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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翟月琴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胡適的白話文學思想，作為他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條重要的研究線索，也成為胡適研究中無法規避的核心內容。他的《白話文學史》出版于1928年，這部著作致力于“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嬗變，從正統的古文傳統中剝離出一條屬于白話文學自身的脈絡，從而在文學內部為白話文學發展在“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1]6?！栋自捨膶W史》出版以來，可以說從上世紀20年代起至今從未間斷地處于開放性的闡釋空間中，作為胡適先生重要的文學研究著作，足見作品本身在研究過程中所具有的張力。筆者將《白話文學史》的研究歷史劃分為4個階段：1949年以前（雜音交織中的白話文學觀念論爭），1949年至結束（官方話語規訓下的“形式主義”批判），1979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啟蒙思潮下的文學史反思），以及20世紀90年代至今（百態橫生的跨學科交叉滲透研究）①。試圖從這條歷時性的垂直脈絡中，圍繞時間軸線展開論述，從不同的歷史階段挖掘《白話文學史》背后所輻射出的時代痕跡和研究觀點的演變。
一、1949年以前：雜音交織中的白話文學觀念論爭
在《白話文學史》中，胡適認為，白話文學“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其中有3層意思，其一，“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其二“，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其三，“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1]13。而與之相對的是“死文學”。針對這一觀念，激蕩起了不同立場學者之間的爭論，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張蔭麟以筆名素癡發表的《評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12月3日，第48期)。作者比較客觀地評價了《白話文學史》，認為這部著作在方法上為我國文學史著作開了一條新路徑，開拓了包括佛教翻譯文學在內的新思路，還增加了一些新考證的內容。文章對《白話文學史》中所涉及的考證問題（諸如《孔雀東南飛》的創作時間等）、定義標準、實用主義的評判原則等各方面都進行了剖析，認為，“以語體之文法及詞句為主之文字為白話文。反之，以古書中之文法及詞句為主之文字，為文言文”，因此，“文言文別于語體之文或稱古文，隨時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嘗僵死。”這篇文章頗具綜合性和客觀性，在剖析《白話文學史》時能夠超越個人化的立場。隨后，1929年5月27日的《大公報》在“文學副刊”中刊載了一篇作者不詳的《胡適白話文學史之批評》，就《白話文學史》所呈現的14種問題逐一進行了批評，其中包括材料以偏概全，概念區分界限模糊，言文無法統一以及諸多細節問題，而核心仍在于對胡適白話文學史觀念的質疑，竭力凸顯《白話文學史》中的缺陷。
1932年，朱光潛在《東方雜志》上發表《替詩的音律辯護———讀胡適的〈白話文學史〉》①一文，認為胡適在定義白話文學史時，其聚焦的文學作品過于局限，以至于忽略了大量的優秀文本。朱光潛的立足點，無疑在一步步地擴展“活文學”的疆域，無論是音律，還是音律所指向的生命與情思，都從新的視角為文學的內涵提供了參照。1933年王哲甫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也認為，白話文不一定都是活文學，“因為白話文固然是新文學達意表情的工具，但必須有優美的思想、內容、想象為它的內容，方可為美妙的作品。”[2]另外，周作人在《新文學源流》中凸顯了思想與情感在文學中的重要性，他提到，“我認為古文和白話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3]他還主張“，要想將我們的思想感情，盡可能地多寫出來，最好的辦法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話怎么說，就怎么寫’，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獨抒性靈’。”[3]這股來自新文化內部的聲音，試圖為“死文學”所輻射的文本尋求生命空間，情感、音律等文學因素在“活文學”的范疇內逐漸膨脹，這就在更廣泛的意義層面上拓展了胡適白話文學觀念的外延。
筆者認為，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上，才能更深入地洞悉時代的脈搏，把握頗具影響意義的個案在時代運動中所占據的位置。1931年6月，王禮錫在其創辦的《讀書雜志》第1卷第3期上，開設了“胡適之批判”的專欄，已經涉及到了文學史研究。他認為，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并非中國文學史，不是平民文學史，并非白話文學史，它“僅僅是五四時代白話文體運動的一部宣傳品而已；這部宣傳品雖然并不如何精彩，卻曾在一時建立無上的權威，總是一部有過歷史價值的東西”[4]。與之相類似的評論性文章中大多也都略有提及，只是并沒有深入展開分析。他們在為自己的學術觀點正名時，卻忽視了胡適思想的連貫性，而片面地將胡適的白話文學觀念判斷為一種工具論意義上的革命。這也為以后的學者提供了繼續研究的可能。
二、從1949年至結束：官方話語規訓下的“形式主義”批判
