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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借鑒外來文學是自“五四”新文學以來的一個重要傳統，在現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有很多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外來文學的影響。柳青和陳忠實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不同發展階段的代表作家在其思想和創作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藝術特點，然而，在他們的創作中又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傾向:即注重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和借鑒，不同程度地體現著外國文學對他們思想和創作的影響。這不僅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出一些明顯的跡象，而且他們本人也都談到過一些關于對外國文學學習、借鑒的心得和體會。比如，陳忠實就曾明確說過:“閱讀文學作品所達到的對一個民族的了解和理解的深度，任何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讀物都難以相比。”［1］但是，由于時代環境和創作氛圍的不同以及作家個人興趣愛好和藝術見解的差異，使他們在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借鑒和模仿上又表現出明顯不同。 一從柳青的創作來看，在思想藝術上更多地是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創作觀念和表現方法的影響。但是，柳青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然而，由于他生活和創作的時代正是中國文藝界深受蘇聯文藝思想的影響和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年代。因此，柳青作為一個文藝思想的忠實擁護者和積極執行者，他的創作在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和借鑒上也就更多地是從作品的思想性方面來考慮的。此外，柳青所接受的主要是俄蘇文學的影響。柳青在談起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經歷的時候，曾談到西方古典文學對他的影響，他在《思想教導著我》一文中這樣說道:“我也讀了18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這是一本描寫勞動者與剝削者的善與惡的書。雖然雨果的作品里有烏托邦思想，但約翰•法爾約翰的生活精神對我也有影響。因為我清楚主人公是早期的基督教信徒，我自己無論如何淺薄，總算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二者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和全心全意服務的出發點截然不同，加上我追求的東西是明確的，它對我并無消極作用，并未將我引入幻想中。”［2］ 從柳青整個文章的寫作宗旨以及這段表白來看，他只是從思想意義的層面去認識和接受《悲慘世界》這部作品的，而并沒有對它進行藝術的探討。從柳青以后的創作以及他的認識來看，他實際上是把19世紀及以前的西歐現實主義文學看作是“早已過時的舊現實主義”，因此，自然不會在自己的創作中去刻意地加以模仿和借鑒。而他看重的是以蘇聯文學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或直接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就是后來被加以引申和發揮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柳青后來在反省自己的《種谷記》在創作上的不足時說道:“……我在那本小說里的歌頌、譴責和鞭撻，都是有限量的。我太醉心于早已過時的舊現實主義的人物刻畫和場面描寫，反而使作品沒有獲得足夠的力量。”［3］ 于是，柳青在以后的創作中自覺地加以模仿和實踐的，就是那種帶有理想色彩的“新現實主義”，這樣，作為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作家的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創作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柳青學習、模仿和借鑒的主要對象。 柳青在創作上接受的最直接和影響最明顯的作品是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靜靜的頓河》。柳青的代表作品《創業史》作為一部具有史詩性追求的小說，首先在結構上即體現了對肖洛霍夫的這兩部被譽為史詩性作品的學習和模仿。這兩部小說從結構上來看，都是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作品。《被開墾的處女地》主要描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初，頓河地區實現農業集體化、建立集體農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既有公開的和隱蔽的敵人的破壞，又有小農經濟的習慣勢力的阻撓以及錯誤路線的干擾。小說通過復雜曲折的故事情節，表現了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和與頑固的習慣勢力的斗爭。小說對蘇聯歷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的多方位的描寫以及它的復雜藝術結構，就使其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更是以麥列霍夫家族為中心，從歷史與現實縱橫兩個方面展開了多方位的描寫和敘述，小說那種巨大的時間、空間跨度和波瀾壯闊的場面描寫，使它成為哥薩克人走向新生活的史詩。 可以看出柳青的《創業史》在結構上與肖洛霍夫的兩部長篇小說有著不少相似之處。例如，從《創業史》的“題敘”一節，即可使讀者明顯地感到它與《靜靜的頓河》關于麥列霍夫家族史以及整個哥薩克人的歷史描寫的相似性。