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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環境合同制度起源于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公害防止協定對預防新的公害源的產生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日本戰后由污染大國變為清潔國家，環境合同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歐盟形成的環境協議、美國的環境協議項目等，則是日本公害防止協定制度的發展，呈現出現代環境合同制度新的發展趨勢。作為第三制度的環境合同制度的實施，對這些國家環境問題的改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關于環境合同的性質以及環境合同內涵一直存有爭議，對于環境合同的正確認識是構建環境合同制度必須要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關鍵詞：公害防止協定 ；環境合同； 內涵
面對我國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僅僅依靠傳統的單純的命令控制管理模式，已經不能應對。然而，長期以來形成的錯誤觀念卻把環境保護工作僅看作是政府的任務，相關的法律制度雖然規定了公眾有環境管理的參與權，但實際上，目前我國公眾參與環境管理要么只能是被動的接受政府的“施舍”，要么雖然參與到環境管理中但參與的范圍非常有限，環境保護多數只是停留在口號上，再加上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沒有相關的法律制度的支撐，這些都影響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較完善以及執行較好，取得的效果顯著的國家主要是日本、歐盟和美國，從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到歐洲國家的環境協議和美國的環境協議項目制度在實踐中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成為各國借鑒的典范。我們必須在理解環境合同的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環境合同制度。
一、環境合同制度緣起與發展概況
1．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及發展
環境合同制度是起源于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此制度的典型是1964年的橫濱方式的公害防止協定，又稱為“橫濱模式”。“橫濱模式”的出現，是由日本當時的經濟政治和嚴重的環境問題引起的。日本自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礦業在“富國強兵”的國策號召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礦業的發展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礦害成了主要的環境公害。櫪木縣的足尾銅山礦毒事件是日本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公害事件之一，其與這之后的別子銅山煙害事件以及日立礦山煙害事件等都是隨著礦山的開采而發生的礦害問題。后來隨著經濟的急劇發展，公害程度不斷上升，范圍不斷擴大，在日本的各工業地帶連續的發生各種公害病。到了20世紀60年代，公害事件在日本已經成為民眾最大的痛苦。日本也成了世上有名的“公害大國”，日本的公害預防和治理破在眉睫。再加上20世紀日本實行的是地方自治的制度，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所謂地方政府的性質，是國家內部的一個組織，即相當于我國的行政機關。中央對地方主要是通過立法、行政、財政來予以控制的。日本的這種地方自治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團體對地方環境公共事務的管理，為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的產生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在此之前，日本對公害的防治主要依靠法律，但當時的法律對公害防治制度的規定非常不足，能夠依靠法律調整的范圍很小，只能限于“與經濟的發展相協調”的范圍內實施，所以起到的作用也微小，而公共團體依據行政事務條例制定的制度不能超過中央政府的法令，否則就無效而不能實施。針對這種情況，日本的地方公共團體就避開了中央法令，創造了公害防止協定制度。1964年，日本橫濱市讓進入根岸灣人工造地的企業都承諾采取各種公害防止措施，這成為公害防止協定方式的開端。此后，讓企業和公共團體簽訂采取公害防止措施的協定并受該協定約束的做法通常都稱為橫濱模式。這種方式迅速成為各地公共團體的效仿對象。到了1997年10月，日本全國市府當局僅這類協議就簽署了13000份。
