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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其著作《經驗與自然》中開篇就說，他的“經驗的自然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經驗論”），“如果把‘經驗’按照它平常的含義來用，那么也可稱為自然主義的人文主義”。①為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說：“沒有什么經驗之中人的貢獻不是決定事物實際發生的因素。有機體是一種力量，而不是一種透明物。”②所謂“經驗”是人作為“活的生物”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沒有人就沒有經驗。人在經驗中存在和享受，并且在經驗的連續中擴充和發展自己的生命，生成和實現自己的理想。在《藝術即經驗》中，杜威不僅設專章論述“人的貢獻”，而且對經驗的闡釋到處都離不開人。從美學的角度說，人是審美的主體。但是與傳統美學中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不一樣，杜威美學中作為審美主體的人具有鮮明的生態本性。正是作為審美主體的人的生態本性，賦予審美經驗和藝術以深厚的生態內涵和生態功能。正確認識人的生態本性，對于深入理解審美經驗的性質，以及藝術的根源、性質和功能，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基于此，也才能充分認識杜威經驗論美學中與自然主義相統一的人文主義精神。 一、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活的生物”的生態性存在 杜威指出：“當科學的實際發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與自然對抗的時候，而仍然保持主觀和客觀的分離，這確是關于一切社會事務的明智討論的主要障礙之一。”①因此，必須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個整體觀出發去認識其中的部分和因素，當然也包括具有主觀性的主體（即人），這就是他說的“人在自然中的聯系（而不是人對自然的聯系）的理論”。② 《藝術即經驗》全書就是從“活的生物”（Creature，TeLive，又譯作“活的創造物”）這個概念開始的。這一稱呼明確地表達了從達爾文以來的生物學觀念，指出了人首先是自然生成物的根本性質。在“活的生物”這個概念中，不僅包含著人作為“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而且也指明了人作為“活的”生物所具有的行動（實踐）、想象和創造等能動生成的生態特征。作為人的生態本性的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在人與環境之間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經驗之中。 杜威的實用主義經驗論哲學，本來是以打破自然與人、客體與主體、肉體與心靈、現實與理想等二元劃分為宗旨的。它把經驗“這個統一的整體當做是哲學思想的出發點”，“主體與客體、自然和心理活動”等乃是對這個整體進行分析得到的區分，是這個整體內部的區分，而不是非經驗方法那樣把他們看做分開的和獨立的。③因此，這個整體就是認識人的基本視閾和出發點。“由于一個經驗都是由‘主體’和‘客體’，由自我與世界的相互作用構成的，它本身就不可能僅僅是物理的，或僅僅是精神的。”經驗“只有在我們考慮到整體的正常經驗，在其中內在的與外在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各自都失去了特殊的性質時，才能被理解。”進一步，“在一個經驗中，在物質上與社會上屬于世界的事物與實踐通過它們進入了的人的環境而變化，而同時，活的生物通過與先前外在它的事物的交流而得到改變與發展。”④作為“活的生物”的人在經驗中生存，也在經驗的改變中發展，人的生命始終離不開這個整體性的經驗。經驗作為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生活過程，本身就是參與其中的多種事物的一個綜合的過程。因此，在經驗中，“一種改造性的綜合把在分析性的肢解過程中必然消失掉的綜合性的統一體重新建立起來”。⑤只有在這個經過綜合重建起來的整體中，對于人以及作為審美主體的人的認識才可能真實和正確。 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人的個體生命與整個世界相聯系，整個世界都是人的生命的存在；作為這個世界的生成物，世界是什么樣就決定了人是什么樣。這正如杜威所說：人的“身心的結構就是按照它存在其中的這個世界的結構發展出來的，所以身心就會很自然地發現它的某些結構部分和自然是吻合的、一致的，而且也發現自然的某些方面和它本身是吻合的、一致的”；“每一個這樣的有機體總是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中存在著，而它和這個環境總是保持著某種相適應的聯系的。”