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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貴州地域文化，研究者從不同角度發掘其特色，有人認為，貴州文化的主體特征是山地文化，也有人認為是民族文化，還有人認為是高原文化或森林文化。更多的研究者則認為貴州文化是一個多元、多樣、多層次“多元一體”的文化系統。史繼忠認為，“從總體上看，貴州地域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統和區域文化的子系統，并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復雜的文化現象。在貴州文化構成中，漢文化固然占著主導地位，但它不是純粹的漢文化，而是夾雜著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存在，而且少數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種，而是分屬苗瑤、百越、氐羌和濮僚文化體系，并演化出多種民族文化，如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水族文化、彝文化、土家文化等等”。［1］146
從地理位置來看，貴州又是典型的內陸省份，深受周邊文化影響。在貴州，黔北一帶明顯屬于巴蜀文化的范圍，黔東一帶頗受荊楚文化的影響，黔南及黔西南與兩粵文化多有共同之處，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區又近乎滇文化。事實上，用“多元性”來概括貴州文化當然說得通，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貴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來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來源”文化的共存。正因為存在著“多來源”文化的共存，各種文化的交流、融合過程固然有跡可循，但呈現更多的是多種文化的“共生共榮”。所謂“共生共榮”指的就是多樣的文化至今仍然活著，它們各自以其傳統為母本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發展，在“一體”中各顯個性。這說明貴州地域文化是一種文化寬容的產物，各種文化都表現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長，各顯其長，相得益彰，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局面。“多元一體”在貴州這個特定環境中，以“多元”體現文化內涵的豐富多樣，以“一體”體現各種文化共處一地的和諧與協調。貴州文化從古至今始終保持著文化的共榮共生，給這里的各種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條件和權利，提供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彼此獨立又相互依存(雖然也相互制約不能讓某一文化獲得長足發展而最終成為一統天下的文化權威)，所以各種文化現象都得以延續下來。在這里，傳播與傳承保持著相對的平衡，各種文化之間也維系著某種均勢。盡管漢文化逐漸成為主流，但持續的時間不過五六百年，強度也遠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區。因此，相對傳統主流文化，貴州地域文化更帶有邊緣文化的特征;而作為由不同的行政區劃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幾種地域文化在貴州交匯，因其皆成弱化狀態，而且又繼續受到四周文化的影響，因而這些文化并未融為一體，仍帶有區域文化的特征，只不過范圍大小有所伸縮，在貴州境內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區域已無跡可尋的“文化孤島”現象的遺存，許多在中原早已失傳的文化卻至今仍在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終充滿生機，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們說多元、多樣、多層次構成貴州地域文化的總體特征是不錯的了，而貴州地域文化與貴州現代文學的發生也由此說開去。關于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學，一個最經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開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內在的相通處;地域文化、地域文學中體現出的主體性創造，必能續人類精神之火，成為世界精神財富的一部分。由是，我們擇取貴州地域文化不同層面的文化特征，追尋貴州現代文學發生期的縷縷回響。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貴;連亙萬里，際天無極。”
這是王陽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館記》中的一段話，用來形容貴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勢磅礴最恰當不過了。貴州省境內山地和丘陵的面積占總面積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巖面積占74%，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開門見山”的地方。張曉松在《山骨印記———貴州文化論》中提到:“在貴州，人類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質資源、生產生活條件，都是由這個山地所提供的，這是貴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礎，是貴州人賴以生存的物質依托，山與貴州實在是有著至關重要的生命聯系。”