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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新文學”的提法引起學術關注后，有學者懷疑，漢語新文學是否可能取代或覆蓋中國現代文學。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漢語新文學僅僅是一個文學歷史范圍的界定，只是它的界定較為明確，較少歧義，也較為簡潔方便，它在概念上不具有排他性的能力和要求。實際上，漢語新文學的學術定性完全建立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趨于成熟的基礎之上，其學術可能性則出現在上述這些成熟學科余留下來的某些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學術空間。作為最成熟和最穩定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有關其研究也最為深入，但它仍然存在著許多有待開發的學術領域，這就成了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目標。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這三個關鍵詞，其寓含的學術命意確實余留許多有待深入和開拓的內容，值得從漢語新文學的角度去進行解析。
一、中國：被忽略的空間維度
在倡導漢語新文學之前，我們探討的是“中國”現代文學。漢語新文學之所以用語言形態取代國族定性，就是因為“中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著太多需要探討的空間。這種空間足以容得下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發展。只有進入到現代歷史時期，“中國”的概念才清晰、明確且毫無爭議。在現代以前，“中國”概念常常是在比喻意義上或在不完全意義上使用，甚至進入到當代文學歷史時期，“中國”概念引起的政治和文化的曲解和歧解也多過現代歷史時期。面對“中國”概念最明確、最清晰的這一段歷史時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階段，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當然最有條件打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品牌。而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一種習慣性的模糊表達上可以被稱作“中國現代文學”，這至少說明“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具有相當的普及性和約定俗成性，具有相當的文化認可度和學術認同性。
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學術概念，至少反映和強化了“中國”這一歷史文化概念的學術事實和文化事實。自從中國走出清王朝的歷史，進入到民國時代，學術界和知識界就樂于運用“中國”概念進行學術和文化表述。如果說“中國文學史”等學科概念得自于日本“支那文學史”之類的借鑒，則民國以后各種以“中國”名目出現的學術表述和相應話題，主要出自于對現代國體的敏感與認同。本來應該用漢語限定或修飾的關鍵詞都改用“中國”，連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這一純粹從語言角度撰述的名著，也在引論中確立“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這樣一個前提。于是，漢語新文學被明確指稱為中國新文學，其他如中國哲學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藝論戰等等概念，完全占據了現代中國學術的主流位置。自清末以來致力于語言革命的學術努力，在這種國家認同的時代情感中演化成了以“中國”一統天下的學術格局和文化話語形態。由“中國新文學”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概念就此奠定了深固的歷史基礎。
但是，無論是學術表述還是文化話語表達，“中國”這一概念更多地體現著歷史命意和文化命意，作為多民族意義上的國家概念“中國”，甚至空間地域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卻很少被關注。當我們討論中國新文學史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時候，很少將中國版圖里的其他民族語言文學納入其中作通盤考察：一方面由于我們學力的限制，即研究中國新文學或中國現代文學的人很少有能力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另一方面也是觀念的盲區，以為“中國”概念代表的只是縱向的文化歷史，而忽略了橫向的空間意義，只有到了民族和邊境等等特定的話題上，才自然地想起“中國”概念的空間內涵。當我們言說“中國現代文學”的話題時，“中國”所指較為明確的內容便是歷史意義上的，在地域的空間意義上和在民族的涵蓋意義上的“中國”往往不屬于自然聯想的基本內容。
對“中國”概念如此理解，昭示著一個非?，F實的缺憾：我們還沒有能力把握，因此也沒有習慣于把握“中國”現代文學。既然堅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就必須超越歷史地理解“中國”的習慣，而從空間意義上完整地、準確地、全面地理解“中國”。當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我們的視點習慣于聚焦在北京、上海這些新文學和新文化的中心地帶，對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學只有在特定的話題上才被間或提及，如東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浙東作家群、華南作家群等等，對于臺港澳文學則常常忽略。