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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典主題，現代內涵———生態休閑城市的前世今生 生態城市建設是一個古老而年輕的發展命題。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提出的“田園城市”。100年前，英國社會改革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Howard）在1898年出版和1902年再版的《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CitiesofTomor-row）》，正式提出“田園城市”理念。這既是對工業革命以來城市化發展的一種深刻反思，也是面對社會改革的一種前瞻構想。它希望建立一個既有高效的就業條件和生活便利，又有優美生態環境的理想城市。它反思了過度發展工業經濟和過度城市化所帶來的弊端，反對無節制地讓城市侵蝕和剝奪大自然的資源，而要在城市的發展中保留和融入自然之美、生態之利。這一理念對20世紀以來的社會改革和城市發展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田園城市”成為一個經典的集成概念和城市理想，在20世紀許多國家的城市規劃中獲得了豐富多樣的實踐和表達。 中國現代城市規劃對城市生態建設的重視，可以追朔到1946年－1949年間編制的“大上海都市計劃”?？箲饎倮螅虾Ｈ丝诩ぴ龅?00多萬，為適應大都市的戰后重建和復興，從1946年到1949年，上海市政府編制了《大上海都市計劃》。1946年上海市工務局園場管理處率先設立“造園科”，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園林設計和服務機構。該計劃率先提出了大城市的功能分區、有機疏散和城市綠化理念，第一次提出要綠化工業區，在市中心區設置綠帶，綠地要達到全市面積的28%，它為中國規劃和建設生態城市，做了有益的探索［1］。 20世紀末，以主要發達國家為引領，人類開始跨入知識經濟時代，也有稱為“后工業化時代”。1999年12月號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發表了未來學家格雷厄姆•莫里托的《全球經濟將出現五大浪潮》，他預言：從2015年開始，人類將走過信息經濟時代的高峰，而進入到休閑經濟時代，美國休閑經濟最高可達占GNP的50%，城市的主要產業之一將是囊括藝術、娛樂、媒體、體育、時尚、保健、旅游等門類的廣義休閑產業。城市建設的主要目標不是讓居民多購買商品，而是獲得新的人生體驗和積極的享受。就這樣，在后工業化時代的背景下，田園生態城市的追求與休閑經濟的潮流相融合，形成了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生態城市的觀念框架，其核心為“自然之美、社會公正、城鄉一體”。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許多有識之士，把建設生態休閑城市的希望，投向21世紀的新興大國———中國。因為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傳統、廣闊而多樣的地理與資源、睿智而執著的現代化追求，正可以與現代生態城市的潮流相銜接，形成后來居上的發展動力?！渡鷳B城市－重建與自然平衡的城市》的作者、國際生態城市建設理事會副主席理查德•瑞吉斯特通過大量研究后指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中國這么多的人口和這么大的資源潛力去建設一個比當今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好得多的生態城市……中國不僅有思想基礎、有實證經驗、而且也有能力和潛力去改變這個世界。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中國5000多年來積淀的天人合一的人類生態觀和儒釋道諸子百家融于一體的傳統文化。”［2］ 跨入21世紀以來，以綠色生態和節能減排為特征的技術、貿易、投資、產業浪潮席卷全球，能源和資源的節約與再生開發主導著許多經濟領域的發展，生態休閑城市成為全球廣泛關注的前沿發展領域。