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化生產與海外現代文學，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傳統的文學研究者看來，文學就是作家創作的單一文本，文本以外大規模的社會內容通常只是作為背景而存在。然而，在高效組織的現代社會模式中，文本已成為嵌入整個文學生產過程中的一環，文學生產作為全社會規模的文化生產的一部分，日益受到文化生產的體制和規律的影響，分享著文化生產的特征。因而欲求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實踐方式和文化規則，就必需引入文化生產的觀點，從整體的社會生產系統來理解文學，探討中國現代文化生產模式變化與文學發展的深層聯系。在這方面，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以其對于西方理論的“近取”優勢和開放心態，鑒取文化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理論，對現代中國的文學場域進行整體觀照，系統反思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生產系統的內部癥結。“文化生產”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來理解，伊格爾頓的“文化生產”學說從狹義角度對這個概念做了完整的表述，伊格爾頓把文學藝術看成有組織的社會化生產形式的產物，是現代工業形式組織的報刊、書籍、音樂、廣播、影視等文化生產的一部分，他注重從物質性和社會性的基礎上，而不是純粹的個人創造角度來詮釋文藝，重視考察現代社會化大工業體系中文化的產生、傳播和消費影響方式，由此解釋現代文藝所具有的“藝術生產”和“文化工業”的性質。廣義的“文化生產”以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理論為代表，所謂“文化生產場”就是擁有文化、符號等資本的行動者的動態集合，布迪厄以場的獨特視角來透視文學現象，將涵義復雜的資本、習性的概念引入文學場內，將文化生產置于行動者與規則化的場域互動狀況下來認識，以系統的社會觀點拓展文化生產學說的邊界。這些理論透射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原本遮蔽的視域，從現代中國文學發生和發展的過程看，晚清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20世紀30年代都市文學生態的成熟和延安時代解放區文學生產體制的革命化，是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具有典型意義的三個時期，在這些時期，文學形態的鮮明變化正與社會文化生產系統的大規模變革相聯系。在現代中國復雜的現代性境況中，社會文化生產模式的不斷變動塑造著文學的形態、規則和實踐方式。而這種深層的歷史運動，在宏大的革命化敘述中通常容易被遮蔽和掩蓋，西方學者運用“文化生產”視角，楔入現代中國歷史變革和話語轉型的社會內在層面，呈現大規模社會系統變動中文學的生產方式，反思其中蘊含的歷史悖論和時代癥結。
一、晚清至民初：文化生產與文學現代性的發生
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西方文化的傳播和擴張，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現代性因素在社會文化的多個方面醞釀，逐漸催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其中報紙、刊物等現代傳媒的出現，商務印書館等大型印刷出版組織的形成，教科書、普及讀物及大眾娛樂讀物的興盛所導致的具有現代工業化和社會化性質的文化生產的出現，無論是對傳統文化和文學模式的轉型、傳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身份的變化，甚或對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中國社會現代性的發生，都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內在而深刻的歷史作用。雖然如此，長期以來，研究者對這些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轉型不可或缺的社會外部條件和物質性基礎的關注相當不足，在這方面，美籍學者李歐梵從現代性角度進行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李歐梵接受了西方流行的現代性理論的影響，并且更加關注中國現代性的自身形態，他意識到要理解中國現代性，不能僅僅西方理論的套殖，而必須在扎實史料的基礎上，通過資料的累積或文體的比較，慢慢呈現出現代性發展的面貌，想要完整描述復雜的歷史現象，必須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因而，當李歐梵開展關于中國現代性的思考時，他特別注意到現代性的抽象觀念和文化之間連接的工具，也就是晚清的報紙、雜志、刊物等具有現代性因素的印刷出版媒介的出現，這些早期文化生產方式的誕生急遽影響了文化和文學的傳播和影響方式，使得新小說為代表的啟蒙話語在晚清得以迅速發展和擴散，同時也使得文學形態發生內部的變化；另一方面，成規模的文化產業的出現也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越來越多的文人能夠擺脫原有的對王朝權力的依附，依托新的社會經濟條件獲得較獨立的地位，并且以新的方式參加到變動的社會結構之中。