在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術框架中，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文學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空域；另兩個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空域，非常明顯也非常復雜，其一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文學，其二是孤島文學和國統區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復雜性更主要的是體現在這種空間結構上。盡管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認知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歧異之論，但中國現代文學空間架構及其復雜性的認識卻長期處于懵懂狀態。“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建設經由左翼文學、抗戰文學的發展，在20世紀40年代演化為不同時段上述三個政治空域的復合并存狀態。這三個政治空域的文學都直接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延續了30年代的文學成就，但又在不同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氛圍中顯示著各自發展的路徑。
因而，在空間地域意義上把握“中國”的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我們的學術認知還存在著許多有待開墾的余地。例如，除了北京、上海，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是否還存在著某個第三中心地域？如果存在，第三個中心會在哪里？著名作家李?人在論述五四時期的《川報》及成都這個城市時，闡發了一個相當特別的“第三個中心”的觀點：“那時，成都真是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重點之一。”其余兩個中心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樞神經，上海與成都恰像兩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1]“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在新文學的意義上，上海的中心地位可能還更為突出。但除了這兩個新文化中心外，人們可能會想到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作為現代化和開放化程度同樣鮮明的天津，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乃至作為民主革命首義之地的武漢，分別在一定意義上將其闡釋為第三個新文化中心，一般很難想到將“老遠的”成都定位為或聯想成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中心”，更何況將成都理解為與上海幾乎處在起同等“反映作用”的重要位置。李?人作為成都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對這個川中都市在整個中國新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的價值評估有可能會有所偏重，然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過來人，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對社會文化運動有著深刻體認和理論建樹的文學家，他的觀察和定義遠遠不只是情感的表達。特別是他對于成都及周邊社會生活有過長期的體驗，同時還擁有巨大深廣度的描寫經驗，李?人所定義的成都，以及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新文化運動，沒有理由不得到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都能明確感受到，成都的新文化和新文學氣氛非常濃厚。李?人將成都視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并且與上海相提并論，并非沒有根據。更重要的是，類似問題的討論令人聯想到“中國”不單單是一個歷史概念，也應該是一個空域概念，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空間布局。#p#分頁標題#e#
在空間感上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無疑須將中國版圖上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都予以學術接納。這是中國現代文學不同于漢語新文學的地方。漢語新文學面對的是漢語世界的新文學成就，而中國現代文學必須在空間上覆蓋整個“中國”，而且是現代歷史時期的中國?，F代歷史時期的中國不僅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和廣西、寧夏等少數民族自治區，還包括沒有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余光中在《鄉愁四韻》中歌唱道：“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血一樣的海棠紅/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這里“海棠紅”的海棠葉是現代歷史上的中國版圖的形狀，是當時歷史情形下包括蒙古在內的中國國土的形象化比喻。17世紀，與康熙皇帝私交甚好的蒙古宗教領袖庫倫活佛作出了歸附大清的決定，蒙古一直屬于中國，及至1945年2月11日美?蘇?英三國簽訂涉及外蒙古主權的雅爾塔協議之后，經當時的國民政府于1946年承認，外蒙古才獨立出去，因此，中國現代文學應該對此前的蒙古現代文學負起研究的責任，如納楚克道爾基的小說《浩沁夫》和詩歌《我的祖國》，特別是他影響巨大的劇作《三座山》，還有達木丁蘇倫的小說《被拋棄的姑娘》等，都有理由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學術關注的對象。在完成“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努力中，應該包含對這個海棠葉所寓含的所有區域文學的學術覆蓋。
