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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議以萬歷癸巳京察為端,至崇禎甲申亡國為限,五十余年間,日出水火,風波赫赫,“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政治的變革、思潮的噴涌、社會的急劇裂變,由之而對晚明文壇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以東林書院起家,論文學,則激攘流派之勃興,與公安、竟陵為伍;論學術,秉承儒家道統,尊程朱以辟王學;倡道德人格,以倫理、道義與西學結盟;以濂洛程朱之學轉尚實學,倡經世致用,開啟明清實學思潮之端緒。 晚明主流文學發展的脈絡是清晰的:后七子文學復古———公安三袁為主的公安派———鐘、譚為首的竟陵派———復社、幾社的“復興絕學”運動。因之其重心的轉移也是明確的,即由吳中———湖北———江浙。 一、吳中文學復古 萬歷二十年以前,文壇上依然彌漫著文學復古的習氣,作為后七子盟主的王世貞退居吳中,周圍聚集了一批作家,比較著名的為萬歷十一年所論定的“末五子”,即趙用賢、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胡應麟。此外,還有汪道昆領銜的“新安詩群”,吳國倫隱居興國,與山人、文士廣為交流切磋。明史有云:“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1]即是說當時王世貞和吳國倫分居吳中和湖北,形成兩大文學復古的中心。 值得稱道的是,無論是王世貞還是吳國倫晚年文學復古都產生了新變,真正實踐了前后七子復古倡導“格調”、“尊情”的原則。王世貞所居之弇山園成為諸多文人雅士集聚之地。萬歷十二年甲申,吳國倫也曾越三千里訪王世貞于弇園。王世貞在《祭余德甫憲副文》中有所記載:“今年甲申之春三月上巳,吳明卿自武昌過我……”[2]萬歷十九年,吳國倫再次入吳祭悼王世貞,并有詩數首。 吳中文學復古大體集中于萬歷十八年(王世貞即世)之前,而這短短十八年間以萬歷十年為限,分為兩個階段。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萬歷十年之前為張居正改革時期。在張居正改革的十年當中,復古成員仕途大多不得志,文學復古處于低潮。萬歷十年,張居正歿后,云霧一掃,輿論頓時活躍起來,復古活動也出現了轉機。文學復古雖然有所氣色,但已不見了昔日的輝煌。伴隨著王世貞萬歷十八年離開人世,二十年,公安派主將袁宏道初仕吳中,帶來了文學革新的思想,文學復古逐漸走下了舞臺。 作為身兼東林黨魁和文壇宗主于一身的錢謙益對文學復古頗有非議:“自弘治至于萬歷,百有馀歲,空同霧于前,元美霧于后,學者冥行倒植,不見日月。甚矣!兩家之霧之深且久也。”[3]不過錢氏對復古的評價并非一無是出。其對于王世貞“晚年定論”的提出,獲得了學界一致的認可,“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翕集,彈射四起,輕薄為文者,無不以王、李為口實,而元美晚年之定論,則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元美之才,實高于于鱗,其神明意氣,皆足以絕世。”[9]錢氏此論雖有其合理之處,但未必確切。事實上,倡導“格調”與“尊情”也是文學復古所提倡的,雖然王世貞晚年有近“性靈”之說,但并不十分踽牾。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王世貞晚年逃禪。吳國倫說:“王郎中歲欲逃禪”。[4]其二,吳中士向來以情見長,前有徐禎卿可為先導。事實上,這二者是可以協調的。其三,由于陽明心學當時的影響,使其對王守仁有了再認識,“蓋當王氏之為詩,少年時亦求所謂工者,而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衰于法;晚節盡舉而歸之道,而尚為少年意所累,不能渾而出于自然。”[6] 二、湖北性靈文學革新 萬歷二十年到天啟初年,湖北文壇上,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舞臺,高舉“性靈”大旗,逐漸造成了全國性的影響。這一時期同時是東林黨初登歷史舞臺的時期,主要伴隨著思想的論辯和對王學的糾弊展開。張居正死后,王守仁獲得從祀孔廟的無上崇高地位,但王學內部已發生了重大的分化,“在朝”、“狂俠”、“樂學”、“會通”四派角立,命運各殊:隨著王守仁從祀孔廟,在朝王學全面得勢,但卻日益腐化;狂俠派因張居正的打擊而一蹶不振;樂學派的平民講學局處于三村四落之間,逐漸暗昧不彰;以羅汝芳、李贄等為代表的會通派獲得了最好的發展機會,但是這派的立場不定,放言無忌,同時追求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因而遭到東林學派的強烈反對。 萬歷二十一年后圍繞“無善無惡”進行的兩次大的論爭中,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學派和馮從吾為首的關學形成了反對會通派的聯盟。顧憲成、高攀龍力批李贄,反對狂禪,高攀龍屏陽明于儒學正宗之外,聲稱“文成不甘自處于二氏,必欲篡位于儒宗”。[7]與此同時在京師發生了攻禪運動,東林人士對李贄等的異端學說進行了批判,并借助政治的力量肅清了京師的“異學”之風。作為狂禪派的代表李贄也因東林黨人張問達的彈劾,而被捕入獄,死于獄中,標志著王學的全面讓位于東林學派。 在東林學派興起的江南地區,包括吳中和江浙一帶,顧憲成和高攀龍為首的一大批儒學名流,以東林書院為壇坫,“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8]一時轟動江南,震驚廟堂。是時,“天下君子以清議歸于東林,廟堂亦有畏忌”,[9]面對首輔王錫爵的責問,顧憲成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和東林的態度,反斥“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喊出了“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口號。 學術和政治的雙重努力,使吳中和江浙地區很快成了東林學的天下。顧憲成曾評價說:“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涂炭。”