采取公害防止協定的方式，使地方公共團體避免了法令的抵觸問題而又能夠實施有效的公害預防對策，與企業方面進行交涉在其自愿的同意之下，讓其實施嚴格的防止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害防止協定是未在法律制度得到認可，而作為一種脫法性控制手段產生出來的。 有關公害防止協定的法律性質問題，學術界存在幾種觀點，主要有三種：君子協定說；民事契約說和行政契約說。很容易看出來，君子協定說是認為公害防止協定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其能否實現完全取決于企業家的態度，沒有可以約束雙方的機制；而后兩種觀點認為公害防止協定在協議具體的條款上是有約束力的。在日本，最初的處理是當對方不履行義務時，不能采取行政上的強制手段，但地方公共團體可以司法法院的判決為依據，直接或間接地強制其履行義務。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公害防止協定是民事（私法）契約還是行政（公法）契約。在實務上，判例也在向承認公害防止協定的法律效力的方向發展，其中甚至還出現了明確宣布公害防止協定是公法上的契約的判決。
2．公害防止協定的發展
現在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已經成為與法律及條例并存的第三種公害防止行政上的管理制度。日本不斷出現事業者與地方居民以及居民團體締結的協議。盡管后來日本的公害控制的法律制度得到完善，但公害防止協定仍在被廣泛使用。如1969年《東京都公害防止條例》制定后，就使各地的公共團體相繼的制定出比法律的限制更加嚴厲的控制內容的橫向型的公害防止條例，即使這樣，公害防止協定的適用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應用，在區域內選址的有主要公害發生源的企業，幾乎都與當地的公共團體簽訂了公害防止協定。而且如果沒有公害防止協定，地方公共團體的公害控制簡直就無從談起。隨著日本公害防止協定的廣泛應用，不管在公法領域還是在私法領域都出現了此種協議，主體也更加廣泛，關鍵是創造更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機制，使各種協議能夠有效實施。根據日本環境廳2000年出版的《環境白書》統計，1956至1999年這43年間日本共簽訂了54379個公害防止協定，公害防止協定制度與日本的中央法律、地方條例、行政指導并稱為日本“四大公害規制手段”。日本在較短的時間內，從一個污染公害大國轉變成一個清潔的國家，公害防止協定的應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這不僅使日本能更好的應對環境問題，而且使民眾的環境意識得到了很大提高，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取得的良好實施效果，使該項制度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針對經濟發展出現的環境問題紛紛采取了相似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p#分頁標題#e#
3．歐美國家的環境合同制度
在歐洲，環境協議或稱為環境合同，適用環境合同比較成功的國家主要有荷蘭、法國和德國。根據歐洲委員會及歐洲環境局的官方文件，歐洲學者認為環境協議的核心特點是“以自愿為特點的一份協議或者一個自我管制行動，其相關當事人中至少一方有國家，作為實施環境法律和政策乃至更高目標的替代措施或者策略，其目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 荷蘭是歐洲第一個使用環境合同的國家，其稱之為環境自愿協議，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簽署了200多份協議，其中最著名的協議是荷蘭的“目標集團盟約”。在荷蘭，環境合同的主要形式是集體環境合同，而且這種形式的環境合同得到了最廣泛的應用，并在實現荷蘭的環境政策目標中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這種集體環境合同是中央政府（主要是環境部部長）和工商業以行業為單位簽訂的旨在集中消減污染物的合同。除此之外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機關或他們的代表組織簽訂的旨在處理環境問題的協議，通常包括執行環境政策的資金籌備等；一種是單個的行政機關和單個的企業之間簽訂的，要求企業消減其排放的污染物。