早期文化生產的出現對處于現代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影響，除了上述種種之外，李歐梵更關注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空間和公共領域的空間構成與現代文化生產的印刷媒體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西方學者本尼迪克森•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給予了李歐梵重要的理論啟示，安德森提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在興起之前有一個想像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種公開化、社群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依靠兩種非常重要的媒體，一是報紙、一是小說。通過閱讀報紙人們會產生一種“虛空的共時性”，仿佛共同生活在一個空間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而共同的社群也就由此形成。這種抽象的想像，于是成為民族國家的基礎，而促成這種想象的正是具有早期文化生產特征的印刷媒體。由此李歐梵分析了梁啟超在現代中國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梁啟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對于中國國家新的風貌的想像。”[1]正是梁啟超通過報刊上新文體的實驗和新小說的鼓吹，表達了自身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想像和認定，傳達了新的歷史觀和進化、進步的觀念，而這種貢獻卻是不可缺少印刷媒體等新的文化生產模式所提供的社會條件，因為現代印刷媒體制造出的空間事實上是可以無限大的，它突破了傳統政治面對面的空間格局，而以新的有效方式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和凝聚提供了歷史契機。此外，李歐梵也認為：“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風貌和內容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建立起來的，需要無數人的努力。”[2]晚清的印刷媒體、報章雜志種類繁多，為科舉廢除后的文人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間，而恰是這些參與辦報撰文的“半吊子”文人完成了晚清現代性的初步想像。通過對報章雜志中晚清小說文本的整理，李歐梵意識到正是在大量通俗小說、娛樂作品的生產中，產生出了平民大眾當時對現代性和現代中國的普遍想像，同時又產生了中國傳統小說向現代轉型的文體模式。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締造因此在這些小說中不知不覺地顯現出來，早期文化生產設施無疑為這些通俗文學發展的根本誘因，同時又積極促進它們的擴散和傳播，由報刊雜志所營構的文化空間包容、滋養了鴛鴦蝴蝶派等現代通俗文學，而這些通俗文學中則映現出普通民眾對現代性的想像和欲求，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這種朦朧的現代意識發展壯大，形成中國通俗文化中的現代性。#p#分頁標題#e#
李歐梵注重于從現代性的宏觀視野，觀照報刊雜志等早期文化生產模式對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的影響，而另一位大陸赴美的海外學者孟悅則選擇從更細致的歷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晚清時期印刷出版等文化生產行業的實際情況，由此審視中國文學現代性發生的物質環境和文化生態。孟悅在《商務印書館創辦人與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會構成》一文中，試圖通過商務印書館發起人這個社會集團的分析，對上海現代文化的生成作一種嘗試性的新敘述。