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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帶去大量從軍人員。當年的“六十萬大軍”如今還健在的，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兵。老兵作為一個特殊的人群，在當代臺灣文學不同的發展時期中，其形象有不同的變化。從白先勇到陳映真再到丁偉民、鐘延豪、張大春，直到蘇偉貞、朱天心、孫瑋芒、王幼華、履疆、張啟疆等等，“老兵形象”在不同的作家筆下承載著不同的主體意識。但是我們無疑又可以從這些不同的“老兵形象”身上探照出其共通性，即他們都經歷了從“守望與失望”，到“迷失與救贖”，最后到“歸來與流浪”這么一個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磨難過程。 談到“老兵形象”，自然繞不開的一個概念就是眷村。所謂“眷村”，是指1949年國民黨當局為遷移臺灣的中下層官兵及其眷屬提供的住所。 “眷村”是臺灣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產物，其中老兵們的聚合并非出自血緣的、宗族的關系，而是由于共同的政治命運和人生背景。他們以“外省人”的身份自成一體，懷著“落難”、“悲戚”、“懷鄉”的心態與周圍環境保持著距離。眷村不僅是外省第一代在異鄉的落腳地，也是外省第二代出生成長的地方，它銘刻著歷史動蕩中遷移臺灣的老兵們的集體記憶，也提供了一扇觀察臺灣當代“老兵形象”變遷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波譎變幻的窗口。 一守望與失望1949年國民黨作為敗軍之師困守于臺灣，隨行前去的大量將領士兵在所謂“衛國”思想的感召下，幾乎無一例外地急切地向往回到故土家鄉。 但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已不是地理空間之隔，政治意識形態的嚴重分歧，使得這群老兵永別故鄉。 在眾多塑造老兵形象的文本中，白先勇小說集《臺北人》中的《歲除》、《梁父吟》、《那片血一樣的杜鵑花》、《國葬》中的“老兵形象”正是“守望精神之鄉”遂又不得不接受“無法回鄉”這一殘酷事實的一類?！稓q除》里的賴鳴升是當了一輩子的兵，因年老退役在榮民醫院成了廚房里的買辦。 他與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著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四川當過連長，隨后又參加了“臺兒莊戰役”，那些烽火連綿、死里逃生的傳奇經歷成就了他人生的巔峰，并成為他記憶中最榮光、最神圣的記錄。賴鳴升是《臺北人》中不肯面對現實、沉溺在往昔的榮光回憶里的典型角色之一。又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里的老兵王雄，始終抱有“懷鄉的哀愁”，牽掛“那頭”的家鄉以及家里的“小妹仔”，在和“我”關于對岸大陸的對話中，得知“從望遠鏡里可以看得到那邊的人在走動”，“隔得那樣近”等信息，從而借投海自殺之舉以期通過“趕尸”的辦法回歸故鄉。但是王雄的尸體“被潮水沖到了巖石縫中，夾在那里，始終沒有飄走”。王雄最后的“歸鄉之路”也斷絕了，其靈魂永遠孤零零地飄蕩在異鄉之島?！读焊敢鳌防锏耐趺橡B、樸公，《國葬》里的李浩然以及忠心耿耿的老侍衛，有的是位高權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有的是位居下層的普通士兵，有的仍然留在軍中，有的已經被拋入社會底層，“失勢和失意是這群人最大的特點”。［1］ 無論是守望舊日時光還是虛妄的政治理想，老兵們終由精神上的守望陷入失望的境地。由于懷著“”、“戰士授田”等美夢，所以很多人沒有考慮過生活起居以及未來工作等基本問題，再加之當局對大部分下等士兵的無暇顧及，導致下層官兵陷入升遷無望、回歸無期、日漸老邁的重重困境。反映在小說創作中，作家們往往是不約而同地側重展現老兵們的精神失常和種種變態行為。如鐘延豪的《金排附》、黃驗《冷熱胸膛》、履疆的《排附和我》等描寫的是在當局政治謊言的蒙騙下仍然“恪守盡職”的老兵們的精神變態現象。張大春早期的《雞翎圖》中擔當伙夫的老兵竟將他飼養的一群雞當作自己留在大陸的“親友的化身”，將自己的人格尊嚴也寄托于此。