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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小波
老齡化是指60歲和60歲以上人口占人口10%以上(或指65歲和65歲以上人占總人口的7%以上)的地區或國家.齡化社會的出現是人類經濟與科技不斷步，社會生活穩定，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時降的必然結果。根據聯合國預測;不論發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老年人口增長速都將超過總人口的增長速度，高齡人口增長速度將超過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以，進入21世紀后，全世界都將先后完成齡化。人們稱21世紀是老年人的世紀。世目前已進入老齡化的國家和地區有46個，并且正在向高齡化方向發展。
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建國以后，隨著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以及醫療技術的進步，導致了70年代以前高生、低死亡、高增長的人口激增。7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均壽命延長，使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從1982年開始表現出從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的特征。我國人口學家預測:2000年全國總人口為12.7億，老年人口為1.3億，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為25.5%，平均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老人。中國老齡化來勢猛、起伏大、速度快，是世界人口老化史上罕見的。目前中國有老年人9000萬，其中只有2100萬享受退休金和免費醫療，然而10年內退休職工將翻一番，達到4000萬人，年退休費近千億元。203。年，退休職工將達到一億人，年退休費達到3000億元以上。
在退休職工上升的同時，在職職工比例卻在下降，據經濟日報公布的數字:目前在職職工與退休職工之比為7:1，到2。。0年下降為4.1:1，2030年下降為1.8:1。老齡化社會與現今社會政策之間存在的矛盾還不光在經濟上，在人口間題上，平均壽命的延長，獨生子女家庭的普遍實現，獨生子女成婚后，必然使未來的老人家庭“空巢階段”(指無子女在家)延長到20年左右(以70歲為預期壽命)，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勢必向社會養老發展。而社會又無經濟能力全部給予承擔。尤其是億萬農民的社會養老更難實現。與人口結構老化相聯系的是醫療服務和衛生資源分配間題，老年人口增加，疾病體質必然增加，衰老無逆轉可能。但是，現代高科技的醫療服務可以提高治療水平，降低人口死亡率，繼續延長老年人的壽命;但同時又產生兩個新問題，一是病殘老人增多，二是新器械、新設備價錢昂貴，必然使醫療費用急劇增加。有限的資源和普遍的延壽的要求將使醫學處于兩難境地。社會老齡化迫使我們重新考慮中國衛生服務和衛生投資方向以及倫理觀念問題。
據老齡人口已占12.46%的上海市調查，1987年全市醫療費用為1982年的3.3倍，年平均增長率為49%。費用上漲過快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疾病譜改變，價格調整以及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等。其中最需要重視的是，老年醫療費用負擔問題將變得越來越嚴重。1986年市區人均醫療費為52.13元，其中老年人的醫療費為一般人的2.09倍多為30歲以下人群的4倍。而且，醫療費用隨著享受醫療免費待遇的提高而提高，享受全免費的公費、勞保醫療的人群存在著因過度利用而造成浪費的現象。衛生資源的分配是國家確定衛生工作發展方向和重點防護人群的基本工作。在世界性的人口老化中，最普遍、最嚴重的問題是各國政府將無力從經濟上維持老年人已有的各項福利開支，其中最主要的是老年人的退休金和醫療保健費等。法國有人研究認為，對于一個人來說，一生所花費的醫療費，9/10用在最后那三四年上。
隨著中國老齡化的逐漸加重，我們應該盡早按照未來老齡化社會的需要來考慮目前正在實行的醫療服務方式和衛生資源分配方案。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四點值得分析。第一，現行的衛生資源分配的思想實際上是重治輕防，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高精尖設備和對個人的檢查治療上，醫院努力用固定資產折舊的方法提高創收水平，另一方面，醫院在群體防治上資金缺乏，以致出現了上海、新疆甲肝大流行，造成數千群眾的疾病體制和數億元財產損失。
這里有衛生資源分配問題，也有醫生個人所得不公正的問題。第二，我們的醫療衛生服務缺乏對人的勞動價值評判，使多數具有普遍意義有勞動能力的群體享受衛生經費較少，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實際放到了大城市、大醫院，基層缺乏高級醫師，勞動人群的常見病、多發病受到忽視，導致許多病根種植在成年群體階段;相反對少數公費醫療的疑難病、高危病人，醫院則鼓勵用高費用表示對病人的高人道，盡最大努力拖延病人生命，而不管這種治療的效果是否節約衛生經費或真正有利于病人和社會的需要。至今還有一些醫院存活有植物人，這是以對多數人衛生保健經費的剝奪為代價的。而對自費醫療的人，社會沒有醫療保險，醫院也無與其公費同等對待的可能性，其原因是我們醫院改革中實現的承包制與社區居民健康狀況不掛鉤，其結果仍然是醫生賺醫生的錢，病人得病人的病。資源分配相差如此懸殊，顯然與人人享有健康保健的公正原則相悖。第三，這種從出生(獨生子女)包到死亡的資源分配方法，實際起到了鼓勵群眾吃藥，而不是鞭策其鍛煉自身素質的作用。第四，目前醫療體制和衛生資源分配方案只能使醫療費用始終保持膨脹的勢態，更經受不起老齡化社會的沖擊，它已經遠遠超出了國民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范圍，也是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難以接受的?，F在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已有相當數量的企業無力承擔職工的醫療費開支，還有的企業對飛速膨脹的醫療費采取種種金額限制措施，這些做法將對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造成深刻的影響。所以醫療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刻不容緩。我們必須面向未來，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老齡化社會的衛生資源分配體制。我個人認為，適應老齡社會的衛生資源分配的體制應基于以下幾個基本思想來建立。