1949年至結束，胡適被一次次地卷入批判的洪流中，隨著歷史的沉浮，《白話文學史》成為一部孤立的文本，與胡適的整個文學思想相割裂，所有的文章都帶有一種官方的色調，而這種色調被統一命名為“形式主義批判”，與之相關的是一切關于資產階級思想的胡適討伐。1955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在這一年中，與胡風、綠原一樣，胡適也成為階級斗爭批判的對象。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第1-8輯，于1955-1956年間陸續出版，與《白話文學史》批判相關的文章，包括李長之的《胡適〈白話文學史〉批判》，譚丕模的《充滿毒素的〈白話文學史〉》等。在這一階段，諸如“批判”、“反動”、“階級斗爭”等詞匯撲面而來，其《白話文學史》一書，更是被淹沒在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中。以李長之的《胡適〈白話文學史〉批判》一文為例，文章中寫到，“就全書所使用的概念看也是極其混淆和模糊的”，還提到，“文言與白話的關系也不是絕對對立的”，進而補充道：“事實上胡適正是利用了不確切的白話概念，在極其任意的主觀的取舍之下，用偷天換日的手段，借白話之名，抹殺了一切富有人民性的寶貴遺產”?？梢?，這一階段，在官方話語的規訓下模糊了作家身份與政治立場的界限，對于文本的研究無疑也被框制于作家研究的范式里。在如此的判斷標準中，《白話文學史》也失去了其應有的文學史價值，陷入到一元論的批判中。筆者認為，經歷了上世紀50年代的洗劫，《白話文學史》隨著對胡適的批判一起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加之1962年胡適在臺灣中央研究院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隨后，“”爆發，這期間，胡適研究可謂一直處于懸置狀態。在這段停滯的歷史里，一方面在1949年以前的白話文學觀念更多地被詮釋為一種工具論意義上的改革，另一方面，《白話文學史》出版之初的評論性文章中曾提到的考證、文學史問題也被顛覆性地摧毀了?？梢哉f，這個階段真正意義上的《白話文學史》研究仍然停留在1949年前的討論階段，這也自然使那些沒有深入的缺口繼續等待新的突破時機。#p#分頁標題#e#
三、1979年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啟蒙思潮下的文學史反思
“”結束后，知識分子帶著創傷開始反思過往經歷中的歷史記憶，從而重新探索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生命訴求，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新啟蒙思潮的掀起，研究者將視角轉向了重構與反思，對于所顛覆的文化傳統，以及當下所延續的精神脈象，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1979年，為了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胡適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盡管依然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干預，對于胡適后半生的評價仍然建立在“反動”的表述層面，但對其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又推進了一步，《白話文學史》也被放置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給予重新判斷。其中，較有代表性是朱文華《試論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張新《胡適“五四”前后的文學主張剖析》（均見《復旦學報》，1979年第3期）。朱文華在文章中提到，“關于包括胡適在內的一班新人物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意義，我們認為應作充分的估價，不能僅僅看成是‘文學形式的改良’。不錯，胡適確有改良主義其癥……但是，我們要看到，在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和白話運動之前，文壇上占統治地位的是‘桐城謬種，選學妖孽’，胡適沖破這一羅網首先發難，難道應該多做苛求嗎？”在這里，多少能夠體察出為胡適翻案的痕跡。
張新也說，“‘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口號雖然是從文學形式方面入手，但其實質同樣體現了反對封建文學的精神，是同新文學運動的主流相匯合的。”如此，被割裂的文本才重新回歸整體的歷史語境。但遺憾的是，這些評論者們又都被困在時代的局限中，無法完全擺脫階級對立的思維方式，在意識形態的束縛中，仍然呈現出中的思想余燼。緊接著，在上世紀80年代，相繼出版了耿云志編選的《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白吉庵的《胡適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易竹閑的《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朱文華的《胡適評傳》（重慶出版社，1988年），耿云志的《胡適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關于《白話文學史》的研究，孟悅的《過去時代的“文本”：評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讀書》，1987年第11期）一文最具代表性，他首次就《白話文學史》中所呈現出來的關于“文言與白話”，關于“活文學與死文學”等二元對立模式提出了質疑。孟悅認為，“‘白話文學’和‘古文傳統’本身則已成為一雙對抗性的概念集合體”，而“這些概念不一定精確，但卻醒目，褒貶鮮明，其文化內涵更易為今日讀者們接受和理解。”筆者認為，關于二元對立模式，胡適曾經說過，“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5]
