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南北朝文學史的著述形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為一門從西方引入的現代學科，“文學史”進入中國只有百年左右的時間。學科舶來品的定位使不少人認為，擁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本土似乎沒有自己的文學史書寫。其實不然。伴隨中國文學的萌生和發展，古人先賢敏感而又深切地感悟著文學發展歷程的每一步，并用文字將之記錄下來，形成了關于文學史的著述形態。這些著述雖然形態各異，也有異于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學史體系，但所涉及的諸多方面已然表現出古人對文學發展歷史的思考，保留于各種文獻、資料中的文字也已構成現代意義的文學史研究與構建不可或缺的基礎。而且，作為一種傳統的學術形式，它們所展示的相對獨立的學術范疇雛形，也足以證明中國具有悠久的“文學史”傳統、以及大量豐富并有待發掘的學術資源。南北朝時期尤其可視作這一資源的一個范本。 從史學的角度而言，斷限問題是史書內部結構確立的重要一環。史書的斷限，指史書所記史事的起訖年代。司馬遷在《史記》篇末交待: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班固《漢書》的敘述起訖年代則為: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說明中國傳統史家斷限的原則，一般從政權的“正統”觀念出發。文學史作為文學的歷史記載，在撰述過程中也勢必涉及到時間問題，而與史書不同的是，文學史更加重視“分期”而非“起訖”。“我們在編纂或寫作《中國文學史》的時候，首先要接觸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1］(P68)中國文學史“宏觀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是根據文學本身的特征，確定中國文學發展的分期。做好了這一點，我們就大致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進程”［2］，“分期正是人們用以建構歷史的重要手段”［3］(P278)。分期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南朝史家檀道鸞、沈約、蕭子顯、姚察和北朝史家魏收、以及南朝文學家鐘嶸等人的代表性文學史作品為例，析其理念，探其方法，試尋繹我國傳統“文學史”思維的特質，以期于今有所借鑒啟迪。 一檀道鸞，生卒年不詳，概為劉宋時人。所作《續晉陽秋》一書記述東晉一代史事，雖已亡佚，但從《世說新語•文學篇》輯佚的這段文字來看，卻是具有明確的時間分期意識的一段文學史書寫佳作。檀道鸞認為，《詩》、《騷》是我國詩歌發展的兩大源頭，并以此為基點和原則，對兩漢迄于東晉六百余年的文學發展情況分階段進行了梳理回顧。這對后世實具發聵之功。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 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4］(P262) 對有漢一朝，檀道鸞以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三位文人為代表，贊其體從詩騷傳統，至建安時期，達到文質并重的“詩章大盛”的局面。而西晉潘岳、陸機等人雖時有質文，但已缺少深刻的社會意義和積極的人生理想，較為單純地追求華彩和綺麗，同漢以來的詩統已有明顯差別。尤其正始年間之后，玄言注入詩歌并漸趨統治詩壇。玄言風氣始于魏正始之王弼、何晏，他們崇尚“莊、老玄勝之談”，引發世人對玄學的追慕，到東晉偏安江左之時，更是風靡一時，在檀道鸞眼中，尤以李充為最。在五言詩方面，郭璞將“道家之言”引入玄言詩的創作，以《游仙詩》橫亙詩壇;而許詢和孫綽作為東晉玄學的中堅人物和玄言詩代表作家，又吸收佛家妙義入詩，由曹魏西晉時期的莊、老、易“三玄”，演變為佛道融通的四玄之學。這就徹底拋棄了兩漢以來的詩騷傳統，導致“《詩》、《騷》之體盡矣”。直到東晉義熙年間，以謝混為代表的山水詩的興起，才一轉百余年的詩壇玄言之風。 整體而言，檀道鸞沒有照搬朝代更迭、或年號變換的歷史分期方法，而是從詩騷兩大文學傳統出發來考察詩體的發展演變，體現了他獨特的文學史分期意識。當然，作者依然需要借用朝代和年號作為時間單位———西朝、江左兩個朝代和建安、正始、義熙三個年號，以起到對文學發展作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斷限作用。而這一方法，在其他文學史家的分期實踐中，也有所借鑒。 和檀道鸞一樣，在文學史書寫中以詩騷傳統為基準的是南朝齊梁人鐘嶸。鐘嶸的《詩品》堪稱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詳盡探討文學源流的著述，在總論部分，他對五言詩的發展分階段作出了全面系統的總結。與檀道鸞所作《續晉陽秋》實為史書不同，《詩品》的立足點則在于對“詩體”尤其是五言詩的考察，因而鐘嶸的論述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更加顯示了關注和探索文學的本體特質。這對后世的文學史書寫也就更具啟發意義。 