肖洛霍夫對哥薩克人的描寫原打算只是從十月革命寫起，但是，為了使讀者對哥薩克人有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他把筆觸伸向了更為久遠的19世紀后期，詳細地描寫了麥列霍夫家族以及整個哥薩克人的艱辛歷史，從而為后來對葛利高里形象的塑造做了深厚的鋪墊。 而柳青在《創業史》中借鑒肖洛霍夫的結構方法，安排了“題敘”一節，其作用也在于為梁三老漢父子以后的創業經歷做必要的交代和鋪墊?！秳摌I史》在結構上的這樣一些安排和特點，體現了柳青在創作上對外國文學中的優秀創作經驗和藝術技巧的比較成功地吸收和借鑒，這對他的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追求也起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然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響，柳青在接受肖洛霍夫小說藝術積極影響的同時，更多受到的是小說中不良因素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安排小說的情節線索時，緊緊圍繞著階級斗爭的主線來展開。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文學進一步政治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的提出，更加強調了文學的傾向性和對普通群眾的教育作用。肖洛霍夫反映農業集體化運動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這是一部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文學政治傾向性和思想教育意義的作品。小說描寫格內米雅其村的農業集體化過程，始終將階級斗爭作為主線貫穿其中，突出描寫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對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瘋狂破壞。在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這些破壞活動都以失敗而告終。這樣的描寫，場面固然緊張、激烈，但未免失之簡單化。此外，小說還以相當的篇幅來描寫主人公達維多夫與原區委書記柯欽斯基的矛盾沖突，借以突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并反映黨內的路線斗爭。小說雖然也寫了農民對集體化道路的顧慮和猶豫，對小農經濟的留戀，但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中農梅譚科夫身上，所以這方面的描寫是遠遠不夠的。#p#分頁標題#e# 《創業史》在情節結構的安排上與《被開墾的處女地》是十分相似的。柳青在談到《創業史》的創作宗旨時曾明確說道:“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卮鹨ㄟ^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4］?？梢姡嘣趧撟髦?，就已經為這部小說確定了基本內容。當然，作為文學創作的一種方式這也無可厚非。但是，究竟怎么樣去表現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卻是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那么，柳青是怎樣來表達他對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和理解的呢?他說:“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特別是合作化運動初期，階級斗爭的歷史內容主要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思想兩條道路的斗爭，地主和富農等反動階級站在富裕中農背后。”［5］從中不難看出，柳青把20世紀50年代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主要歸結為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這就為其在小說里突出地去描寫和表現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定下了基調。柳青在創作前對《創業史》的整體結構曾經作過這樣的構思:《創業史》共寫四部，第一部寫互助組階段;第二部寫農業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第三部寫合作化運動的高潮;第四部寫全民整風和，至農村的建立。后來雖然只完成了前兩部(嚴格來說第二部也未完成)，但后兩部的基本情節在柳青生前的一些闡述中已經初見端倪。 圍繞著這樣的情節安排，柳青“精心結構了三條相互交錯的沖突線索。一條是貧雇農和下中農同反動富農和某些堅持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裕中農的沖突，一條是農民群眾內部社會主義思想同資本主義自發思想傾向的沖突，一條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6］從多方面來表現農村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通過柳青的這番描寫使讀者看到，從蛤蟆灘到下堡鄉，從渭源縣到黨中央，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都存在著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除了富農姚士杰的仇恨敵視、富裕中農郭世富的消極對抗外，農村基層干部中間在思想認識上也存在著矛盾和斗爭。例如，在渭源縣的三級干部會上，在成立聯社問題上梁生寶和郭振山發生沖突時，區委書記王佐民、鄉支書盧明昌都支持梁生寶，而區長周守義和鄉長樊富泰則支持郭振山。在關于燈塔社是否具備辦社條件的問題上，縣委副書記楊國華和縣委書記陶寬之間也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沖突。 此外，從小說的有關描寫中，也還隱約給讀者提供了一個信息，黨中央在有關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也存在著意見分歧和矛盾斗爭。 以上這些問題，雖然主要是屬于小說的思想內容方面，但是，與小說的形式和結構也是密切相關的，也正是在這些方面反映著肖洛霍夫的創作對柳青的左的政治化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柳青那一代作家對外國文學學習與借鑒的傾向和特點。 