”。#p#分頁標題#e#
環境變遷與生態適應牧畜的生態適應性，決定著東北地區畜牧結構演變的趨向和類型。游牧經濟中的馴養動物馬、牛、羊等，大都以草、葉、嫩枝、荊棘、苔蘚為食。從覓食習慣上講，山羊與綿羊吃草，都是把草株的底部完全切斷，而馬與牛吃草則牙齒截斷草株的位置較高一些。因此馬與牛吃過的草地，羊依然能獲得草食；但羊先吃過后，馬與牛就無草可吃了。這樣的動物食性，為畜牧制度的合理安排，提供了理論依據。如果說牧畜生態習性的進化是畜牧結構變遷的內在因素，那么，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突變，則是造成畜牧方式逐漸轉型以及畜牧結構不斷演變的外在動因。東北地區原始畜牧業結束、游牧畜牧業興起之際，正是全新世暖期結束的氣候狀態轉變之時。為適應這種氣候及環境條件的變化，人們不得不縮小家庭飼養畜種的比例，擴大放牧畜種的范圍，加速了畜牧游牧化的進程。氣候的突變往往會直接導致畜群生存環境的驟變，而歷史時期大量移民的修筑城池和墾荒活動，更加速了畜牧生態的惡化，促進游牧畜牧向定牧畜牧的轉化。對游牧畜牧業造成嚴重影響甚至巨大破壞的，是草原地區的自然災害：風雪災害被人們稱之為“白災”；干旱災害使野草枯死，被稱為“黑災”；牲畜疫病，造成牲畜頭數銳減，被稱為“瘟災”；蝗飛蔽野，一過牧草空盡，被稱作“蝗災”……當“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退化為鹽堿荒地時，當“平沙軟草天鵝肥”的沼澤衍化成沙漠的時候，定牧畜牧業最終不得不走向高度依附農耕文化的定居畜牧業。
畜牧政策與飼養技術歷代政府的畜牧政策，對畜牧系統結構的變遷影響很大。元朝通過國家力量，設立太仆寺，開辟官牧場，以擴大牲畜的牧養繁殖。蒙元政權的畜牧政策，使部分農業區與牧業區相結合，大大改善了畜牧業的條件，促進了畜牧業的發展。也正是從那時開始，草原部落實行領地分封制度，各領地之間“劃疆分界”。領地制度的實施，事實上起到了游牧畜牧業向定牧畜牧業逐漸轉變的促進作用。為了實現畜牧種群的合理布局，以達到草畜的基本平衡，牧民在畜牧生產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合乎科學的飼養管理方法。草原牧民利用馬與羊的覓食共生關系，合理安排畜牧制度。在蒙古族中，有“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的畜種布局。草原游牧民控制馬、牛、羊的繁殖速度，基本上每年生產一胎，以便能有效控制種群數量，實現畜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萍紕撔履芰υ诓粩嘣鰪?，畜牧生產結構也會隨之得到優化。東北地區良種培育技術、種草養畜技術、秸稈青貯技術、疫病防治技術的不斷引進和逐步推廣，均有力地推動著畜牧結構的繼續升級。穩定生豬生產發展，加快肉羊生產發展，突出奶業經濟發展，應該是東北地區畜牧結構發展的未來發展方向。
文化習俗與飲食習慣薩滿教是東北地區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其萬物有靈、多神信仰的特點，造就了游牧民族尊崇自然、取之有度的文化習俗。局隅于大興安嶺一角的鄂溫克人，所供奉的卓日神，身前替主人養牛擠奶，死后被奉為神。神像是每當乳?；疾〔怀瞿蹋撩穸家獟煲划嬛赀~老人和帶犢乳牛的神像，向它虔誠地祭拜。受其影響，牛自然成為這個部族的主要畜種。黑龍江地區的吉里迷人盛行養狗，一家之中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批狗，這是他們的主要財產之一，因此男女訂婚的時候也要“先定以狗”，做為聘禮。奴兒干地區的女真人“衣狗皮，食狗肉，養狗如中國人養羊”［12］。分布極廣的乞列迷人（女直水達達）“不知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則牽拽杷犁，食則烹供口食”［13］。生活于草原區的蒙古人，其生活資料主要是肉和乳。長期的游牧生活，養成了蒙古牧民夏天飲奶（或吃奶酪）、冬天吃肉的飲食習慣。相較而言，牛奶的營養更為豐富，也更為解渴；羊肉脂肪含量更少，也更合口味，因而牛、羊成了游牧畜牧業階段的主要牧畜。馬耐力大，奔跑速度快，適合牧民的騎乘，因而也是游牧畜牧階段的必要牧畜。