山地文化是貴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圖爾德指出:“相應的環境特征由文化決定。較簡單的文化比發達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環境制約。”［2］12長時期處于落后生產方式狀態下的貴州人衣食住行都離不開山。他們出行、勞作得翻山越嶺，得靠打獵、刀耕火種獲取食物;住“干欄”式房屋或石頭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環境的惡劣，導致生產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質生產又適應了簡單的文化形態，造成超穩定形態的文化結構和“內循環”的文化發展，由是，“貴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現出鮮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惡劣的自然環境使貴州人任勞任怨、吃苦耐勞、耿直無華、個性倔強;另一方面，山高路險的封閉環境又使得貴州人不善算計、目光短淺、封閉狹隘、滿足現狀、不求進取、重土少遷，鄉土觀念極重。”［3］20綜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質之一就是封閉性。對于這種封閉性也應一分為二來看待。因為封閉，就使得貴州文化背負傳統因襲的重負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貴州文化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在與主流文化、周邊文化交流、碰撞中，雖未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傳統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外來文化“共生共榮”的局面。諸如:雖然典籍文化相對薄弱，但鄉風民俗文化底蘊深厚;雖然代表漢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漸落地生根，但少數民族文化豐富多彩;雖然在對待外來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閉的大有人在，但滿懷熱情主動接納外來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終“振臂一呼而改天換地”;更遑論封閉的環境也成就了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學理論正是從貴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閉與開放的二重性是互為消長的，隨著交通的發達、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閉的因素將逐漸減弱，而開放的特點將日益強化。當晚清以來席卷全國各地的變法維新、倡導自治的圖變之風吹進貴州這封閉已久的“山國”時，貴州人以高昂的開放姿態回應著主潮。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貴州一些開明人士就已創辦《黔報》、《貴州公報》、《西南日報》、《自治學社雜志》等地方性報刊。1907年“貴州自治學社”成立，該學社提出“以個人自治說為起點，以地方自治說為延長線，以國家自治說為最終面積”的學說主張。辛亥革命期間宣布獨立的“貴州軍政府”稱貴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時也意識到“黔中向名山國，風氣之開，每落人后”這樣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發生期的貴州現代文學無論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都以“開啟民智”為鮮明目標，雖然成就不大，但甫一發生，就呼應了時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貴州是個名副其實的“移民省”，不僅漢族主要是移民而來，就連少數民族也如此。漢族自漢、唐以來，就陸續由中原遷入貴州。大量入住，應該是在明、清以后。據史料記載，明清兩代貴州有兩次大的漢族移民高潮，一次是調北征南(即調集大量軍隊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萬大軍屯戍貴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調北填南(即從內地將破產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強迫遷移往貴州等地)，清代中葉朝廷征討播州藩司楊應龍后，引入大批漢人在“苗疆”屯田墾殖。［4］38這樣，漢族在其不斷向西南擴散的過程中，不但從鄰近的四川、湖廣移入，也從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區來到貴州。而少數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東、苗瑤民族自東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從云南遷來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從四面八方進入貴州。這種移民大遷徙，最終導致傳統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從而基本奠定了貴州文化“多元會合型”的格局。#p#分頁標題#e#
