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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來，生態翻譯作為翻譯學的一個分支正逐漸被學界認同。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Mi-chaelCronin在《翻譯與全球化》一書中指出，生態翻譯就是“一種翻譯實踐，該實踐控制著弱勢語言的使用者和譯者，該譯什么，什么時候譯，怎么譯;并強調一元化和地方化的同等重要性。［1］”該觀點強調了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原理:和諧共生。鑒此，本文從生態翻譯的視角，探討“中譯外”在構建文化身份的同時，是如何通過“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翻譯策略來達到文化認同之目的，進而達到構建“多語并存、多元互補、和諧共進”的文化生態目的。 2文化多樣性與生態翻譯 當今世界的發展表明，一種或幾種強勢文化主導世界的話語權是不現實的，和諧世界需要多種文化的共同建構。文化多樣性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源泉。文化從來就是多元化的，人類各群體的生存環境不同，語言不同，傳統和習慣不同，文化也就不相同，保存多元文化，也就是保持一種文化生態。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必須有不同文化相互啟發，相互促進，才有發展的前途。“如果我們沒有不同文化的‘和而不同’，沒有‘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原則，我們的文化也就會變成文化沙漠”［2］。2001年聯合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一條明確指出:“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造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態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文化多樣性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同則不繼”的觀念使我們認識到一個物種如果只是種內繁殖便有退化與滅絕的危險;“和實生物”的思想表明適當比例的異質因子的“和合”有利于新事物的產生和發展。在跨文化交流活動中，翻譯一直扮演著重要而獨特的角色。翻譯是多語的產物，“是那在多種文化、多種民族之間，因此也是在邊界處發生的東西。［3］”生態翻譯理論認為，生態翻譯就是要保持語言地位的平衡、文化交流的平衡，從而達到構建和諧世界的目的［4］。為了維護語言和文化多樣性，譯者要跨越從文本到文本的封閉過程，走出較為狹隘的文本對比的視野，從歷史、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去認識翻譯活動，解釋翻譯現象。從而，更好地維護和促進世界文化朝多樣性方向發展，形成一個“物相雜而生生不已”的文化生態景觀。 3“中譯外”對文化多樣性的影響 中國文化是一種充滿生態智慧的文化。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展有過十分深遠的影響。根據文獻記載，漢籍之翻譯外傳，大致始于南北朝的北魏時期(公元508-534)。中國最早的中譯外活動，主要針對西域地區的國家，后擴展到朝鮮、日本等周邊鄰國以及英國、法國等西方各國。中華文化不僅影響了亞洲，16世紀還走向了歐洲，對17、18世紀的歐洲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歐洲掀起一股“中國熱潮”。18世紀發展輝煌的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強勢文化而“東學西進”，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狂飆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5］。在當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有關中國菜譜、氣功、武術和旅游景點等方面的書籍在國外實不少見，而體現中國文化魅力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并不多見。中國傳統典籍中蘊含著中華文化的精髓，將傳統典籍外譯是弘揚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典籍文化包含著“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行無咎、以人為本”等諸多重整體、講和諧的生態理念。中國道家思想中追求個體自由、生態和諧的精神智慧與佛教中追求的眾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與當代環境保護主義、生態神學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樣也是參與全球文化對話與交流的文化基點。通過傳統典籍“中譯外”既可以影響譯語文化中的文學常規和文化規范，同時譯語文化又可以通過讀者的接受和譯者的選擇去影響原文和源語文化。因此，“中譯外”促進了文化多樣性發展，也是構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正如，約瑟夫•奈(JosephS.Nye)所說，軟實力要得到發揮，必須避免炫耀［6］。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必須明白，無論炫耀的是歷史還是傳統，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為此，要把握翻譯的時機，更須在策略上多做部署，既要留意個別方法的取舍，又要做到質和量的統一。 4“求同”、“存異”:促進文化多樣性 翻譯和文化密切相關，作為傳播本土文化或引進外來文化的翻譯手段，是將譯語讀者帶入原語文化還是將譯者帶入譯入語文化，翻譯界圍繞“歸化”與“異化”的討論一直在進行。“中譯外”的目的在于向國外推介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化產品，進一步樹立中國的國際形象，提高國際地位，構建并強化中國身份與身份認同。為此，一方面翻譯要能讓譯入語文化融入到源語文化中并被原語文化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譯入語讀者對源語文化求“異”的好奇心。因此，“中譯外”有必要通過異中求同、同中存異，實現“歸化”和“異化”的有機結合。借此，以擺脫“異化派一味強調文化內容層面上的異化為主，卻忽略同時存在的語言形式層面上的歸化為主，歸化派只顧語言形式層面上的歸化為主，卻無視同時存在的文化內容層面上的異化為主［7］”的困擾，推動文化的多元化發展。 4.1“中譯外”的異化與身份構建 翻譯是不同文化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中介。