① 從自然界中生成的人繼承了自然的生成性，因而人與自然之間的連續性也是一個能動的生成性的運動過程。“對人這種生物的器官、需要和本能沖動與其動物祖先間的連續性的完全認識，并非必然意味著將人降到野獸的水平。相反，這使得為人的經驗勾畫了一個基本的大綱，并在此基礎上樹立人美好而獨特的經驗的上層結構成為可能。人的獨特之處有可能使他降到動物的水平之下。這種獨特之處也使他有可能將感覺與沖動之間，腦、眼、耳之間的結合推進到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②所謂人的獨特之處，就是說他既處在與自然和生物的連續之中，又超越于其他的生物。他追求生命的意義，他有心靈和想象，在順應世界的同時他還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利用自然提供的條件去努力改造世界。杜威說得好：“自然是人類的母親，是人類的居住地，盡管有時它是繼母，是一個并不善待自己的家。文明延續和文化持續———并且有時向前發展———的事實，證明人類的希望和目的在自然中找到了基礎和支持。正如個體從胚胎到成熟的生長與發展是機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一樣，文化并不是在虛空中，或僅僅是依靠人們自身作出努力的產物，而是長期地，累積性地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③杜威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自然不僅為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使人對自然的改造有可能，而且自然以自己的生成性本性哺育了人類，使人能夠積極地用自己的有預見和目的的行動，把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從而使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能夠使文明延續和文化持續，并且有時向前發展。 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這個“活的生物”的生態性，不僅表現在他與環境交相作用的關系上，還表現在他的生命整體性上。人能夠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生成審美經驗，達于藝術之境，都與他的生命整體性密切相關。這種生命整體性表現在人的內部和外部的多層次多方面的相互聯系和交互作用之中。這說明，“活的生物”的生命的整體性絕不是一個靜態的固定的結構，而是洋溢著生命活力的動態的交互作用。#p#分頁標題#e# 杜威說：“如果人是在自然以內而不是在自然之外的一個小神靈，而且他是在自然以內作為能量的一種式樣，跟其他的式樣不可分離地聯系著的，那么交互作用乃是每一種人類關系所不可避免的特性。思維，甚至哲學的思維，也不例外。”④在論及感覺時又說：“感覺的性質之中，不僅包括視覺與聽覺，而且包括觸覺與味覺，都具有審美性質。但是，它們不是在孤立狀態，而是相互聯系中才具有的；不是作為簡單而相互分離的實體，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具有的。“⑤這說的是各種感覺相互作用的整體性，進一步還有感覺與其他心理機能之間相互作用的整體性，肉體之身與心靈的整體性，人的存在與自我的整體性，以及人與環境直至宇宙之間的整體性。在這樣一個多層次（即在空間上連續又在時間上連續并且時空交織）的整體性中，人與他所處的世界就有了在審美經驗中融為一體的可能，并從中獲得生命的最高意義。 杜威特別強調人的內部自然與作為環境的外部自然之間的密切聯系，由于這個聯系，人與他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個整體。他指出：“生活并不是一種在有機體的表皮下面進行著的東西。它總是一種包含很廣的事情，它包括有這個有機體以內的東西跟空間和時間上外在的東西之間的聯系與交互作用，以及和外邊更遠些的高等有機體的聯系與交互作用。”①又說：“生物的生命活動并不只是以它的皮膚為界；它皮下的器官是與處于它身體之外的東西聯系的手段，并且，它為了生存，要通過調節、防衛以及征服來使自身適應這些外在的東西。在任何時刻，活的生物都面臨來自周圍環境的威脅，同時在任何時刻，它又必須從周圍環境中吸取某物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一個生命體的經歷與宿命就注定是要與周圍的環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最為內在的方式作交換。”②這些論述一再強調的就是：人作為“活的生物”是與他生存的環境息息相通的，是一個整體性的生命存在，生命體的活動都是在這個整體中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進行的。 