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化角度解讀安娜的悲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體系，既可以適應不同時代的社會發展要求，也可以適應同一時代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適應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求，這是宗教產生發展的規律，也是宗教長期存在的內在機制。宗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涵蓋哲學思想、倫理道德、生活習俗和文學藝術、建筑、雕塑、音樂、繪畫等，幾乎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俄羅斯是一個篤信基督教的民族，俄羅斯文化以宗教為中心，重視群體主義，強調人的合作與友愛，主張順從，認為這些才是拯救人類的法寶。在這種大同式的人際關系中，潛藏著對人的個性、價值、尊嚴、自由的忽視乃至否定。而世俗文化是以人性為中心，主張順從人的本能欲望、情感滿足，尊重人的獨立、尊嚴、權利、價值和自由，強調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俄羅斯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顯然具有矛盾性。俄國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就掙扎于兩種文化的沖撞之下，她的悲劇是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矛盾性的典型表現。 一、世俗文化熏陶于外 安娜生活在一個新的、令人不安的時代，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曙光依稀照進俄國大地，造成人們強烈的心靈震蕩。新舊價值觀念的激烈沖突，使人們紛紛調試自己的行為準則，以適應新的環境。而此時世俗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更加強調人的情感滿足和由個人自由選擇情感。當時雖然農奴制被廢除了，但封建勢力仍很強大，傳統文化中的群體主義、順從意識、罪孽意識根深蒂固。由于深受宗教文化的約束，安娜毫無選擇生活道路的權利和自由。她的婚姻一開始就埋下了不幸的禍根，她生活在一個追求愛情而又不允許愛情存在的時代，在她還不知道愛情為何物的時候，由姑媽作主，嫁給了一個比她大20歲的官僚機器卡列寧。八年冷酷的家庭生活讓她明白不可能從卡列寧那里獲得愛情，她也無法愛卡列寧。她有著豐富的情感、強烈的追求，她的潛意識反對她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永遠埋葬在這個不幸的婚姻中。恰好此時渥倫斯基象幽靈一樣闖入她的生活中。“自己是一個女人”這個“自我”在引誘她潛在的愛欲，于是，她的愛欲象洪水般撞開了自我的閘門，以女人所特有的狂熱與沖動闖入了渥倫斯基的懷抱中。安娜與渥的結合，是一種正常的人性的需要，是一種原始的生命力的搏動，是資產階級的人文理想與陳舊的社會意識之間的搏斗，是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猛烈撞擊。“我知道我不能再騙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了我這個人，我要愛情，我要生活！”安娜的這段話，是對剝奪了做人權利的憤怒控訴，是對世俗文化中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大力張揚。她要沖破虛偽家庭的牢籠，追求真正的愛情，實現做人的權利。既然這權利在卡列寧那里得不到，她就只有背叛卡列寧，去享受真正的生活。 二、宗教文化根植于心 在世俗文化的熏陶下，安娜發出了尋找生命意義的最強音。但安娜畢竟是在俄羅斯大地上成長起來的，宗教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她的意識中。安娜記憶中最美好的感情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她是在對上帝的虔誠信仰中成長起來的。在自己生命危難的時刻，她首先想到的是上帝，是教會。在安娜決定一死了之以后，她來到了鐵軌旁，站在那里“劃個十字”。爾后如我們所知，她像圣徒那樣跪到鐵軌上，向上帝懺悔著結束了自己塵世的生命。由此可見，對宗教的信仰深深地植根于她的靈魂之中，規范著她的心理和行為舉止，使她具有真誠、高尚的人格，并且使她具有良心和羞恥心。 （一）無盡的羞恥感 俄國人有一個說法：沒有羞恥感的人也就沒有良心。符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認為，“羞恥的自然感覺是建造整個民族道德大廈的所有道德的基礎”。俄羅斯的學者列昂季耶夫有一種理論，認為在俄羅斯圣徒身上更容易看到羞恥感和良心，這也是俄羅斯傳統人文精神中的一種表現。安娜的情形顯然是與列昂季耶夫的理論相一致。自從朦朦朧朧地感覺到與渥倫斯基“有一點什么”那刻起，她就陷入了極度的不安、惶恐和羞愧中，這種感覺始終伴隨著她。莫斯科舞會之后，在她對杜麗談起自己是如何無意識地搶走了吉提的舞伴渥倫斯基時，“她的臉一直紅到耳根，直到她脖頸上波紋般的烏黑卷發”。這甚至使杜麗感到了“驚駭”。當安娜突然在途中和渥倫斯基再次相遇時，她既驚喜，又害怕，心中充滿了猶疑和矛盾。她在開始對渥倫斯基抱有感情上的希望之后，靈魂的深處很為這種戀情感到羞恥，在極度的感情矛盾中她對渥倫斯基說：“我來告訴您這是一定得結束的。我從來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過，可是您使得我感覺到自己像有什么過錯一樣。”