異化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主要在于傳譯原文的異質特征，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所蘊含的文化特色。“五四”前后，進步人士為傳播西方先進的文明或思潮，多將異化作為翻譯的一種主要方法。由此，異化翻譯就成為人們了解西方語言和文化的一種重要手段，它符合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需要，為外來文化的滲入及多元文化的并存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前，世界越來越顯示出朝著經濟一體化的方向發展。文化領域中西方話語的權力在不斷提升，并將發展中國家的國力提升視為對他們的“威脅”，由此，加強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滲透。此時，在翻譯選擇上，如果仍然一味強調西方文化的引入和異化手段，勢必進一步促進強勢文化而導致全球文化生態的失衡。為此，要實現世界的平等對話，達到與霸權思潮抗衡的目的，中國學者必須利用“中譯外”的契機，從理論上喚起我國譯者的本土文化意識，從策略上把語言的字面轉換拓展為對本民族文化的內涵解釋。以此達到維護國家、民族乃至地域身份的目的。“中譯外”中采取異化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也是重建和強化中國文化身份與傳統，在文化互動中爭取平等對話和贏得尊重的工具。我們提倡和強調異化的翻譯策略，便是在共生中求異，抵制歐美文化霸權，保護文化生態多樣性。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許多中外學者，如辜鴻銘、林語堂、許淵沖、利瑪竇、理雅各、衛禮賢等的辛勤勞動分不開。以林語堂為例，其譯作深受美國等西方讀者的喜愛，譯本歷經數十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與其采用的翻譯策略分不開。其翻譯風格突顯在盡量保留文中的中國色彩，從詞語使用、慣用語表達、甚至諺語和歇后語等，都出神地傳遞出了中國元素。即使是中國民間一些粗俗表達，林氏也能活靈活現的表達出來。如:“殺千刀的呀!賊骨頭!你狗兒子要中風死啊!要滾下十八層地獄，要在地獄里萬代不出來呀!”林譯:Choppedbyathousandknives!Thief’sbones!Yoursonofabitchwilldieofap-oplexyandrolldowntotheeighteenthhellandstaytherefortenthousandgenerations.(MomentinPeking，p.355)這段翻譯在詞語、句法和語氣上幾乎和中文描述一致，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活脫脫充滿了怨恨、使出渾身解數咒罵才解恨的婦人形象。句式簡短隨意，充滿了中國味。正如王東風［8］說，采用異化翻譯意味著譯者不僅可以不受目標語和文本習慣的限制，而且可以在適當的時候，采用不流暢、不透明的言語風格，刻意保留語言的文化色彩，從而給譯文讀者以別樣的閱讀體驗。#p#分頁標題#e# 4.2“中譯外”的歸化與文化認同 韋努蒂指出，歸化翻譯是要同化原本，抑制、消解其異域特色或風情，使譯本符合目的語文化的主流價值觀、社會規范、詩學和意識形態。因此，針對歸化策略，有些學者擔心: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歸化翻譯構塑了殖民狀態下不對稱的權利關系，一切弱勢文化都得聽命于英美強勢文化的擺弄。這樣，歸化翻譯成了殖民者進行文化殖民和強化殖民意識形態的共謀，即是說它不僅幫助殖民者撒播話語權力，實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識中不斷強化他們自我(他者)身份的認同［9］。這些擔心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中譯外”涵蓋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觀、文化歷史、天文地理、科技等等，包羅萬象。中國文化和語言特有的內涵和意象，如歸化翻譯運用不當，就無法為目的語讀者恰當理解，更談不上接受和傳播。這種歸化，不是對英美強勢文化的低頭和讓步，而是追求一種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先生對于中國文化的激賞以及對于西方文化的批判是文化界所熟悉的。在推介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為使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并認同中國文化，他常常采用“歸化”的翻譯手法，在翻譯《論語》時，多借用西方文化中的人物和故事來比擬《論語》中所涉及的人和事，為西方讀者接受中國文化提供了框架。如: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辜譯:Confucius，speakingofafamousstatesman(theBismarckofthetime)，re-marked，“KuanChungwasbynomeansagreat-mindedman!”Waley譯:TheMastersaid，KuanChungwasinrealityamanofverynarrowcapacities.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被譽為“春秋第一相”;但英語讀者并不了解，辜譯增加了afamousstatesman，表明其身份，同時括號補充(theBismarckofthetime)，將管仲比喻成俾斯麥(德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稱為“鐵血首相”)。Waley譯則在文后增添了長長的加注，對管仲進行介紹。對比之下，辜譯更能使讀者直觀地獲得關于管仲個性與歷史作用的認知，從而產生文化上的認同。 此外，他還將顏回比作TheSt.JohnoftheConfuciusgospel，apure，heroic，idealcharac-ter，thedisciplewhomtheMasterloved(孔教的圣約翰)。然而，畢竟孔子弟子三千，不可能在西方文化中均能找到相對應特征的人物。因此，對于其他弟子，辜先生大多直接刪去名字，譯成“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而譯本也具有了更好的可接受性。其實，歸化也好，異化也罷。這二元總是相輔相成的，從源語到目的語本身就包含一個歸化的過程，譯者采用異化的策略翻譯時不能不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接受力，異化翻譯不能犧牲譯本的接受，否則翻譯就毫無意義。為了目的語讀者能夠接受，異化中總有歸化的成分。因此，翻譯同時包含了歸化和異化，是歸化與異化融合共生的載體。 5結語 語言多元是維護文化多樣性的首要條件。一種語言的消亡就意味著與之相應的價值觀念、傳統習俗、語言特性等的不再流傳。“中譯外”在促進中國與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中國文化(通過譯介)走向世界對于形成“多語并存、多元互補、和諧共進”的世界語言和文化生態格局意義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