昔《南風》之詞……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爾后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 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以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5］(P1－2)#p#分頁標題#e# 從這段文字的表面看，鐘嶸針對五言詩的發展劃分出七個階段，所采用的分期方法仍為運用朝代和年號這些歷史符號來標志詩歌的歷史階段及其意義:從“夏”、“楚”五言之濫觴，至“漢”、“東京”之體制初見;從建安“彬彬之盛”，到“有晉”、“太康”之“中興”;從“永嘉”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至“江表”之“微波尚傳”;從“義熙”之“謝益壽”，到“元嘉”之“謝靈運”。并且，鐘嶸以重要作家作為年號分期的輔助手段，在最后分別舉出建安、太康、元嘉這三個時期的代表人物:陳思王曹植、劉公幹、王仲宣、陸機、潘安仁、張景陽、謝靈運、顏延年，稱謂“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 然而，透過這些年號和朝代名稱，則可以看到鐘嶸是以詩騷傳統為標的、從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來進行文學史書寫的。在他眼里，兩漢時期辭賦創作競相出現，卻始終沒有出現兼具文質的優秀詩作，詩歌發展整體非常困頓。至曹氏父子統領的建安時期，良好的文學環境、卓絕的文學領袖、整齊的文人集團，才形成了五言詩“彬彬之盛”的良好局面，而一代詩人所代表的“建安風力”也就成為鐘嶸心目中的五言詩典范:“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此后，經過建安二十余年的發展，五言詩至曹魏時期走向了低谷，直至西晉太康年間迎來短暫的中興。西晉永嘉年間，五言詩這一詩歌樣式雖然繼續發展，但在詩歌表現主題和內容上，由于追崇黃老、慕尚虛談的社會風氣影響了詩人的創作，玄言風氣逐漸發展并涵蓋整個東晉時期，以致出現了孫綽、許詢、桓溫、庾亮為代表的江左玄言詩人群體，盡失建安風力之優良傳統。此期，雖然也出現了逆玄言而動的兩位詩人———郭璞、劉琨，前者以《游仙》聞名，后者因“悲壯”稱世，皆名揚當時、聲傳千載，但終未能夠扭轉玄言“平典”盛行的狀況。直到義熙年間，謝混在變創體例方面獨樹一幟，其后，劉宋一朝謝靈運橫空出世，創建山水詩這一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藝術流派，才宣告了玄言詩的末路，促使五言詩創作漸歸正途。 二歷仕宋、齊、梁三朝的沈約，在《宋書》的《謝靈運傳》中寫有“史臣曰”部分［6］(P1778－1779)。這部分文字立足南朝齊梁時期，以詩體發展為主線，從古代有虞氏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起點，一直延續至劉宋一朝。 這一勾勒同樣并非局限于朝代，而是通過運用虞夏、周、漢、魏、晉、宋六個朝代以及建安、元康、建武、義熙、太元五個年號，分別論述了不同時期的文學史標志性作家、作品以及文壇現象。由于檀道鸞著述早已亡佚，且沈約《宋書》被后世奉為正史，所以，這篇傳論堪稱這一時期文學史書寫的代表作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關于文學新變的認知和爭論一直不曾間斷。作為齊梁文壇領袖，沈約不僅從創作到理論都表現出了對文風變化的追求，和謝眺等人開創了“永明體”，講求聲韻格律，促成詩歌由古體向近體發展，而且他對文學自身的審視也更多地表現出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捕捉。所以，他對文學史的分期書寫，基本上每一個時間斷限都是由“變”開始的。周王朝末年之后，文壇創作風氣以戰國的屈原、宋玉和西漢的賈誼、司馬相如為代表，是為一變:“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 此后，情與志的追求在創作中愈發占據主要位置，兩漢時的王褒、劉向、揚雄、班固、崔骃、蔡邕等人“清辭麗曲，時發乎篇”，但終因音調蕪雜、聲氣沉贅而無絕世之音，惟張衡長于抒情，開啟東漢文人詩以抒情為主的創作趨勢，“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是為二變。建安時期，以曹氏父子為主，終于將“情”、“文”、“質”三者良好地結合在詩歌創作之中，“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可謂三變。西晉孝惠帝元康年間，潘岳和陸機以綺靡繁縟的文風馳騁文壇，一改建安之風，“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馀烈，事極江右”，是為四變。其后，“有晉中興，玄風獨振”，大概在孝懷帝永嘉年間，玄言始開入詩風氣，一直沿襲到“自建武暨乎義熙”的東晉百年時間，玄言詩逐漸發展到頂峰，“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可謂五變。扭轉這一局面的是殷仲文和謝混(叔源)二人，他們一改孫綽、許詢推至極致的玄言之風，將山水題材逐步納入詩歌創作，“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是為六變。其后，顏延之和謝靈運兩位巨人登上文壇，“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在文學史上承上啟下、沾溉后世，可謂七變。由社會時代之變，生發出文風之變，沈約的歷史觀念在上述文學史的書寫中一覽無余。 