從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到“金磚五國（BRICs）”等新興大國，東西方許多城市都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美國底特律市把一個逐漸衰落的工業城市中40平方英里的閑置土地，通過發展休閑型、生態型的城市農業，包括900個城市菜園，賦予城市以新的經濟活力和文化內涵；德國歷史悠久的漢堡—哈爾堡港宣布要建設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試圖從世界三大綠色建筑環境評價體系(BREEAM、LEED和DGNB)獲得最高級別的環保認證；而圣達菲市則把沙漠綠洲小城與創意經濟進行了良好的結合，把印第安人文化遺產、西班牙和英國殖民文化、美國流行文化在內的豐富遺產與土著民居型藝術館、田園節慶活動等結合起來，成為全美第三大藝術品交易市場。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的上海生態城市框架體系、天津濱海國際生態城、武漢市花山生態新城、河北曹妃甸新區生態城、昆明“一湖兩江”生態城、成都世界現代田園城市、陜西西咸新區涇河新城生態城市等30多個各有特色的生態城市建設，既有沿海大都市群的生態建設，也有中西部生態新區的開發，在空前廣闊的規模上，展示了中國作為新崛起的世界大國，對發展生態城市的高度自覺和多樣貢獻。 全球范圍內的多樣化探索成果，為21世紀生態休閑城市的建設，注入四個方面的豐富內涵：1.生態型的經濟模式———把打造環境友好型的工業、農業和服務業作為優先發展的目標,保持生態環境的平衡；2.高性能的資源利用———提高一切資源的循環利用效率,最大限度避免資源浪費；3.綠色型的服務產業———立足于生態體驗和知識消費的服務經濟,使得人類消費模式向資源節約型和生態平衡型轉化；4.高品質的文化享受———開發積極而多樣化的文化產品和文化生活,引導人們從文化消費中獲得充實和享受。這就從人類追求新增長方式的戰略視野，為文化產業推動生態休閑城市的建設，提出了多樣的要求和廣闊的空間。 二、跨界合作,文化貢獻———文化產業與生態城市的有機結合 建設現代生態休閑城市,需要文化產業為之做出重大貢獻。這是因為在21世紀知識經濟的背景下，這類新型城市模式，遠遠超出了100年前霍華德所倡導的“田園城市”，而是具有創意文化內涵和現代服務經濟的新型城市模式。生態休閑城市能否成功，關鍵在于它的創新活力和產業支撐，否則只是一個徒有田園外表的空殼，很快就會人去樓空，破敗凋零。生態休閑城市的“現代性”，完全不同于農耕經濟的低效益形態，而主要表現在知識經濟基礎上的綜合創新能力和產業轉化能力，它需要發達的文化產業作為支撐，形成宜居和宜業的生活環境，吸引大量的知識型勞動者，推動全球化背景下綠色經濟要素和知識型產品的集聚和流動。這是生態休閑城市獲得成功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p#分頁標題#e#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博園的聯合國館內了它成立65年來第一份有關文化多樣性的世界報告，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廣泛關注。UNESCO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這一演講中指出：“文化多樣性作為一種動態的過程，可以通過文化間對話的方法應對文化變遷，成為一支強有力的杠桿，為國際社會找到促發展、維和平的新途徑。”［3］該報告總結了全球文化多樣性的實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1.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2.文化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環境三大支柱的交匯；3.創造力是文化多樣性之本，兩者存在相互的促進關系；4.跨文化間的對話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廣泛的人類創新活動。與此同時，國際上其他重要研究機構也從多個角度研究了文化創意與生態平衡的關系。英國國家科學和藝術基金會在2010年的報告《跨界創意的價值》中指出：創新活動是21世紀人類財富最重要的源泉。創意和創新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第一，人類好奇心的強烈驅動，這是由生態多樣性的環境和文化包容性的社會所培育的；第二，成果利益的強烈驅動，這是由發達的工商業市場和科技進步及廣泛應用的基礎所培育的［4］。如果把創新活動僅僅歸結為商業利益驅動下的研發活動，或者僅僅歸結為源自個人學術興趣的好奇心，那就是忽略了創意和創新的豐富動力而必然導致其萎縮。 聯合國和國際研究機構的這些重要報告啟發我們，要從人類超越落后增長方式、尋求新增長模式的大視野去理解生態休閑城市對文化產業的需求。它絕非單純的資源循環利用技術，也不單純是城市田園景色的再造，而是一種對城市發展模式的綜合改革，是對城市產業結構、城市消費模式、城市生態環境、城市文化活力等的綜合升級。