二、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許的途徑和手段去修正自然 作為“活的生物”的人，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還必須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變自然。但是，它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就不能以自我為中心去恣意妄為。 杜威說：“當有機物的結構更加復雜因而聯系到更加復雜的環境時，有機物便需要有一中特殊的動作來創造各種條件以利于以后采取持續生命過程的動作。這一點既是更加困難了，又是更加必要了。有時在一個關鍵性的地方，一個行動的正誤就意味著生死。環境條件愈來愈矛盾紊亂：它們為了生命的利益，要求采取何種行動，也愈不確定。因此，行為就勢必要更加猶豫審慎，更加需要瞻望和準備了。”③人類必須謹慎小心地進行改變自然的行動。為此，他必須保持清醒的理智，不僅顧及行動的當下效果，還要考慮到它在此后還可能產生一些什么后果。 當然，人又不能因為顧及后果而畏縮不前，無所作為。在《經驗與自然》中，杜威說：“忠實于我們所屬的自然界，作為它的一部分，無論我們是多么微弱，也要求我們培植我們的愿望和理想，以致我們把它們轉變為智慧，而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許的途徑和手段去修正它們。當我們盡量運用我們的思想而把我們微薄的力量投入這種動蕩不平的事物均衡狀態之中時，我們知道，雖然宇宙在殘害我們，我們仍然是可以信任它的，因為我們的命運總是和存在中一切好的東西相一致的。我們知道，這樣的思想和努力乃是產生更好的東西的一個條件。若就我們而論，它是唯一的條件，因為它是唯一在我們力量范圍之內的東西。”④這就是說，既然自然生成了人，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母，就應該相信自然是我們的生存基礎。“要求更多的東西，這是幼稚的；但是如果要求得比這還更少一些，這又是懦怯；期望宇宙符合和滿足我們一切的愿望，這是一種自我中心的表現，把我們自己跟宇宙分割開來了，但是要求過低也同樣是這樣的。誠意地提出要求，如要求我們自己一樣，就會激起我們一切的想象力，而且從行動中索取一切技能和勇氣。”⑤這段話包含了非常豐富而又深刻的內容，全面地表達了杜威關于人在自然生態中的能動地位的基本觀念。第一，他明確地把人視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求“忠實于我們所屬的自然界”，這是認識人的生態根基所在，是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包括能動作用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視野所在。第二，他主張人應該“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許的途徑和手段去修正”自然界，“盡量運用我們的思想而把我們微薄的力量投入這種動蕩不平的事物均衡狀態之中”，從而明確肯定了發揮人的能動作用去改變自然、改善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的必要和可能。第三，人的能動性首先表現為“培植我們的愿望和理想”，即有“修正”自然界使之達到生態平衡的追求，而且這種愿望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即應符合自然可能的生態尺度，要相信我們的命運總是和存在中一切好的東西相一致的。第四，還要進一步通過對自然界的了解，增強和深化對自然界的知識，發揮想象力，努力去認識和尋求存在中與我們的命運一致的好的東西，把修正自然的理想轉變為相應的智慧。第五，最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思想”化為行動，把自己“微薄的力量”投入到對自然界的“修正”中去，并且在行動中索取一切技能和勇氣，以實現需要的平衡，達到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許的途徑和手段去修正它的目的。貫穿在這段話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是人為了改善自己與自然的關系而對自然進行的“修正”必須適度。杜威說人對自然的改變只是“修正”自然，表達了對自然母親的敬畏、珍惜和誠意。而正確把握修正自然的這個“度”，乃是對人的能動性的更高要求，它不僅要求人類放棄“自我中心”的狂妄之想，還需要人類具有充分的生態智慧。 三、追求以自然化的智慧進行生態調適的控制的藝術 作為“活的生物”的人，從其生態存在的本性出發，還要自覺而積極地以自然化的智慧去有效調適自己與環境的關系，并為此努力掌握“控制的藝術”。#p#分頁標題#e# 人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既穩定而又不穩定的本性，它給人帶來動蕩不安的命運。