她追溯到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社會的沖擊，及其后社會變遷引起各種力量在種種新環境中的解體和變構，從這個大的時空背景中來探索商務印書館的誕生和發展在出版史上的意義，和晚清至民初新式印刷文化的社會構成，以及這個新的社會文化群體是如何從一個社會的角度展示印刷文化的現代意義。通過對晚清書業的考察，孟悅認為晚清書業經歷了由江南到上海的遷移，這“標志了原有文化資本的積累和流通方式的改變———也改變了江南精英階層的文化再生產的基礎。”[3]商務印書館在這個背景下的創建展現了上海新的社會關系和文化局面的構成，而商務發起人群體的形成正顯示了由江南移民、商人和教友組成的近代上海一種新社會群體的范例，這個新群體帶來了一個新的印刷文化空間，改變了上海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文化意識。商務發起人自覺以都市普通人為讀者對象，以實用性、職業化、普通人的讀者群為閱讀主體，他們的出版經營活動開辟了一個新的文化生產空間。孟悅的研究從細部考察了近代文化生產的發起者、社會構成和讀者群，使我們深入理解由傳統書業到印刷出版業的文化生產的現代轉型過程，以及早期文化生產是如何主動開辟新的文化空間，進而改變社會結構和文化系統的情況，從新的角度說明文化和文學現代性發生的方式和情況。
二、1920-30年代：文化生產與現代中國“文學場”的構塑
中國現代的文化工業自晚清興起，至20世紀20-30年代已然達到一種興盛的局面，現代化的文化生產不僅擴張了文學傳播的范圍、改變了文人創作與生存的方式，而且還以紛紜變動的方式構塑了一個自主的“文化生產場”，形成內在的文化慣例和文學生態，以系統的方式調塑和凝造著現代中國的“文學場”。英國學者賀麥曉試圖以綜合的視野，透視現代中國不同類型的寫作與作家的存在，考察現代文學的出版類型與實踐組織形式，來追溯現代中國的“文學場”發展軌跡，剖析其深層的構塑形態。賀麥曉的研究從多家當代西方理論獲諸靈感，其中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構成其直接的理論背景。布迪厄以“文化生產場”[4]來隱喻文學與宏觀的社會世界之間互動關系，一方面，文學所在的文化生產場在作為元場域的權力場中居于被支配地位，受政治經濟因素制約；另一方面，作為獨特的文化生產場域，文學場具有自身運行法則，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封閉的社會宇宙。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視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間的動態結合，在這個場域中的行動者擁有文化資本、符號資本或者文學資本，行動者文化資本的構成及數量決定了他在文學場上的地位，眾多行動者根據自身位置和利益作出的行為選擇，構建了體制化的游戲規則和文學場內部生態結構。布迪厄所說的行動者不僅指作為作品的物質生產者的文學家，而且還涉及到一個社會圈層、一套體制，包括批評家、出版商、學院、報紙、教育系統、政府文化部門等等，他不僅討論作家在文學場中的位置與其文學實踐之間的對應關系，還在更大的權力場的背景下，對文學場的內在規則、發生軌跡和實踐方式進行描述。布迪厄從社會學角度將文學置于廣闊的文學生產場域，從文學的生產與消費、文化習性的建構、文學場域的生成等方面來解釋文學的本質，開啟了新的反思與介入文學史的方式。
賀麥曉汲取“文化生產場”這一理論范式，從廣義的文化生產過程來解釋現代中國文學與大眾傳媒、文化體制的糾葛，構塑20-30年代現代中國“文學場”的形態及其文化習性和內部規則，呈現文本以外不同文化力量的運作方式。二三十年代文學社團與文學雜志之興盛，是現代中國“文學場”的重大特征，賀麥曉將研究視點聚焦其上，他說“盡管文學社團在中國文化中歷史久遠，但文學雜志卻是現代印刷文化的產物。然則，正如本項研究所指示，這兩種現象密切相關。通過從各種視角來審視這些現象，我將對于傳統的文學成規與價值觀念在現代中國文學實踐中的延續問題得出一些更寬泛的結論。”[5]賀麥曉評估了一些埋沒不彰的文學社團：進社、華齡社、浪花社、文藝茶話、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等，剖析了它們的文學生產和運作策略，而對20年代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則有詳盡的關切。他發現19世紀晚期以降，在這混亂的時期，當時各種新式教育、新的職業吸引了原先迷戀于科考與仕途的文人精英；在文學圈子里反映出來的新的職業化途徑是：通過文學社團介入出版工業。“文學研究會”這個新文學的第一個社團，由12位發起人成立于1920年底的北京，在短短時間內，擴大到一百多名會員，大量的文學副刊、雜志、叢書、出版物，成為20年代最大的文學社團，也是現代中國文學領域中最大的、最知名的機構之一。賀麥曉沒有在文學口號和理念層面投注精力，而對文學研究會作為一個制度之功能———表現行為、從事活動、包括財產管理———作了精審的考辨。
