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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適應21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和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需要”［1］，發先生提出了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概念。①應該說，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概念的提出確實從理論上適應了21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和文學史研究或書寫的需要，但在實踐中也存在著一些困難。難度之一就是書寫的標準問題，即如何把少數民族文學、通俗文學、港澳臺文學等組合成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文學現象的羅列。這就需要在這多場域多樣態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找到一個聯結點。在現代中國文學史應該涵括也涵括了眾多駁雜的文學現象后，再以現代性作為貫穿的紅線，顯然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诖?，筆者在這里大膽提出以傳統文化為坐標，作為書寫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一種維度。 所謂以傳統文化為坐標的文學史寫作，就是以傳統文化為敘述視角，作為敘述主體，以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遭遇、碰撞與交融及在文學場域中的表現作為敘述的線索，清晰地勾勒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明遭遇過程中的防御、碰撞、隱退、反彈，將其在現代文明沖擊下主動的自我改造以及被動的承受改造作為梳理文學現象及其發生根源的線索，將晚清以來所有的文學樣式均納入其中，從而梳理出文學發生發展的過程，勾勒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由傳統文化衍生的文學表現的種種形式以及被人為分割為相對獨立而又有著內在聯系的各場域的文學發展概貌。以傳統文化為坐標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寫作的提出僅僅是一種寫作方式，是對現代文學以西方文明的傳入為中心的反動，或者說，它是一種對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學史寫作的策略反動。以傳統文化為坐標的文學史的敘述不應該是“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沖擊，使傳統文化發生了改變”，而是“傳統文化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沖擊，自身主動變化或者被動進行改變”的敘述模式。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對文化殖民的清算，正如有學者所說，“在后殖民理論中，人們試圖將現代性、民族國家、知識生產以及西方文化的霸權地位同時納入視野，以反對文化的‘同質性’來強調‘異質性’的重要，以民族文化的起源來突出主體形成的過程，并進而探討‘自我’文化與‘他者’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2］也只有在清算文化殖民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對中國現代文化進行反思和清理，達成民族現代性的文學。日本學者竹內好在《近代的超克》一書中將近代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概念，認為“東洋的近代是西歐強制的結果”，“通過不斷自我更新的緊張，它頑強地保存著自我”，只有在抵抗狀態中，東方民族才能完成對自我的建構，并形成具有本土意義的美學思維與文學形象。在此基礎上，民族建構起新的意義系統與形象［3］。文學對于民族建構的意義就在于通過形象、思想等文學性的表達，探究、闡釋其所蘊涵的文化因素，“大凡一個社會，從表面上看來，種種組織，小若家庭，大若國家，東洋西洋，各各不同。他的不同的原由，皆根于社會心理的各異。……但是這些心理，歷史上有許多看不出來，倒是文學表現得最明顯。”［4］朱希祖說的時候針對的是古代文學，但對現代文學同樣適用。文學是文化的具體表現之一，本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因素，由于文化具有穩定性特征，以文化為切入點探究文學現象和規律就具有了可能性;同時，由于中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漫長過程，以及傳統文化本身又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以傳統文化為坐標建構現代中國文學史也就有了可能。 一 以傳統文化為坐標的文學史書寫面對的最大的質疑就是會不會形成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遮蔽。筆者認為不會。不僅不會，反而會凸顯現代性在中國從介入到產生影響以至最終占據主流地位的過程，并且還可以清晰透視出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之間錯綜復雜的糾葛。其實，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之間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以傳統文化為坐標或以現代性為坐標，不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說現代性的先設性前提是西方文明代表著先進方向因而是我們的歸宿，那么傳統文化的先設性前提則是基于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現代社會的文化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接續———其間既有繼承又有改造。