在涉及到國體國境等重大問題時，我們必須保持審慎的態度，必須承認經過國際公法所確認的現實，但對于歷史，我們更應該保持尊重。在中國文學版圖的認識上，我們應該顯豁地分辨出“現代”與“當代”中國文學的原則區別。海棠紅的版圖屬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應有范圍，而金雞啼曉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形象。一段時間以來，有學者倡導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這雖然是在中國傳統文學研究范疇內的運作，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有相當的啟發作用。如果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基礎上繪制“中國”的文學地圖，會發現我們的研究目前只能抵達“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地域。這需要我們付出努力，將我們的學術視角伸向“海棠葉”所借喻的廣大腹地。因此，最穩妥的辦法是將我們的研究老老實實地限定在我們的學術能力范圍之內，限定在我們的學術正常抵達的范圍之內，進一步提倡漢語新文學，這樣將非漢語的文學寫作和文學運作列入另外的門類，吁求有特別學術背景的專門家去研究。
二、現代：“現代性”，抑或“新舊”
漢語新文學沿襲了新文學倡導者在文學進化論理論基礎上所習慣使用的“新”字，而避開了后來更為流行甚至更為經典的“現代”命題。“現代”概念在我們的學術討論中常常像一個發酵的巨大面團，里面充塞著足以引起學術爭議的氣泡氣孔，這些空隙同樣適合于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發展。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其核心詞語是“現代”。“現代”是文學性質的標示，當然也可以僅僅是時間性的概念。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必須同時對“現代”一詞的這兩方面的概念內涵負責。越來越多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會關注并突出現代文學的現代品質，也就是文學的現代性。文學的現代性是一個討論了很長時間，甚至引起諸多學術爭論的概念。這種討論很難說取得了多少有價值的成果，因為在這方面論證的幾乎所有中心論點，都必須而且應該在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學、文化學意義上作出解釋，而文學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的闡解每每顯得綿軟乏力，不得要領甚至幼稚可笑。偏偏又是文學研究者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對現代性的概念饒有興趣，津津樂道，于是這種討論的結果可想而知。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的現代性，有學者總結出九大命題，分別是科技現代性，政體現代性，思維現代性，道德現代性，教育現代性，法律現代性，學術現代性，審美現代性，語言現代性。[2]這種關于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性的總結也許是最全面的，然而再全面也無法覆蓋文學的現代性所要求的方方面面：難道行為方式和禮儀風俗的現代性不是文學的現代性所要表現的當然內容？難道經濟現代性在文學現代性的題材展現方面是可以或缺的內容？其實，孕育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社會在什么時候及在怎樣的程度上達到上述現代性的指標，當這樣的現代性指標在何種程度上實現時文學的現代性才得到顯現或才能得到承認，這些問題都非常復雜，復雜到文學理論家自身其實都難以回答。
正因為這樣，有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完全否認中國現代文學所存在的現代性品質，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并沒有獲得現代性，它不屬于現代文學史范疇，而只是有古典向現代過渡的階段”。[3]這樣的論述在展開時相當精辟，因為它將文學相對于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和文學的現代主義品質視為現代性的必然要求，這是相當具有學術分量的現代性判斷。然而文學研究畢竟不能光是為精辟的理論力度喝彩，它還須對文學歷史乃至社會歷史負責。當中國社會進入現代文化運作的歷史語境之后，文學建設連同它的理論建構和創作調整，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某種程度的現代性之路；無論這種現代性獲得了怎樣的成色和怎樣的程度，現代性的步步逼近乃是事實而不是雄辯。本著這樣的歷史認知，論者傾向于將現代性簡化，即認為那只是“一股營建新傳統的時代氣息”：“強調‘自主’的主體意識與強調世界性的開放意識”的融合。[4]對于開放和世界化的態度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這是判斷近代性心態還是現代性心態的基本標尺。中國現代文學以前無古人的開放姿態和無比的積極主動性表達著學習世界文學，建設世界文學和融入世界文學的愿望，這是其現代性的基本心態，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品質的基本保障。