事實上，這種二元對立模式正是整個“五四”精神的集中體現。如果說《文學改良芻議》等有關文體改革的短文中“，白話”問題不過是一個語言問題，那么在《白話文學史》的上下文中，“白話文學”卻已是一個可以與諸如民間文學、平民文學、人生的文字、被統治者的文學等一系列時代色彩更鮮明的語匯互相置換、互相翻譯，至少處于同位的概念。由此推之，“白話文學”是胡適用以所謂被歷史地排斥于封建文化舞臺邊緣的一切非正統文學傳統的總稱，雖然不一定是恰當的總稱。由此可見，在新啟蒙思潮的推演中，五四與傳統的斷裂，以及由此引發的危機成為這一時期觀照的聚焦點。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也正是基于對整個文化傳統的反思結果，其意義也就不僅僅局限于開創性，而更指向了新文化運動本身。
四、20世紀90年代以來：百態橫生的跨學科交叉滲透研究
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研究方法大討論開展相呼應，1990年代以來，更有大量的研究資料在各種刊物上涌現。這一階段，研究的重心一方面仍然延續著文學史問題的思考，但又汲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研究者們又不再局限于系統的評價，而將觸角伸向了更廣闊的學術領域，采用多元化的闡釋方式，將該著作當中未被闡發的空白點鋪展開來，不斷填空、補充，構筑了新的闡釋空間。而這種方法論的延續，在為當下文化困境突圍的同時，也呈現了各個領域從“五四”尋找思想文化根源的一種精神訴求。對于《白話文學史》的思考也進入了比較研究的新視域，較有代表性的包括陳平原的《胡適文學史研究》，呂微的《論學科范疇與現代性價值觀———從〈白話文學史〉到〈中國民間文學史〉》（《文學評論》，2001年第4期），郭琳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胡適〈白話文學史〉之比較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優秀碩士論文，2008年），以及楊揚的《現代學術背景下的文化熔鑄———論作為文學史家的聞一多》（中國民俗學網，2010年1月）。以陳平原的《胡適研究史》為例，他把胡適的研究方法納入史學的研究軌道中，從方法上來探討文學史研究，一方面肯定胡適在拓展白話文學的范圍和拉長了白話文學的時間，為文學研究樹立了典范作用；另一方面則對胡適所構建的兩條文學史線索頗為關注，認為古文所指向的正統文學和白話所引導的民間文學對于當下文學史研究的框架仍有影響，這就更加推進了學術研究在方法上的借鑒意義。另外，大多研究者還采用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或通過不同時代的文學史之間的比較研究，或通過與胡適同時期新文學運動者之間的比較分析，呈現了胡適《白話文學史》在初期文學史編纂過程中的地位與缺陷，從而打破了孤立的研究思路，呈現出交叉研究的新走向。再者，伴隨著西方新理論的介入，為學者們進一步思考《白話文學史》提供了更廣闊的新視角，“全球化”、“文化記憶”、“文化霸權”、“傳播學視野”、“網絡語言”等作為文化研究的熱點也開始介入到《白話文學史》的研究中，在重新釋義的語境中，這部文學史所指涉的內容一步步地滲透到整個文化歷史的思考中。
如加拿大學者米列娜的文章《文化記憶的建構———早期文學史的編纂與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4期），針對被遮蔽的文學史現象展開討論，追憶進化論推動過程中那部分被消聲的文化記憶。另外，還有阮艷萍的《白話•媒介•訊息•傳播學視野中的胡適白話文學觀》（《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2008年第1期），黃華的《從文化霸權的角度分析白話文運動》（《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5期）等，都可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者們將跨學科交叉滲入對《白話文學史》的解讀中，使其呈現出一派百態橫生的新景觀?？梢?，《白話文學史》從上個階段的整體性文化思考走向跨學科領域，民族文化的內在反思性發揮著關鍵作用。個人立場的偏見，官方話語的規訓，以及時代本身無法避免的局限，都無法掩蓋研究者對這部著作的關注。如何看待《白話文學史》的缺陷，成為我們反思“五四”，以及與“五四”相關的現當代文學、文化史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小結：綜上所述，在不斷地闡釋中，我們不難發現，《白話文學史》決不止于一場事件，它已然突破事件本身，邁向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革命。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勝利又沒有停留在形式的爭論中，而是掀起了挑戰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的浪潮。#p#分頁標題#e#
在沒有文學史的年代里，胡適的這部《白話文學史》標志著一個范式的建立，在文學史大批量出現的時代，它恰恰又成為了多重視角中一個不斷接受反思與重建的關鍵點。但《白話文學史》所暴露的局限，比如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權力話語背后所掩蓋的歷史真相，等等，都成為當代學者進行的反思整個文化思想史的突破口?？梢哉f，從雜音交織中的白話文學觀念，官方話語規訓下的“形式主義”批判，新啟蒙思潮下的文學史反思到百態橫生的跨學科滲透研究，研究者們站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打開《白話文學史》研究的路徑，從孤立研究漸進為通盤思考，將這半部文學史放在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流變中，放在全局性的文學史發展脈絡中，放在宏觀文化思潮的線性變遷中，不斷推進研究進深，為未來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