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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站軍 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河南大學文學院
詩界革命是近代這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這一文學現象的發生，既有詩歌自身的因素，又有非詩歌方面的因素，這主要包括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因素。在激進與保守力量的對比上，有學者指出：“晚清詩壇的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既對抗又和解的局勢決定了詩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質”，關于把這一點，表現在詩界革命詩人自身的身上，顯得更為突出。晚清時期，中國在內有外患的雙重刺激下，逐漸出現了兩股比較明顯的政治勢力，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激進與保守的思潮。一方面是隨著外來文化的沖擊。一些固守中國傳統的文人變得愈來愈保守，另一方面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受中國古代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的影響，逐漸地形成了改良主義的思潮。在文壇方面，詩人也開始受到這種政治思想潮流的影響，也出現了激進和保守兩大派別，當然這兩大派別之間界限并不十分明顯，有的政治上傾向改良的在文學上傾向于保守，而有的政治上傾向保守的在文學上則表現的相對開放一些。
一方面，梁啟超早期就顯得較為激進，他在甲午戰爭以前，就率先提出“新學之詩”的創作，與當時同在北京的譚嗣同、夏曾佑三人一起討論新學，并把這種熱衷新學的熱情投入到詩歌的創作之中，然而，他們并沒有考慮中國詩歌自身的特性，應把西方翻譯過來的一些宗教、地理、政治方面的名詞術語運用到詩歌創作之中，這樣的結果是，連他們本人也失去了創作的興趣。當然，這一方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原因，但不可不注意到自身創作所面臨的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當時詩壇上占著主導地位的“同光體”詩派，他們在維新變法時期，大多也都支持維新改良，有的還參與其中，這些人如陳寶箴陳三立父子，還是當時參與變法改良的領導者，有的為維新變革進行鼓與呼，如沈增植、鄭孝胥等人。同光體詩人在詩學觀上，面對中國傳統詩歌所遭遇的困境，他們也提出自己的變革主張，但并沒有明確提出學習西方，他們主張“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主張詩歌創作應該保持詩歌自身的特色，但他們并不排除使用當時開始使用的新詞新語，并沒有排斥一切外來的新詩新物，所以并沒有像到了南社詩人眼中所貶斥的遺老遺少的“無病呻吟”，同光體詩人實際上代表了當時中國詩歌的較高的成就。而詩界革命詩人的整個詩歌創作正處在一個嘗試調整階段，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詩學綱領，當然一個重要的詩人黃遵憲除外，關于黃遵憲在論文的第三章已經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贅言。
黃霖先生指出：“到他（梁啟超）真正對古典詩歌發生興趣和認真研究的時候，‘詩界革命’的熱情早已衰退了。不過，不論是梁啟超還是黃遵憲，對于‘古風格’的追求，固然使他們注意從民族傳統中吸取營養，但同時也束縛了詩體的徹底解放，完成‘新派詩’向‘白話詩’的過渡。”關于這一點，可以進行辨析。黃霖先生的觀點還是站在白話詩歌的既定目標之上，通過白話新詩來反觀詩界革命，這樣就難免擴大詩界革命的不足之處，這也是今天我們研究詩界革命需要注意的地方。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啟蒙的近代化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背負著傳統反傳統的現象。這種矛盾現象或表現為目的與手段的沖突，即以學習西方、批判傳統、革故鼎新為手段，以保持和發揚傳統為目的；或表現為意識與潛意識的沖突，即表層意識、自覺意識里是反傳統，深層意識、潛意識里卻是再現傳統、復歸傳統；或表現為出發點與歸宿的矛盾，即以批判傳統、抨擊傳統開始，以皈依傳統結束。不僅如此，中國近代這一獨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既愛又恨，即試圖超越有無限依戀，激烈的破壞心理與強烈的關切心并存，愛得愈深切，破壞得愈徹底。這種心態頗類似弗洛伊德所謂“俄狄浦斯情結”。
文化是國家和民族認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別是一個像中國這樣歷史非常悠久、規模非常龐大、文化非常豐富的一個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是說可有可無的，不是說你要不要的。這就是所謂的“亡天下，亡文化”的這樣的一種關系的體現。因此文化是我們今天的民族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同時它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整合、民族認同的一個核心的要素。而且，從今后制度變遷的角度來講，文化領域的演變和政治領域的演變都是息息相關的。在中國，不論是對傳統持什么態度的人，對傳統的定義本身并沒有太多的爭論。