經濟交流與市場影響農耕經濟始終為畜牧經濟的發展提供著經濟基礎和技術支持?？梢哉f，農耕經濟在畜牧系統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畜牧部落通過市場交換，從鄰近的農耕民族哪里，獲得必需的農產品及各種加工產品。生活在農區或半農半牧區的定牧畜牧民，在生產實踐活動中得到的好處更為明顯：一方面是有些牧民開始走向定居、半定居，生產和生活較過去趨于穩定；另一方面，他們可以自己生產或通過收取地租的形式，得到糧食、飼草料等農產品。因而從這個角度講，畜牧部落和農耕民族的市場交流，加快了畜牧系統的演化進程。如果說后金與明朝的馬匹互市，還是不完全市場交換，那么，近代以來蒙古與中原的羊毛貿易，東北與歐洲各國的畜產品貿易，均有力地推動著定牧畜牧業的發展與繁榮。以解放前的蒙古族為例，他們向國外輸出的貨物絕大部分是畜產品，包括毛類、皮張和牲畜等。這種畜產品的高度市場化，推動著畜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一起匯入現代草地生態系統（用著名草地學家任繼周先生的話來說，草地生態系統，不僅經濟效益高，而且生態效益高，是最為穩定的生態農業系統）的偉大洪流之中。
東北地區的牧畜種類繁多，主要為馬、羊、牛、豬等。東北南部地區以農耕為主業，家畜多飼養豬、牛、羊，家禽多為雞、鵝、鴨（靠近水邊的地方）；東北西部地區，歷史上多為游牧民族的畜牧區，早期多豢養馬與狗，進入定居畜牧業階段之后，牛和羊的飼養逐漸普遍起來；東北北部的漁獵民族，多飼養鹿和狗，史稱“使犬部”、“使鹿部”；東北東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漁獵為主業，除了飼養豬、牛、羊，往往還把鹿和鷹作為漁獵的助手；及至進入農耕社會之后，家畜飼養以豬、牛為主，后期有了驢、騾；家禽飼養以雞、鴨為主，后期有了鵝、雁的飼養。就整個東北地區而言，早在石器時代，東北的原始先民“刀耕火種”，以人為“畜”，進行著“耦耕”勞動，其時的生產力極低，原始先民往往還需借助原始畜牧業來維持生計。秦漢以來，牛耕對人力拉犁的取代，既解放了勞動力，又提高了勞動效率。農耕民族對牛的需求日益強烈，因而在東北東部地區，役畜以牛為主，牛的飼養量很大，但隨著民族的不斷融合，受東北西部草原民族的馬文化的輻射，東部地區的役畜養殖開始出現馬與牛平分秋色的局面，近代西方實驗科學的傳入，東北居民開始意識到馬與驢雜交的騾不僅食譜廣泛，而且力大無比，于是騾的飼養便異軍突起，甚至大有獨領一時風騷的趨勢。#p#分頁標題#e#
現實是歷史的積淀和延續。中國農業系統主流是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的歷史更替，未來的農業系統應該是傳統畜牧系統和傳統農耕系統向現代草地農業系統的回歸。我國東北地區現有的畜牧結構還比較原始落后，部分畜產品階段性、結構性、地區性的過剩現象，嚴重影響著東北地區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按照歷史規律，我們走到了畜牧系統轉型期。為盡快實現畜牧業生產從數量型、溫飽型向質量型、營養型的戰略性結構調整，應該走養殖結構多元化、畜禽品種優質化以及牧草種植規?；穆纷印榇?，我們應該總結畜牧系統發展的規律，吸收歷史上牧畜布局的合理成分，進一步調整、優化東北地區的畜牧結構，最終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草地農業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