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戲劇主義后現代思想的啟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美國修辭學還處于低谷的時候，思想超前的肯尼思•伯克就對現代主義進行了質疑和批判，甚至提出了具有解構意義的認識論方法，在修辭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引發了對修辭學與哲學之關系的討論，為美國修辭學走出低谷，邁上興旺之道作出了貢獻。伯克以“戲劇主義”著稱，美國著名小說修辭學家WayneBooth曾這樣評論道：“在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修辭學家中，他(伯克)的‘戲劇主義’越來越被認為是至少必須在人們的索引中出現，不管人們是否試圖去弄懂伯克。”[1]“伯克廣博的知識、犀利的洞察力以及敏銳的判斷為他贏得了1920年及1930年來自美國文學界眾多著名人物的贊譽，而到了1940年和1950年他的聲譽擴展到了心理學、哲學、人類學等領域，現在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趣、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之一。”[2]伯克在20世紀修辭學界的影響無人能比，故被譽為“當代的亞里士多德”。他獲得的兩個大獎足以證明其學術貢獻和影響：文學與批評獎(1975)、國家文學獎(1981)。戲劇主義既是一種語言哲學觀也是一種話語的修辭批評方法，因為它把語言看作行動并以此為基礎用“戲劇五位一體”去考察修辭話語的運作①。本文將探討伯克的戲劇主義所蘊涵的后現代思想，并指出其重要啟示。 一、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解讀 提起“后現代主義”，首先必須提及“現代主義”。“現代主義”通常是指歐洲啟蒙運動后出現的一種主張主體人的中心論以及對理性、終極現實和永恒真理的追求和迷信。作為啟蒙的產物，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關于客觀知識的信念。它試圖揭示外在客觀世界和內在主觀世界的真相，發現知識，獲得其永恒真理[3]。這個特征蘊涵的基本假定是主客體相分離，主體可以駕馭客體，擺脫現實世界的影響和支配，從而獲得客觀知識、達到永恒真理。顯然，現代主義傾向于把知識和真理視為中立的、客觀的、普遍的，認為它門是推動進步和解放的力量?，F代主義對客觀知識、永恒真理的迷信，蘊涵著一種表象主義的觀點，即：人的心靈能像鏡子一樣反映外部世界的本質，從而獲得知識、真理。 總體來說，后現代主義是對啟蒙的一種反思、質疑和批判。利奧塔曾將“后現代主義”定義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3]5，換言之，后現代主義反對啟蒙關于“永恒真理”和“人類解放”迷信。20世紀上半葉后，一些哲學家開始對啟蒙以來的這段歷史進行反省，對支撐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方式提出疑問，提出“后現代”以同“現代”相對抗，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被稱為“后現代主義”[3]229。作為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駁，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兩點：(1)反對以個人主體為中心，反對主客體二元論；(2)反對追求認識的確定性、明晰性、結構性、普遍性、整體性等，主張要關注知識的局限性和非穩定性，認為知識是一種相對的發展歷程[4]。在后現代主①戲劇五位一體”(pentad)是指由戲劇五要素“行動者”(agent)、“行動”(act)、“場景”(scene)、“工具”(agency)、“目的”(purpose)構成的有機體。它們之間的相互搭配可以形成二十個關系對子(伯克稱“ratio”)，如“場景—行動”、“行動—場景”、“行動者—行動”、“行動—行動者”等等。