由于上述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粗獷的軍人和底層小商販及農民，他們更傾向于商人階層文化的世俗性和農耕文化的精神追求，加之貴州本地文化以巫文化為主的強大根基，使得貴州的地域文化，無論精神信仰追求，還是物質文化追求，都顯現出鮮明的世俗性。就拿宗教信仰來說，也呈現出一種“多元共存”的特征。在貴州，信仰儒、佛、道、基督、伊斯蘭教以及原始宗教、民間宗教的民眾各自奉行自己的信仰，互不干涉。在建省前，貴州許多地方的民眾大多信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的信眾不多，影響也不大。但到了明清兩代，情況有了變化，佛教和道教因統治者的倡導開始興盛，但仍能與其他宗教并存，貴州境內隨處可見的“三教寺”就是宗教信仰“多元共存”的明證，例如鎮遠古城的青龍洞，不僅有儒家的紫陽書院，也有佛教的中山寺、青龍寺、觀音殿，還有道教的呂祖殿、萬壽宮、青龍洞、紫陽洞等。貴州的世俗文化根基雄厚，它的底層文化是巫文化，這使得傳入貴州的宗教不得不扭曲自己來適應較低層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傳統，不得不采取與當時當地人們的世俗文化相互契合，吸收并接納本土基礎文化的方式進行文化改造性傳播，從而產生了許多文化變異現象。例如，在佛教原先的文化母體中便出現了平民化、世俗化以及儒、道、佛、巫等多種宗教合流的文化新質，而佛教自身原有的某些特點卻模糊甚至淡化了。如此一來，各種文化各自的個性特色明顯減弱了，而新的一種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性”卻增強了，而這些共性都建立在貴州世俗文化的基礎上。
即便是世居其地的少數民族，也有著深厚的世俗文化根基。英國基督教傳教士伯格里注重苗族信徒的世俗生活，他在石門坎創辦學校、麻風病醫院、織布廠，建筑起教堂、足球場、游泳池，開設了“公益場”，修筑了公路，創造了老苗文，因此僅用了短短20年的時間，就使得一個幾千年來崇尚“巫鬼”的大花苗接受了來自西方的洋教。這種世俗性還表現在對待外來文化重物質而輕精神上，據史料記載，古夜郎國之所以愿意歸附漢王朝，很大程度上緣于物質的吸引力，為了得到漢朝錦帛、鐵器等先進的生活資料和生產技術才心甘情愿歸附的。到明清乃至民國也是如此，一方面財力上依附中央，“厚賜”則附，無賜則叛。這種世俗功利性折射在人的文化性格上就是重物質，輕精神，急功近利，目光短淺，但也對外界新鮮事物保持高度熱情，在追求物質享受的同時，表現出鮮活的生命力。《黔南識略》卷一《總敘》中談到黔南地區的民性時就指出“大率質野少文，纖嗇而重利”?？谷諔馉幤陂g，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在采風過程中一方面感受到了貴州人生活的極度貧困，另一方面也深切體會到了保留在這民間世俗文化上的淋漓的生命元氣。通過近代報紙我們可以看到，在報刊開拓的公共空間下，社會各階層雖然始終處在軍閥混戰的生活困境中，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切照舊。
學校照常開學，商店、藥店、書店、報館照常營業，他們關心戰時局勢，抨擊社會丑惡現象，也可以在“外國要聞”中看看“西洋鏡”，在充斥著沉重的稅賦、盜搶現象嚴重、物價飛漲的社會夾縫中活在當下，努力生存。文化特征其三:通道文化貴州作為一個存在、被發現緣于“通道地位”。就地理區位來說，貴州處于西南地區的腹心地帶，西與云南接壤，北與四川毗連，東與湖南為鄰，南與廣西隔河相望。巴蜀與兩廣的交通勢必要經過貴州，湖南通往云南也要從貴州經過。南來北往，東進西出都以貴州為喉襟，這就決定了它在西南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盡管秦始皇一統天下，但古夜郎的“自雄一隅”尚無人知曉。直到漢武帝統治時期，國力強盛，這才有了“開三邊”這樣向外擴張的舉措。因要剪滅南越王，需“浮船??江”，夜郎被發現。為了打通巴蜀與夜郎的通道，唐蒙“發巴蜀卒治道”，史稱“南夷道”，從此打破了夜郎與中原隔絕的狀態。漢代在夜郎地區建立了??郡，因夜郎地區既是巴蜀通往南越的橋梁，又是通往滇國、開辟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其后的諸葛亮南征、魏晉六朝設??、建寧、興古三郡、隋唐設經制州、南宋在貴州進行“川馬”和“廣馬”的交易，至元朝開通滇黔驛道，都顯示了貴州作為“通道”的重要性。
貴州單獨作為一個行政區劃的意義出現，是在明朝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貴州布政司(成為明代十三個布政司之一)開始的。貴州作為省級行政區劃在全國也還是比較早的，不但早于東北和西北，就連湖南、湖北當時也還未從湖廣布政司分出來。其后的清代十八行省有貴州，民國二十八省有貴州。之所以在多山、貧瘠的貴州建省，明代史學家郭子章在《黔記》中將原因一語道破:“蓋貴州乃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山多箐廣，流水涵?，土無貨殖，通計民屯僅十四萬石，為天下第一貧瘠之處，官藏戍歲給仰于湖廣、四川二省，蓋本非都會之地。……我朝因云南而從此借一線之路，以通往來。”貴州是中原通向西南邊陲的要道，歷代封建王朝要擴大疆土鞏固邊陲就必須打開貴州這個通道。從戰略角度講，無論“攻”與“守”，貴州的戰略地位都非常重要。明代地理歷史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貴州方輿紀要序》中寫道:“?？假F州之地，雖偏隅逼窄，然驛道所經。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環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貴陽猶人之胸腹也，東西諸府猶人之兩臂然。守偏橋、銅鼓，以當沅、靖之沖，則沅、靖未敢爭也;踞普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扼川蜀之師，則川蜀未敢爭也，所謂以守則固也。命一軍出沾益，以壓云南之口，而以一軍東指辰、沅，聲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趨湖北，武陵、襄陽不知其所守;膺擊荊南，垂頭襄陽，而天下之腰膂已為吾所制矣!一軍北出思、黔，下重慶，敵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飄馳葭明也;問途沔北，顧盼長安，而天下之禁吭且為我所益矣，所謂以攻則強矣!如是而曰貴州蕞爾之地也，其然乎哉?”明朝統治者通過派重兵駐扎、沿驛道設立衛所、建立都指揮使司直至建立布政使司，牢牢控制了貴州這個戰略要地，以平播和奢安兩大事件震動西南。