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需要在一定意義上對文學的現代性這一復雜的理論問題作出回答，而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注定是見仁見智的，可能很容易提出答案，因而提出的幾乎所有答案都不可能獲得基本認同。這似乎構成了一個學術的悖論。漢語新文學的研究是脫離這種悖論的不二法門。當人們避開“現代文學”，而是用“新文學”的概念之后，研究者對這樣一個復雜繁難問題操控的主動權就更為明顯，因為新文學的研究可以繞開文學現代性問題，而只討論文學內容與文學形式的新與舊，并由此輕而易舉地劃定其間的界限。要完成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概念所命定的學術任務，即使彈性地處理了文學現代性的討論，也還必須對“現代”概念內涵和外延作較為清晰的界定和把握。這樣的界定要達到一定的清晰度也并非易事，有人愿意將“五四”運動的爆發視為中國現代歷史的起點，更多的人堅持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當作中國現代文化的起步，有人愿意回溯到辛亥革命，還有不少人干脆將現代的起點算到世紀的起點，有人甚至想推到戊戌維新乃至鴉片戰爭。至于現代的下限，雖然一般認為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將其推延至今，消弭現代與當代區隔的論點亦有相當的市場。關于“現代”歷史起訖點的理解體現著社會歷史觀、政治觀和文學觀念的糾結，不同的現代歷史起訖點的把握與認同，體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必然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學術面貌。#p#分頁標題#e#
面對中國現代文學這樣一個相當普通乃至約定俗成的學術表述，研究者所面臨的任務卻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凡是在現代歷史時期發生的所有文學現象都須納入學術研究的范疇之中。于是，現代時期的傳統文學寫作，便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必然對象。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框架內，我們不僅要研究新文學，還必須研究有影響有價值的舊體文學寫作。例如舊體詩詞，產生了、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柳亞子等一代詩人和詞人，他們的舊體詩詞寫作作為現代的文學記錄，應該予以高度的重視和到位的評價。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如抗戰文學運動的高潮中，傳統詩詞的寫作在現代文人那里不僅是表達情懷、借以宣傳的方便手段，而且還是表達民族情感，體現民族傳統文化皈依氣節的特殊方式。正是在這種現代文學的意義上，舊體章回小說，特別是俗稱“鴛鴦蝴蝶派”的民國舊派小說，以及抗戰熱潮中興起的章回體小說，當然也包括與“鴛鴦蝴蝶”的南派小說相對的武俠北派代表，在市民社會大有影響的《蜀山劍俠傳》的作者還珠樓主等等，都應該納入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范疇。另外，在現代文學時期出現的傳統戲曲的創作，還有在抗戰時期涌現的許多民間文學的寫作，都值得文學史家去搜集并展開分析?？傊?，傳統文學寫作文體非常繁富，何以只有舊體詩詞和章回體小說能夠在現代文壇登堂入室，饒有成就，這倒又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暫且擱置中國現代文學這一習慣概念所包含的種種學術爭議，運用漢語新文學這一概念，不僅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復雜學術問題的探討和實際糾結，而且能夠集中學術思考，循著比較單純的線索尋找新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規律，在內涵和外延都相當明確的學術條件下進行文學史和文學內在規律的研究。
三、文學：文學寫作與非文學寫作
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還是漢語新文學研究，都必須以文學為基本對象。然而，在我們面對的文學史范疇內，“文學”包括哪些內容仍然值得探討。不言而喻，文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文學創作，是那種依托于、承載于各種被我們承認了的現代文體之上的作品。作家研究和流派研究實際上是文學創作研究的延伸和發展的結果。但文學創作絕不意味著文學史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學作品的全部。文學作品通常是文學創作品的簡稱，其實它還應該包括文學的一般寫作品。文學寫作并非全是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有嚴格的定義，是指文學家依據生活中的審美體驗以及頭腦中的審美想象，以語言為材料創造藝術形象的寫作活動。并非所有文學家在其所有的寫作中都負有創造藝術形象的任務，文學家的有些寫作品，如文學理論研究、文學批評、文學家的學術性寫作等等，都不是創作品，但卻是文學的一般寫作品，不應該排斥在文學之外。不僅如此，現代文學家關于非文學話題的批評性寫作，也同樣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內容。文學事業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事業，其中包括創作本體、學術本體和批評本體等基本的本體形態。“創作本體基于主體的生命體驗，在經驗層次上表現對于世界的審美感受，并以文學的經典性、規范性為價值目標，踏踏實實地創作，力圖拿出在文學史上有影響，在一定的時代有一定社會審美效應的文學作品。學術本體是指對于文學理論和文學歷史進行學術研究的相關建樹，這種學術研究不僅服務于文明的積累，而且貢獻出不同時代的文學觀念。批評本體的文學家以社會、文化、文明批評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作為自己從事文學活動的主要內容，通過文學視角進行社會批評、文化批評和文明批評，以這種批評方式參與社會和時代。”[5]在中國現代文學歷史時期，創作本體是基本的文學形態，由于特殊的政治氣候和文化環境，決定了批評本體同樣是這一時期主要的文學形態?！缎虑嗄辍泛汀缎鲁薄返葐⒚晌幕诳倘灰猿珜挛膶W為重要使命，同時更重要的任務卻是以猛烈的態度批判傳統文化，舊有道德和社會百態，所進行的是非文學性的思想文化批判工作。魯迅從《新青年》時期就熱衷于寫作文化批判和思想批判的文字，包括“隨感錄”在內的戰斗檄文構成了他早期寫作的重要內容。后來參與組建語絲社，專門從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營構卓有影響和力量的“語絲文體”起到了導引和示范的作用，而“語絲文體”便是典型的非文學性的批評寫作。魯迅后期的寫作主要集中在雜文方面，這些雜文用以批評文學的只占少數，絕大多數是批評時事，批判歷史，揭露種種社會相的文字，是典型的批評本體的寫作。