關系對子之間顯示出一種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前者“呼喚”后者，或者前者決定、導致后者。就某一事件而言，不同的人對它的闡述可能不同，表現在他們用不同的戲劇對子去描述它。義看來，主客體二元論會導致鏡象反映論，而鏡象反映論最終會導致“客觀知識”和“永恒真理”的迷信。所以，后現代主義反對二元對立，采取“視角主義”(Perspectivist)的認知觀點，認為所有關于世界的認識性再現都受到歷史和語言中介的影響[4]50。后現代主義也拒斥統一的、總體化的理論模式，因為它遮蔽了社會領域內的差異性和多元性，這就容易在政治上導致對個體性的壓抑，造成與現代精神相違背的霸權。 在后現代主義中有一個影響深遠的學說，那就是20世紀60年代德理達創立的解構主義，其理論基礎是這樣的語言哲學觀：語言是游戲，意義在不斷的遲延中。解構主義的關鍵在于解構“邏格斯中心主義”所堅持的語言符號或文本意義的確定論，故它用“意義鏈”概念取代結構主義的結構概念，從而摧毀了意義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解構主義反對邏輯實證主義，因為對實證主義的推崇必然會導致對“理性”、“科學”、“進步”的迷信，進而使用理性主義精神建構的哲學體系變成凌駕于科學和現實生活之上的思辨思想，導致與理性精神相悖的獨斷論[5]。后現代主義思想在伯克的修辭學中得到了回應，并成為推動美國修辭學向前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戲劇主義視角的后現代思想之體現 (一)戲劇主義的涵義 根據伯克[6]，所謂戲劇主義，就是把語言作為行為(action)，而不是作為傳遞信息的手段，因為在人類的活動中，人們是用語言象征自己的問題及行動，并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7]。伯克本人為戲劇主義下的標準定義載《國際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中：一種分析的方法和對應的術語批評，其目的是表明：對人類關系之動機的最直接研究是通過對術語系列或簇群及其功能進行有效的探討。戲劇主義方法蘊涵在關鍵術語“行動”之中。它是基于這樣的觀察：有行動的地方，必須有行動者，同理，也必須有行動者實施行動的場景。在一個場景中行動，行動者必須使用某種手段或工具。行動之所以是行動，是因為它還涉及目的。[8]伯克的戲劇主義是基于這樣的人性論哲學觀：“人是使用和濫用符號的動物、否定的發明者；他由于其制造的工具而與他的自然條件相分離；他受等級精神的驅使，并由于至善而變得迂腐”[6]316。伯克把人看作符號/語言的動物，避免了語言淪為工具的陷阱。他對哲學家杜威視語言為工具的觀點表示反對，因為人可以把工具拿起來放置一邊，但對語言卻不能隨意這樣做。人的“符號/語言使用”之特征決定了人是倫理的動物，因為語言中的否定最終導致人的道德化[6]419，而人的道德化則決定了人是修辭的動物。用伯克戲劇主義術語來說，語言作為“場景”(相當于“人生活在語言中”這個論斷)決定了作為“行動者”的人的本質特征。這個邏輯關系體現在“場景—行動者”的戲劇對子(scene-agentratio)里面。伯克認為所有社會政治的等級秩序都是由語言造成的，人類一切行動及關系都是戲劇。這個觀點蘊涵在其戲劇主義的格言(motto)之中——“由語言所引發，通過語言運作，超越語言”(Byandthroughlanguage，beyondlanguage)。所以，戲劇主義旨在考察人的戲劇是如何因為語言所引起，如何由語言所復雜化，如何在語言中運作，如何在語言中消解，又如何影響社會關系，也即揭示人類社會中各種等級中的非語言、語言、元語言之間的因果關系[9]。#p#分頁標題#e# (二)戲劇主義對科學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結構主義的批判 在很大程度上，伯克的戲劇主義是針對時興的科學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而提出來的，正如他在《反論》的前言中所說：“我們選擇給它取名為‘反論’是因為就其基本關注點和信念而言，它主張的每一條原則都與時下流行的原則針鋒相對”[10]。伯克在《動機語法》中對技術主義(technologism)進行了抨擊，認為它不僅會污染地球，也以其他方式威脅著人類；技術主義對世界、甚至對技術開發者本人帶來的種種不良后果就說明了這一點。