它旨在通過政府服務功能的創新，從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與城市功能的轉型的“雙轉型”方面，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 理論和實踐相對應的大量案例證明：尊重生物多樣性，需要開發大量有利于生態平衡的科技成果，而在保障生物多樣性的基礎上，才能有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化多樣性，正是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包容性，才能引導大量新興產業的要素包括人才、資本、項目、技術等向城市群集聚，增強城市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功能，優化生態和文化環境，最終建成城鄉一體化、全面現代化、高度國際化的新型城市，實現城鄉繁榮、產業發達、文化多樣、居民幸福、環境優美、創新活躍等多重目標。正因如此：美國學者理查德•佛羅里達在《創意新貴》中，對美國創意經濟最活躍的城市做了統計排名，結果發現科技發達、文化多元、休閑時尚、舒適性高的城市是最能吸引創意人才的家園。新一代創意人士所鐘情的舒適性與前幾代人不同，他們更喜歡劃船、攀巖、現場音樂會、有機超市、戶外餐廳等與良好生態環境結合的參與性休閑活動。［5］ 正因如此，生態城市的建設有待于建立發達的文化產業，提供大量多樣化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這種文化貢獻又與創意、科技、生態、產業等領域的跨界合作密切相關，需要一種綜合性的戰略視野和政策大框架來加以保障。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等于2009年和2011年兩次《美國創新戰略》，提出創新的七大特征，強調最有價值的創新出現在多學科交叉領域；2010年11月，大倫敦政府發表《文化大都市：市長的文化戰略－2012及其后》，也強調跨界合作是推動創意產業的關鍵，因為數字技術與新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廣泛的變化，使得任何一家專業機構都無法全面理解并抓住正在出現的各種機會。英國國家科技與藝術基金會提出的研究報告《跨界創意的價值》等，［6］歐洲事務公司KEA提出的研究報告《文化型創意的影響》［7］，都從多個角度提出了：包括生態休閑城市在內的新型城市空間再造，必然是創意、科技、生態、環境、社區服務等專業力量的跨界合作和綜合成果。 三、轉型發展，中國前瞻———建設文化強國所包含的新課題 對于正在倡導發展轉型和創新驅動，從新興大國邁向世界強國的中國來說，發展生態休閑城市具有推動經濟轉型，加快新型城市化步伐，發展現代服務經濟，擴大內需市場的緊迫意義。2010年中國GDP達到397983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人均GDP遠低于日本的人均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統計，中國人均GDP在世界排在第100位以下。［8］中國為了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勢頭，必須從原來的依托投資和外貿拉動、大量使用廉價勞動力、大量消耗資源和能源的增長模式，轉變到依托創新和科技拉動，擴大內需和拉動消費的增長方式上來，這同時也具有服務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建設文化強國的深遠意義。 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城市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和城市功能的“雙轉型”方面，總體上還處在初級階段的認識和實踐水平上。因此，盡管許多城市提出了建設“田園城市”、“生態城市”、“休閑城市”的目標和規劃，但是，與全球文化產業與生態城市建設相結合的最新潮流來看，中國文化產業對生態休閑城市建設的貢獻水平和實踐能力還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在以下多個方面奮起直追： （一）中國城市亟待開發表現生態主題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這不但是適應了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廣闊需求，也是城市提升文化軟實力和開展對外文化貿易的需求。生態文化是人類社會進入后工業化時代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產物，又反過來刺激和引導了綠色經濟的市場需求和城市形態的更新。