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倫理建構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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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無處不在的網絡為特征的社會,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但也正如斯皮內洛所說“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不是沒有社會代價的”[1]。例如互聯網既為公民有效監督公權力的行使提供了方便,卻也使得侵犯個人隱私變得容易;它使得人們傳遞獲取信息極為便利,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卻變得困難。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究其原因,湯因比的一段話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迄今為止,人的倫理行為的水準一直很低,絲毫沒有提高,但是,技術成就的水準卻急劇上升,其發展速度比有記錄可查的任何時代都要快。結果是技術和倫理的鴻溝空前增大。這不僅是可恥的,也是致命的。”[2]所以,網絡倫理建設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如何建設卻值得我們深思。很多學者對此做了積極有益的思考,然而大多數探討均是基于傳統的倫理文化來思考這一問題,對于互聯網本身的發展邏輯卻少有關注,顯而易見,由此得出的結論勢必有失偏頗。本文嘗試基于互聯網發展邏輯的視角對此作一探索。   一、互聯網發展簡述   眾所周知,互聯網源起于冷戰期間美國建造的阿帕網(ARPANET),它的初始設計目的是為滿足抗癱瘓通信的需要,從而提升美國的軍事實力,抵御核戰爭。它的建造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一系列技術的實現與合作才能夠達成。1961年,保羅•巴蘭開發了“包交換”技術,這項技術的原理就是將要傳送的信息分拆成若干個小數據包,為每一個數據包貼上含有發送地址和接收地址的標簽,然后通過網絡,從一個結點經由自選擇的路徑到達另一個結點,再重新整合。因此,該技術從本質上來講是去中心化的,并具有不可控制的秉性。1971年阿帕網建造成功并投入運行。建造阿帕網的科學家們的本意是為了使聯結的計算機終端共享硬件處理能力、軟件和數據,但是,電子郵件功能卻成為最受用戶歡迎的網絡應用,由此,網絡開始擺脫軍事科研的束縛,逐漸滲入民間融入生活,在實現其初始目的的基礎上日益成為把人們聚焦到一起的重要途徑。   盡管電子郵件功能使得信息交往行為急劇增加,但仍然缺乏簡單便捷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網絡或者具有不同操作系統的計算機終端聯結起來,這個問題一直被熱衷于網絡建設的科學家們所關注,羅伯特•克恩和文頓•瑟夫秉持公開網絡設計架構的理念提出設計一種協議,使得每一個局部的、單獨的網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設計和創建,可以有自己的操作系統、用戶環境、與其他網絡連接的獨特界面,只是在連接互聯網這一點上,要遵循該協議,這就是奠定互聯網的TCP/IP協議。TCP/IP協議使得網絡對于任何用戶都是開放的、平等的,不管他們自身使用什么樣的軟硬件系統,只要遵守TCP/IP協議標準,就可以相互通信,此外,由于TCP/IP協議是一種自由開放的標準,能夠在技術進步和不斷的實踐中繼續完善,從而為互聯網未來的發展敞開最大可能性[3],也因此賦予互聯網最重要的特征:開放性。雖然TCP/IP協議帶給網絡最大可能的開放性,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阿帕網仍是美國國防部承包的防御網絡,并由一小部分精英型研究大學控制該網絡[4],致力于建立在可接受的使用規范下供公眾使用的網絡。但與此同時出現了電腦反傳統的黑客文化,正是這個技術的反傳統取向讓電腦網絡迅速進入社會,調制解調器、個人電腦、網絡新聞組等硬軟件系統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它讓擁有技術知識和電腦工具(個人電腦很快便十分驚人地增強能力,卻降低價錢)的任何人都能采用技術手段,個人電腦與網絡溝通能力的出現,刺激了電子布告欄系統(BBS)的發展,最初是在美國,其后擴及全世界[5]。   