二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文學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在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學方面思想更解放，視野更開闊，這在陳忠實的創作中有著明顯的體現。與柳青相比，陳忠實不僅注重對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家作品的學習和借鑒，而且還把目光轉向了現代主義文學的藝術方法和表現技巧，從而使其創作的藝術底蘊顯得更加豐厚，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 與柳青一樣，陳忠實這一代作家在他們的文學觀形成的時候，接觸的主要也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想，尤其是受俄蘇文學影響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陳忠實在回顧自己的創作道路時說道:“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是我閱讀的第一部外國作家的翻譯作品，……從此我便不能忘記一個叫做哥薩克的民族，頓河也就成為我除黃河長江之外記憶最深的一條河流;……我對俄國和蘇聯文學的濃厚興趣也是從閱讀《靜》書引發的。”［7］ 從他的創作來看的確如此?！栋茁乖窡o論是從內容、結構還是從人物塑造、藝術手法上都體現著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影響的痕跡，這種影響和接受又與柳青那一代作家有著明顯不同。 從內容和結構來看，陳忠實的《白鹿原》所表現的那種史詩性追求毫無疑問也受到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啟發和影響?！鹅o靜的頓河》以俄土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通過對麥列霍夫一家人的悲劇性命運的描寫，展現了哥薩克人在走向新生活的道路上的艱難歷程。肖洛霍夫對哥薩克人的歷史命運的描寫，充分顯示了蘇聯現實主義文學的輝煌業績?！栋茁乖芬彩且孕梁ジ锩⑼恋馗锩?、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通過對白鹿家族兩代人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他們各自命運的描寫，真實而形象地表現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社會的歷史進程，也體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成就。 《靜靜的頓河》對《白鹿原》的影響還表現在對人物形象的正面塑造和通過環境描寫的側面烘托上。 從人物形象的正面塑造來看，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在對黑娃(鹿兆謙)形象的塑造上。黑娃與《靜靜的頓河》中的葛利高里一樣，當革命的洪流到來時，他們和眾多勞苦大眾一樣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這兩個人物形象的相似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正在于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們都走著一條與眾不同的艱難曲折之路。 黑娃與葛利高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經歷十分相似，作者首先集中描寫黑娃那種類似葛利高里的倔強性格特征和桀驁不馴的精神氣質，為他以后的行動奠定基礎。他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又有著特殊的性格。在幼小的心靈中早就播下了反抗的種子，萌發了叛逆的精神。隨著革命的發展，黑娃也逐漸地顯示了他的獨特生存價值。然而，在革命的過程中，由于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原因，使他和葛利高里一樣在革命與反革命陣營之間徘徊不定，體現了他們相似的共性和個性。 不過，應該看到陳忠實筆下的黑娃畢竟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的農民形象。雖然受到肖洛霍夫的影響，作者還是將他塑造成為中國農民中的獨特的“這一個”，與葛利高里形象相比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特色。然而，盡管由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差異，使這兩個人物形象有其各自的特點。但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否認黑娃與葛利高里之間的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從而反映著肖洛霍夫對陳忠實的影響。#p#分頁標題#e# 在一些外國的長篇小說中，作家們還常常使用通過環境描寫來烘托人物性格、側面塑造人物形象的寫法，花費較多筆墨進行景物和環境描寫，注重環境景物描寫與人物形象塑造之間的關系，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在這方面就有著典型意義，而這種寫法也影響了陳忠實的創作?！鹅o靜的頓河》中大段的環境和景物描寫既表現了頓河草原上旖旎的風光，同時也包含著濃厚的抒情色彩，作者以景物描寫來烘托環境氣氛，借景抒情，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例如，小說中對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亞在暴風雨中詛咒負心的丈夫時的情景描寫;葛利高里親手埋葬被流彈打死的情人阿克西妮婭時的情景描寫，都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陳忠實的《白鹿原》也比較注重環境景物描寫與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畫之間的關系，然而他在這方面的描寫又有著自己的特色。陳忠實沒有像肖洛霍夫那樣極盡鋪陳渲染之能事，也沒有過多地流露主觀情感，表現出一種簡約、凝練與冷峻的風格。