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電影闡述中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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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電影闡述中的民族精神

 

中國功夫電影是以電影藝術和武術文化為基本元素,將武技表演以電影藝術的形式串聯成“片”的故事,并吸收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哲學、倫理觀念,引導觀眾對影片中英雄人物的認同建立在愛國、自強、信義、仁愛這些道德范疇上,并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成為我們民族特有的最成熟的類型電影之一。   《霍元甲》《黃飛鴻》《英雄》《葉問》《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鏢》……這些功夫電影不僅云集了眾多的重量級導演和武打明星,而且巨資打造、制作精細,其選材也十分考究,大多是華夏文獻中精忠報國的疆場戰事、仗義行俠的江湖爭斗、比試武功的擂臺較量等武人習武、用武和傳武的故事情節以及武人衛國、為民的俠義行為;其魅力一方面來源于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精彩激烈的武打動作和生動鮮明的人物性格等外在表現形式,另一方面來自其內部所傳達的哲學、政治、倫理、宗教、儒家等中國思想和中華民族精神。正如李仁港導演所說:“武俠電影的觀眾歷來不衰,喜愛原因除了精彩的武打設計或蕩氣回腸的浪漫之外,最痛快之處是觀眾見證著俠者的人性提升。”[1]因此,中國功夫電影不是單純地追求視覺沖擊,它更像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一部分,對傳播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形成共同的民族價值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中華民族精神的概念內涵   中華民族精神是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積淀形成,并不斷向前發展、豐富和完善的民族心理與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和靈魂,具有鼓勵、教育和團結人民奮發圖強的力量。中華民族精神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是中華民族主體精神,這就是“十六大”報告提出來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以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為主要內容的“五種民族精神”;二是既包括“五種主體精神”又蘊含求真務實、博大寬容、艱苦奮斗、尚仁重義等主要內容的基本民族精神。[2]中國功夫電影的興盛更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電影的民族化進程,是中國電影的民族化發展方向的必然結果,其民族精神的弘揚,是該類影片不衰的主題?!毒溆⑿邸贰吨心虾1gS》《楊家將》《英雄》《霍元甲》《葉問》《黃飛鴻》等中國功夫電影在動作語境中所傳達的除暴安良的俠義精神、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向往和平的仁愛精神和精忠報國的愛國精神正是中華民族主體精神和基本精神在功夫電影中的集中體現。如徐小明先生所說:“功夫電影強調俠義精神和家國觀念,加上善惡分明,在社會上能產生正面的影響,可稱得上是一種另類教育。”[3]   二、懲惡揚善、除暴安良的俠義精神   俠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武俠文化的傳統意識深深地植根于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中,儒家的仁、義思想,已經積淀成為中華民族集體潛意識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當中??鬃诱f: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義”乃行善之本,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基本標準,為堅持真理、保衛國家利益和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失挺身而出之舉。   自古以來,衛國護民,行俠仗義,一直是武林中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是武者俠義精神的基本道德素質。如李德裕在《豪俠論》即云:“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為本。義非俠不應,俠非義不成。”[4]武俠藝術中的俠士和武俠行為,是武俠文化的結合體和載體。按照梁羽生的說法,俠就是“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正義的行為”[5]。在武俠文化上具體表現為除暴安良、濟困扶危、見義勇為、行俠仗義、濟世救民等為國為民的俠義行為和誠信守諾、重友之義等精神品質。中國功夫電影中的俠義行為需要精神,而精神是無形的,需要一個特定的、有形的具體人物角色來闡釋,只有通過角色的演繹才能將這種精神生動地表現出來,這個重任便落到了中國功夫電影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這些英雄人物以德修武、以武行俠,其堂堂的正氣、高尚的人格,在使人們感受到強烈的愛國情懷和英雄主義的同時,也會帶給人一種滿足、一種陶冶、一種啟迪。正如很多觀眾在觀看《少林寺傳奇》的過程中大呼過癮,因為少林弟子們匡扶正義、除暴安良、懲惡揚善的行為契合了受眾的價值觀,與他們產生共鳴,使人們因惡勢力而壓抑的心情得到宣泄,獲得一種心理的滿足和愉悅。   三、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   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是實現人格獨立與民族發展的精神力量?!兑住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就是永不屈服,無論是面臨外界的艱難險阻,還是面對自身的缺點不足,都迎難而上,堅決克服,永不停息積極向上的腳步。