從20世紀末期開始，全球范圍內對可持續發展道路和綠色經濟模式的探索，對生態多樣性、低碳經濟模式、城市與自然平衡、節能減排技術等的廣泛研究和應用，成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表達這一主題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也在全球市場上大行其道，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許多城市成為開發和傳播生態主題文化產品的產業基地，占據了領先的規模優勢。有專家統計了2000年以來美國出品的100部故事片和50部動畫片，發現其中24%和19%與生態多樣性、自然平衡、節能減排等主題內容有直接與間接的關聯。其中以《2012》、《后天》等好萊塢大片為代表，把“生態災難片”類型電影推向了新的階段，用具有震撼性的視聽形式表達了對生態失衡和未來生命的憂患意識。其中《2012》上映僅3天，全球票房高達2.25億美元；而皮克斯公司出品的動畫電影《海底總動員》則以浪漫幻想的形態，表現了對海洋生態平衡的深切憂慮，全年票房高達8.65億美元，而這些影視內容又被用作主題公園和衍生產品的再開發。在這方面，中國大部分城市的文化產業還處在相對弱勢，有待于樹立遠大目標，奮起直追，在全球文化貿易市場上才能占有一席之地。#p#分頁標題#e# （二）中國城市的轉型發展亟待以生態文化來引導空間布局和產業組團，順應知識經濟時代城市發展的前瞻需求，形成宜業宜居宜文的復合型空間。全球城市發育的歷史證明：一個城市采取什么樣的文化理念和產業結構，就會導向什么樣的城市空間布局。工業經濟早期階段的城市，大多采用“單中心”結構，以工業的增長作為核心，“攤大餅”式逐步向外擴大城市的規模和空間。而以旅游、休閑、文教、商業等服務業為主的中小城市，如法國的戛納等，往往采取高度集中布局的方式；當一座城市向依賴資源為導向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必然形成“雙核心”結構。它所依賴的礦產、交通樞紐、大型港口等，多在城市中心以外的某一個地點出現，與行政和居住中心分離；當城市跨入知識經濟和后工業化時代，就走向“多中心組團”式結構。城市要成為全球知識經濟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必然把高端制造業和金融、科技、創意、娛樂、旅游、商貿、教育、保健等現代服務業形成組團式分布，依托各種網絡連接，又以綠化和休閑地帶進行環繞。紐約、東京、倫敦、洛杉磯等國際城市正在向這樣的方向發展。如日本，2009年媒體和內容產業的國內市場達到12.1萬億日元，約合1571億美元，占全球第二位，［9］其中約50%集中在東京。從號稱“都市心臟”的六本木中城到千葉等地的郊野公園，包括23個特別區、26個市、5個町和8個村，各種文化休閑項目星羅棋布。以著名的六本木中城為例，它占地20萬平方米，建筑面積80萬平方米，是高端金融、保險、會展、時尚等的薈萃之地，又集中了日本國立美術館新館、21－21博物館、森美術館等著名文化項目，配合以生態優美的六本木中庭和櫸木大道，成為城市生態休閑的組團性勝地。中國學者王志平對東京和上海居民消費做了數據分析比較，指出上海城市居民的消費中，食品、居住、教育等“剛性”支出比重比較高，而東京居民的消費中，休閑娛樂等“彈性”支出的比重比較高：相比之下，東京是一個更適合于生活和休閑的城市，上海是一個更適合于生產和發展的城市，上海在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方面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10］這是中國許多城市進入轉型發展和產業升級階段，在設計前瞻目標和空間布局時值得借鑒的良好經驗。 （三）中國文化產業對生態休閑城市的貢獻，不但要傳承農耕文化的豐富遺產，而且要開發海洋文化的豐富內容，適應21世紀中國走向世界強國的全域視野和全球責任。在人類發展的大視野中，注重大陸－農耕文明和注重海洋－商貿文明，是兩種不同的發展軌跡。有學者指出：大陸性國家注重對本土資源的開發和自我循環式的生產體系；而海洋性國家注重全球資源開發、國際貿易和全球海洋的法權治理，主張公民、法人和國家都可以依法在開放的海洋上行使自己的權利。［11］中國人在歷史上不象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沒有海上擴張的傳統，而是以大陸為基地，實施漸進式擴張”。［12］目前中國許多城市文化產業對資源的開發，包括歷史文脈、人文名勝、民間風俗、手工技藝、民歌節慶等，大多屬于農耕文明的遺產，這是應該的，又是遠遠不夠的。作為21世紀的世界強國，中國必將形成經略海洋的強大能力。