20世紀90年代,接入互聯網的計算機數量迅速增長,但對網絡使用的便捷性問題仍然存在,解決的辦法就是萬維網的誕生,蒂姆•伯納斯•李和羅伯特•卡里奧受益于《計算機圖書館/夢幻機器》雜志中特德•納爾遜的觀點,創建了超文本標記語言,用其標記各種現存的數據形式,包括靜止圖像、文本、數字音頻和視頻,超文本標記語言與超文本傳輸協議結合之后,就為瀏覽器軟件的誕生創造了基礎,隨后,網絡應用日益增加,電子郵件、搜索引擎、網絡新聞、即時通信、網絡購物、網絡游戲、博客、維基等等引得網民數量不斷增加,據2010年7月CNNIC的“第2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提供的數據,截至2010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2億,突破了4億關口,這還只是中國網民的數量,無疑,我們已經步入網絡世界。   二、互聯網的發展邏輯   科學技術作為人實現自己目的的一種活動,其本身的發展是具有邏輯性的。通過對互聯網發展歷程的回顧,我們認為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并不是為了要實現某個特定目標,它是要建設一種能夠接受任何新的目標的全開放式架構?;ヂ摼W的發展邏輯實際上在阿帕網建造之前就已經被樹立起來了,原因在于,早于阿帕網建造而應用于大型計算機之上的時間共享計算機方式,其意便是通過靈活分配處理時間,共享主機允許多個輸入終端執行不同的任務并接收主機反饋回來的輸出結果。這種工作方式無疑影響了使用計算機的人們(那個時期更多的是科研工作者)的行為方式,即認為對計算機的使用要有極大的自主權利,而在這些受到影響的科研工作者當中,便有出任建造阿帕網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主管的利克萊德、羅伯特•泰勒等人。利克萊德在其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人與計算機共生》中提出“通過網絡合作解決共同技術難題,這是一種新的人機交互方式”[4]。而奠定阿帕網基礎的“包交換”技術則在實際行動中踐行了這一發展邏輯,尼葛洛龐帝曾對這種信息傳遞方式有過淺顯說明: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訊息還是傳送出去了,不是經由這條路,就是走另外一條路出去[6]。在將“包交換”技術作為阿帕網的基礎后,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勞倫斯•羅伯茨和他的研究生團隊創建了“網絡工作組”,網絡工作組以一種開放源代碼的方式運作,所有的技術源代碼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的,其他人可以使用、測試和發展它們,然后擇優成為網絡的“標準”規范,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為網絡貢獻思想,然后被集體發展。因此,雖然阿帕網的出現有軍事主義的影響,但各種類型的精英主義與對科學技術的嚴謹探索也始終與它相伴。#p#分頁標題#e#   如果說阿帕網的發展只表明網絡的發展邏輯局限在科研工作者或技術精英當中,那么,TCP/IP協議的出現與應用則使得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得到了廣泛體現。TCP/IP協議使得不同的網絡相互通信,從而使互聯網成為一個統一的網絡,這不單是一個技術指標上的開放,而且是互聯網對網絡主體的充分開放,從而使活動在其中的網絡主體一經進入互聯網便具有了開放意識和開放精神。因此,盡管政府與科研機構試圖主導控制互聯網的發展,但互聯網自身的發展邏輯卻蘊育出一股反傳統的“自已動手做”的黑客文化,黑客文化將計算機、網絡本身視為娛樂,對涉及計算機、網絡的事情充滿激情,不斷挑戰,不贊同對網絡的管制,從而涌現出更多的網絡新事物。比如說,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網絡域名系統,對于網絡域名系統的管理,似乎應該對應于某個機構安排,但在實際運作中,對域名體系的大部分管理只落到了一個人手里———喬恩•波斯特爾,他在1988年創立了一個不為法律認可卻具有技術合法性的管理機構———互聯網編碼分配機構,原因便是“只要阿帕網仍是一個受限制的學術或政府網絡,這個主要基于其他網絡用戶對波斯特爾的信任的基礎上的非正式系統,就會把有關域名注冊與管理這種潛在的爆炸性議題牢牢地限制在技術領域”[4]。   