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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大遷徙運動的強烈影響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新疆歷史上多種宗教文化爭奇斗艷、眾多民族角逐爭衡的時期。這個時期流行的宗教文化有佛教文化、薩滿教文化、祆教文化、道教文化、摩尼教文化和景教文化等，其中佛教文化為主導。當時新疆佛教文化變遷與民族演變極富特色，兩者之間的關系也較為密切。 一、該時期新疆佛教文化的特征 自佛教傳入后，新疆各地許多王公貴族即皈依佛門，并為宣傳佛教而搖旗吶喊，普通民眾也紛紛選擇佛教作為其精神寄托。這樣，佛教在新疆各地的傳播勢如破竹，迅速取代了原先的原始宗教的主導地位，成為人們新的信仰中心、精神支柱和文化選擇。“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家家門前皆起小塔，……塔后作佛堂，莊嚴妙好，……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②“宗信佛法，伽藍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③這樣的佛教盛況在當時的新疆各綠洲城國十分普遍。 作為新疆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傳播有個地方化、民族化的過程。由于各地佛教傳入時間和路徑有異，所用經典有別，并且傳入的佛教文化與當地原始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及其他宗教文化(祆教文化、摩尼教文化等)要發生沖突、調適、融合，因而當時新疆佛教文化有鮮明的各地方化和各民族性的特點，其文化結構是多元的。例如，當時為了更便捷地傳播佛教，龜茲佛學大師佛圖澄以觀天象定吉兇、命龍王出水降雨、與天神交往等方式，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以廣吸徒眾。①佛圖澄就把當地原始巫術融入了佛教，從而開創了中國佛教密宗的先聲。② 這個時期新疆各地普遍流行“般遮于瑟”大會(又稱五年大會、無遮大會)。“般遮于瑟”大會上以各種藝術形式宣傳和演繹佛教的理義，尤其用戲劇、音樂、舞蹈、說唱等藝術形式表現佛陀的種種圣跡，受到信眾的熱烈歡迎。這種形式在于闐、龜茲非常盛行。③公元4世紀末，中原僧人法顯在于闐親睹了大會上“行像”的重大場面。④而唐玄奘在游歷龜茲時也看到了其壯觀的場景:“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物，奉持齋戒，受經聽發，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以錦琦……動以千數，云集會所。”⑤ 當時新疆各地都有規模宏大的譯經活動。古代佛典主要譯自漢文、各種印度和中亞語文(主要是梵文、粟特文)、古高昌文、突厥文等。涌現出了許多非常杰出的佛教翻譯大師，如白延、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實叉難陀等。除佛經外，還有眾多的佛教頌詞、小說、劇本等。佛教文學的繁榮，不僅加深了人們對佛教教義的理解，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還對某些民族文字的創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佛教藝術是佛教觀念與藝術形式的結合，是佛教情感的藝術表現，是賦有藝術美外形的佛教精神。新疆佛教藝術是多文化成果的結晶，具有十分突出的混融性特征。佛教雕塑藝術是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本地文化的融合體;佛教繪畫藝術閃爍著印度、希臘、中原、西亞及本地藝術靈感的火花;佛教石窟寺院建筑藝術也深受印度、中亞及中原風格的影響;佛教舞樂文化更是在充分博采眾長的基礎上自成一體，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新疆佛教文化在廣泛吸取印度、中亞、中原等地佛教文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出其旺盛的創新精神，形成了極富特色的新疆佛教文化，并形成了于闐、疏勒、龜茲、樓蘭(鄯善)、高昌五個佛教文化中心。