例如，現代科技帶來的核武器，其殺傷力之巨大，以致人甚至不敢用它報復別人[11]。 戲劇主義是如何抗衡科學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的？戲劇主義的核心是語言戲劇哲學觀，即是說：語言及言語是戲劇。戲劇主義的語言觀與科學主義的語言觀不同?？茖W主義(伯克認為它把“行動”淪為“運動”)認為，語言的基本功能是命名與定義，強調諸如“那是，或那不是”[6]44，似乎語言行為可以不帶任何主觀色彩，沒有情感價值的作用。伯克對科學主義從命名或定義出發去研究語言特征的做法感到不滿。所謂的科學定義，由于使用特定語言來反映現實，但“由于它是一個術語，本質上它必須是對現實的選擇，而且從這個方面來說，它必須也是對現實的一種偏離，任何術語必須把注意引向某個渠道，而不是其他渠道，比如，一本物理學的教科書，把人的注意指向一個不同于法律或心理學教科書所指向的方向”[6]45。伯克在《動機語法》中的“定義的矛盾”一節中抨擊了科學定義和哲學定義貌似中立的做法。他認為，所有定義都是具體的人為了服務特定場合而創造的，所以對現實的完美再現是不可能的[12]。為什么？因為“人們在尋求逼真反映現實的詞匯時，必須創造對所選擇的現實進行描述的詞匯，但任何對現實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現實的偏離”[13]。他提醒人們，即使最“科學的”命題也是具體人物與特定場景之間的協商(transactions)，為了使大多數的探究適合具體場合，探究者必須關注非理性的方面，如情感、美學等，因此科學語言是浸透了倫理價值的。事實上，人的語言本質上不是中立的，人們的話不可能懸置價值判斷，而總是帶有價值判斷的。正因為如此，伯克要用戲劇主義，從語言的態度化或說教性為出發點來研究人的象征行動。伯克對邏輯實證主義同樣進行了詰問。邏輯實證主義的一個基本點是所謂的“理性化”，但伯克認為，理性化或理性過程是一個對傾向(orientation)的語言化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主觀色彩濃厚、具有修辭說服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百分之百客觀的過程[10]18。伯克尤其對實證主義所崇尚的實驗室里的實驗感到不滿，因為經驗觀察到的東西，不管它是什么，實際上都是通過對環境作出選擇，把動物環境模擬人的動機環境而獲得的，根本不是關于人的真正的事實，人與動物是有本質區別的[13]78。 伯克的戲劇主義也反對這樣的結構主義意義觀——由于意義來源于語言符號之間的差異，而語言的結構是穩定的、固定的，因此意義也是穩定的、固定的——主張用動態的宇宙觀、用行為而不是用知識來研究人的現實世界，把語言作為一種行動、一種態度化，而不是一種定義的工具。伯克認為，世界好似一個戲院舞臺，人是在這個舞臺演戲的演員，其一舉一動都是戲劇行為。事實上，一切人類行為(包括語言)及關系都是戲劇，既然如此，它們就是動態的過程，盡管這種過程中會呈現一種戲劇結構(但這種戲劇結構在不同的人看來也有不同的顯現形式)。戲劇主義認為，語言是一種說話者與聽眾之間的協商，它與語境是分不開的，而語境，即人類戲劇的語境，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換言之，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由于伯克把語言(語言系統及言語)看作戲劇，而人類戲劇的產生是由于語言中的否定，所以語言本身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浸透價值觀的，即使科學語言也如此。下面一個很好的例子表明，伯克的戲劇主義體現了一種視角主義，是對結構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一種顛覆。根據伯克的戲劇主義，對一個事件進行完整的描述，必須涉及行動、行動者、場景、工具、目的這五個戲劇要素，不同的人對這五個戲劇要素的搭配不一樣，因此折射出不同的修辭動機。假如發生了這樣一個事件：一個人走進一家便利店，把一塊面包往大衣里一塞，錢也不付就溜出店去。對這個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14]。