如果說，沈約還是在為大詩人謝靈運立傳時不經意間寫下了這段文學史，并在其中清晰地流露出文學新變主張的話;那么，蕭子顯作為梁代著名史學家，則是在《南齊書》中專門設立了《文學傳》一篇，并在這篇傳論中明確強調了文學需要不斷發展的“新變”觀:“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而就在詳細論證這一觀念時，他對昔日的文學歷史亦作出了明確回顧: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7］(P908) 對東漢建安至劉宋時期詩壇的大體發展情況，蕭子顯舉出了十位文士作為不同時期的代表，以說明文風的變化情況。雖然對建安文學的認識，蕭氏明確提出鄴下俊彥與曹氏父子差距明顯，但其所點出的潘岳、陸機、許詢、殷仲文、謝混、顏延之、謝靈運等人，都曾是沈約推舉出的曾經引導文壇新變的重點作家，可見兩位文學史家前后相繼的歷史傳承關系。而且，不同于其它文學史書寫實踐，蕭氏僅借用了兩個具有時間斷限意義的指稱“建安”、“江左”，其余則是利用代表作家來完成分期敘述需要的。有學者曾發出“經典作品成為了文學史上的高潮和分期依據”［8］的感嘆，其實代表作家同樣可以成為文學史的分期依據，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的文學史編撰就是明證，而代表作家的選取，則是依據史家心目中對文學發展所認定的新變觀念。可見，蕭子顯有關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出發點同樣不在朝代，而在文學自身的發展變遷上。#p#分頁標題#e# 三南北朝文學史的書寫實踐，與這一時期社會和文學發展的情況有所類似，那就是北不及南:北朝由于先天不足，在文學發展方面明顯落后于南朝。但是作為北朝史家的魏收，卻不僅在《魏書》中學習漢族史書體例設置了《文苑傳》部分，而且在序言中進行了文學史書寫的嘗試。 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為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并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9］(P1869) 魏收針對南北朝時期南北相對的政治局面，進行了地域的區分。先是論述了中原地區的文學發展歷史狀況，從以齊楚為代表的戰國時期落筆，然后是西漢、東漢、曹魏、西晉四個朝代;文學發展分別舉出淳于髠和屈原、司馬相如和揚雄、班固和張衡、曹丕、陸機等作為各自時代的代表作家，并且以西晉永嘉孝懷皇帝司馬熾時期為轉折，指出其后“天下分崩”、戰事紛仍，中原文學發展受到沉重打擊。而對此時的北方，作者則分為三個階段進行了梳理:首先是北魏的初期。“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擴大疆域，廣攬人才，儲備條件;其次是北魏孝文帝統治時期。遷都洛陽、禁鮮卑語推廣漢語、改鮮卑姓為漢姓、興辦學校等政策措施，都為推動北方社會文化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統治者大力提倡文學，開創了北方文學發展的新局面。故而作者對孝文帝不吝溢美之詞，以為足以同漢武帝、魏文帝相媲美。再次為肅宗孝明帝元詡在位時期。 作者認為，在前面兩個階段的基礎上，至此，北魏文學發展呈現出“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的繁盛局面。這三個文學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著層層遞進的關系，從早期的網羅天下賢才、到中期的大力發展文學、直至文壇呈現的繁榮景象，可見魏收具有的歷史的脈絡和思維邏輯。 這則文學史書寫實踐，還透露出魏收對文學發展動力論的一個觀點，即統治者是推動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南北朝時期，持有這一觀點的也不只是一人，由陳人姚察及其后人共同完成的《梁書》亦設有《文學傳》［10］(P685－686)，在《文學傳》序言中亦充分表達了對梁武帝蕭衍大力推動文學發展的稱頌:梁武帝“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注重“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每逢百官來臨、興致高雅之時，便命群臣共同吟詩作賦，對出類拔萃之才俊，更是出手慷慨，獎勵以重金，“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于是，社會上出現了諸多光耀后世的文士俊杰，像沈約、江淹、任昉、王僧孺等，出現了“文章之盛，煥乎俱集”的盛大場面。而究其原因，正在于“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從這一結論以及這種文學分期的表現意識來看，雖然他們的考察僅局限于有梁一朝，但通過所推舉的代表作家———前為沈約、江淹、任昉，后為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區分時間先后的方法，卻是與其他文學史家的書寫實踐前后相承的。 四通過列舉檀道鸞、鐘嶸、沈約、蕭子顯、魏收、姚察等文學史書寫的代表性著述，可以發現，他們對文學史的認識具有很多的一致性。首先，文學史書寫的介入時間節點雖然不同，但將漢代作為中國文學開始穩步發展的一種起點考察，已成為史家的共識，下限則是書寫者所處的年代。