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帶來數量龐大的網絡用戶,其自身發展邏輯促成了萬維網的出現,萬維網的創始人伯納斯•李深情地描述了萬維網是如何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萬維網與其說是技術的產物,不如說是社會的產物。我設計它是為了社會影響,幫助人們一起工作,而不是作為一個技術玩具。萬維網的最終目的是支持和促進我們網絡式地存在。”[7]而人們也正如伯納斯•李在他的著作《編織網絡》中所說:“互聯網上感興趣的人們提供反饋、激勵、思想、源代碼和道德支持,這些在本地難以得到,互聯網上的人們以真實的草根方式建設了萬維網。”[7]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基于互聯網的開放性發展邏輯而得到的。   三、基于互聯網開放性發展邏輯下的倫理建設   從前文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互聯網是“由一個自行選擇的專家群體非正式和不動聲色設計的”[7],在推動互聯網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專家群體奉行的是非正式性、信任及技術擇優的倫理規范,因而,互聯網由此所具備的開放性的發展邏輯使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物質層面來看,它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因素,從精神層面來講,我們將逐漸網絡化地存在。最重要的是,它自身始終在向網絡使用者傳達一種“自由、開放、共享”的倫理精神,因而,便有了“電子前沿基金會”創始人約翰•佩里•巴洛著名的《網絡空間的獨立宣言》,在其宣言中向世人宣告“在這里有著自由本身一直宣示的最大自主權”[4]。然而,也正是由于互聯網的這種開放性發展邏輯,使得自身沒有成為一個特定對象,而是搭起一個允許任意對象進入其中的平臺結構,隨著接入互聯網的人越來越多,我們不得不說,互聯網為人們的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問題也越來越多,被專家群體身體力行潛意識賦予的互聯網的初始倫理規范也由此受到了挑戰,這從發生于網絡環境中的文化沖突、病毒木馬泛濫、低俗網站遍布、虛擬身份詐騙、個人隱私被頻繁侵犯等現象就可見諸一般。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提出要通過加大政府對互聯網的監管力度、加強對互聯網的立法力度來改善互聯網的環境,對于具備開放性發展邏輯的互聯網而言,這種對現實生活的管理方法手段無非是要借助現實權力來為互聯網帶上手銬腳鏈,效果顯而易見是不會很好的,因此,本文認為,對于互聯網問題的治理,終極管理還需倫理建設。基于互聯網的發展邏輯,作者認為網絡倫理建設需要重點考慮它的包容性。   網絡的開放性使得我們要面對一個多元化的世界,這種多元,包括國家、民族、地理的不同,語言、道德、法律、習俗、宗教的差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的區別,也包括人或群體與人或群體之間的興趣愛好、職業、地位的區別,在這些多元差別中,雖然存在著某些先進與落后、正確與錯誤、美好與丑陋的區分,但就大多數“多元”成分而言,更多的是各自的個性,普遍地表現為各有短長,瑕瑜互見。因此,在多元成分之間更多地是互補的關系,而不是排斥和沖突。這正與互聯網發展前期,存在著不同的網絡類型與結構一樣,而互聯網所起的作用就是將這些不同類型或結構的網絡連接起來,使它們相互能夠通信而不破壞它們各自的存在,意即求同存異。所以,對于這種多元成分,我們所要做的是要建立包容的倫理規范,做到相互尊重,取長補短,通過互相交流、諒解、學習,甚至雙方融合,互惠互利,促進共同發展和繁榮。特別注意的是,建設包容的倫理并不是要發展道德相對主義,而是要建立一種開放的倫理規范,使得多元成分能夠相互溝通、相互尊重,實現社會乃至世界的和諧發展。一個技術上可以被我們借鑒的事例便是超文本標記語言由HTML規范向XML規范的演進,在HTML規范當中,英文大小寫是沒有區別的,一些注釋標點符號也是比較隨意的,然而在XML規范當中,英語大小寫是被嚴格區分,語義符相比HTML要嚴謹得多,但是XML已取代HTML成為網頁編輯語言規范的結果表明,通過對不同元素的區分,所帶來的將是為人們認可的標準與秩序。因此,網絡倫理建設的包容性并非模棱兩可,而是指對不同倫理規范的相互開放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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