但是各地和各時期的佛教文化并不一致，體現了當時新疆佛教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特征。 二、該時期新疆民族演變的特征 這個時期是新疆民族大遷徙運動的時期，活躍在新疆的古代民族除了原住民族外，還出現了釋迦、鮮卑、柔然、高車、嵕噠、悅般、吐谷渾、鐵勒、突厥、突騎施、葛邏祿、樣蘑、黠戛斯、吐蕃、回鶻等部族或民族。不同部族或民族的居民進入新疆，使新疆的人種和民族成分更為復雜化了。隨之在新疆一直發生著復雜的民族演變，一些原住民族及遷入民族由于融合其他民族或與其他民族組合而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體在形成之中，民族的分化也在進行之中。 這個時期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羌人的主導地位被塞人所取代了，羌人、塞人、月氏人內部及其之間發生著一定程度的民族組合、同化和分化。天山以北及塔里木盆地東北部各民族之間經歷了一個鐵勒化的過程。隋唐時期，突騎施人、葛邏祿人、樣蘑人進入塔里木綠洲定居區，并開始強烈地影響著新疆的民族格局?；佞X西遷后，鐵勒化轉向了回鶻化，新疆全方位的民族演變在積極而劇烈的醞釀之中。 這個時期新疆民族演變的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在塔里木盆地羌人和塞人地位此消彼長。秦漢以前，羌人一度在塔里木盆地占主導地位，建立了很多“城郭之國”。然而隨著更多的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中亞塞人東遷，以及北印度一些部族(如貴霜等)進入于闐，羌人逐漸在政治上以及人口上處于劣勢。過定居生活或與塞人雜居的羌人、月氏人漸漸同化于塞人之中;而過游牧生活的羌人仍保持著其民族特性，不過其活動地域和活動能量已經日益縮減了。 其二，9世紀中期之前其他進入塔里木盆地的民族，并未能對此地的人種和民族形成大的沖擊。5世紀中期，羌化的鮮卑遺族吐谷渾人進入新疆，鄯善和且末成為他們的領地，但他們主要和羌人雜居在一起，羌化特征更為明顯。7世紀中期后，特別是唐朝安史之亂后，吐蕃人進入新疆，一直到公元866年。吐蕃人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進入南疆地區的吐蕃部落，對于促進民族間的融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南下綠洲其他游牧民族雖然以武力取得了一時的優勢，但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以較高文明所征服”，①這些游牧民族幾乎均被當地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所同化。#p#分頁標題#e# 其三，魏晉南北朝時，印歐語民族(主要是塞人)已經在塔里木盆地多數綠洲上取得了優勢，隋唐時這種優勢進一步擴展到幾乎整個南疆地區。在這個過程中，羌人、月氏人、粟特人、吐谷渾人、吐蕃人參加了復雜的民族演變過程。一些較大的，包含了更為龐雜人種和民族的中心城邦國家開始出現了，以前的36國合并為于闐、疏勒、龜茲、焉耆、鄯善、高昌六國，并且人種、文化在進一步的整合過程中已逐漸趨于一致。 其四，魏晉時期，新疆各地的漢人漸漸集攏于高昌，后又有更多的漢人從中原遷來，逐漸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穩定的以漢人為主體的生活區域。②公元327年前涼的張駿在此設昌郡，推行中原郡縣制。公元442年北涼王族后裔沮渠無諱率一萬余戶人在高昌稱王。雖然沮渠氏本匈奴種，但實際上是早已受漢文化熏陶而同化了的準漢人了，其部族也已漢化。公元450年沮渠安周消滅了車師前部政權，殘部西遷焉耆，留居者則以車姓融入漢人之中。從公元460年起高昌進入高昌王國時代，歷闞氏、張氏、馬氏、麹氏四個家族統治?；佞X西遷高昌后，此地的漢人及其他民族經過長時間的融合重組，逐漸融入了回鶻之中。 其五，魏晉時期，中亞粟特人開始在新疆形成規模相對較大的居留地，并且積極地加入了新疆民族演變的行列。此時某些粟特人已成為塔里木盆地一些地區的統治者，如末國的國王姓安，是粟特九姓的安國人，因古柯(今莎車)的統治者也是粟特人的相貌。①粟特人為新疆其他民族帶來了相對先進的文化，對新疆歷史特別是文化史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后來這些粟特人逐漸融合于新疆當地民族之中了。 