其次，對文學史的回顧與總結雖然立足點稍有不同，有的因循詩騷傳統，有的追求新變，但在宏觀把握上并無太多抵牾之處。 尤其在時間節點的選擇上，建安、義熙等年號以及像許詢、謝混、顏延之、謝靈運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時期文學發展的狀況、以及所開啟的文學發展的新途，因此，諸位文學史家對此的應用和評論都顯示了較多的一致性。第三，不論是以史家身份出現的檀道鸞、沈約、蕭子顯、魏收、姚察，還是以文學家身份示人的鐘嶸，由于他們自身對文和史的充分儲備和積淀，在進行文學史寫作中基本沒有傾斜于哪一方面，而是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去審視文學的發展，并且呈現出前后相互借鑒、吸收承接的關系。余嘉錫先生曾指出，相比沈約和鐘嶸的文學史書寫，檀道鸞更具開創之功:“二家之言，并導源于檀氏……其間源流因革，檀氏此論實首發其蘊矣”［4］(P266)。 由此，在文學史分期問題的處理方法上也就具有共性。首先，不論是列于史書中的文學史撰寫，還是文學家對文學發展作出的回顧，文學史家雖都遵循基本的歷史時間發展順序，但也并未局限于朝代文學，而是充分尊重文學自身的內部因素。其次，這些文學史家多善于運用年號，而文學史論述中的年號則不僅僅代表統治者，也代表一種社會整體風貌，一種文化時尚和審美趣味，由此，可以更好地將文學自身的發展嬗變同政權的變遷更替銜接起來。再次，文學自身的發展事實上是構成文學分期的內在條件，這種影響也還體現在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甚至某個時期、某個時代都會被這種光芒閃爍的作家及作家群所籠罩。故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史家已經意識到，舉出某位作家似乎就足以能代表某個時代的全部，而無需再提及朝代甚或年號。這樣，總體來看，他們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而又不拘于王朝的嬗替進行梳理，又以文學自身的發展為重;既可以跨越朝代，也可以根據年號選擇某一階段集中論述。 限于篇幅，堪稱這一時期文學史書寫集大成者的劉勰本文未作涉及。相比上述文學史家，雖然劉勰的文學史書寫成就更為斐然，但在文學史的分期意識和處理方法上，則顯得彼此內在呼應，并基本囊括了這些文學史家所有的分期方法。與眾不同的方面，則是表現出更為重視王朝統治者的基礎定位作用。劉勰在《文心雕龍•文體論》中多次以統治者引出一個時代的文學現象，在《時序》一篇中甚至舉出五十余位王朝統治者。如果就文學發展的動因問題考察《文心雕龍》，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思想傾向。究其原因，可謂劉勰正統文學思想的一種表現。#p#分頁標題#e# 當代學者嚴家炎指出:“文學史應該采用什么樣的原則來劃分時期或段落?關鍵要看文學自身有無重要的演化，甚至有無新形態的文學出現。……文學史分期必須從文學自身的實際狀況出發，看重‘首尾貫穿的特色’，可以與歷史的分期不一致，不一定跟著朝代走”［11］。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將漢代文學發展劃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自高祖至景帝的初創期、從武帝至宣帝的全盛期、從元帝到東漢和帝的中興期和從安帝到靈帝的轉變期，舉出各個時期的文體發展情況和代表作家［12］(P167);在其后的正文撰述中，又分列七章:秦及西漢散文、司馬相如與西漢辭賦、司馬遷與《史記》、兩漢樂府詩、東漢辭賦、《漢書》及東漢散文和東漢文人詩。編者解釋說:這種分期方法“主要著眼于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體現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所呈現的階段性，而將其它的條件如社會制度的變化、王朝的更替等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背景”［13］(P12)。細細比較不難發現，這些今天看來科學先進的文學史分期理念，與相隔千余年的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史著述分期方法，實質上具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和歷史的承繼關系。由此可見，南北朝文學史家的分期意識和方法雖不免樸素簡單，但其所具有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對當今文學史學的構建完善依然具有良好的示范參照意義。 歷史學作為現代學科體系分類中的人文科學的一個分支，時序性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所謂時序性，是指歷史學“為各門科學提供了一種以時序為基準的參照系，一種對于事物或對象按其發展方向作順勢態縱向考察，以把握其研究全過程的研究范式。……當將歷史考察的眼光局限于王朝本身的更迭時，王朝的興衰更迭、帝王的承襲傳遞，成為歷史活動的時序坐標，……而一旦沖破傳統的王朝體系，將目光轉向全球競爭與人的普遍發展時，歷史學的時序將轉而以世界普遍認同的紀元為坐標……”［12］(P32)。如此來看，自覺地把握這種歷史的視野和意圖，或許應成為文學史分期問題存在與發展的一個終極意義與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