但同時還存在另外一個現象，即傳統到底有哪些屬性，關于這個問題卻幾乎沒有人探討過。所以，有必要對傳統的基本屬性進行一番探討。傳統的第一個屬性，就是傳統是演化的。許多擁護或者反對傳統的人，就是僅僅把傳統看成是過去的一個過程，靜止的東西，是一成不變的，你要么繼承它，要么毀掉它。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傳統本身是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個紐帶，它是一個傳承下來的形成的某種價值系統。它一定是從過去到現在的某種紐帶，所以傳統它本身是演化的。因而我們不能依據傳統的過去來判斷傳統的未來。我們要看到它本身的這種自在的演化的邏輯。所以，在中國，同樣也不能根據中國過去的傳統發揮的功能性質來判斷傳統在未來一定也是這樣，它本身會演化的，是變動不居的。傳統的這個演化過程取決于我們更關注歷史上傳統中的哪些東西，更忽略歷史上傳統的哪些東西。這樣不斷強調出一些新的東西，忽略一些東西或者引入一些東西，就導致傳統的一個演化。還有一個我想講的就是：任何一個大的傳統，這個傳統越大，它的內在沖突就越多。
傳統不是遺產，她不是博物館里的秦磚漢瓦，也不是圖書館里的圖書典籍，而是延續了幾千年而來的我們這些人的生命血脈、遺傳密碼、人生態度、生活方式，以及由這許多東西結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她是一個生生不息，割而不斷，舍不棄的生命之流。“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時間一分一秒地在消逝，個體生命也隨之老化、消失，而唯獨有這個傳統則隨著時間的消逝在不斷地生長。我們每一個人，不管能否真正地認識她，不管如何對待她，愛她或恨她，吹捧她或者糟踐她，打她乃至罵她，她都是我們生長的一個精神家園，一個靈魂歸宿。生于斯長于斯的我們，沒有辦法拒絕和脫離這個家園。傳統是廣義的文化傳統，是包括器物、制度、風俗及精神各個層面的一個渾然一體的文化傳統，而不是我們習慣地與經濟、政治并列的那個狹義的“文化傳統”。這個傳統是非常厚重、博大、精深的。我們如果深入其中看，就會發現她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即所謂多元的。我們如果出乎其外看她，就會發現她是一個生命整體。因此，在對待這個傳統時我們切忌以篇蓋全，以點代面，比如說抓住其中的某一側面，某一內容，甚至某一兩種經典，就聲言已經真正把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只有把傳統看成是多元的復雜豐富的結構整體，才能以廣闊的視野對待其不同層面，進行研究的成果；只有在這同時又把傳統的看成一個生命整體，才能以精微的洞察找出其生生不息、穿越時空的精神內核。所以，總的一句話說，傳統是一個統一而又多元的生命體，我們要發揚光大她，就要在多元的兼容中尋求其基本精神。#p#分頁標題#e#
在言說方式方面，就啟蒙時代的言說方式對我們現在仍有影響，特別是負面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以文化革命代替社會革命。本來要落實的社會問題，要進行社會性的動員，去做社會工作，但是由于知識分子來主導這些事情，我們就特別強調知識論戰，知識分子之間的文化論戰，以為這些文化論戰就可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最終的結果，就是割了本國傳統文化的命。第二，以西化語言來言說中國問題，向西方尋找真理。我們當然要向西方借鑒文化資源，但是在借鑒的時候你是否回到了中國語境和中國問題的脈絡里來，這是需要我認真思考的。如果沒有這兩點的話，我們的言說往往就是無病呻吟，另外一個是“漢話胡說”，把中國的東西說成西方的話語，還洋洋自得，自以為是。第三，意識形態式的霸道的專制的言說方式。這個專制不只是體制里邊，也在知識分子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我們都習慣于“只有”、“唯有”、“必須”的言說方式，對其他人缺乏理解和寬容，我們不能采取一種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的方式。知識分子提出一種主張，只是給社會提出一種建議，你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權力享有者，你是通過你的道理來說服別人。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學界和政府較關注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問題。究其實際，復興恰恰是一種文化創造，復興也不是排外。在復興過程中恰恰要吸收外來文化。我還想簡單講一下新啟蒙時代的文化問題：第一個是多元文化與多元主義的文化觀。第二個是反文化恐怖主義，文化恐怖主義就是話語壟斷，獨占和強制。第三個泛政治主義與泛意識形態，不能把所有的文化問題都歸結為政治問題，也不能以解決政治問題作為當然的優先性，就去干擾別人解決文化問題。第四個，無論是研究某種文化現象，還是整個文化共同體的建設，都應該更加互動，這個互動的過程是個相互解蔽的過程。