法國是行政法的發源地，也是行政合同的創始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行政合同廣泛應用于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方面。政府在執行經濟計劃的時候，避免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而是和企業界簽訂合同，向后者提供一定的援助，由后者承擔計劃中的某些任務。法國稱這種執行計劃方式為政府的合同政策。 法國的環境行政合同主要有三類，即環境行政機關與工業界的合同、環境行政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的合同和環境行政機關與公營事業的合同，環境行政機關與工業界的合同又分為特別行政合同和行政機關與企業團體的合同兩類，特別行政合同是工業界在接受政府財政援助的情況下，與政府簽訂特別行政合同以達到控制公害污染的目的，這類合同以水污染的防治為主。而行政機關和企業團體簽訂的合同則沒有政府的財政援助；環境行政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的合同主要是為了落實中央的政策，政府會對這些機關予以一定的補貼，此類補貼合同對于防治公害，特別是噪音防制、資源保育及整治河川有很好的效果；環境行政機關與公營事業的合同，這類合同主要是督促國營事業單位加強防污自制。1982年7月1日一方面由環境部與能源部，另一方面由環境部與法國電力國有企業簽訂為期5年的合同。合同內包括明示對水、空氣、噪音、生物、景觀及使用地區保護義務及應有的措施，并應對上述資源研究，以配合履行義務的充分達成。
美國沒有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所以美國的環境合同也就沒有環境民事合同和環境行政合同的區分，都籠統的稱為環境合同。美國的環境合同是指通過在利益主體之間協商和達成可執行的協議來調整環境問題的方法。環境協議在美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美國環境合同的分類是按照合同當事人的不同而分為三種：合同雙方當事人都為企業實體的環境合同；雙方當事人都為政府機關的環境合同以及一方當事人是行政機關，一方是企業實體的環境合同。學者相對應的稱之為環境保護民事合同、環境保護內部行政合同和環境保護外部行政合同。美國的環境合同主要是以社區為基礎簽訂的，美國的環境協議包括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意向聲明和有法律強制性的合同，其法律依據是《有毒物質控制法令》所規定的“新利用規則”，這項規則鼓勵公司與地方社團達成協議，如果某項協議經協商達成，法令就授權政府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一項重要的新利用規則,以確保簽署者的遵守執行。 自1991年美國環保局在聯邦強制性的有毒物質釋放清單制度基礎上發起了“工業有毒物質項目”后，美國大力推行環境執法和環境管制改革，鼓勵使用各種環境管理創新手段，包括通過談判協議與州、土著部落和企業、社區等建立新型伙伴關系。 20世紀中后期的XL項目和隨后的“共同觀念創制項目”都是在這種協議管理模式下建立的，只不過XL項目是建立在個案基礎上，由環保局和利害關系人與特定的公司和企業進行談判，包括其他行政機關、整個社區等，對企業采取創新的環境管理、審計和報告項目等給于一定管制上的放松；“共同觀念創制項目”是建立在對特定行業的管制基礎上的，此項目是將多方利害關系人召集在一起，在合意的基礎上達成協議。由于這種環境協議的管制方式較其他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靈活和有效，美國很多州都開始使用環境協議的方式來保護環境。如1991年的新澤西《污染控制法令》（PollutionPrevention Act）要求大約700家工業企業工廠準備污染防治局計劃，計劃和總結涉及十分重要的細節，必須每五年更新一次。法令同時授權環境部制定10~15家工廠首先實施“靈活寬泛的許可方案”。 根據該方案，參加公司將利用一種污染防治方法與政府合作，促成一項全面的計劃，以滿足或者超過所有許可證的要求。作為回報，參加者將獲得一項統一的許可——而不是像參加該方案之前需要申請60~100項許可。
從這些國家適用環境合同的情形可以看出，任何一種調控手段得以產生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的土壤和條件，在環境保護中尋找有效的方式和制度，借鑒外國的做法，必須要深入了解這些制度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以求找出更加適合我國環境的環境保護機制。
綜上，日本公害防止協定的產生與發展是由日本特定的經濟制度、政治背景以及社會形勢所導致的，在橫濱模式得到廣泛應用的情況下，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對日本的環境保護的效果是其他管理模式所不能及的，雖然法律沒有明確承認它的效力，但協議本身使雙方或多方之間產生了信賴，在此基礎上公害防止協定本身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已經不局限于政府和企業之間訂立的協議。環境合同制度在歐洲國家廣泛使用，與各國的國情也有密切的關系。荷蘭的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環境問題是可以通過協商的方式成為大家共同的責任，法國的環境行政合同有淵源的法律制度作為基礎，而美國的環境協議得以廣泛應用和取得良好效果，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美國的社會公眾在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方面享有較為寬泛的權利，使環境協議能夠很好的實施，糾紛也能很好得到解決，另一方面美國的環境公益組織很多，這些環境組織的主要責任之一就是監督行政機關的行為和其適用的法律，對行政機關的行為提出建議和批評，再加上美國有很成熟的和解協議形式，法律訴訟有時也成為協商談判各種目的環境合同的一種形，其實這些都構成了美國環境法的重要組成部分。#p#分頁標題#e#