以現代性為敘述視角是將西方文明作為本體，將傳統文化作為客體和他者，敘說現代性在古老中國的逐步推進并進而取得統治地位的過程;以傳統文化為敘述視角則是以西方文明為他者，敘說傳統文化面對西方文明的入侵自覺防御、逐步退卻以至二者相互碰撞、交融從而形成富有中國特色現代性并顯示出強大生命力的過程。如果說以西方文明為敘述視角是引領現代文學朝著現代化方向前進，那么以傳統文化為敘述視角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真實呈現古老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文明沖擊下邁向現代的艱難曲折的過程，它最終與西方文明相結合形成中國化的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在傳統文化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自身不斷發生著裂變并產生出不同的文學式樣，西方文化和文學觀念的輸入更是改變著傳統文學的敘事內容和書寫形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沖撞交融則使文學表現更加復雜化。于是我們看到，面對西方的強大，現代中國的有識之士自覺學習西方，介紹西方觀念，引入西方思想，并在實業上學習西方進行工業化生產，與之相適應的是一些文人開始了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學創作，盡管其思想主體還是中國傳統的思想。他們的創作與具有現代性質的文化生產相結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王德威甚至因此斷定，從文化生產角度看，晚清文學大舉創造或捏造與制造小說的熱潮，引起文學生態的巨變［5］(P4)，于是我們看到現代中國歷史上多種多樣的文學樣式和思潮，既有傳統體式傳統思想的創作，也有傳統體式新思想的創作，還有傳統體式思想模糊很難用傳統或西方思想概括的創作;既有新體式傳統思想，也有新體式新思想，還有新體式半新不舊的思想;如此等等。晚清時期，無論文學思想、文學樣式、文學話語敘述方式、語言等等都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顯示出古老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初遇時形成的錯綜復雜關系，也使中國文學顯示出現代性的因子。“西方的沖擊并不‘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而是使其間轉折更為復雜，并因此展開了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這一過程，才是我們定義現代性的重心。”［5］(P6)由于中國積貧積弱的社會形勢，傳統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沖擊時必定會處于防御狀態，自身也不斷借著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將現代性納之于自身的敘事系統。從一定意義上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保守主義就是傳統文化通過改造自身包容現代文明從而顯示出傳統文化頑強生命力的表現，盡管其是非功過不好妄自評說。#p#分頁標題#e# 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傳統文化始終沒有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而是以自己的獨特方式顯示著韌性和頑強。“傳統到現代沒有斷根，而是通過嫁接獲取新質，經由創造增添活力”，“新文學誠然高舉過反傳統的旗幟，但新文學并非如以前所誤解的那樣是所謂徹底反傳統，而是對傳統加以分析，有批判也有認同，有摒棄也有繼承，有改造也有創新;況且現代文學史上并非僅此一家，在新文學陣營之外，還有傳統文學陣營，在新文學陣營內部，有激進派，也有保守派，還有折中派。”［6］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也是復雜多樣，其內在的精華與糟粕始終既對立又統一，并影響著人們的心理和創作，為中國特色現代性的產生、發展起著指向性作用。作為中華智慧結晶的表現形式，傳統文化因其本身的復雜性尤其是封建性的糟粕始終陰魂不散，一直遭受著質疑甚至批判，但卻是構成現代文明的基礎。中國的現代文明已經包含著西方文明與傳統文化精華的因子，也就是說優秀的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中華現代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現代文明對因襲著傳統文化的老中國兒女的改造過程也就是現代文明在中國古老大地逐步萌芽、扎根并顯示出歷史發展趨勢的過程。“所謂文學只不過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而文化和學術從本質上乃是文學的延伸和擴大。”［7］因此，以文學為起點探究文化，或者以文化為坐標闡釋、梳理文學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二 傳統文化是精華與糟粕并存的場域，類似于陳思和先生說的“藏污納垢”之地，以傳統文化為坐標的文學史不僅可以解決現有現代文學史寫作中存在的不足，而且還可以對傳統文化進行清理，對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大有裨益。 首先，是對分布于各場域華夏兒女創作的種種樣式文學的包容。由于歷史和人為的原因，現代中國文學被割裂為中國大陸、港澳臺、海外華人區域等諸多場域。在特定時期，每一場域又包括更多的小的場域，比如中國大陸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有解放區、國統區、敵占區等區域。各場域由于歷史的、環境的、人文的等等的影響，又會表現出不同的文學生態?，F代中國文學史面臨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如何把這種種形態的文學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文學生態樹。這就需要找到文學背后隱藏著的統一的“質”。這種“質”的規定性只能是民族的特性。這種特性必須是民族共同心理最穩固的一部分，因為隨著時間的發展和地域環境的變化，民族共同的一些東西會逐漸被改變，甚至心理也在逐步改變，只有心里深處的“質”依舊保持著自身的特性，這種特性就是群體的記憶及其記憶的表現形式———文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不同國家民族的人群無論交流還是遷徙都日趨頻繁，散居的族裔背景置身于不同族群的文化之中，但他們又依然保持著以往的集體記憶和文化歸宿。”