(1)一個對此事件進行報道的人說“，我知道他這種人，他是一個罪犯，犯罪是必然的事。只有當這些人遠離街道時，我們才會感到安全。”(2)另一個目睹事件發生的人說，“現在失業率這么高，很多人無法養家糊口。他這樣做也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總要采取措施來應對由于經濟蕭條造成的饑餓。”(3)第三個目擊者說，“這是一種偷竊行為，就那么簡單、清楚。出來白拿東西，這已經是社會中一種普遍的追求。”(4)第四個目擊者則這樣評論說，“經濟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因此窮人必須應對不平衡問題。偷竊面包只是這種經濟形式下的一種必然的、不足為奇的應對貧窮的方式。”對該事件的四種不同的闡釋凸顯了不同的戲劇要素，它們分別是：行動者、場景、目的、工具[15]。 由此可看出，戲劇主義揭示了意義結構的動態性和視角性，這與所謂的“結構主義”、“科學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大相徑庭。雖然伯克的戲劇主義也承認戲劇的“結構”，即由戲劇五要素組成的結構，但這種“結構”卻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隨著闡釋者的視角變化而變化的，這是與現代性所崇尚的穩定結構背道而馳的。這里，不禁想起哲學家奧格登(Ogden)和理查斯(Richards)在《意義之意義》(ThemeaningofMeaning)中對意義的闡述[16]。同樣一條“狗”，對不同經歷的人有不同的意義：在曾經受狗攻擊過的人那里它是“兇殘”的動物，而在無此經歷的人那里它可能是“可愛”的寵物。戲劇主義認為，意義不是存在于客體之中的，而是存在于闡釋者對事件的互動之中，這就從核心問題上顛覆了現代主義關于意義的穩定性的觀點，也是對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一種顛覆。#p#分頁標題#e# (三)戲劇主義對形式邏輯的質疑 伯克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在其關于論辯的觀點上具有鮮明的體現。傳統上，由于受理性主義的影響，論辯以三段論邏輯為典型模式，修辭被看作是修飾，給論辯增添情感腔調而已[17]。對這種傳統的論辯觀，伯克提出了異議。他在《永恒與變化》的“類比論辯”一節中考察了演繹過程，并對傳統論辯理論認為三段論的前提對結論來說是中性的、是先前選擇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更可能的是，某種初生態(nascent)的結論影響了前提的形成，因為，“當寫作者給我們一系列邏輯命題，試圖表明為什么獲得他的結論時，他實際上幾乎逆發了思維的過程：他提出證據，設想引導一個結論，但是這個結論已經導致了對材料/數據的選擇和結構安排。所以，科學演示是來源于demonstrandum(要說明的東西)，我們從想到達的地方，計算出到達那里的路徑”[10]130。換言之，邏輯論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論辯的主體對整個過程施加了影響。伯克關于論辯的觀點也蘊涵在其修辭學的“同一”(identification)理論之中。他非常通俗地概括了同一修辭策略的內涵：“你要說服一個人，只有用他那樣的語言說話，使用相同的方法，使你的手勢、語調、順序、形象、態度、思想與他的不無二致，你才能說服他。”[18]伯克的觀點得到了修辭學家們的普遍認同，譬如，Jowett與O’Donnell就指出：因為人們不愿意改變自己的態度、信念、價值，因此，要說服他們去改變的話，勸說者就必須將它與他們已經相信的東西聯系起來。這叫做“錨”，因為它是已經被勸說者接受的、并將會用來錨定新的態度與行為。一個“錨”是變化的起點因為它代表了潛在被勸說者已經廣為接受的東西。[19]按照伯克的觀點，修辭過程既是論辯過程也是修辭者與聽眾/讀者同一的過程，即尋找共同點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起點或前提條件就是修辭者與聽眾的共同點，它的終點同樣也是雙方贊同的，即雙方在某方面取得同一。