一、中國直到21世紀中期也將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日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經濟總產值仍將居于世界后列;為擺脫貧窮和落后，址根本的還是要發展生產力，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刁‘能逐步解決全社會范圍的“老有所養”和緩和人口老化的消極影響問題。所以，對老齡人口的社會福利不可不給，也不可多給。否則，今日作為承擔社會贍養重擔的成年人進入老齡階段時，社會如因福利開支過高而給予裁減時，往往容易導致新的社會動亂。
二、對老齡化社會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衛生經費的增長既要考慮到國情國力的發展，又要努力跟上人口老齡化的步伐，還要有專門經費作為老年醫學保健和研究的經費。所以對老齡化社會的國民經濟分配和衛生經費的增長率要有前瞻性研究。#p#分頁標題#e#
三、在衛生經費的分配中，應把“少化錢、多辦事”和實現“對簡單病的簡單處理”放到優先位置考慮。中國人創造的a赤腳醫生”、合作醫療、三級醫療衛生網，外國人創造的全科醫生、社區醫療、醫療保險制度都是在節約衛生經費上行之有效的好辦法，這些建立在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基礎上的所謂“大衛生觀”的醫療體制應該成為現代醫療體制改革的方向。
四、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口控制的基本任務是把個體生命的發展法則納入社會總人口結構圖所控制的范圍，并努力使社會人口結構圖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在這里我不同意宋健同志關于人口控制的四個因素中，只有生育率是可控因素的理論。我認為:中國的人口控制在進入老齡化階段后，不僅要繼續抓緊人口生育率的控制，還應力爭控制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延緩人口結構圖向長方形或倒金字塔形發展。故醫學界參與社會人口的控制工作，不僅在計劃生育方面，在預防人口老齡化發展上也完全有能力大有作為。比如，開展老年病研究，增強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努力使其生理年齡保持可以繼續為社會服務的狀態，延長其潛在的勞動能力的時間，相反，對生命質量進入臨界點的危重病人則減緩其痛苦，或給予安樂死之配合。這既是出于人道的考慮，也是從衛生經濟角度考慮的結果。
五、加強對中國老年人生命質量的研究，根據老年人的平均生理水平，制定出與其實際年齡相適應的健康年齡值，該年齡值可以成為醫務界進行醫療—成本—效益分析的標準尺度，也可作為醫院高科技、高費用的醫療禁忌表，對達到禁忌標準以上的危重病人，醫生可以停止救護。
六、衛生經費的分配必須考慮人力資本理論的意義，例如真正以預防為主，貫徹預防與醫療相結合的原則，在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前提下，使國家投入的衛生經費盡量作到按不同年齡組的人平均分配。這樣作的結果才能使勞動就業的人口首先得到了照顧，其次，才可能滿足老齡人口的一般的衛生需求?？梢韵胂笤谖磥硇l生經費發生緊張的老齡化階段，個人的延長生命的要求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因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當然任何一個社會也要對它的政治、經濟和科技方面的高級人才給予特殊照顧，但是這樣做，不僅不違背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反更證明人力資本理論的正確。
七、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實現全民的健康保險制，代替目前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用增加第三付費者的辦法，節約衛生資源，加強病人的權利和他對醫療過程的監督。促使人們加強保健意識，讓大家感到身體是自己的，這樣還能使群眾將部分存款投入到老年保健中去。總之，老齡化社會的衛生經費分配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涉及到經濟學、人口學、社會學、醫學、生命倫理學、衛生管理學、衛生經濟學和醫學法學等多學科。許多問題如對生命質量的判斷實際上將產生“準死亡”的概念等，這樣的概念能否通行并被社會所接受，取決于社會和醫學界對老齡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但是我相信，所有今天人們正在爭論的關于“人生命的價值，、“生命的自決權”、以及老年生命的最后界限等等這些法理性的問題，在老齡化社會里都將讓位給現實生活的選擇。社會不是按照原則存在，“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社會老齡化是人類五萬年歷史以來的第一次，人類只有經過這次歷史性的“蛻皮”之后才能真正成熟起來，找到控制人類自身發展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