環境合同是合同的雙方或多方簽訂的旨在減少污染保護環境的協議，此協議能“因地制宜、因業制宜”，使企業能夠根據此協議自愿承擔比制定法上更高的義務或制定法所沒有規定的義務。然而對于環境合同的性質，學者之間還存在諸多的爭議，我們有必要對環境合同研究的成果進行分析，弄清環境合同的相關理論知識，奠定環境合同制度的理論基礎。
二、環境合同性質的爭議與確定
環境合同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名稱，人們對各國不同類型的環境合同有許多不同的觀點，究竟環境合同是什么，我國要構建的環境合同制度是其中之一還是另有內涵，這些都必須正確的界定環境合同的含義以及分類，這樣才不會因為理論研究的缺失而導致實踐的困難。
（一）代表性觀點與評析
公害防止協定并無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所以，學者對公害防止協定的法律性質有不同的看法。從研究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到我國的環境執法實踐，學者較多的是研究環境行政合同，但隨著國際上環境協議的新發展，環境協議的主體有所擴大，已經不再局限于政府和企業之間，因此，又有很多學者提出了環境民事合同、既有民事合同性質又有行政合同性質的環境保護協定等概念，顯然，環境行政合同無法包含后面的協議類型。對于這三種關于環境合同的概念，有必要進行分析。
1．環境行政合同
基于環境協議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簽訂的，我國的大多數環境法學者認為公害防止協定屬于環境行政合同。而且不僅在日本，在法國，環境行政合同也已經成為環境與資源管理的重要制度。我國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也得到廣泛應用，再加上我國近年來在環境資源立法及實踐中有些采用了市場手段來控制環境污染和資源有效利用，比如土地出讓合同、排污權交易、水權轉讓合同、旅游資源利用合同等，所以很多學者開始研究環境行政合同，并提出很多構建環境行政合同的設想。我國環境行政合同的實踐源于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的推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是指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之上，以簽訂責任書的形式，具體規定各級人民政府行政首長及企業法定代表人的環境目標和任務，并作為政績考核的內容，根據完成情況給予獎懲的制度。環境保護目標責任書，是我國最早的環境行政合同。
環境行政合同，學者認為是行政主體為實現特定的環境管理目標、行使環境管理監督職能，與行政相對人就環境事務中各自的權利（力）、義務及相應的法律后果經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這里的行政機關不是有些學者所指的環境行政主體，也不是有的學者認為的只要是行政主體即可，以及還有學者認為的政府或行使環境監督管理職權的行政機關均可，而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七條對我國環境監督管理體制的規定，認為只要是在行使環境監督管理職能的機關，就可以認定為具有簽訂環境行政合同的資格。 這種環境行政合同適用范圍廣泛，對所有的環境法領域都能適用。但是隨著環境行政合同的研究和實踐，他的局限性也顯現出來了。首先，環境行政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只能限于行使環境監督管理職能的機關和相關的企業，適用范圍較窄；其次，作為合同的一種形式，傳統民法和合同法中的一些私法原則，如平等原則、誠信原則、意思自治原則等在環境行政合同中都應該適用，正如學者指出的“行政合同的出現標志著行政法正趨向于體現一種私法的精神或本質。” 依此來說，合同法的很多制度，行政合同都是能夠適用的，這樣又會面臨一個問題，“姑且勿論行政合同是否存在或到底哪些合同屬于行政合同范疇,僅就其適用而言,它是否適用于合同法或將來的民法典,這是必須要探討清楚的問題”。 如此的話，環境行政合同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雙方自由協商關于環境治理的問題，而且雙方是否有選擇權，企業能否與行政機關討價還價等，而我國出現的環境目標責任協議是否屬于這里講的環境行政合同，以及環境行政合同與合同法、民法的關系如何，將來能否適用民法典等等，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做深入的思考。