批評本體的寫作并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文學家的社會和文化批評，是文學家履行批評職責的寫作。這樣的寫作同樣應該算是文學文本。因此，面對中國現代文學，必須進一步明確文學內涵的寬闊性。文學不僅僅是創作，也不僅僅是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學術，還應包括文學家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的批評本體寫作。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知識社會民主意識的提升，文學家局限于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純文學”寫作的時代早已過去，文學家在從事文學寫作時必須同時負起社會批評、文明批評、文化批評乃至政治批評的責任，這同樣是一種文學寫作，同樣是一種文學文本的營構，同樣是文學史必須面對和研究的對象。
當代文學理論家已經清楚地意識到，現代文學家的文學行為早已是一種復合的整體行為，不僅僅是創作。德里達的所謂“文學行動”包含著這樣的意思，但未能充分展開。文學家所從事的批評本體的寫作，既然內容可能是非文學的，那么怎么可以認定為文學文本？當然須考慮到寫作者的文學家身份。文學家以自己的身份從事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這種批評的風格、樣態、觀點甚至立場都相當獨特，它可能而且應該被當作一種“文學的批評”，盡管“文學的這種批評”其作用也許與政治有關。[6]這里，又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出現了，如何確定寫作者的文學身份？文學身份與其他身份相比較，其批評的特性到底有哪些？身份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潛在問題，這種研究的理想結果可以徹底疏解批評本體寫作的文學理論定性和文學史定位問題。
中國現代文學的批評本體寫作已經形成了非常厚重的傳統，在更為廣大的漢語新文學地區，文學身份者從事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已經成為一種非常引人入勝的文學景觀。臺灣的柏楊、李敖甚至就以這樣的寫作立定自己的身價。通過文學身份者的批評本體寫作這樣的文學定性，才能夠對他們的寫作予以精切準當的歷史評價和學術定位。其他區域的華人寫作也是如此，他們一方面試練自己的文學創作，一方面以文學者的身份進行政治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批評，以此發表自己的主張，表明族群的態度，而所有這些寫作品都可以納入文學研究的范疇。批評本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偉大傳統，這樣的傳統卻并沒有在狹義的中國當代文學領域發揚光大，因為進入當代之后，文學身份者的分工更加明確，行業管理也更有序，文學身份者超越于文學者身份越來越不可能。而在臺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等統稱為漢語新文學區域，文學身份者從事非文學的批評卻越來越普遍，批評本體傳統因而得到了良好的繼承和發展?？梢哉f批評本體是漢語新文學持續至今的重要一脈傳統。文學的學術范疇將在理論探尋中進一步擴大，文學史研究的操作實踐也將面臨著更為豐富的對象。#p#分頁標題#e#
除了批評本體的文本而外，還需要對文學倡導、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作更加清晰的學術界定。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與舊文學傳統抗爭，與傳統文化習慣抗爭，與現實的種種既定秩序和政治限制抗爭的環境中發生發展的，因而其形成過程中充滿著文學倡導、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以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并沒有忽略這些內容，但都將這種文學運作當作文學創作的必要前提，當作影響文學創作的基本要素加以看待。其實，一個特定時代的文學，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倡導、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遠不是文學創作的服務手段或者是文學創作的附屬品，而是與文學創作密切相關但卻獨立于文學創作的文學運作。
特別是在文學和文化勢力對壘比較突出的時代，在一種文學新質渾然崛起的時代，也就是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典型時代，文學運作往往比文學創作更具有深刻的歷史痕跡，更具有深遠的時代影響力，因而對這一段文學史的成色、特征起到更加明顯的影響作用。這樣的學術認知也許不能改變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基本結構，但卻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科學地、系統地認識漢語新文學的基本價值構成，為漢語新文學學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為漢語新文學史研究理論含量的進一步加大提供學術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