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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當代文明新形態的生態文明，力求確立一種有別于西方啟蒙精神所倡導的新倫理觀念即生態倫理觀，從而使人——社會——自然三者面對當今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能夠保持和諧、可持續的發展，而以何種理論為建構的邏輯基點，是這一倫理觀緣何能夠得以確證的關鍵之一。其中強調摒棄以人為惟一價值主體的傳統倫理觀念，視一切自然存在為道德關懷對象的生態倫理學整體主義，特別是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恰恰能為此提供理論基石。其原因就在于，生態倫理觀的確證開啟了人類倫理觀念的新維度，其本質是對傳統的本體視閾的一次嘗試性拓展。對于生態倫理學而言，“本體”的樣態不再僅限于以往自然式的、思辨式的以及社會式的，而是一種以生態學為依托的生態化的本體。本文將從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學范式和生態共同體理論入手，力圖達到對生態倫理觀的解讀。 一、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學范式：生態倫理觀之根 如何從規范的角度對當今生態危機作出解答，并確立恰當的生態倫理觀念是生態倫理學不可規避的問題之一。為此，生態倫理學整體主義的倡導者——利奧波德借助生態學作理論范式，通過拓展人類倫理關懷對象的閾值，也就是從具有理性主體地位的人延伸到整個生態系統，進而為倫理觀念的生態化提供理論前提和倫理預設。那么，作為一門具體科學的生態學何以能夠有助于生態倫理學實現如此的規范性拓展呢？這就在于生態學內隱的有別于其它具體實證科學的強烈的形而上的整體意蘊。生態科學就是以其自身的理論特質，一方面為生態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世界觀圖式，也就是復雜的、生態的整體性世界觀；另一方面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態的行為模式。而這兩方面協同作用的結果，就使生態倫理觀的建構獲得了恰當的邏輯基礎。因為任何一門科學不僅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工具，而且也為我們提供如何進行實踐的基本知識。 就生態學自身的理論特點而言，它通過研究生物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關系，強調以整體的觀念看待自然,并逐漸形成了循環觀念、多樣性觀念和平衡觀念。當代生態學使我們確立了這樣一個基本理念，人類只是自然的普通一員，是生活于自然世界之中，而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比如，新生態學的奠基人埃爾頓把群落模型理解為一個能量模型，并用隱喻性的生物共同體描述出一個由食物鏈和食物網構成的一個能量循環的金字塔。這一思想對利奧波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使他的思想從早期的保護主義走向生態主義。在大地倫理學中，利奧波德把大地金字塔結構（生物區域金字塔）視為一個由土壤、植物、各級動物構成的能量群落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土地不僅僅是土壤，它是能量流過一個由土壤、植物、以及動物所組成的環路的源泉。食物鏈是一個使能量向上層運動的活的通道”。[1]（P205）本質上，就是通過描述生物區域內的各級食物鏈、食物網絡以及其中能量流動，使我們得以從生態的、整體的視角理解整個生態系統的所有物種之間和它們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并進一步認識到自然的動態性和過程性的實體意義，從而為自然的道德身份提供了基礎性原則。大自然的動態過程性表征著其自身內在的一種生存狀態，它讓我們在體驗自然的動態進化過程中感悟到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這種價值不是以人為判據，而是源于自然創造生命的過程，由此獲得對生命的敬畏之情，這種情感就是一種對自然的倫理關懷。這樣使我們賦予非人的其它自然物以道德關懷的地位就變得可以理解。 所以說，對于道德身份拓展問題的解答，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是基于生態學提供的相關知識，采用生態學范式確立生態共同體概念，并以此為基點進一步完成了對生態倫理觀的構建。 二、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共同體：生態倫理觀之本 共同體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在那一時期共同體范疇的內涵是很寬泛的，例如，家庭就是一個給人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共同體。亞里士多德指出共同體具有多樣性，城邦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上的共同體，并且作為整體的城邦在本性上是先在于個人和家庭的。但自基督教文化產生以后，共同體范疇的內涵逐漸變得狹隘，只有具有主體性的人才能在共同體中占有一定位置。至此，共同體范疇變成了一種理性的共同體，人類之外的其它自然存在物被排斥在這一范疇之外。但伴隨著生態科學的成長，對共同體的理解和描述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生態學知識為共同體概念提供了真正的科學描述，使人們擺脫了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的角色，逐漸明白自然界是一個復雜的共同體，人類是依賴于這個共同體而存在的，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員。對此，納什指出：“通過創造一種具有生物共同體意蘊的新概念，生態科學也為道德共同體提供了一個新的基礎”。[2（]P8） 而共同體生態化及其本身能否具有道德意義既是生態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倫理觀確立的關鍵之一。