2．環境民事合同
張炳淳認為環境民事合同是指合同主體在環境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過程中，就環境民事權利義務所達成的協議。 就此觀點而言，環境民事合同的主體應當是民事主體，協議的內容只涉及到環境方面的民事權利和義務，這將大大的縮小了合同的適用范圍。合同已經在世界各國的環境管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有效的環境保護的手段，但將環境法領域中的合同界定為環境民事合同，此種概念顯得過于保守，現在的環境合同與傳統的民事合同已經有很大的差異，民事合同制度以意思自治為核心，但當國家對合同進行強制性的干預時，合同已經不再是當事人的共同意志，而且，當意思自治在合同中不占主導地位時，此類合同就不能稱之為民事合同了。相對與傳統的民事合同，現代合同制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強制締約的發展、格式合同的應用以及合同相對性原則的突破，在《契約的再生》中，內田貴教授探討了關系契約法與當代美國契約法以及日本民法之間的關系。內田貴指出無論是美國的統一商法典，還是第二次契約法重述，現代化和單發性的規范仍然處于核心地位，而執著于現代化和單發性的規范，無論如何引入關系契約規范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在現實社會中為了解除這一限度，更多的契約關系構成獨自的領域，這導致了契約法縮小的現象。 “對當事人基于自己意思而締結的契約給予司法上的干預乃至立法上的干預，還有，承認當事人約定的領域上的廣泛責任”。無疑，將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關于環境資源開發利用以及環境保護的協議稱之為環境民事合同，也無法適應和涵蓋現代環境合同制度的發展，雖然我們可以專門的給環境民事合同賦予特定的含義和內容，如在環境民事合同中將公法性義務轉化為具體的合同條款等，而與其這樣，不如給這類合同一個更科學的名稱和含義。
3．環境保護協定
蔡守秋等學者認為“環境保護協定是指企業(這里的企業包括企業、事業單位或組織)與所在地居民或當地政府為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發生,基于雙方合意,協商確定污染防治措施、糾紛處理方式和其他對策的書面協議。” 根據定義可以看出環境保護協定較之于環境民事合同和環境行政合同而言，具有主體廣泛性，環境保護協定從性質上看這類協議包括的范圍較前兩種合同類型較廣，其性質既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質還有行政合同的性質。由于這種環境協議的性質較特殊，所以對其救濟的方式也要區別對待，學者認為可以通過其自身的執行委員會處理、行政機關處理和訴訟的途徑得以實現。環境保護協定制度利用合意的方式促使污染源單位基于其自身的自主性而主動采取措施保護環境、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是一種“合意性手段”。環境保護協議的主體雖然較寬泛，但它適用的范圍從定義可以得出主要針對的是環境污染的防治和處理，而并沒有涉及到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p#分頁標題#e#
眾多概念的提出和制度的設計，都體現了環境法通過合同方式來協調環境資源的公共性所要求的國家公共利益和環境私人利益的目的，但對這類合同下個科學的概念，還需要對這類合同的性質以及其內涵和外延進行研究。
（二）環境合同性質之我見
據上分析，這類合同是一種新型的特殊類型的合同，可以稱之為“環境合同”，首先可以避免因為名稱而縮小了這類合同的外延；其次叫環境合同也有別于其他合同，能較好的處理和合同法的關系，使這類合同既能適應現代合同制度的一般的原理和規則，又能使其具有與一般的合同不同的特殊的適用規則；而且其主體包括民眾，當事人簽訂合同是在一定的意志自由下簽訂的，是國家環境管理權、公民環境權和企業的發展權相協調的結果，環境合同更適應我國國情，有利于吸收民眾參與到合同中，容易被民眾接受和采納。 “環境合同”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用來指代環境法中的合同,它屬于民事合同的范疇,但與一般民事合同相比,環境合同有其特殊性， 環境合同中政府的干預是非常重要的，合同的共同意志與民事合同中的合意也有很大的不同。環境合同也不屬于行政合同，環境行政合同仍然是行政合同的一種，是各級政府及其所屬的環境保護職能部門為了執行環境法等法律和法規的規定，在法律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約定的相互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它僅限于相關的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這種合同比一般的行政管理行為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但在這里行政機關仍然是享有特權的機關，其處理問題的方式仍然脫離不了傳統的行政行為在管理行政事務中的局限性，這種方式適用范圍有限，也不利于全面提高企業和公眾的友好合作。環境合同不同于此類行政合同，它的適用范圍更廣，解決問題的方式更加靈活。行政機關的特權受到很大的限制，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企業和民眾的加入。