“然而人類的經驗對于真、美和秩序也有這種動人的渴望。不僅有這種渴望，還有成就的時候。經驗表現出占有和諧對象的能力。”①經驗是“做”與“受”的結合，而首先是“做”（即行動）。杜威說：“人做的什么，他就是什么。”②在杜威看來，處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之中的人，必定是一個行動的人、做事的人、有所為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或者只有意識的人。杜威認為，在人作為有機體與環境相互作用所發生的經驗中，人要通過自己的“做”與“受”發揮積極的能動作用。他說：“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為，有活動”；“為了保存生命，周圍環境的某些因素就要改變。生命形式越高，它對環境積極的改造就越重要。”因此，“經驗變成了首先是做的事情。生物體并不站著不動，就像狄更斯小說中的米考伯，等著事情發生。他并不被動、遲鈍地等著外部事物給它打上印記。生物體按照自己或簡或繁的結構作用于環境。結果，環境中的變化有作用于這個生物體及其活動。”③沒有作用于環境的行動（即“做”），就沒有經驗，人就不成其為“活的生物”。這對于人的進化，包括人的經驗能不能具有審美的性質，能不能掌握和創造藝術，都極為重要。在這里，杜威提出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即人生的意義應從靜態的認識和觀賞轉向動態的創造和體驗，并不斷地創生達到藝術境界的新經驗。 杜威說：“當一個人充沛地具有這個世界的許多好處，因而能在四周環境的突變中維護著他自己的平穩時，他便是一個具有人的實質的人。”④這就指出了人的行動（即“做”）的基本內容，那就是維護和改善自己與變化著的環境之間的生態平衡與和諧。人這樣“做”了，他的生命就得到發展，他也就具有了“人的實質”。人做的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人做的是有效的生態調適的事，他因此就是一個具有生態本色的人。這樣的“做”，直接關系著經驗的審美性是否產生。 作為“活的生物”，“人類必然要在這個世界之內活動，而且為了本身的生存，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把他自己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去適應其他的部分”。①這就要與周圍環境有足夠的諧調，恢復失去了的與周圍事物的同步性。然而環境并不會自動滿足生命體的需要，這就會出現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沖突。而“當一個暫時的沖突成為朝向有機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更為廣泛的平衡過渡時，生命就發展”。在以動物為例說明上述道理之后，杜威說：“這些生物學的常識具有超出其自身的內涵；它們觸及到經驗中審美性的根源。”②這就是說，有了“做”，才會有“受”，也才有兩者結合而生的經驗，而這個經驗的完滿和生動就有了審美性，就可以成為藝術。在這里，“智慧”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杜威關于人的能動性的觀念中，相對于“理性”而提出的“智慧”這個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于“理性”，他說：“按照這個字眼的傳統意義講來，標志著理性的特征是必然性、普遍性，它優越于變化，統治著變化的發生和對變化的理解”；而“智慧是和‘判斷’聯系著的；那就是說，智慧有關于我們選擇和安排達到后果的手段和關于我們對于目的的抉擇。”在他看來，“智慧是實際的”，“一個人之所以是智慧的，并不是因為他有理性，可以掌握一些關于固定原理的根本而不可證明的真理并根據這些真理演繹出它們所控制的特殊事物，而是因為他能夠估計情境的可能性并能根據這種估計來采取行動。從這個名詞的廣義來講，智慧是實際的，而理性是理論的。”③由于這樣的智慧，具體情境中的行動才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才既可以防止某些后果的產生，也可以促進某些事情的發生。 人的行動（即“做”）要達到預定的目的，就得有能實現目的的合適的工具。為了找到和掌握這樣的工具，就得運用智慧。杜威說：“只有行動，相互作用，才能改變或改造對象”；“為了擇定的后果，對于正在進行的和不完備的過程予以調節，這就意味著：其中包括有順序和同時存在的條理；當這些條理和關系確定下來的時候，它們就成了一種智慧上的手段，使得我們能夠利用事物，把它們當做指導事物進程以期遇見結論的具體手段。”④杜威認為：“智慧乃是在這個世界之內發生作用的一種方法。”⑤知識還不就是智慧，只有知識與實踐結合并能夠有效地調適和控制與環境的關系，才是智慧。智慧直接與行動（實踐）相關，它決定著行為是否有效。由于智慧是人的生命能力的充分發揮，能夠有效地調適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因而使經驗具有審美的性質，成為“一個經驗”即藝術。 