他仔細考察了文學研究會的章程、編輯條款、簡報、明信片、照片、廣告、叢書、經費等物質層面和外緣因素，也闡發出其成員所使用的一系列策略：積累符號資本、經濟資本、建立網絡、自我推銷。賀麥曉揭示出文學研究會在三個發展階段上采用了不同的組織方針：在1921年的初級階段，文學研究會組織者利用新文化運動中積聚的文化資本，排他性的“文學”概念，凸現自身與其它文學社團之區別；在1922-1925年的第二階段，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之間的沖突日益劇烈，前者移師上海、創建分會，使用更加切當的經營策略；在1925-1947年的第三階段，文學研究會與高效率、低成本的印刷機關相聯系。通過對現代中國文學社團和雜志的考察，賀麥曉試圖構塑1920-1930年代現代中國“文學場”的形態，它的實踐與組織形式、它的出版類型以及個人的風格選擇。為了說明現代中國“文學場”的復雜構態和規則，他還專門研究了30年代國民政府的報刊審查制度這個顯眼的文化現象，以及書報審查與文學生產之間的糾葛，賀麥曉逐一討論幾個重要的現象：《中國新書月報》以及出版商的壓力集團、1934年上海文化界關于修訂《書報檢查條例》的爭議、書報檢查委員會對于上海文壇的沖擊等，最終他認為，整個30年代，中國文學場仍舊相當強韌地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政治力量沒有被自動地轉化為文化權力，文學生產并沒有遭到書報檢察官和左翼人士的極大限制。文學場里的所有人，包括書報檢察官以及那些抱怨和抵抗書報檢查的人，根據自身位置和利益作出的行為選擇，構成了這一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場”矛盾交織而又生機蓬勃的生態結構。#p#分頁標題#e#
現代中國30年代摩登都市的繁華景觀和興盛的文化生產，在歷史上留下了令人?；蟮挠∠?，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以細膩華麗的筆觸勾畫出半殖民地上海的文化氣象，他幾乎用了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不厭其煩地描述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都市景觀。在全方位地重現摩登都市文化奇觀之際，李歐梵將學術興趣聚焦在現代都市文化與中國文學現代性關系上，尤其關注現代印刷傳媒和電影工業的文化生產在都市文化構建中的作用，他詳盡描述了中層刊物《東方雜志》及商務出版的期刊、良友公司發行的《良友》畫報、各類期刊雜志上的廣告和商業月份牌等現代印刷傳媒業的文化生產，對都市文化氛圍和市民閱讀趣味的導引和誘發[6]。同時亦生動敘述了現代電影工業的產物———電影、各類電影院、電影雜志和電影指南、電影明星、電影觀眾所構成的虛擬與真實共存的都市文化鏡像。李歐梵有層次地從文化生產的物質層面推進向都市文化和意識形態生產的層面，呈現出文化生產從表層和深層對都市文學寫作、文學語境生成的決定性影響。李歐梵還細致分析了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的編輯方式、運作策略和審美取向，對上海都市文化的適應和參與，呈現出在都市“文化生產場”中現代作家的多重身份以及實踐方式，怎樣通過編輯雜志這一文化生產方式加入現代都市文化意義的生產過程，同時又以特有的感受和想象豐富了都市“文化生產場”的形態和構造。
三、重讀紅色經典：革命體制下的文化生產
文化生產通常的概念是指以現代化手段組織起來的工業化大生產，是商業都市社會化和大工業化的產物，然而廣義的文化生產并不僅僅指一種工業化的生產手段，而是包括以系統的社會方式進行組織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形式的生產。這種文化生產有時并不具有現代大工業的表征，然而卻是在系統化的組織結構和社會網絡中，在復雜的社會政治力量控制和引導下進行的，因而也具有“現代性”的意義。在一般的觀念中，延安時代的文化體制是一種簡單的政治控制方式，文藝的面貌由單一的政治指令塑造，因而呈現出刻板一律的形式。自從90年代以來，一批海外學者通過對解放區革命文學進行“再解讀”，挖掘文本背后的運作機制和意義結構，重現了多種文化力量交織的歷史場域。這種“再解讀”注重廣泛的外層重構，追溯復雜的歷史語境中文化建構過程，以呈現其中的文化邏輯和理念，正如劉禾所說，文學研究必須包括那些“直接或間接控制著文本的生產、接受、監督和歷史評價”[7]的實踐。于是，從革命體制下的文化生產機制中來看待解放區文藝的性質，從歷史深處的裂隙中辨認這一文化生產體制中的歷史多元性，就成為“再解讀”的基本策略之一。