伯克“同一”運作機制所蘊涵的論辯觀點表明，在論辯中，前提并非是傳統論辯論所認為的那樣是公理，而是具體的聽眾/讀者的信奉(當然，公理也可能是聽眾所贊同的，但并非永遠如此)，所以，伯克主張根據聽眾去建構論辯，因為聽眾的信奉必須是論辯的目標又是論辯的起點[20]。他提醒人們：根基于不言而喻的有效性前提的形式邏輯是不適合大多數日常生活領域的推理?？梢?，伯克關于論辯的觀點顛覆了傳統邏輯中一統天下的有效性。他明確告誡人們不應該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我們對基本文化問題的大多數關切就在于一個工作模式不可能建立的領地。人們一直對科學的客觀性大加贊賞，盡管在任何特定的科學中存在著重要的不同分析。我們通常傾向于忽視這種Babelofassertations(眾說紛紜)，說起科學來，好像它是一個事情，而不是一個存在很大分歧的科學家組成的一個集體。[10]101他認為，在科學領域，形式邏輯要成為有效的話，就必須忽視一些基本的沖突現象，但那種忽視辯論者及其興趣、忽視引發論辯原因的邏輯是不能成為普世邏輯的[21]。伯克的論辯觀點得到了英國論辯哲學家、修辭學家圖爾明(Toulmin)實用論辯模式的有力支持②。圖爾明之所以摒棄傳統論辯的三段論模式，用一種“實用”模式取而代之，是因為傳統的三段論模式不符合論辯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它沒有把論辯的動態過程完整地勾勒出來，另一方面它忽視論辯的語境制約條件。更重要的是，圖爾明認為“真理”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取決于一個社區或者團體確定其信奉的標準[22]。 (四)戲劇主義反對客觀知識、永恒真理 在知識、真理、現實的問題上，伯克的戲劇主義表現了鮮明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傳統上，關于真理的觀點主要有符合說(doctrineofcorrespondence)，即認為真理與認識對象相符合[4]687688。在真理的符合論的籠罩下，修辭學被淪為哲學的一種補充。根據這種觀點，人的首要任務就是發現世界上存在的真理，然后想方設法將它有效地傳播并使人相信它，這就需要“修辭糖”(與柏拉圖的烹飪術相似)幫助人們把真理的“藥”吞下去。所以，對哲學家來說，發現真理是第一位的，交際/傳播和勸說是不同的事情。基于語言本體論的戲劇主義認為，一切知識來源于語言，世界上沒有客觀的真理和客觀的現實等待人去發現。伯克并不否認“關于自然的赤裸事實”，但無論那是什么事實，都不是科學本身，不管事實是什么，赤裸的事實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意義，只有陳述才有意義。在陳述的過程中，人們選擇問題并對它進行闡述，這是真正的修辭過程，是構建意義的勸說過程[23]。換言之，知識的產生離不開修辭；知識不是純客觀的，沒有客觀真理。從定義來看，所謂“知識”通常指一種確證了的、真實的信念(justifiedtruebelief)，構成知識的要素是“信念”、“真實”與“確證”[24]。由此可見，“知識”之所以成為知識，是因為人們的信念被證明是“真”的。而這個“被證明”的過程則是在語言，用伯克的話說，在語言戲劇中運作的過程，是一個說服他人接受、信奉某個觀念的修辭過程；不僅如此，人們的“信念”也必須用浸透價值的語言術語來表示。換言之，知識是來自于修辭運作。伯克的知識修辭建構論引起了美國修辭學家司格特對修辭認知性的共鳴[25]。當然，伯克并不否認“知識”來源的不同途徑?？偫ㄆ饋恚?ldquo;知識”有感性來源和理性來源。由于人是符號的動物，人的邏輯思維必定是語言符號性的，思維是語言的功能，所以理性知識也是語言的產物[26]。感性的知識來源于感官，而任何“看”和“經歷”都是經過語言來實現的，因為人是通過語言來與外界打交道的，并且人對所“看”或“經歷”之事物必須進行思考并作出判斷。這就說明：來源于感覺的知識歸根結底也是語言的產物。 順著伯克的語言戲劇性哲學觀以及修辭生產知識的邏輯，不難理解為什么伯克說“現實”是修辭的產物，而不完全是客觀的存在之物，永恒的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語言是修辭性的，不僅意味著語言詞匯是浸透價值的，而且說明語言的使用即言語也是帶有意圖的，是說服性的。