杜威把“藝術”分為“承受的藝術”和“控制的藝術”。他說：希臘人在思維中把自然看成一個“藝術的整體，以供心靈欣賞”；在那時的科學看來，“自然是一個秩序完整的宇宙，它是一個完整的組織體，但不是從許多因素所組合起來的。”⑥現代科學的實驗方法改變了這種觀念，“存在著的自然就不再是為我們所如是地去接受、服從、忍受或欣賞的東西了。它現在已經成為需要我們去加以改革，需要我們把它置于我們優異的控制之下的了。它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材料，對于這種材料我們要采取行動，把它轉變成為一種新的對象，更好地滿足我們的需要。”杜威這樣概括這個重要的轉變：“簡單說來，這個變化是從把認知當作是對于神圣藝術作品的自然的特性所進行的一種美感上的享受轉變成為把認知當作是一種世俗的控制手段———當作是一種方法，有意地引進變化，以改變事物進程的方向。在一定時間上存在的自然并不是一件已經完成的藝術作品而是一種需要藝術去進行加工的材料。”出于這種認識，人們要做的就是把“變化間的相互關系當作是知識的目標，發現這種相互關系，因而實現我們的目的，就等于我們掌握了一種控制工具。”在他看來，“美感的態度必然傾向于已有的東西；傾向于已經完成的、完備的東西?？刂频膽B度便注意未來，注意生產。”①杜威在這里強調的是通過積極的“控制的藝術”去改變對象。#p#分頁標題#e# 在杜威看來，自然的持續生成沒有終結，“這個世界是還沒有完成的”。②認識和改變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使之朝我們所需要的方向變化，從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這就是人在自然面前發揮能動作用的控制的藝術，這與那種僅僅滿足于接受和欣賞的承受的藝術是不同的。顯然，他注意到了自然還是一個正在生成著的存在，而不是已經完成的藝術作品。人不能只是欣賞自然，還必須改變自然，這種主體能動作用就是對自然的變化進行控制，而這種控制的藝術所達到的目的就是人與自然和環境之間不斷進步的平衡與和諧。要掌握控制的藝術，就必須運用智慧，而且是自然化的智慧。 在杜威的心目中，智慧總是關乎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從自然中學習和吸取。他說：通過深入于自然界的觀察而得來的知識，可以把知和行緊密地聯系起來，“這就使我們養成一種習慣在自然中運用智慧”；“智慧是自然本身不斷交互作用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交互作用總是在進行著的并且產生著變化。離開了智慧，這些變化就是不在指導之下的。這些變化只是效應而不是后果，因為產生后果意味著我們要審慎地運用手段。當有一種交互作用干預進來，指導著變化的進程時自然交互作用的情景便具有了一種新的性質和度。這種附加的交互作用就是智慧。人的智慧活動并不是什么外在地附加在自然之上的東西；它就是自然，這時自然為了更豐富地產生事件而實現著它自己的潛能。在自然以外的理性意味著固定和限制，而在自然以內的智慧則意味著解放和擴展。”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意味著所謂智慧并不是人從外部加之于自然的，而是發生在自然內部的一種交互作用，這就是杜威所說的“智慧的自然化”的基本含義。杜威說：“從傳統的內在理性轉變成為人類行動所實現的可理解性，這便在人類的肩上增加了責任。我們愈獻身于智慧的理想，自然的實際條理就愈能投合于我們的心意。”④這樣的自然化的智慧，就是深諳自然生態本性的生態智慧。難怪杜威要說：“智慧的完善，乃成為具有最高價值的事情了。”⑤人以自然化的生態智慧去掌握控制生態關系的藝術，最終獲得審美性的經驗，這就是人的“做”的內容及其意義，也就是作為自然界的自我意識的人的生態。 四、把行動和生活普遍審美化的使用藝術的存在物 對于如何控制人與環境的關系，杜威在《一個共同信仰》中作了更為具體的闡釋。他說：“‘順應（accommodation）’、‘適應（adaptation）’、‘調適（adjustment）’這些詞常被視為同義詞，而為了清楚思考必須對它們進行辨別。有一些生存條件我們無法改變。如果它們是特定的，我們就調節我們自己的態度順應它們，我們要順應天氣的變化、收成的變化。當外部條件持續時，我們要逐步習慣……這種態度叫做‘順應’，它是行為的一種特殊模式，主要是消極的，它會淪為宿命論的認輸或屈服。還有另一種面對環境的態度，也是特殊的，但更積極。不是調整我們順應環境，而是調整環境使其滿足我們的需要和目的。這種態度我叫做‘適應’”，“現在這兩種態度合起來我稱之為‘調適’。”①為了實現有效的理想化的調適，控制就必須臻于藝術之境，真正掌握“控制的藝術”以充分發揮它的工具效能。 對于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杜威清醒地看到它的不確定性和動蕩性。他說：“存在的動蕩性的確是一切煩惱的根源，但同時它也是理想性的一個必要的條件”；“處于一個煩惱的世界之中，我們渴望有完善的東西。