而中國走向藍水大洋，必須以城市作為深水良港。中國大陸和島嶼的海岸線長達3.2萬多公里，自鴨綠江口至北侖河口，包括環渤海、長三角、海峽西岸。珠三角、海南島、北部灣等，綿延著中國經濟最發達、貿易最活躍的城市帶。中國的城市首先是沿海城市帶，在發展文化產業，建設生態城市的過程中，目光不能局限于陸地，要與走向藍水，經略海洋的大國戰略相結合。文化產業對生態休閑城市的貢獻，不僅僅包括陸域文化的開發，也不僅僅傳承農耕文化遺產，而且要推動海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產業化，大量發展與海洋有關的創意主題、親水景觀、濱海休閑、跨海旅游、游艇游輪、文化品牌等，讓更多的人獲得參與海洋、探索海洋、保護海洋的體驗和快樂。在這方面，日本作為島嶼國家，許多城市都進行了開發海洋和保護生態相結合的文化項目，比如著名的“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通過大規模的環境藝術，使得瀨戶內海的廢棄島嶼獲得重生，復育自然景觀，恢復人氣文脈，這是很值得中國城市借鑒的。 四、創新驅動，多種路徑———文化產業對生態休閑城市的主要貢獻 文化產業對生態休閑城市建設的貢獻，是一個戰略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前沿領域，必須在實戰中檢驗發展路徑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正如聯合國貿發會議等在《創意經濟報告2010》中指出的，創意經濟的動力包括文化創意、科學創新、技術創新、經濟創新的有機綜合，需要從產業培育、主題開發、經營模式、空間重建等方面探索多樣化的實踐道路。中國文化產業要對建設生態休閑城市做出重大貢獻，就要借鑒國際經驗，立足大國國情，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探索： （一）要把握好現代產業的特性，把文化建設對生態休閑城市的貢獻，落實在產業化的開發方面，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發展動力。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全球領先的文化產業項目，越來越表現出“一體兩翼”的運作特點，即以創意為龍頭而前后聯動的產業鏈作為主體，形成規模優勢；以金融服務和科技開發作為兩翼，增強發展動力。這對中國文化產業參與生態休閑城市建設，拓展了產業動力的新視野。中國城市需要開發更多綠色生態型、節能減排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基地和園區。第一個節能環保產業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上海花園坊節能環保產業園是令人鼓舞的典范。中國第一個環境能源交易所落戶其內，該園區利用太陽能、風能、地熱、地冷等自然能源節能降耗，建立遮陽系統、室內新風系統、雨雪水等中水回收系統、節能門窗等數十項節能技術，成為一個綜合節能環境方案解決中心?；▓@坊園區內，每幢建筑物都是節能環保技術的體現：如地源熱泵中央空調系統、水源熱泵中央空調系統、太陽能光伏發電、太陽能集中熱水供應系統、外墻外保溫、雙層中空玻璃、遮陽門窗、樓宇自然新風系統、雨水回收系統、節能照明系統和智能化控制系統等。更重要的是：花園坊園區通過對節能環保產業的“展示、交易、集聚、服務”四大主體功能的打造，形成三級產業集聚，形成全方位、多功能、共享性的節能環保綜合服務平臺和集成商務平臺，打造出生態節能與文化產業相結合的新型復合型產業園區模式。#p#分頁標題#e# （二）要加強文化與科學的融合創新，努力突破文化產業的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共用技術，形成新型文化產業基地，成為建設生態休閑城市的戰略支撐。在文化產業鏈中，科技研發處于鏈條的前端，掌握了核心技術就意味著掌握了競爭的主動權，許多科技含量高的新文化業態如iPad、i-Tunes，幾乎是一夜之間顛覆了傳統的文化消費模式。生態休閑城市的文化產業需要大量的技術支持和儲備，從低碳經濟型的城市建筑和基礎設施，到綠色生態型的文化產品和時尚消費，和節能減排的技術交易系統等，這與國家倡導的轉型發展、創新驅動戰略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比如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國有近60個印刷園區，共有1050多家印刷企業入駐，占全國印刷企業總數不到2%，亟待向集約型、綠色型、數字化的產業形態轉化。