其六，主要在天山以北活動的鮮卑、柔然、高車、悅般、鐵勒、突厥、突騎施、葛邏祿、樣蘑等游牧民族的活動和存在時間極不穩定，驟興驟滅，大部分參與了當時新疆復雜的民族演變過程，這些民族以后均不見于史，基本上都是以不同形式融于新組成的民族集合體中。一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鐵勒化的浪潮。 其七，隋唐時期，進入塔里木盆地屬于突厥語族的突騎施人、葛邏祿人、樣蘑人已開始從語言、文化、血源等方面強烈影響當地民族，使當地的民族分布及文化發展格局發生改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突厥化趨勢。② 其八，回鶻西遷后，由于在人數、政治、文化等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鐵勒化、突厥化轉向了回鶻化，大的民族變動正是積極的運作之中。這為以后維吾爾族的形成做了一定程度的語言、地域、文化和心理的準備。 三、該時期新疆佛教文化對民族演變的影響 總的來說，這個時期佛教文化對民族演變影響的主要特征是，佛教文化促進了新疆綠洲定居區的民族融合。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方便和加深了被沙漠分割包圍的各個綠洲人們之間的相互了解、交往和交流，各綠洲人民處于極為密切的互動和相互滲透之中。由于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襲，各綠洲人民不時處于遷徙流動之中，而相同的信仰和類似的文化有利于他們對新環境的適應和確認。 其二，佛教是一種與農業經濟和定居生活更相適應的宗教文化，普遍“造招提僧紡”③是佛教文化傳播和發展的基礎之一。而佛教寺院特別是那些規模較大的佛教寺院在佛教徒中享有神圣的地位，佛教徒往往不遠千里來參加佛事活動，如當時新疆各地的佛教行像活動便是如此。這些包括佛教寺院在內的佛教圣地對其影響之下的教民無疑起到了共同地域的確認作用。法顯記敘了當時于闐一座宏偉的佛教寺院，“……作來八十年，歷三王方成……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著少。”④可見這座寺院為當時嶺東諸國所共同尊奉。 其三，佛教文化對新疆各地的語言文字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隨著佛教文化的傳入，以各種字體書寫的梵語、漢語、犍陀羅語、帕提亞語、普拉克利特語等佛典流行于新疆各地，這就極大地增加了人們與文字打交道的機會。還沒文字的當地人就用梵文等原文來抄寫佛典。當地人對文字熟悉以后，慢慢試著用佛典所用的文字來解讀自己的語言，這樣就開創了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歷史。“事實上第一次把大眾部連同佉盧文和犍陀羅語一起帶到了和田，而第二次將說一切有部連同佛教混合梵語和婆邏謎文一起帶到了那里。”①從2世紀開始，于闐已經流行表達犍陀羅語的佉盧文，但由于與于闐俗語差距很大而未深入民間，至公元5世紀時衰落。3世紀時佉盧文和犍陀羅語東傳到鄯善，佉盧文成為鄯善國的官方文字，當地人操滲透了大量當地吐火羅語方言———樓蘭語詞匯的犍陀羅語。后來婆邏謎文流行了起來，包括圖木舒克語、于闐語、扜彌語在內的塞語用直體婆邏謎文字書寫，包括龜茲語(吐火羅語A)和焉耆———高昌語(吐火羅語B)在內的吐火羅語則用斜體婆邏謎文字書寫，在鄰近地區吐火羅語的長期浸潤下，鄯善人慢慢忘卻了犍陀羅語而改操吐火羅語了。由于使用了相同的文字，在長期的相互借鑒、吸收、融合過程中，不僅塞語、吐火羅語各方言之間，而且這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逐漸縮小了，共同的語言在更大地域和更多民族中逐步確立。 其四，受佛教文化及信仰的長期影響，各綠洲人們之間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進一步趨同。共同的語言文字、經濟生活有利于各個較大地域范圍內人們之間的交流融合，有利于文化和心理素質的重組和整合。 由此可見，佛教文化所帶來的這些變化，為這個時期新疆綠洲定居區的民族組合、同化及分化創造了客觀條件。秦漢時數十個“城郭之國”到魏晉南北朝時已經合并到六個，這正是民族融合重組的客觀反映。發展較遲緩的定居羌人、小月氏人等逐步同化于塞人、吐火羅人之中，或者與這些民族發生民族組合，后來一部分吐蕃人也加入了這個過程之中。