人由于被語言的否定所道德化，在用語言建構現實中總是有目的和興趣的，而目的、興趣在人們建構現實、“發現”事物特征的過程中是關鍵的，因為它們把人的注意引向某個/某些事物及其特征，而避開其他事物及其特征，看意味著不看。所以伯克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是否能夠意識到我們所說的“現實”絕大多數是由我們的符號系統所建構起來的？把我們的書拿掉，我們對歷史、自傳，甚至對所謂的“實實在在”的事物如海洋與大陸的相關位置又有多少了解呢？今天的“現實”是什么，如果不是關于過去的一簇符號與我們主要通過地圖、雜志、報紙等關于現在所知道的東西相聯系的呢？不管我們親身經歷的一點現實有多么重要，整個“圖畫”只不過是我們的符號的建構物。對這個事實進行深思，就像站在事物邊上朝最終的深淵里窺視，直到看到它的深刻蘊涵意義。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什么盡管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他仍然堅持相信一種由符號建構起來的天真的現實，而不去認識人的現實觀念中符號性所起的作用詞語是連接人與非符號世界的紐帶，同樣也是把我們與非語言相分離的一種屏幕(screen)。[6]5不僅語言建構了知識和現實，甚至語言及其否定還“創造”了人。伯克在對人的定義中說到，“人是被其創造的工具與自然條件相分離”。[6]320#p#分頁標題#e# 既然人是通過語言與外界打交道，而世界的一切一旦經過語言的過濾，它就不再是一個純物質現實，而是一個“動機”。美國著名修辭學家布拉米特(Brummett)說，“對現實的發現以及對它的檢驗永遠不能離開人”[27]。所以，知識的生成和現實的建構是一種典型的集體性或“主體互連性”(intersubjective)的過程，而不是個人自己決定發現的事物是否是真、是否正確這樣一個簡單過程。這說明，所謂的“知識”、“真理”、“現實”都不是什么存在于外界等待人去發現的客觀事物，而是通過語言的運作建構起來的。從修辭的具體運作來看，這個觀點也站得住腳。既然真理、知識、現實不是發現的，而是人通過符號的運作即修辭所建構的，既然修辭是針對具體情景中的事物的符號運作，那么所謂的“永恒/普遍真理”與修辭的具體場景論本質上是相矛盾的。從這個角度說，修辭學本身也具有解構性。按照伯克的理論，知識產生于具體情景下修辭者對聽眾的誘發合作，產生于他們的“同一”；“同一”既是勸說的起點也是終點。即使在誘發合作、勸說聽眾之初，修辭者與聽眾是對一個普世價值的認同，但其勸說的最終目標還是針對具體事物的認同。因此，知識的歷史性、局限性不容否定。伯克關于語言戲劇材料的論述，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伯克認為，語言戲劇材料來自于人們出生的歷史時刻的對話性。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設想你走進一座大廳。你來遲了，你到達時其他人比你早很久就到了，他們在進行激烈地討論，激烈得沒法停下來準確地告訴你到底討論什么。事實上，在他們之間任何人來之前討論就已經開始了，所以沒有一個在場的人能為你追溯先前的每一個步驟。你聽一會兒，直到認為已經弄明白人們爭辯什么的時候才加入到辯論中來。有人會問你問題，你回答他；另一個人來為你辯護，而另一個人則試圖反駁你，這使你的論辯對手要么感到尷尬，要么感到滿足，這取決替你辯護的人的水平。然后，你離開了，討論仍然在激烈地進行之中。[28] 語言戲劇的材料來自于“沒有終結的對話”，這說明什么？伯克在注釋中說道，任何哲學家的宣稱都必須根基于這個“沒有終結的對話中”。從策略上來說，哲學家可以把其作品作為與一些所謂的“鐵的事實”(如“我看這個桌子，我看到它”等等)的一種偏離。事實上，選擇這個“鐵的事實”，其真正的基礎是當前的談話狀況，并且當討論的地點改變時，它在“事實的等級”中所占據位子就要發生變化[28]111。這表明任何所謂的真理都具有歷史性，其有效性都與具體歷史情景分不開；任何對現實的再現都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充斥了人的主觀干預。顯然，伯克的例子蘊涵了互文性的觀點，是對現代主義的所謂的“宏觀敘事”的一種顛覆。 三、戲劇主義的重要啟示 伯克修辭學之戲劇主義的后現代思想給我們至少四個重要啟示。 