孟悅通過對《白毛女》這一延安文藝代表性文本的形態變化和意義加工過程的追溯，考察所謂“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權威三者之間關系的曲折體現，從而呈現延安解放區的文化生產體制中特殊的接合與裂隙。孟悅認為，《白毛女》是一部幾經加工修改，從鄉民之口，經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傳遷移的作品。“從寬泛的文化角度看，它不僅是一個敘事，不僅是一種心態，甚至也不僅是一種話語，它還關聯著一種在“解放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實踐”[8]。《白毛女》的產生過程可以看做解放區文化生產模式的一個典型，《白毛女》的故事從30年代末就在晉察冀一帶流行，由村民口口相傳的一樁民間故事，后由來到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寫成小說和報告文學，并編成民間形式的歌舞表演。這個故事被帶到延安以后，由延安魯藝劇院擴大了細節、主題和民間歌曲，改編成情節和風格都更為復雜的歌劇，并廣為流傳，成為延安文藝的經典文本。由此可見，《白毛女》的故事是在當時解放區匯聚的幾種文化力量相互作用和較量中產生出來的。作為具有通俗色彩的文藝作品，《白毛女》的形成體現了解放區“大眾文藝”或“通俗文藝”運動的文化生產機制的特征，它是由文化人采集和利用民間文藝資源，包括對形式、體裁和人才的利用，在新的政治理念的指導下，學習、整理、利用和改造各種地方通俗文藝，然后在村落間作流動或定期宣傳演出的運動形態。這種文化生產的模式正好把“本土”、“大眾性”或“通俗”的文藝資源與“五四”以來新文藝潮流相接合，同時還成功反映了“解放區”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背景。
從孟悅的描述可見，延安解放區的文化生產模式雖然不具備現代大工業生產的規模，但卻是運用政治組織和社會動員的方式，系統進行的社會性的文化生產。這種文化生產方式既有強烈的社會政治目的，實際上其意義又越出了一個政治或政權運作的結果，如果在現代中國文化史的脈絡中考察，可以將之視為標志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對立模式逐步消解、逐漸變形的過程。作為文化產品，《白毛女》既有明顯的“本土”“、大眾性”或“通俗”色彩，又有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文化人”的加工痕跡，這正反映了30年代后期開始城市文人對地方文藝形式的集體性收集和重創的趨勢。正是在延安解放區，借助政府的行政調動力，地方文藝活潑、直白的鄉土情調進入了致力于現代化工程的文人視野，而《白毛女》的創作又留下了西方歌劇形式的明顯痕跡?！栋酌愤@個背景復雜而又相對成功的“革命文學”生產的過程，正表現出了文人的、鄉土的以及政治權威的幾種文化力量之間的摩擦、交鋒或交換。在這一文本內部，各種不同的文化符碼和話語原則間的接合互動象征性地展示了解放區政治文化的生產過程。
如果說，孟悅通過對《白毛女》的分析，展現了延安文藝內部的文化縫隙和多元力量，給人留下信息較為豐富的可認同空間。另一留美學者唐小兵在《暴力的辯證法》一文中，則從對，《暴風驟雨》的寫作方式、語言形態和象征形態三個層面的解讀，來闡釋“暴力革命的核心邏輯”，探尋革命主流意識形態完成全面覆蓋的運作方式。唐小兵認為《暴風驟雨》文本的形成和運作過程，從小說創作動機“預設的普遍論斷”到小說本身的“周到圖解”再到小說批評的“歸納復述”，構成一個“語義大循環”，這個過程“折射出了在文本體制化的后面，必然有著更深刻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關系的全面體制化和同一化”[9]。唐小兵試圖將《暴風驟雨》還原到產生文本的歷史語境中，探尋革命體制下小說創作是怎樣和新興的權力結構及體制化的意識形態銜接起來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部小說開創了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在新的政治意識形態體制下具有深刻的示范意義。這種新型寫作方式的諸多層面，從文學的直接政治功能化，到作家圖解轉述角色的確立，直至讀者對作品的理解感受，都一起被重新規定并且作為文學生產的標準?？梢?，唐小兵關注的是文本背后隱含的權力關系，是革命體制下文化生產的深層邏輯，他通過對《暴風驟雨》的語言邏輯和寫作方式的闡發，揭示了彌漫性的體制化力量，呈現出革命化的文化生產在新的權力結構中運作和覆蓋的方式。重讀《暴風驟雨》是唐小兵對革命文藝進行再解讀的一個范例，他試圖由此追溯革命時代文藝生產的內在邏輯，探尋一定的創作公式和語言詞匯，一套完整的寫作方式的形成過程，以及這種文藝生產體制怎樣闡釋主流意識形態，服務于體制化的革命秩序。#p#分頁標題#e#
海外學者對革命文藝的再解讀，將線索不斷伸向文本背后的運作機制，在歷史語境中解釋了革命文藝生產體制的內在結構和邏輯，顯示了突破性的意義。然而，他們的解讀依然主要依據具體文本，將文本作為意義網絡交織的點，由此延伸向文本背后的深層文化邏輯，盡管他們運用多種方法對文本包含的信息進行重新編碼，但以文本為核心的方式，無疑妨礙了對文化生產的深層邏輯和現實運作進行更深入的剖析，也就難以進入體制核心對革命文藝生產的癥結進行具有現場感的透析。由此可見，要擺脫文本分析的局限性，真正進入歷史本身的脈絡，對文藝生產的內在體制和運作邏輯進行完整描述，還有待于進一步突破理論闡釋的限度、拓闊研究的空間、探尋實現更為完整的歷史敘述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