［2］ 文學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也就自然地承擔了表現傳統文化的功能，以傳統文化為坐標梳理現代中國各場域的種種文學，從而建構現代中國文學史也就成為必然?，F代中國文學應該涵括各種類型各種樣式的文學，發先生已經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此僅作進一步的說明。美籍華人田曉菲認為:“當今中國學術界的爭論往往還是集中在現代文學史是否應該包括舊體詩的問題上。但是，很明顯，只有包括舊體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才能更完整地體現中國的現代性……新詩的誕生不僅是對舊體詩的抵制，還要記住新詩的出現改變了舊體詩的創作。”［7］舊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顯而易見，新文學雖然打著文學革命的口號出現并確實為反抗傳統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作為新文學的母體，特別是母體的特質，傳統文化依舊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顯示著自己的存在。“黃遵憲詩歌之所以‘新穎’，并不是因為他給傳統詩歌形式和語言帶來了多少革命性的變化，而是因為他的詩歌表現了一位古典詩人試圖理解現代世界的努力。黃遵憲的確把詩人詩歌詞匯發揮到極致，然而，主要因為他深深卷入舊文化世界之中，所以他最終未能真正擺脫其所屬的詩歌傳統”。“新詩最后的勝利把這個漂亮簡潔的敘事推向高潮，但是卻抹不去這樣一個事實:文學革命一百年后，舊體詩顯然活力猶存，且在中國內地及香港、臺灣地區和海外華人中擁有甚至比新詩更為廣大的讀者群。”［7］可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少數民族文學本身就是華夏文學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生活環境、思想乃至創作都直接受到傳統文化潛移默化影響，以傳統文化作為線索梳理其文學創作也具有可行性與合理性。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海外華文文學。發先生以現代民族國家作為界定現代中國文學史學科的尺度，對海外華文文學抱著謹慎態度。其實，如果以傳統文化為坐標，海外華文文學也必然包含在內，這不僅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而且有著實踐上的說服力。從理論上說，海外華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盡管環境和際遇發生了變化，但其內在心理的穩定性決定了其民族的“質”的超穩定性，或者說，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潛意識始終影響著他們思想、感情、行動和表達方式。因為去國懷鄉，海外華人對傳統文化的迷戀和依賴可能更甚，他們需要在對傳統文化的過度迷戀中確認自己作為華人的身份。對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來講，其作品的讀者主要是華人，他們需要在讀者的認可中實現自己的文學性身份，同時，給這些需要自我確認身份的海外華人以理論上的證明和情感上的支撐。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復雜關系不僅使其作品在更廣泛意義上得到華人的認同，而且還滿足了國內讀者對自身文化在國際背景下的境遇及地位的確認，從而達到自窺的效果并完成最終自省。從實踐上來說，海外華人的創作得到越來越多國內讀者的關注和認可，比如嚴歌苓、張翎等等已經為國內讀者所熟悉并產生了一定影響。作為學者的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等對中國文學的關注更是大家耳熟能詳?？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海外華文文學都應該是現代文學的一支，將其納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寫作亦是必然。 現代中國文學史既然包涵了如此眾多的文學樣式，將其納入共同的文學史并給予平等的書寫就存在一定的難度，這不僅由于文學生態環境不一樣，而且各場域作家價值標準也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學、港澳臺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生長生活的特殊環境使作家的思想和書寫內容、價值尺度深深打上本場域的烙印，與我們以往文學史寫作的價值尺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要把這紛繁復雜的文學景觀組合在一起，必須找到一個可以一以貫之的線索，類似于冰糖葫蘆，需要竹簽串起來才成系統?，F代性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于是以傳統文化為坐標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無論哪個場域的文學，都承續了傳統文化的因子，一定意義上說，它們都是傳統文化這棵樹上的枝杈，其中的作家或文學不過是枝杈上的枝條和葉子。傳統文化遭受異質文化的沖擊必然會產生沖撞與交融，矛盾統一在作家的思想和創作中，其作品在呈現復雜性的同時，也必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只有以傳統文化這棵大樹為立足點才能清楚地梳理出各種樣式文學的發展形態，盡可能還原文學現場。反之，如果以現代性或異質文化及其支配下的文學觀念為坐標，必然導致文學史本身的駁雜，失去文學史梳理文學現象、歸納文學發展規律的初衷。#p#分頁標題#e# 其次，對現代中國文學界定的意義。關于現代文學界定，學界一直有著爭議，這里無庸贅述。其基本思想是以“現代性”為標尺，而現代性的發生甚至其本身的含義又是一個多義的概念，隨著新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挖掘，中國的現代性一直充滿多義和質疑。發先生提出以“現代中國”界定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也就是現代中國文學史，其引用梁啟超《過渡時代論》的論述，“是以現代多民族多區域的主權國家概念來規范和劃分現代中國文學的”，“試圖建構一個肇始于晚清的‘上可封頂下不封底’的文學史學科”。