第一，要充分認識修辭的認知功能(即修辭在知識生成中的作用)以及調節社會關系的功能。修辭必須根基于語言之基本功能，因為它是人性的一種體現。著名修辭學家瓊斯通(HenryW.Jonestone)曾指出，“倘若人要想避免修辭，那么就得離開他的社團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去生活可是即使這樣也不能擺脫修辭，因為在促使自己干某事或接受某個結論的過程中也是有修辭性的。勸說自己與勸說他人在本質上說是沒有什么區別的。誰放棄了修辭誰就放棄了他的人性做人就必須實施修辭”[29]。一言以蔽之，人是修辭的動物，哪里有勸說，哪里就有修辭；哪里有意義，哪里就有勸說[18]172。 第二，人們要對“知識”、“真理”、“現實”進行評判性解讀。修辭不僅具有認知性，也有制約性。因為人是符號的動物，且語言與修辭不能分開，人在語言的家園或“囚牢”中成長，必定會形成與其背景相配的“詞屏”(terministicscreen)，這種術語屏制約了人的認知。伯克精辟地指出：我們必須使用術語屏，因為我們不用術語就沒法說任何事情；不管我們使用什么術語，這些術語必定形成一個相應的屏，任何這樣的屏都將把人的注意引向某個領域而不是其他領域。在這個領域里，可能還有不同的屏，每個屏都各有引導注意的方法、決定觀察的范圍，因為這個范圍蘊含在特定的詞匯之中。[6]50依此推理，人們在用語言、用修辭去獲知或建構現實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把主觀意志帶入其中，所謂的“知識”、“真理”、“現實”不過是修辭的產物，不可能是完全客觀的、中性的。因此，人們就要對它們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覺，尤其是要防止它們可能導致的某種“霸權”。這正是后現代主義精神之體現。 第三，在國際舞臺上，為了捍衛國家的利益，爭奪更多國際話語權，我們要警惕西方以“真理”的口吻說話，敢于用修辭學的武器去解構那種所謂的“真理”，揭示其背后的修辭動機。當今，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領域，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往往以修辭建構起來的“知識”、“真理”、“進步”為幌子或借口，去干涉他國內政，實現其霸權的野心。有史為鑒，十年前伊拉克戰爭的爆發，美國發動戰爭的借口是：伊拉克藏匿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且參與了“9.11”的恐怖襲擊。但事實并非如此。美國著名修辭學家Foss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人們談論它所用的符號的變化而變化”[30]，換言之，“現實”是用語言建構起來的修辭產物，不是客觀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動這場戰爭的借口正是他們用語言所建構起來的“現實”。 第四，在當今崇尚科學理性的時代，我們在欣賞自己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要審視它給社會可能帶來的負面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且看當今工業發展、科學進步帶來的后果：生態破壞、資源枯竭、空氣污染、交通堵塞、核武器威脅，等等，無一不值得人們深思。人們更不會忘記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所以，伯克曾形象地說：“對應用科學的崇拜”(acultofappliedscience)引起了一種“希特勒式屠殺的‘科學’(theHitlerite‘science’ofgenocide)以及核武器競賽”[31]。對現代性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p#分頁標題#e# 總而言之，伯克修辭學的戲劇主義視角所蘊涵的后現代思想不僅對修辭學本身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也有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