例如，當白靈看過了在縣保安隊任職的兄長白孝文后，從滋水縣返回省城的途中坐在牛車上思考近期發生的紅軍游擊隊失敗等一些事情時的一段景物描寫，就很好地襯托了人物的心情、反映出當時農村那種落后和衰敗的景象:“牛車粗大笨重的木頭輪子悠悠滾動著，在坑坑洼洼的土石大路上顛出咯噔咯噔的響聲，輪軸磨出單調尖銳的吱嘎吱嘎的叫聲，漸漸遠離了灰敗破落的縣城，……白靈雙手掬著膝頭，瞅著對面陡峭的原坡，頂面上平整開闊的白鹿原，其底部卻是這樣的殘破丑陋……”這段景物描寫與人物的心情和當時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關，而又顯得十分冷峻和客觀，是陳忠實藝術風格的鮮明體現。 陳忠實在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和借鑒上還有著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為深刻的見解，他曾這樣說:“學習也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模仿，這對很多作家來說不可避免，是每個人在學習創作的初級階段的必然，包括馬爾克斯，這不是羞恥的事情。就好像小孩剛學走路時得牽著大人的手一樣。作家成熟的標志，藝術上表現為從模仿進入啟示，讀什么作品都不會對作家構成威脅。如果任何作家都可能影響你，使你產生模仿，就說明還沒有擺脫‘大人’的手。一旦發展到哪個優秀的作家都不會對你產生模仿的影響，而是啟示，那就標志著成熟了。”他還特別強調:“一個在藝術上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走的人永遠走不出自己的風姿，永遠不能形成獨立的藝術個性，永遠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陰影……必須盡早甩開被崇拜者的那只無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8］陳忠實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和借鑒是相當廣泛的。雖然他早年深受俄蘇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但他并沒有把自己學習和借鑒的對象僅僅局限在這樣一個范圍，而是有著更為開闊的視野。他既學習和借鑒歐美文壇上的一些杰出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如巴爾扎克、莫泊桑、契訶夫、斯坦貝克等;也將目光轉向現代，關注那些不被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的作家作品，如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捷克的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如果說，陳忠實早年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和借鑒是一種饑不擇食的接受的話，那么，后來他對外國文學的學習、借鑒則是在廣泛涉獵的基礎上有所選擇，這與他對文學認識的加深、文學觀念的日益成熟是有直接關系的。他在大量閱讀和學習的基礎上認識到，借鑒外國文學不僅僅要去關注藝術結構等方面的問題，更應該去學習和借鑒作家們對生活的獨特而深刻的感受，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會使自己的創作得到一種升華，陳忠實認為，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都是生命體驗比較深刻的作品。陳忠實正是在大量閱讀和廣泛學習的基礎上得到了深刻的啟示，把眾多外國文學作品中的精華化為自己創作的豐厚藝術底蘊。 陳忠實創作的基本傾向是現實主義的，但是，他也受到了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觀念和表現手法的明顯影響。對此陳忠實解釋說:“《白鹿原》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在我來說，不可能一夜之間從現實主義一步跳到現代主義的宇航器上。但我對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現實主義原則，起碼可以說已經不再完全忠誠。我覺得現實主義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應該框死后來的作家，現實主義必須發展，以一種新的敘事形式來展示作家所能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內容，或者說獨特的生命體驗。”［9］ 陳忠實在創作上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有意識地去追求和表現他對生活的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而這種獨特的體驗，僅僅用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難以充分表現的。為了能夠準確而充分地表現他對生活的那種獨特的體驗，陳忠實廣泛閱讀了歐美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以便更好地學習和借鑒。 陳忠實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學習和借鑒首先體現在象征手法的運用上。象征是現代主義文學最基本的藝術特征和最常見的藝術手法之一，在《白鹿原》的現實主義描寫中，穿插著不少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例如，小說中的“白鹿精魂”就具有豐富而深厚的象征意義，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它作出各種解讀。傳說中的“白鹿精魂”給白鹿原上的村民們帶來了無限的遐想，從文化形態來看，“白鹿精魂”所代表的是一種華夏民族亙古以來所形成的農業文明;從人們抵抗現實苦難、追求理想社會的角度來看，“白鹿精魂”又無疑是一種理想社會模式的象征;從小說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來看，“白鹿精魂”又不啻為一種理想人格的化身。無論是在小說中作為儒家文化代表的朱先生身上，還是在作為傳統道德規范楷模的白嘉軒身上，都集中地體現了這種理想的人格;從小說里反映的政治斗爭的角度來看，對于白鹿原上那些向往和投身革命的年輕一代如白靈來說，“白鹿精魂”似乎又代表著共產主義的理想……這種虛虛實實的寫法，增添了小說的豐富意蘊。 