因為首先它直接關涉到生態倫理學對道德關懷對象范圍的拓展問題；其次它涉及到人、社會以及自然如何協調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觀問題。為此，利奧波德借助于生態學的范式作用，強調從生態性的整體層面來理解這一范疇。因為在前生態學時期，共同體觀念是與古代神秘主義以及神學中的有機體主義內在關聯，這使其缺少了科學基礎。而自生態學產生以后，它就為共同體觀念提供了一個新的生物學基礎，使人們能夠從科學的角度尋求其存在的基礎。生態學“為擴展道德共同體的范圍、使之包括大自然提供了許多實踐性的理由，還為其它物種、甚至作為整體的環境的內在權利提供了一個論據”。[2]（P20）要確立生態共同體的道德價值，關鍵是如何解決生態系統——生態共同體——道德共同體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而單從生態學含義上講，完全可以把生態系統直接等同于生態共同體。 關于生態系統能否是道德共同體的問題，生態倫理學主要是依托生態學范式，并著眼于系統整體的利益或價值來強調生態共同體是道德意義上的共同體。在大地倫理學中，利奧波德對生態共同體概念的界定有如此表述：“土地是一個共同體的觀念，是生態學的基本概念；但是，土地應該被熱愛和被尊敬，則是倫理學觀念的延伸”。[1（]P6）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在其自然價值論倫理學中繼承和發揚了利奧波德的生態共同體是道德共同體的思想，并提出要使生態共同體成為一個具有道德意義的共同體，需要證明這一共同體本身就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這就要求我們借助生態學的范式作用，采用多層次的、系統性的整體視角詮釋生態共同體。從方法論的角度，單一的個體視角并不能為生態共同體（生態系統）成為道德共同體提供充分的理論判據。盡管生態系統中有機個體內部以及有機體之間的生存與斗爭是維持生態系統的和諧穩定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這“不是按照大自然自身所是來判斷大自然”，是一種范疇的誤置。這就要求我們在論證生態系統的道德性時，立足其自身固有的特質，轉換視角確立一種生態——整體的觀念。#p#分頁標題#e# 在生態學意義上，生態系統和生存于其中的有機個體之間是緊密相連，共同編織著生命之網。并且生態系統通過有機個體表征出來的合作與斗爭并不是無限擴張的，這些行為要受到系統本身的約束和限制，例如進化生態學的優化理論描述了生態系統對于物種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因為，系統自身的過程性促使有機體緊密相連、相互合作構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生態系統的外部過程與內部過程共同支持著有機體的生存發展，所以我們要賦予生態系統與有機過程一樣的尊重。有機體之所以能夠被納入到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之內，就在于它具有自我的內在目的性。這種有機目的性是與它自身的生理特征密切相關，例如，中樞神經系統、基因組等。大多數環境倫理學家，正是依據有機體自身固有的目的性賦予其道德地位。 所以就生態系統自身固有的特質而言，它看似是一個松散的結構且不擁有和有機個體一樣的目的性，但是它通過強調系統的過程性以及系統之間的關聯性卻使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有機整體性。這種“松散性”，我們不難發現，在其本質上，生態系統或生態共同體就是一個遵循著“共同體式的整體主義”，即一種在程度上弱于有機整體主義的形式，并且以自身為范式的、能自我修復的、開放的、有序的生命系統。它的這種維持系統完整、平衡、和諧和美麗的松散性、秩序性和創造性在利奧波德的視域里就是其獲得道德意義的依據。這樣就從系統整體的視角給生態共同體搭建了一條從描述性的范疇轉向一種規范性的概念的邏輯通道。簡單講，以大地倫理學為代表的生態倫理學正是基于生態學的范式作用擴展了共同體的內在涵義，由此達到了對存在于人際關系范圍內的共同體范疇的生態化，賦予了自然相應的倫理地位，進而為強調人——社會——自然三者和諧發展的生態倫理觀提供了邏輯基點。 三、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倫理觀：生態文明的倫理之基 在大地倫理學中，利奧波德力圖通過倫理觀念的生態化，以便改變以往以人為中心的自然觀和價值觀，其目的是建構一種有別于傳統倫理觀念的生態倫理觀。因為近代以來，西方傳統哲學由于受實體論理念的引導，形成了過于重視和信賴理性的觀念，這就為近代機械——還原論自然觀的出現提供了理論因子和邏輯前提。近代的自然觀把自然視為一架聽命于人類意志的冰冷機器，它既無生命又無內在理智，更無推動自身運動的內在秩序。其造成的直接后果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觀念上，人類開始輕視自己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自命自己為宇宙的主宰；其次，在實踐上，喪失了靈性的自然變成人類為維持自身生存發展而必須進行征服的對象。正是由于自然觀念的根本轉向，所以我們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忽略了給環境帶來的破壞，而環境危機也由此變成人類的夢魘。那么，人類究竟以何種姿態面對在自然呢？利奧波德認為，首先我們應該具有生態意識，學會向創生萬物的大自然學習；其次，要在此基礎上摒棄以往以人為主體的倫理觀念，建構一種給予所有非人自然存在道德關懷的生態倫理觀念。就其社會功能而言，這一新的倫理觀能夠恰當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矛盾關系，進而使人類社會逐漸遠離黑色文明走向綠色的生態文明。因為從人類文明發展態勢來講，建設生態文明是順應時代的需求。而無論何種文明不可或缺的都是人，所以生態文明如何得以發展以及怎樣發展都要取決于當下在場的人類。所以就思想觀念、思維模式而言，首先要樹立生態理念及生態整體思維模式；其次從規范角度看，需要確立符合生態文明發展的倫理原則、道德標準來規范人類的社會行為，而大地倫理學的生態倫理觀恰恰為此提供了適當的、行之有效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