通道地位使貴州改變了過去閉塞的局面，中央王朝開始加強對貴州的統治，中原各地的文化開始源源不斷輸入貴州，給貴州文化帶來新的質素。農業、手工業、商業、礦業、建筑、交通等都獲得長足發展，教育也獲得新的生機，全省各地在洋務運動和期間，紛紛廢除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以新知識和新思想開啟民智。光緒末年，貴州還辦起了具有相當規模的近代工業青溪鐵廠和文通書局，在古老的驛道上也出現了民間運輸與郵寄。有了印刷技術和造紙技術的支持，貴州在20世紀初追趕上了國內第一波辦報熱潮，也為貴州現代文學的發生提供了無以替代的新媒介，開拓了現代文學的生存空間。當然，仍然要看到通道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改變著閉塞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民眾遭受著因通道便利帶來的“鴉片煙禍”等人為災禍。在中國近代史上貴州是鴉片煙禍的重災區之一，有學者認為當時的軍閥和官吏是造成煙禍的元兇。貴州軍閥不僅通過強制人們種植鴉片、販賣鴉片獲取巨額軍餉，而且軍隊中的士兵也普遍吸食鴉片煙。底層民眾吸食鴉片更是常常將整個家庭拖入崩潰的邊緣，貴州籍作家蹇先艾、壽生等在他們的鄉土小說中對鴉片煙禍都有生動的文學描述。文化特征其四:邊緣文化當代評論家陳思和說過這樣的話，傳統有大小之分。“大傳統是上層社會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國家權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憑借權力以呈現自己(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包括欽定史書經籍、八股科舉制度、綱常倫理教育等)，并通過學校教育和正規出版機構來傳播。而小傳統是指民間(特別是農村)流行的通俗文化傳統，它的活動背景往往是國家權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對薄弱的邊緣地帶，就文化形態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思維定勢，用民間的眼光來看待事實，更多的注意表達下層社會，尤其是農村宗族社會形態下的生活面貌。”［5］這里所說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也就是正統文化與邊緣文化。上世紀初，相對于傳統文化而言，貴州文化無疑屬邊緣文化。貴州的邊緣文化具有雙重邊緣性的特點。相對于中心地區，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文化環境來說，都常常是邊緣的邊緣。由于地處偏僻、山高路險，中央政權往往鞭長莫及，通常會采取羈縻政策或“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來實現統治。#p#分頁標題#e#
這里又是典型的“土流并治”地區，這種“雙軌制”給文化帶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隨著流官統治的加強而使中原正統文化擴大傳播，另一個方面又給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民俗文化等邊緣文化留下很大的發展空間。這種文化呈現出獨特而復雜的形態:既有宗法制下的愚昧落后，又緩慢地向著文明開化爬行;既有傳統禮教文化的頑跡固漬，又有鄙野邊地的野蠻丑陋。從貴州特殊的歷史條件來說，貴州省的行政區劃是切割四川、云南、湖南、廣西部分地區而成的，因此，貴州地方的生活習性、文化心理、民風習俗多得周邊省地之風，社會文化環境并不閉塞。作為朝廷流放遷徙之所，移民和流徙也為這個僻遠之地帶來了較多的中原文明和傳統思想文化。但另一方面，其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又造成交通困難，經濟落后，社會文明的進度緩慢，所以保留了較多陳規陋習和傳統落后的乃至原始的文化意識。這種邊緣文化導致文化主體精神不強，雖以儒家文化的倫理精神為主導，但邊緣文化又對抗了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由此產生的多元文化心理及性格往往兼及南北，融匯四鄰。“堪稱既直爽又婉轉，既獷悍又膽怯，既開放又封閉，既自大又自卑，既勤勞又疏懶，既將就又講究，既愚昧又狡黠，既質實又幽默，既知足常樂又不滿足現狀。”［6］15這種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文化主體，在時代大潮的潮起潮落中隨起沉浮，可能浮得很高，也可能很快落回潮底。
邊緣文化導致文化主體精神不強，缺乏文化自信心，始終處于糾結矛盾之中。一方面企盼了解外部世界，獲取外部信息和先進的技術、物質生活資料與管理經驗，以改善自身的狀況;另一方面又因害怕開放而遭致自己種族、文化的滅絕和既得利益的喪失。例如西漢時期的且蘭君，因“恐遠行，旁國擄其老弱”，缺乏遠見和膽識，想“深拒固閉”，采取關門主義的辦法，不受“王化”，以阻止外來文化的沖擊和融化，結果導致國滅及其文化的中斷。在與外來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邊緣文化主體缺乏一種一切能為我所涵化的雄心與氣魄，缺乏一種化腐朽為神奇、敢于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自信心。以詩歌創作為例，貴州邊緣文化的地域環境，使貴州詩歌創作與全國詩歌創作發展拉開了極為復雜的距離。在現代文學的發生階段，詩歌并沒有充當急先鋒，既沒有出現白話新詩這樣的形式變革，也沒有體現時代精神的詩歌運動，整個發生階段所見都是一些古體詩，盡管內容上也能呼應主潮，但貴州由古典詩歌向現代新詩的轉型經歷了緩慢的歷程，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現以蹇先艾為代表的新詩人，才誕生了有規范意義的新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