［8］由此發先生將現代中國文學的起點定在維新變法前后。不過，現代民族國家的提出應該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本身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概念明確之前關于民族國家概念內涵的論述就應該是它的準備期或萌芽期了。大概也正基于此，發先生認為“中國步入現代化的時代也應該從晚清算起”［8］。朱先生對現代性的發生是抱著審慎的態度的。其實，朱先生的界定只是一個大概，其提出的現代中國的起點應該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以傳統文化為坐標的文學史寫作雖然是一種寫作方法，但可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的界定的借鑒。如果以傳統文化遭受外來沖擊為起點，那么可以推溯至鴉片戰爭時期，也就是1840年前后。面對西方鴉片貿易對中國造成的巨大影響，清政府派林則徐查禁鴉片，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林則徐為備戰開始了解外國，比如翻譯外國人辦的報紙等，特別重要的是編輯《四洲志》，比較系統介紹西方地理的書;翻譯瑞士法學家瓦特爾的《國際法》，透露出把中國作為世界列強中一員的思維。盡管其目的如魏源歸納闡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客觀上也顯示出一部分中國的先知先覺者已初步有了現代國家意識。其后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兩部世界地理著作，眼光更為開闊。這說明，其傳統文化觀念已經開始受到沖擊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盡管是被迫的，還有著很強的功利性，但畢竟已經睜眼看世界。因此，現代中國肇始于鴉片戰爭時期有著它的合理性。隨著西方知識的介入，中國開始有了自己的工業。以后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等，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始終處于對抗狀態，并最終成為“舊”的象征，直至新時期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才被重新審視。“所謂文學只不過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而文化和學術從本質上乃是文學的延伸與擴大”［9］，思想的變化是文學轉變的前提，或者說文化觀念的變化必然導致文學的轉變，尤其是洋務運動之后文化工業的逐步形成更是加劇了這種變化并對其提供了物質性的條件。既如此，傳統文化遭受沖擊的同時，文學也在逐步改變，開始自己的現代化進程。這是筆者以為現代中國、現代中國文學肇始于鴉片戰爭時期的原因。 再次，清楚梳理文學史發展的線索，并在這一過程中達到對傳統文化的清算。“中華文化并不能被理解成一系列靜態的固有特質和特點，而必須被理解成一個不斷發生和變化的動態歷史過程。”［7］無論哪一場域哪種樣式文學，從發生學角度講，其起點都是傳統文化支配下的傳統文學，作為民族特質的主要表現形式，傳統文化的超穩定性決定了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每一場域每一文學樣式文學的發展都可以以傳統文化與外來思想的撞擊與交融為線索結構起發展的基本框架，同時，每一場域與其他場域甚或每一場域每一特定時期的文學發展也都可以以傳統文化為基點完成對整個文學史紛繁復雜現象的敘寫。傳統文化不僅具有時間上的貫穿性，而且具有空間上的聯結性，空間與時間相互交錯，建構起現代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大廈，支撐起這個大廈的正是傳統文化。因此，以傳統文化為坐標，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線性歷史以及各個地域各種樣式文學間的內在聯系。同時，文化是隱藏于文學內部的東西，或者說文學是文化的具體表現，以傳統文化為立足點也就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 以傳統文化為坐標，將傳統文化與異質文化的沖撞、交融等為線索作為書寫的尺度還可以達到對傳統文化清算的目的。傳統文化影響著現代中國文學的寫作，其表現形式也是良莠不齊，既有積極因素也有消極影響。對于文化本身來說，精華與糟粕往往很難界定，只有其作為具體表現對人產生影響的時候才顯現出來，特別是有了西方文化作為參照的時候;也就是說，在與異質文化的撞擊中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才會顯現出來，才會被我們所認識，所理解。異質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參照，同時也是一個衡量的尺度。只有在與異質文化對比中才能對傳統文化作出思考和反省，從而在社會發展中不斷對其進行改造從而達到適應社會和人生的目的。五四時期一方面是激進派的決絕的反傳統;一方面是復古者要恢復傳統，甚至孔教會、扶乩等迷信思想甚囂塵上;同時還有一些學人在反思儒家文化，對其進行適應社會性的改造，比如新儒學等等，傳統文化呈現出多樣性的表現形式。時至今日，思想呈現多元化，建設和諧社會是主旋律，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時代的要求。這就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甄別，從而真正使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并成為中華民族道德體系的一部分。相反，那些封建迷信等糟粕必須堅決祛除，它不僅麻木人的心靈對人的身心造成損害，而且也會主張社會不良風氣，影響社會發展，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也會造成危害。這些都需要在傳統文化的具體表現中來甄別，來完成。文學作為最主要的承載體，也就成為甄別優劣的主要場域。并且，由于文學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不僅可以形象直觀地甄別，還可以提供甄別的標準和判斷的尺度，尤其在“平面化”的今天，影視文學、網絡文學等更是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對其蘊含的傳統文化因素進行考察、甄別也就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