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創新觀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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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創新觀念及方法

經過近一百年的探索與發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儼然成為一門顯學,并且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民間文學甚至語言學等傳統學科產生了密切的聯系,發生了重要的關系,因而成為了當代中國一門具有前沿性的學科。然而,也有不少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現狀與走向表示憂慮:憂慮之一是理論空洞化傾向,憂慮之二是比較文學的泛文化傾向,憂慮之三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路徑。當我們讀到鄒建軍教授的新著《多維視野中的比較文學研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以下簡稱《多維》)時,聯系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歷史與問題,特別喜出望外。因為作者的努力,似乎正是要消除一些學者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憂慮,也是要回答當今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梢赃@樣說,此著正是集中了作者對于中國比較文學建設的思考,體現了解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的新思維。除著名學者王忠祥教授在本書“序言”中所作的分析與評價之外,我們認為本書還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

首先,問題意識的強烈是本書學術價值最為突出的一個方面。正如聶珍釗教授所說:“古往今來的學者們大都有提問的習慣,對于學術問題的討論一般是提問或立論,因此提問是學術研究和討論的前提。”他認為學術與學問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問題、解釋問題、給出答案、獲取知識和追求真理”(13)。由此可見,問題意識的有無,決定了一個學者能不能做學問和能夠做出多大的學問。本書所有的章節提出的問題,幾乎都是關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文學流傳得以實現的幾種方式及其動因”、“外國文學的網絡化與文學教育的大眾化”、“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實用性與有效性”、“華茲華斯詩歌的意象形態”、“英國湖畔派詩歌的倫理探索”、“新詩民族性與當代性的二重建構”,如此等等,都是從前的中國學者沒有或者少有討論過的問題。鄒建軍教授所從事的比較文學研究,沒有按照現有的比較文學教材內容來進行,也沒有按照從前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思路來選取,更不是按照西方比較文學理論家所提出的理論對中外作家與作品進行分析,如果那樣的話,本書的價值就非常有限。從表面上看來,作者在各章中所討論的內容,似乎并沒有西方文學理論特別是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那些理論觀點的引用,如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與現象學批評等,其實,在每一部分中所討論的都是新的問題、所表達的都是新的學術發現與理論思考。可以這樣說,《多維》中的每一章都充滿了問題意識,并且都使用了適合于問題本身的特定研究方法。全書將英美新批評學派所提倡的文本細讀法作為一種最基本的方法,將審美批評與文學倫理學批評相結合,因而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得出來的結論也是可信的。在本書作者看來,前人的理論是他們經過自己的研究而得出來的,如果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知識而存在的話,那它本身就沒有多大的價值了;如果說它們有價值的話,那只在于對后來的研究者有所啟發。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身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在于總是不能脫離西方的理論而不能自創,或者總是言必稱先秦與唐宋而不能自新,所以,本書作者不想在每一章中都來引用前人的理論證明自己觀點的科學性,更不想以自己的努力來證明前人理論觀點的正確性?!抖嗑S》中所討論的所有內容都是問題,或者說都是從問題出發而做出的種種新的思考。寫作此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為了回答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如作者回答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存在的前提是文學間性的問題,論證了中國高校本科比較文學教學“文學史化”的目標。問題意識的強烈與突出,正是本書寫作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基本的特點。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與新的說法,體現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中國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主要是從西方引進來的,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有關比較文學理論的術語,也許只有“雙向闡發”、“跨文明”、“變異學”、“譯介學”等少數幾個,與此相關從中國古代文論轉化而來的并且可以實際運用與操作的比較文學術語,則少之又少。本書作者從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三種運行模式”說,并具體分為“平行模式”、“上升模式”與“下潛模式”進行論述,本書的基本結構就是依據這種理論創構而分成三編共二十章,形成了一個自足的論述結構。當然,作者所提倡與著重論述的,自然是比較文學的“下潛模式”。作者提出高校本科比較文學教學內容的“文學史化”,雖然有的學者并不認同這種說法,但“文學史化”是有其特定內涵的,那就是要求教師少講空洞而大而化之的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概念術語,而要結合中外文學史上的作家與作品等內容來分析相關的比較文學理論,比如聯系《圣經》在世界各地的流傳來講“流傳學”,聯系魯迅與尼采的關系來講“淵源學”,聯系林紓對西方一百多部小說的翻譯來講“譯介學”等,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就比那種只按照教材上的理論概念講述要到位得多,并且也符合大學生學習比較文學的實際。再比如有關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三維指向”的說法、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獨立品質”與“兼融品格”的說法,從前的學者們都是沒有提出過的。新的學術發現,更多地自然是體現在對具體的中外作家與作品的分析上,比如深入討論的易卜生詩歌寫作“三種向度”的問題、華茲華斯詩歌意象的四種形態問題。所以,本書從頭到尾到處充滿了作者的見識,主體內容都是作者創造性思維的體現。只就書名的“多維視野”與看問題的“多度視域”而論,也是本書作者研究中國比較文學問題新思維的體現。而在本書中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新思考,主要是作者的研究是以發現問題為起點的,并且總是有針對性的進行討論。正如作者自己所說:“三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雖然碩果累累,但由于其學科性質與研究取向的原因,也引起了種種爭議,其他學科的專家時不時地提出批評,指責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那種大而空的現象,正是這種議論引起了我對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問題的關注”(鄒建軍272)。#p#分頁標題#e#