陳忠實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學習和借鑒，還突出地表現在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學習和借鑒上。陳忠實之所以重視魔幻現實主義是由于他認為，“拉美的發展歷史尤其是近代的發展史和現狀跟我們民族很接近，生活中從愚昧走向文明的痛苦歷程很相似，這是最主要的。”正因如此，他對魔幻現實主義情有獨鐘。陳忠實十分欣賞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他曾稱贊說:“我的印象最深的在國際上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家是馬爾克斯，而讀其他作家的作品深深感到跟《百年孤獨》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差異甚大。”#p#分頁標題#e# ［10］的確，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等作品，以一種迥異于傳統的藝術表現方法，勾勒出拉丁美洲以及哥倫比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那種先進與落后、文明與愚昧相交織和相碰撞的獨特的社會現實，給陳忠實以深深的藝術震撼。把小說看成是民族的秘史的陳忠實，在書寫自己民族的歷史的時候，自然會想到哥倫比亞的這位偉大的作家，學習和借鑒他的創作經驗，來表達對生活的那種獨特的感受和生命體驗。陳忠實認為，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有許多方面與拉美國家十分相似，比如，民間廣為流傳的那種神秘文化。對此，如果只用單一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很難加以充分描寫和表現的，而借用魔幻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恰好能夠把這些東西準確而恰當地表現出來。在這個問題上，陳忠實是明智的，他為自己的創作找到了一種適當的表現方法。通過對以“白鹿精魂”為代表的亦真亦幻的神秘文化現象的描寫，體現了魔幻現實主義“變現實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精髓。 陳忠實與柳青的創作在藝術上還有一個顯著的不同是，他十分注重作品的可讀性，而柳青卻沒太重視這個問題。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問題，但是，從中也恰好反映著兩個作家的所處的不同時代特點，反映著他們對文學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認識和理解。正如有些評論者所說的那樣:“柳青不把小說看成作家在給讀者講故事，而看成人物思想感情發展過程在讀者面前的呈現。”［11］ 其實，這也并不奇怪。柳青及其那個時代的作家，在當時的政治觀念和文學觀念的支配下，更多地是把文學作為教育人民、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素養的工具，也就是說更看重的是文學的政治教育功能，而并不太注重文學的審美娛樂作用。實際上，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學的教育作用與審美娛樂作用是密切相關的，沒有注重文學“寓教于樂”的特點。而陳忠實看重作品的可讀性是因為在肯定文學具有教育作用的同時，認為文學還有娛樂功能。當然，這并不僅僅是一個藝術方面或者說形式方面的問題，它與作品的思想內容也密不可分。陳忠實認識到，要使作品能夠被更多的讀者所接受，使作品的意義能夠被更好地理解，就必須要解決作品的可讀性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也體現出陳忠實對外國文學那種積極的學習和借鑒態度。陳忠實為了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專門選讀了美國通俗小說作家希爾頓的一些長篇小說，希爾頓小說故事情節的豐富生動性給陳忠實以極大的啟示，“這就堅定我的長篇寫作要有故事的生動性，包括可讀性……”［12］ 陳忠實的這種認識和追求，也是針對當時中國文壇上出現的一股“淡化情節”的創作傾向而提出的。他認為，那種無主題、無故事、無情節的創作傾向，并不能夠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正是在這些方面，又充分體現著陳忠實獨特的現實主義創作觀。 三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各民族文學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是文學發展和繁榮的普遍規律。從以上比較分析中不難看出，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不同時期代表作家的柳青和陳忠實的創作盡管都表現出了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學的傾向，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時代、環境和個人愛好等主客觀方面的因素又的確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通過這種比較，能夠啟示我們如何正確地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學，有效地接受外來文學的影響，繁榮我們的文學創作。相比較而言，陳忠實的創作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和做法更值得稱道和效仿?？梢钥闯鏊膽B度和做法也是對“五四”時期那些新文學開創者如魯迅等大家的文學觀的繼承和發揚。魯迅的小說創作就不僅在內容上借鑒了19世紀俄羅斯文學關注“小人物”的傳統，描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小人物的不幸命運，而且也學習和模仿新的藝術方法，如第三人稱限知敘事方式。而柳青及其那一代作家在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學的時候，由于受極左政治觀念的束縛，往往表現出教條主義的僵化模式和實用主義的傾向，這既是作家的不幸，更是時代的悲哀。這些經驗和教訓都是值得認真汲取和總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