包括一部分高昌地區的車師人、匈奴人等則融入了漢族之中，形成了一個操漢語、盛行漢傳佛教文化的高昌漢人群體。建立在佛教文化基礎上的高昌回鶻文化，大大加快了回鶻文明進程，當他們的文明程度高于當地或鄰近地區其他民族時，他們的文化就對其他民族有吸引力，促使其他民族學習、應用回鶻文化。隨著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形態慢慢與回鶻人趨于一致，這些民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回鶻化的道路。同時，民族分化也在進行之中，如流行佛教文化過定居生活的羌人融入了塞人、吐火羅人，而流行原始宗教文化過游牧生活的羌人則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改奉佛教的塞人加入了新疆綠洲定居區民族組合浪潮中，而流行祆教文化過游牧生活的塞人則繼續以原先的民族集合體留居在中亞等地。不同文化的影響導致了這些民族不同群體的異向發展。#p#分頁標題#e# 四、該時期新疆民族演變對佛教文化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新疆民族演變對佛教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新疆綠洲定居區，幾大佛教中心的佛教文化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體現了民族性的特點。于闐、高昌主要流行大乘佛教文化，疏勒、龜茲、焉耆主要流行小乘佛教文化。各地的佛教音樂、舞蹈也不盡相同，如龜茲樂主要是在印度佛教音樂的基礎上，吸收中原雅樂和本地羌人古樂融合而成的一種具有濃厚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音樂體系;而疏勒樂的源頭則是波斯的祆教音樂與本地的佛教音樂結合的產物。其他諸樂也各有其淵源。各地壁畫、石窟的風格也呈現出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各地文字雖然都是受佛教文化影響而創立的，但依據本地條件，各有一套自己獨特的體系。這些佛教文化方面差異的形成，主要是不同民族將其各自的固有文化與佛教文化結合的產物。 其二，漢人在新疆的活動，不僅直接參與了民族演變過程，還對當地佛教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地都通行漢文，這對加強各地的往來交流，對傳播和發展佛教文化，起了促進作用。各地佛教文化深受漢傳佛教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高昌、于闐和后期的龜茲等地。如在龜茲的庫木吐拉石窟中，從壁畫風格上可以看出濃郁的漢風。第12窟、15窟壁畫上所繪的菩薩像，頭戴小型化鬢冠，高發鬢，胸前飾有復雜的細瓔珞，人物顯出“其勢圈轉，畫衣服飄舉”，這樣的風格已是盛唐以后中原各地石窟中菩薩造像的標準形態。①這個時期的高昌佛教文化既有濃厚的漢傳佛教文化的特點，又呈現出車師佛教文化、龜茲佛教文化的風格。這種以漢文化為主導，兼容多種文化的佛教文化在當時西域獨具特色，并強烈地影響了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區的佛教文化。 其三，回鶻佛教文化的混融性特征極為明顯。回鶻西遷以后，回鶻王國境內的漢人、印歐語諸民族、鐵勒諸部逐漸融入到了回鶻之中。回鶻佛教文化充分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成分，同時回鶻佛教文化又博納了摩尼教文化、景教文化、薩滿教文化、祆教文化等多種宗教文化因素。高昌人廣泛吸收來自各方面的文化要素，把他們結合起來為己所用。發現于吐魯番的一種歷書可以很好地說明這種情況:該歷書用粟特語寫成，每日同時記有相應的粟特語七曜日名稱和中國的天干及與之相配的突厥式十二獸名，然后再用粟特語把中國的五行名稱也譯寫在上面。一份歷書之中就結合了粟特、突厥和漢民族的不同文化，可見回鶻文明的開放性和極強的接受能力。有人形容說，吐魯番好像是一塊海綿，它從各個方面吸收精神內容與文字形式。②同樣，回鶻佛教文化的混融性特征更為凸顯，使得其佛教文化更富有生機與活力。如“畏吾兒人崇拜偶像(but－parasti，佛教)，原因在于那時候他們會巫術，行使巫術的人，他們稱之為珊蠻(qam)”，③這便是佛教融合薩滿教的表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