當然，文化上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是有所不同的。這是近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家的一個顯著特征。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文化取向與政治取向的聯系是歷史而非邏輯的，一個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義者沒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換言之，文化取向的保守主義者，在政治取向既可能是自由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也可能是保守主義者，同理亦然，一個文化取向的激進主義者，沒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換言之，文化取向的激進主義者，在政治取向既可能是激進主義者，也可能是保守主義者。關于這一點，在詩界革命詩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梁啟超一生可以說是以激進著稱，他一直走在中國改良思潮得前沿陣地，引領時代的風潮，但到了五四時期以后，他的那種穩健的改良主張已經跟不上五四時期青年們的主張革命的思想步伐，于是很快就被丟棄，自己也被放逐在思想大潮之外。然而，梁啟超并沒有就此停止思索，他把思考的中心逐漸轉移到思想學術和文學上。梁啟超在詩歌觀念上，逐漸向同光題靠攏，開始思考中國傳統詩歌的情感問題，而逐漸脫離從政治角度研究中國文學，而這也許正是中國文學一個合理的發展路向。學者陳建華曾經在其《詩界革命盛衰史考》中指出，“梁啟超思想的轉變導致了詩界革命在理論上的退步”，對于這個觀點，筆者不敢茍同。當然，今天據陳先生文章發表的時間已經很久，想他也改變當時的觀點。筆者在這里認為，恰恰由于梁啟超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詩學觀，使得他對于中國傳統舊詩的看法有了一個邏輯的進程。正是因為梁啟超看到僅僅只有“新名詞”、“新語句”不足以改變中國詩歌沉寂不變的局面而產生獨具特色的新詩，所以他才這樣說道：“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茍能爾爾，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這正表明，梁啟超批評初期“新詩”的幼稚病，正是為了“詩界革命”更健康地前進，而不是理論上的倒退所能解釋的了的。同時，也可見他并不排斥新名詞和舊風格，而是要求把它統一于“新意境”，為創造“新意境”服務，這也表明梁啟超對詩界革命連續的深入的思考。
詩界革命派詩人面對傳統，并沒有同同光體詩人那樣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對于傳統的舊體詩歌進行卓有成效的變革，盡管也引進一些新詞新語，但其主體還是在傳統詩歌的范圍內的變革，并沒有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納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創造出屬于中國傳統的詩歌，所以，并沒有帶來中國舊體詩的真正變革；詩界革命詩人站在傳統文化的根基之上，進行中國舊體詩歌的創新，提倡“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產生了不少新奇可讀的詩作，但時值近代，中西文化之爭、古今文化之爭異常劇烈，而傳統的格律舊體詩難以容納下劇變時代下出現的新事新物，于是就難免出現舊的詩歌形式與新的詩歌表現內容之間難以避免的矛盾和沖突。尤為重要的是，當初詩界革命的提出，是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進行的的政治運動遭到鎮壓之后興起的一場思想文化改良運動，這些文化精英人士還沒有從他們的政治狂熱的激情中解脫出來，而是借助政治的熱情來鼓動文藝的改良，目的卻是為他們的政治變法改良搖旗吶喊，即嚴復所謂的“開啟民智”，而當政治的熱情逐漸退卻之后，這股文學改良的愿望也就自然難以為繼，所以，梁啟超等人到后來不再標舉詩界革命，而是轉回頭來趨近同光體，探究中國傳統舊體詩詞的風神意蘊，從偏重詩歌的“載道”，和“言志”作用，轉而強調舊體詩的“抒情”和“情感”（這一點，在梁啟超的身上表現的最為明顯，梁氏本人到了一二十年代后，推出政治風潮以后，政治熱情退潮以后，轉向學問和藝術，如對辛稼軒的研究，對中國傳統韻文的研究等等，以及他轉向同光體詩人趙熙等學詩，都不難看出這種傾向的轉變）。
一定文化是一定民族在其長期社會歷史實踐中的產物，它是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的。一個偉大的民族，盡管她背著怎樣沉重的包袱，以及傳統怎樣的頑強和保守，但當傳統文化無法適應這一時展的要求時，它就會被迫地或自覺地調整自己文化的內部結構，以適應民族生存、發展的歷史要求。當我們對“中西”問題、“傳統”與“現代化”問題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或許就不至于像近代國人那樣憂慮重重了，而是確立多元開放的文化心靈，泰然自若地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并給予積極的回應。文化的交流與創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民族文化在和外來文化交流沖撞中，在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都遭遇到“傳統”與“現實”的對抗，都不可避免地感到苦惱、恐懼和危機。這并非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獨有現象，而是各民族都會遇到的共同難題。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邁向現代化的歷程中，并沒有徹底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徹底西化，而是相當濃厚地保持著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風格。#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