當部隊轉移時，遂做出寧可棒殺，也不賤賣的瘋狂舉動。丁亞民的《冬祭》表面來看是一個鬧鬼的故事，退伍老兵老張在由人變成“孤魂野鬼”之時，不忘大罵學校校長向日本賣國求榮的舉止行為，老張瘋癲的背后是一顆不被眾人理解的“愛國心”。作者借老兵形象嘲諷當局統治的目的不言而喻。同樣在鐘延豪的《故事》中，服役期已滿的老兵始終等不到退伍令而導致心理變態，已經退伍的老兵又因生活沒有保障而慘死工地，作者借寫這些被拋入社會底層的老兵悲劇表達對當局統治的不滿與失望。桑品載的《向往一場戰爭》中，老兵們為了去“對岸”散發傳單、插國旗而白白送命，老兵的“愚昧盡忠”表露無遺，當局統治的荒唐更讓我們汗顏。 老兵們的苦苦堅守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蠱惑，“反攻復國”、“為國盡忠”這些空洞的政治口號則讓老兵們的守望變成了一個毫無意義的政治符號。因此老兵們的命運也就承擔了更多的現實悲劇意義。鐘延豪的《金排附》中的金排附在忍住悲痛勸慰我“這么多年，打死的老百姓太多了……”時那一份撕扯的內心痛苦，王幼華的《慈母碑石記》中被遺忘在南海群島上的士兵，那一份焦灼到凄厲的等待，這樣一種痛苦的守望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黃驗《冷熱胸膛》中的郭子儀最大的疑問:“是我對不起國家，還是國家對不起我?”在“為國盡忠”的所謂“信仰”下的守望已變得毫無意義。失去的版圖已不在腳下，家鄉的淪落已是既成事實。 國民黨當局統治的虛偽與黑暗，老兵們感到由外而內的失望，加之生活上的窮困潦倒和心理上的無所依托和變態發狂，導致老兵們在精神上的迷失遂希望在困頓、壓抑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肉體的解放和精神的救贖。#p#分頁標題#e# 二、迷失與救贖 如果說從“守望到失望”是老兵們最初經歷的精神困頓與折磨，那么到了張大春創作的《將軍碑》和《四喜憂國》則是老兵遭受的更為嚴重的精神困境———迷失。相比白先勇《臺北人》的小說集中大部分活在往昔的人物，張大春《將軍碑》中的石震東老將軍卻像科幻人物一般，能夠穿越時間并能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自由變換。石震東將軍唯獨沒有“現在”，因為他的“現在”完全是往昔與將來的組合。正如故事一開始就這樣說;“除了季節交會的那幾天之外，將軍已經無視于時間的存在了。”［2］這種“特異功能”使他能與當下的人和事暫時撇清關系，恣意任情地穿梭于過往與未來之間。但最悲哀的是，他能投射最遠的未來也只是他的葬禮，以及眾人為記載他的功績而樹立的將軍紀念碑，那也就意味著老去的將軍再沒有什么希望可言，現實中的他處于永遠的精神迷失之中，永遠存在于“四十六年前的臺兒莊和二十年前的官邸等大小戰場上獨自歸來。”［2］張大春的另一個短篇《四喜憂國》內的老兵朱四喜和《將軍碑》里的老將石震東不同，他一味地活在當年臺灣極力建構的“光復大陸，收復失地”的美夢里，并且還有具體的憑借，即“總統”每年的“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他費盡周折，不顧度日艱難的地位低微，更不在意識字無多的文化水平，上演了一出瘋瘋傻傻的“撰寫‘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的荒唐鬧劇。這一荒唐舉動的背后反映是當時那個特殊的時代里特有的荒謬與迷亂。老兵經歷從守望到失望的情感跌宕，要么是逃避現實迷失于可回憶的過去和可投射的有限未來，要么只能是以“卑微的小人物身份”無奈地迷失在“世界也越來越糟”的黑色境況中，導致悲觀絕望的人生態度和更深層次的心理變態。 戰爭的殘酷帶給人類共同承擔的命運悲劇，無一人可以幸運地避免戰爭的懲罰。臺灣老兵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守望、失望、迷失之后，深感加之于肉身的“罪孽”深重，這樣一種“罪行”使得老兵們擔負起個人甚至整個民族由于戰爭所導致的創傷。反映在作家的創作中，則體現為老兵從肉體的解救到精神上的救贖。如曉風在《一千三百二十點》中，描述三個老兵決定除掉身上具有濃厚“政治意味”的刺青。按常理來說，刺青除掉了，顧慮也就除掉了，但也正是這些混著血肉的刺青象征了老兵們曾經擁有的歷史，一旦除去，就意味著歷史的幻滅，甚至是個體生命價值的幻滅。