我們忘了：使得完善這個概念具有意義的乃是這些產生渴望的事情，而離開了這些事情，一個‘完善的’世界就會意味著一個不變化的、純存在的事物。美感對象的理想意義適用這個原則而不是例外。”②生活中充滿各種相互矛盾、對立和沖突的事物，“生活的爭端就依賴于如何使這些事物相互配合的藝術”。③正是因為現實有缺陷、有沖突，我們才有渴望、有理想，才要努力去“做”，并把“做”變成藝術，進而還自覺地把藝術作為改變世界的工具，人因此成為“使用藝術的存在物”。 杜威說：“那種將人看成是使用藝術的存在物的觀念，既是構成人類與人類之外自然之區別，也是構成人類與自然聯結之紐帶的基礎。一旦藝術作為人的獨特特征的觀念被確認，那么，只要人類沒有完全墮落到野蠻狀態，不僅繼續使用就藝術，而且發明新藝術的可能性就會成為人類的指導性思想。盡管由于在藝術的力量被充分認識之前所建立的傳統阻止人們對這一事實的認識，科學本身卻是一個產生和使用其他藝術的核心藝術。”④藝術的存在證明：“人在使用自然的材料和能量時，具有擴展他自己的生命的意圖，他依照他自己的機體結構———腦、感覺器官，以及肌肉系統———而這么做。藝術是人能夠有意識地，從而在意義層面上，恢復作為活的生物的標志的感覺、需要、沖動以及行動間聯合的活的、具體的證明。意識的干預增加了選擇和重新配置的規則和力量。因此，它以無窮無盡的方式改變著藝術。但是，它的干預最終導致了作為一種有意識思想的藝術思想———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維成果。”⑤由于“藝術本身是物質與理想間實現了并因而可以實現結合之存在的最好證明”，⑥它作為自然發展的最高峰，實現了手段與目的的內在一致，它也就是人的生命和生活發展的最高峰了。 把人看做“使用藝術的存在物”，表達了杜威對人的理性、智慧和能力的最高期許，也體現了他希望把藝術帶到生活的一切領域，特別是帶到改變世界的行動之中的希望。這種關于人類的行動和生活普遍審美化的理想，表達了杜威對人類美好未來的信心和熱情。由于杜威說的“藝術”作為“一個經驗”所具有的生態內涵，這種普遍的審美化（即藝術化），也就是普遍的生態優化，即作為“活的生物”的人與環境之間的平衡和和諧的普遍實現。#p#分頁標題#e# 作為使用藝術的存在物的人，不僅在與自然的關系方面要使用藝術，還要在調適和控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即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上發揮藝術這種工具的重要作用。在杜威看來，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同時也是生活于社會之中的，“以單個的、分離的形式實現的連續性是這種生命的本質”。①這就是說，“人類和其他事物一樣，同樣也表明了既有直接的獨特性，也有聯系、關系的特性”，“每一個存在的東西，只要它是被認知的和可認知的，它就是在和其他事物的交互作用之中了”。②“沒有任何人和任何心靈僅通過獨處而得到解放”。③這就決定了個體的社會化的必要性，而藝術正是促進個體的人社會化的有力而美妙的工具，它既呵護個性的自由和獨創，使之得到充分自由的發展和發揮，又憑借其廣泛深入的交流功能去推動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以至個體與類之間的溝通。 杜威說：“溝通既具有圓滿終結的性質，也具有工具的作用。他是建立合作、統治和秩序的手段。分享的經驗是人類最大的好處。在溝通中，如動物所特有的這種交合和接觸的情況變成了能夠無限理想化的一些表達愛慕的標志，它們變成了自然界最高峰的符號。”又說：“‘上帝就是愛’較之‘神圣就是權力’乃是一種更為有價值的理想化。由于愛，至其極就帶來了光明和智慧，這個意義便和‘神圣就是智慧’是同樣有價值的了。“④他還說：“當溝通的工具性和終極性的功能在經驗中活動著的時候，便有了智慧，而智慧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和結果，而且也就有了社會，而社會則是具有指導愛慕、景仰和忠誠的價值的。”⑤一個充滿愛和智慧的社會，把具有自由個性的人們聯合成為和諧、合作、共享的共同體，這個“偉大的共同體”就是杜威關于人類進步的美好理想。由此可見，對于人這個使用藝術的存在物來說，藝術這種工具具有多么偉大的意義。 五、結語 以上幾個方面，是杜威經驗論美學中作為的審美主體的人的生態性質的主要內涵，這些內涵同時也表現了杜威哲學和美學的鮮明的人文主義精神———一種建立在自然主義亦即生態主義的堅實而深厚的基礎之上的人文主義精神。全面而深入地闡釋杜威哲學和美學中的人的思想，認識人在審美經驗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目的與手段的結合和一致的能動因素，這對于深入理解審美經驗的價值和功能以及藝術與人的關系都甚為重要。正如賓克萊（TimothyBinkley）所說：“杜威的實用主義只有在人本主義的背景下才能行得通。”⑥本文的闡釋只是一個開頭，更深入的認識還有待于對杜威哲學的人學內涵的深入發掘和全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