并且說：“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吉提饒恕。”當渥倫斯基向安娜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欲望時，安娜低下了她那“曾經是自負和快樂的、而現在卻深深羞愧的頭。她彎下腰，從她坐著的沙發上縮下去，縮到地板上他的腳邊，要不是他拉住的話，她一定會撲跌在地毯上面了。‘天?。○埶∥野?！’她抽抽噎噎地說，拉住他的手緊按在她的胸前”。“她感覺得這樣的罪孽深重，這樣咎無可辭，除了俯首求饒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她在自己精神的裸體面前所痛切感到的羞恥之情，也傳染給他了。”安娜感到，“這些接吻———就是用那羞恥買來的東西”。她對渥倫斯基說：“一切都完了。”在她的心中充滿了恐怖和厭惡，感到：“在此刻她不能把她進入新生活時所感到的羞恥、歡喜和恐怖用言語表達出來……”安娜的羞恥感和罪惡感使她經常地做噩夢，這些夢惡魔似的折磨著她。正是這種隨時會向安娜襲來的羞恥感，使她的愛情蒙上了一層陰影，使她沒有失去道德感并且不住地自責，無法忘記自己的責任，始終過著既飽嘗愛的幸福，同時又受良心譴責的苦樂摻半的生活。 （二）深重的良心譴責 俄羅斯人特別看重良心的問題。伊利英給良心下了一個定義：“每個人都要有良心，良心是對完美的積極和整體的意志。”它是一種品格，“是責任感的首要的也是最深層次的來源……是內在自我解脫的基本的行為……是公正的富有生命力和強大力量的來源……也是喚起人的具體行動的主要力量”。他認為，在俄羅斯人的直覺當中，良心就是“品格、責任、自由、公正、直觀、誠實和互相信任的光輝”，它是規劃文化生活的積極的因素。科列索夫認為：“歐洲人的自由的界限是由義務來確定的，而俄羅斯人的意志是由良心來指引的。”“良心總是與意志進行斗爭，這正是俄羅斯對自由的理解：用良心去限制為所欲為。”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所以，良心的問題在她的身上體現得十分突出。她在彼得堡再次遇見渥倫斯基的時候，“她眼睛里有什么東西在閃爍，雖然那閃光一下子就消逝了”。也就是說，她的良心時時刻刻都在提醒她，不能有任何的越軌的感情流露，并且按照東正教的教規，只要有越軌的意念就已經是犯罪了。當安娜獨自在家里恢復了往日的生活常態以后，她才感到了“自己很堅定，無可指責了”。安娜一發現在自己內心深處對丈夫并不滿意時，馬上找理由為他辯護：“他畢竟是一個好人：忠實，善良，而且在他自己的事業方面也是卓越的。”但與此同時，“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閃爍的那股生氣已經是絲毫沒有了”，“相反的，現在激情好似已在她心中熄滅，隱藏在遠遠的什么地方去了”。這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作為妻子的良心對安娜情感的約制達到了一定程度。這種恪守“婦道”的女人的良心曾使千千萬萬的俄羅斯女人終生默默地忍受沒有愛情的婚姻，屈從于命運的安排。#p#分頁標題#e# 誠然，在安娜被渥倫斯基的愛情之火“點燃”以后，她確實是拋棄了丈夫和兒子，一味地追求與渥倫斯基戀情的歡樂和幸福。不過，就在她陶醉于愛情的同時，卻不時受到良心上的譴責。在她發現自己已無法擺脫對渥倫斯基的熱戀時，良心譴責的痛苦時時占據著她的心，使她不得安寧。她感到自己對不起兒子謝遼沙，在他的面前有深深的負罪感，目光中透出有罪的懇求的神情。所以，在她偷偷地回家去探望兒子時，聽說卡列寧要到兒子的房間里來，便匆匆忙忙地離開了，甚至沒有把她精心挑選的玩具交給兒子，而原封不動地帶了回來。與兒子會面這個情節是十分著名的，但人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安娜的母愛，卻很少注意這種母愛背后深藏著的妻子和母親的良心。在安娜面臨產后即將來臨的死亡的時候，她的全部思緒都在進行懺悔。她熱切地盼望著卡列寧的到來，祈望他能寬恕自己。當她看見丈夫走進來時，“突然地她畏縮了，靜默了，她恐怖地把手舉到了臉上，就好像在等待什么打擊，在防衛自己似的”。然后她對丈夫說道：“不要認為我很奇怪吧。我還是跟原先一樣……全是在我里面有另外一個女人，我害怕她。那個女人不是我?，F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是整個的我。我現在快要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饒恕我，完全饒恕我！我壞透了……”在安娜“臨終”前的懺悔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她受到良心譴責的深重和由此造成的人格分裂。 三、兩種文化沖撞的結果 在世俗文化的影響下，安娜渴望實現自身價值，成為自由的人，而在宗教文化的教育下她又是篤信上帝的人。她把所有的幸福都傾注在愛情上，但愛既是她的幸福之源，也是她的痛苦之源。由于兩種文化的矛盾性，在她的情感世界里也充滿了各種矛盾：幸福與痛苦，情感與理性，人性的自由和宗教的義務，理想的天國與現實的地獄。在上帝面前，她常常有一種罪惡感，但幸福感又恰恰蘊藏在這種罪惡感之中。因此，她驚慌不定，疑竇重重，正是這兩種幽靈在她靈魂深處撞擊的結果。作為自由的人，她擺脫了卡列寧軟硬兼施的壓力，忍受了母子分別的巨大的悲痛，置上流社會的嘲諷于不顧；作為篤信上帝的人，她卻無法超越基督教與世俗心理的重重障礙，無法抑制自身精神的崩裂。當愛情的火焰熄滅的時候，她失去了與傳統宗教心理抗衡的精神支柱，只能在懇求上帝饒恕的悲鳴中自殺。因此，正是這種具有矛盾性的民族文化，決定和導演了安娜的悲劇。因此，安娜的悲劇不僅是時代的悲劇、個人的悲劇，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劇，因而具有深廣而永久的概括與啟示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