有鑒于此，座落在江南水鄉的國家綠色創意印刷產業基地（金山），作為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第一座國家級綠色創意印刷示范園區，以“高端引領、特色鮮明、集群發展、生態環保”為原則，培育綠色包裝印刷、綠色特種印刷、智能標簽印刷、數字和數字化印刷、防偽和票證印刷、廣告設計和創意設計等十大先進印刷產業，成為開展綠色創意印刷服務外包，承接國際印刷產業轉移的重要基地和示范園區。象這樣的新型產業基地，在各個城市中應該是多多益善。 （三）針對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國情，在東中西部形成文化產業與生態休閑城市相結合的大格局，形成以點帶面、滾動推進、梯度轉移的發展態勢。中國作為一個土地遼闊、生態多樣、人口眾多、處在深刻轉型期的新興大國，從沿海平原到浩瀚高原，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既是亟待克服的難題，又給了發展文化產業以多樣化的產業資源和廣闊的發展空間。必須清醒地看到：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在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上的總體差距依然存在而且有所擴大。國家亟待發展的新興戰略產業包括數字出版、綠色印刷、網絡視頻、數字游戲、音樂產業、動漫制作等基地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城市應該在這方面大有作為，奮起直追，發揮引領作用。比如：位于陜西省西（西安）咸（咸陽）新區腹地的涇河新城，占地146平方公里，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工業園區化、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城市田園化”的綜合目標，特別是傳承了關中八百里秦川的農耕文化傳統，確立了“大開大合”的開發戰略，即以大尺度的田園型建設保護生態環境，以集約型的城市和工業集群作為經濟支撐，建設融都市農莊、優美小鎮、濱水休閑、現代新城為一體，富含田園風情、生態韻律、幸福元素的現代生態新城，獲得了健康而良好的發展。 （四）傳承和開掘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通過現代產業化的轉化，形成生態休閑城市的中國特色和中華品牌。正如許多中外有識之士所指出的：中華文化的內核是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儒釋道與諸子百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偉大智慧，成為當代中國主張“和平、和諧、合作”的主要精神來源之一。從嶺南文化“?；~塘”的循環經濟形態，東南沿海媽祖文化的廣泛影響，到巴蜀文化“耕讀傳家”的世俗傳統，中華文脈在歷史和空間中展開得極為豐富，有待于各地通過內容、科技、形態和經營模式的創新，開發成為新的文化產品和服務。許多城市在這方面做了有效的探索，比如杭州的西溪，與西泠、西湖并稱“三西”，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占地達11.5平方公里。西溪之水不僅滋養了秀麗的濕地景觀，更孕育了浪漫詩性的江南水鄉文化，以“城市水鄉、完整生態、洪故里”而廣為人知。近年來，“創意西溪基地”正在建設成為融生態休閑型、文化創意型、總部經濟型于一體的文化創意基地。其中的西溪藝術集合村，以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以“三大主力業態”即藝術創作及藝術經營類、創意設計類、總部基地類為基礎，引入“夢西溪”藝術家酒店、藝術創意工作室、影視和媒體企業、中國西泠網、浩瀚國際拍賣等以及配套商業，把實體園區和虛擬網絡、生態農業和創意旅游等結合起來，把發展文創產業展與生態休閑新城、江南詩意文化、中華耕讀傳統、綠色生態產業結合起來，讓人們獲得江南特色的田園城市和生態農業的體驗，這是很值得借鑒和推廣的。 探討中國文化產業對生態休閑城市的貢獻，有一個深遠的背景，即21世紀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的現代性之路將大大有別于西方。中國將從根本上推動世界變革，其深度遠遠超出過去兩個世紀中任何新興的全球大國。”［13］中國文化產業的壯大以及對建設生態休閑城市的貢獻，不但適應了全球范圍內倡導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潮流，而且將體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展示中華文化對世界進步的獨特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