顯然，肉體的解救遠遠達不到精神的真正解救，真正的精神救贖要到履疆《老楊和他的瘋女人》和李渝的《踟躕之谷》中才漸趨實現?！独蠗詈退寞偱恕分械睦蠗罱洑v了戰爭的洗禮，過上平靜的生活，與滿山的牛羊為伴，并娶了當地的瘋女人為妻。至于大陸上的親人，至親血緣的關系自是不必說，但是那種濃烈的鄉愁已轉化為遺留于心底的掛牽，團圓不團圓似乎沒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擔負起眼前的責任。戰爭帶來的痛苦記憶不可泯滅，但能從苦難中回歸平靜，融入尋常百姓家的生活，則為精神解救以及尋找到心靈家園的當下之道。與“老楊”相比，李渝在《踟躇之谷》中塑造的那位被國民黨委任為開路先鋒的軍官更像是一位無親無故的“異類”，孑然一身，在完成幫助政府開山筑路的浩大工程之后，做出留在山谷中頤養千年的決定，在作畫中反觀前世今生，于悲痛與懺悔中洗清前世罪孽，從而完成了從肉體到精神的救贖。 三、歸來與流浪 陳映真早在60年代就寫下了一篇象征著民族統一的小說———《將軍族》。《將軍族》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臺灣社會下層的小人物，相貌丑陋的“三角臉”和孤苦伶仃的“小瘦丫頭”。 一個是無家可歸的大陸老兵，一個是有家難回的本地女子，“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相似命運使兩個人在交談中逐漸相互信任。當他們再次重逢已是五年之后，“小瘦丫頭”已經瞎了眼，二人有這樣一番對話，“我說過我要做你老婆，可惜我的身子已經不干凈，不行了。”“下輩子吧!我這副皮囊比你的還要惡臭不堪。”“正對，下輩子吧。那時我們都像嬰兒那么干凈。”隨后，兩人便自盡在甘蔗林里，第二天人們發現了他們的尸首。在陳映真的筆下，老兵作為一個小人物活得艱辛、凄楚，但卻有著美好的心靈和執著的信念，生活的磨難并沒有泯滅他善良的本性，他和“小瘦丫頭”頑強地與命運抗爭著，以彼此的生命為音符把純潔的愛情樂章推向最極致的悲壯。由于《將軍族》創作于60年代，臺灣本土社會省籍矛盾問題不斷升級，具有特殊身份的大陸去臺老兵，首當其沖成為矛頭所指。陳映真借“臺灣老兵”這一特殊身份，寄予了他期望臺灣本土社會能夠跨越省籍矛盾，兩岸早日實現統一大業的理想。 但正如復雜的現實一樣，老兵們的回歸之路充滿了艱辛。在踏上歸鄉路之時，心境已是大不相同，斯人遠去，留下揮之不去的鄉愁陰影與離散體驗，體現在老兵以及其后代身上則有了更為深刻的流浪特質。作為老兵的后代，其身份有諸多吊詭之處，雖然他們會把臺灣當做故鄉所在，但在潛意識深處則保留了父輩們“鄉關何處”的焦灼感和無法言說的精神焦慮。臺灣作家張啟疆曾在《君自他鄉來》中寫道:“你們的身世之謎另有一說:你們的父親是時代的遺腹子，你們算是偏房所生。你們的故事開始于出生前，連同大難不死的父親，分別遺棄在碼頭和對岸的碼頭。”［3］在張啟疆的另外一篇小說《消失的□□》，“我”始終背負上代人“老兵父親”的沉重期待，但卻一事無成，從年少時和本省子弟打棒球的一敗涂地到工作時和當年的棒球對手陳國雄狹路相逢，在激烈的工作競爭中我再度失敗，小說接近結尾處:“滾!滾!不要在我家的地上打我”，本省小個子的嚎叫聽來刺耳刺心!老兵后代被排斥的現狀無疑接續了老兵這一特殊人群的精神流浪狀態，既然臺灣本土不是“家鄉”，那么“回去”是不是就是家鄉?在作家遠人的《異鄉人》中，父親“如今氣散形消，骸骨分居兩岸，正不妨魂歸夢土，魄寄蓬瀛，四十年家國之思，就此還諸天地，再無牽掛。倒是他自己，前不是歸程，后不是來路，總是形氣俱足，魂魄相依，又奈何，又奈何!”［4］作為第一代老兵最后以魂魄歸返家鄉，第二代“他”卻不知何處是家，只能以殘存的記憶歸返，但是歸返臺灣還是歸返大陸的家，又是生命的深沉感慨。魂魄的歸返是儀式，記憶的歸返是哀悼，通過儀式與哀悼，老兵以及老兵后代的生命情狀盡現，家園已逝，物是人非，留下活著的人此后再無故土可返，家園只存在于記憶深處，現實與精神的雙重被迫離開，注定了老兵后代永久的精神漂泊。#p#分頁標題#e# 通過對臺灣當代文學老兵形象的梳理辨析，初步爬梳出一條有關老兵形象的文學線索，籍由臺灣老兵從“守望與失望”、“迷失與救贖”、“歸來與流浪”這一精神理路為一群即將遠離大眾視線的歷史人物塑像，深入探討“老兵形象”所蘊籍的審美意義及其創作主體的終極關懷，以期對“老兵形象”背后所蘊含的文學意義起到初步發掘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