再次,以文本細讀為基礎提出與解決問題。“下編”全都是對于經典作家與作品個案的分析與探討:對湖畔派詩歌倫理主題的討論,涉及到許多具體的詩作與文獻材料;對華茲華斯詩歌意象形態與柯勒律治詩歌藝術品質的分析,涉及到許多具體的作品與評論資料;對聞一多和賀敬之詩歌與中外文學傳統關系的分析,所有的論述都是以作品為分析對象,通過對作品細節的分析與探討才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如果沒有比英美新批評派學者更為細致的閱讀與審美分析過程,也許就沒有問題的發現與問題的解決。如果沒有對華茲華斯詩歌具體意象的辨析,就不可能有對其詩歌四種意象形態的發現,從而也不可能得出對其詩歌意象形態的真理性認識。其實,從“中編”開始就是以作家與作品個案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關于易卜生詩歌的三篇文章,具體深入地探討了易卜生詩歌的倫理主題、政治情結與“三種向度”的問題,且不說作者所討論的問題是從前從來沒有提出與討論過的,更重要的是本書作者總是從對具體詩作的分析入手,結合易卜生個人經歷與生活閱歷進行研究的。本書作者所作的比較文學研究是研究具體問題的,不是空對空的理論梳理與作品欣賞,而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對具體問題的發現與探討。對作家與作品的個案分析并不是一般性的解析,而總是有一個特定的角度,如從意象形態的構成來討論華茲華斯的詩歌藝術,從藝術品質的角度來談柯勒律治的詩歌,從聞一多與中國詩歌藝術傳統的關系來談聞一多的詩歌,從賀敬之詩歌的藝術來源來討論其與外國詩歌藝術傳統的關系,如此等等。這就是對于問題的發現與研究,恰好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正道,也是對前人比較文學研究是一種反正。

本書最具創造性的價值集中體現在中編“觀念與方法”里。這里所謂的“觀念”與“方法”,正是聶珍釗教授與他的同事們一起著力提倡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鄒建軍教授除了從倫理的角度研究易卜生的詩歌、英國湖畔派詩歌以外,還在博士論文中以倫理為角度探討了當代美國作家譚恩美的五部長篇小說,寫出了長達三十萬字的專著(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受到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同時,寫出四篇關于文學倫理學的理論探討文章,即“中編”的三篇以及還沒有正式發表的“文學倫理學批評與審美批評”。作為批評方法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在當代美國學界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在中國沒有得到應有的響應,因此提倡此種文學批評方法的意義與價值就不可小視。在本書作者看來,文學倫理學批評正是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重要部分,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新的亮點。因為從倫理的角度來研究,與從道德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審美的角度研究同樣的作家作品,得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也只有具體到某一學科對文學所產生的影響,或者是作為文化要素之一的內容與文學的結合,才會發生意義,因為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會有對于新問題的發現。本書作者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同樣沒有離開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與探討,并且正是因為新的批評方法的運用,在對易卜生詩歌與湖畔派詩歌的研究中,得出了與從前大不一樣的結論。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體現了一種新的文學觀念與批評方法的運用,正是鄒建軍教授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多維視野與多度視域的突出體現。

《多維視野中的比較文學研究》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因為它來自于作者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實踐,來自于長期以來對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思考,來自于對中國比較文學存在問題的種種發現?!墩?ldquo;實踐性”在本科比較文學教學中的核心地位》就是有感于比較文學教學中空洞的理論講述而提出來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論文寫作問題》就是作者針對研究生論文寫作存在的問題而撰寫的。最重要的是,本書作者與當今中國比較文學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學科的前沿問題有自己的觀察,本書附錄的《方法與方向————陳眾議研究員訪談錄》與《文本、文學與文化: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動力———樂黛云教授訪談錄》,就是本書作者與兩位具有代表性的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權威學者的“對話”。由于本書的所有章節都在《新華文摘》、《外國文學研究》等刊物發表,可以驗證已故著名學者龍泉明先生的一個論斷:一本書寫得如何,就是看其主要章節能不能在高檔次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本書作者以自己的努力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做了許多工作,正如王忠祥教授所說:“建軍勤奮而堅韌,敏銳而敦實,孜孜不倦,筆耕不已,獲得了顯著的學術成就,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那種大無畏的攻關勇氣和務實創新精神”(王忠祥1)。相信在未來的日子里,他會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做出自己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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