[10]失意的王學以李贄為代表轉移到了湖北,同時也將其“狂禪”與自由解放的思想傳播到了湖北,形成了與江南對峙的兩大區域思潮。萬歷七年,張居正請詔毀天下書院,王學受到沉重打擊,狂俠派何心隱亦死于獄中。時李贄出任姚安知府,將子女托于湖北黃安耿定理處。時耿定理之兄耿定向為在朝王學的代表,萬歷九年之后,李贄依耿定理在黃安居住。十二年,耿定理去世后,耿定向開始以誘壞其弟侄的名義驅逐李贄,遂起沖突,而李贄對耿定向的抨擊是乎更為猛烈。二人交惡之后,李贄徙居麻城。萬歷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間三袁先后四次訪學李贄,學界稱之為“龍湖之會”。當時其他學者如焦竑、劉東星、梅國楨、丘長孺、無念、楊定見、潘雪松、陶望齡等也與李贄交往過密,并同時與三袁也有往來,逐漸形成了遠離江南的倡導“性靈”的文人群體。這一時期學術的主流在東林學術統治的江南地區,然而文學的主流卻在李贄左派王學影響下的湖北地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心學追求自由的性靈思想更適合于晚明文學的革新。從某種意義上說,李贄的狂禪與京師的攻禪運動既成就了公安派,也使公安派迅速衰落下去。嵇文甫認為狂禪“波及”了晚明一批文人,“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間許多名士才子,都走這一條路,在文學史上形成一個特殊的時代。他們都尊重個性,喜歡狂放,帶浪漫色彩”。[12]京師攻禪之后,李贄慘死,公安派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在此后的十年間,公安派主要人物相繼亡故,逐漸失去了其在文壇上光耀一時的地位。而隨后崛起的竟陵派由于黨爭的日益加劇,處于政治的恐怖之下,其文學風格由狂放而內斂,表現出幽深孤峭的詩風。這是嵇文甫描述不當之處。#p#分頁標題#e# 三、江浙復興古學運動 天啟中至崇禎亡國時期主要突出了文學社團的勃興,這一活動的中心在江浙一帶。伴隨著東林黨與魏宗賢閹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體現了東林黨人“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的大無畏犧牲精神。在東林黨的影響下,許多文人社團相繼出現,這一時期的文人社團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是以往社團所不具備的,是在東林黨議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產物。所謂“朝之黨,援社為重;下之社,丐黨為榮”。[14]晚明社會的裂變是明中后期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自然演變,是整個明王朝政治腐朽和經濟衰退的必然結果。在明王朝由裂變而走向滅亡的時期,文人結社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現象。 在短短的半個多世紀里,各種文人團體超過二百多家,是明代此前兩百余年文人社團總和的兩倍,其中規模最大者人數有數千之眾,聲勢之大,震撼朝野。這既是文人結社的至高峰,也是古代社團史上空前絕后的一個歷史時期。由于受到晚明社會背景的影響,這一時期文人結社有了一些新的特點:社黨一體化,干于時政,體現了鮮明的政治傾向;結社與講學論道相結合,成為傳播學說擴大思想影響的基本途徑;詩社衰退,繼之以文社的興起,社事活動由詩酒唱和、怡情自娛變而為控制選政,操縱風氣。結社在晚明學術的演變中起到了具體作用,而晚明學術的演變,撮其大要,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萬歷中葉前,李贄為首的狂禪派,承傳左派王學,推奉三教合一,以禪釋儒,肯定自然人性,與程朱理學構成某種意義的對立。二、萬歷中葉后,狂禪派在政治威劫下走向衰落,顧憲成、高攀龍率眾講學東林,宣揚程朱之學,批評‘異端’學說及侈談心性的學風,倡導‘用實’,以求振興世道,迨明末,這一思想漸占上風。”在為數眾多的社團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婁東二張”,即張溥、張采所代表的復社了,時人目為“小東林”,先后統合了十五個地區的十七家社團。《復社紀略》卷一云:“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萊陽邑社、松江幾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為一,……因名曰復社。”[17]這些文社之間交流頻繁,關心時政、切磋時文、交流思想,不斷擴大影響。復社的尹山大會、金陵大會、虎丘大會規模之大,令人矚目。崇禎二年的尹山大會標志著復社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復社作為全國性社團的地位。陸世儀說:“按目計之得七百余人,從來社集未有若是之眾者;計文二千五百余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云。” 崇禎三年的金陵大會,時社中人士張溥、楊廷樞、吳昌時、吳偉業、陳子龍、彭賓、萬壽祺、吳繼善、吳克孝等人同時中舉,張溥因此號召在金陵召開了此次大會。蔣逸雪認為,婁東聲氣益廣,乃“本年白下之會啟之也”。[18]崇禎六年的虎丘大會標志著復社進入全面發展的全盛時期。此次大會之前,社中人張溥、吳偉業、楊廷麟、馬世奇、杜麟征、姜埰、左懋第、夏曰瑚等俱中進士。張溥歸里后舉行了此次大會。除南直以外,山東、江西、湖廣、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社友數千余人應邀入會,其聲勢之盛,“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17]此外,自崇禎三年以后,每逢秋試之期,復社都要集“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學者”為會,稱國門雅集。此外,崇禎八年的桃葉渡大會、十一年顧皋等一百四十人上《留都防亂公揭》,都掀起了反對聲討閹黨阮大鋮的聲浪,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所有這些努力都掃清了前進路上障礙,使“復興古學”的運動成為當時全國性的文學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