[2]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甘屈服、自強拼搏的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多次面臨外來威脅,瀕于亡國滅種的境地,憑著自強不息勇于奮斗的民族精神,幾次從跌倒中爬起,在危難中獲得新生。中國功夫正是自強精神的生動寫照。正如影片《霍元甲》里所言:“武術沒有高低之分,只有習武者的強弱之別,通過習武競技,發現、認識一個真正的自我……真正的對手就是自己。”言語間闡釋了中國武術受佛家“無我”及禪宗的“明心見性”等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一種“禪武合一”的修行方式,將習武競技升華為自我提升的工具,歷代武術大師冬練三九、夏練三伏,切磋技藝、修煉武功,把困難當作一種財富,鍛煉意志,培養自信自強的精神。影片中當霍元甲被害中毒時,阻止徒弟為自己報仇時說:“仇恨只會生出更多的仇恨,最重要的是強壯自己。”此時,片中國人被霍元甲的自強精神所感染,在一片高呼“自強不息”的吶喊中霍元甲再次登上擂臺,并拒絕了田中安野的善意勸降……在救亡圖存的生死關頭,絕不向外來侵略力屈服,也不向邪惡勢力妥協,始終堅持斗爭,直至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正是“自強不息”精神的具體體現。面對人生,如何自強不息,如何艱苦奮斗,這些都是中國功夫電影所要傳遞給觀眾的信息,特別是對于年輕人來說,更有教育的意義。#p#分頁標題#e#   四、向往和平的仁愛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其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愛心來待人接物,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國武術深受中國哲學的影響,不僅堅持儒家“謙和仁愛”的倫理道德,同時也融匯了佛家禪宗的“持戒”“化解”的慈悲胸懷和道家的“不爭”“虛靜”的自然精神。在多數中國功夫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具有勸誡意味的宗教倫理,其英雄人物也具有相當的涵養,遇事要能忍讓,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與人交手,且總是要到忍無可忍時才施展絕技,不到非不得已不出手傷人,對壞人也盡可能不予殺傷,盡力勸他改過從善,從中體現出克己忍讓之忍、勸壞人改過從善之恕、和平解決問題之仁。   影片《霍元甲》在“仁者愛人”的主控思想下,設計了霍元甲與外國武師比武的幾場打戲,擂臺比武、生死由命,片中霍元甲與大力士奧比音的徒手較技中,當奧比音被打落擂臺、頭顱即將撞到鐵釘時,霍元甲出腳救了他,并贏得了奧比音的尊敬;在另外的幾場器械比試中,更多的是“槍注人喉”“劍注人喉”,使其“不敢動而已”,都未取對方的性命;特別是最后一場與田中安野的最后一搏,劇中的霍元甲使出致命一擊,也僅是“點到為止”,寧愿自己倒下去,也沒有取其性命。劇中在武打鏡頭中融入了“仁愛”的思想,通過這種修辭消解了武打技擊動作的血腥與殘酷,其“強”才不顯得粗暴;同時,又在“仁愛”思想中滲透出自強的精神,其“仁”才不顯得懦弱。該影片傳達的思想不僅是“如何打”,更是“如何才能不打”,通過這種方式告訴觀眾光靠暴力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讓世界明白中國功夫不只為格斗而存在,更是一種止戈為武、崇尚和平的精神理念。   五、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   “忠”是武術精神的首要內容,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數千年來綿延于華夏民族之中的強大凝聚力,也是維系多民族國家統一的紐帶。中國古代“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這決定了中國人心目中的愛國即是愛家、愛家即是愛國,有國才有家,保家必須衛國。自古以來,以愛國忠孝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源遠流長。如徐小明先生所說:“武俠精神隨時代變遷而變化,我始終認為武俠精神與家國意識密不可分,也與人們的生活現狀密切相連。”[6]影片《楊家將》用抵御外敵、捍衛民族尊嚴的表現形式來體現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影片《葉問》《霍元甲》也讓我們看到一個中國武師不但武藝卓絕,而且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責任感。當霍元甲中毒后,口吐毒血說道:“比賽還未結束,人無法選擇生命的開始,但要有勇氣走完最后一步”;“活著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這些劇情讓我們感受到為國家的尊嚴、為中國人的榮譽而慷慨赴死的義舉,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優秀的中國功夫電影所傳遞的愛國主義精神,深刻地激勵著人們的內在精神,從而激發了人們的意志,陶冶了人們的情操,這對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振奮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著深遠的影響。   六、結語   影視作品是承擔著時代精神的特殊載體,它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同時,也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大眾的思想、觀念,從而進一步影響其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當看到中國功夫電影中懲惡揚善、除暴安良的俠義場面……為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將侵略者和民族的敵人打倒在地的場面……電影院里總會歡呼雀躍、掌聲四起。   可見在內心世界里,人們依然對民族精神有著強烈的認同。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面對貧窮的弱者,有些人視而不見;面對受傷的群眾,有些人冷漠處之;面對兇惡的歹徒,有些人選擇逃避;對于這種知與行之間存在的距離和反差,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今天,我們不僅需要那種對偉大民族精神的認同,更需要懲惡揚善、除暴安良的勇氣和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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