由于學者對環境合同的認識不同，概念也有別，導致對有關環境領域的合同的分類也不同。主張環境行政合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標準將環境行政合同作了很詳細的分類，根據環境行政合同的主體不同，可以分為環境內部行政合同和環境外部行政合同，區別在于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之間或行政機關與其內部工作人員以及受其委托代為行使行政職權的組織或個人簽訂的與行政主體和非行政機關的相對人之間簽訂的環境行政合同；根據環境行政合同的性質，又可分為承包合同（如環境保護承包合同）、執行合同（如環境保護責任目標書）、出讓合同（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和行政委托合同等；根據環境行政合同的內容不同，可分為污染源限期治理合同、環境保護建設合同、排污權許可合同、使用排污合同和環境資源保護合同等。 也有學者專門就環境保護外部行政合同進行了分類，依據環境問題的主要類別將其分為環境污染防治與環境改善合同、生態破壞防治與生態質量改善合同、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與養護合同。環境污染防治與環境改善合同又可分為企業的建設與運營環境保護合同、污染治理目標合同、排污許可合同、環境保護設施的建設與營運合同等。生態破壞防治與生態質量改善合同又可分為河流疏浚合同、荒漠化防治合同、生態恢復合同、小區美化合同等。研究環境民事合同的學者，認為環境民事合同是一個“類”概念，它不是一個具體的合同，它可以根據具體的環境保護、資源開發等情況確定合同的名稱，并根據不同的標準對其進行分類。如此的分類有，根據適用對象可分為污染治理合同、固體廢物服務合同、排污權交易合同；根據目的可分為環境分配類合同和環境消費類合同。這些分類由于僅局限在特定的定義之下，如前面分析的概念的缺陷一樣，只是對現實出現的有關環境的合同進行了一定的歸類，不具有開放性，環境合同理論是開放的發展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將來會出現更多的類型，所以對環境合同進行科學的分類，找出其適用的統一的規則，對環境合同制度的構建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將我國環境法實踐中出現的有關環境資源的交易現象，結合合同制度理論和環境法理論再加以抽象和深化，這對于完善環境法理論和制度體系以及解決現實的環境問題和引進國外的先進制度，促進我國環境法的實踐發展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這里對環境合同的分類不是根據主體進行的，而主要是從實現國家環境管理權與公民環境權的溝通與協調的角度對環境合同進行的分類，即結合合同制度對國家環境管理權與公民環境權的實現之間的協調把環境合同制度主要分為環境分配合同和環境消費合同。依環境合同的的目的將環境合同分為國家與私人之間的環境分配合同和私人與私人之間的環境消費合同。這種分類相對來說比較科學。在我國，政府間的環境資源交易也是實踐，如浙江東陽和義烏兩個市政府間的水資源使用權交易協議，也是以平等自愿協商的方式進行的，也應該屬于環境合同的范疇。
（三）環境合同的內涵及外延
1．環境合同的內涵
本文所構建的環境合同，是通過對前面各種有關環境領域的合同的分析和總結，結合合同制度認為，環境合同是包括國家在內的各方當事人之間簽訂的有關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中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環境合同涉及的范圍很廣，關系到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環境的保護問題；主體也廣泛，除了政府、企業，還包括與一定環境有關的公眾。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環境的保護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環境保護蘊含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中，所以環境合同這種制度既要使環境資源合理的開發利用，實現他們的經濟價值，同時又要在開發利用中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避免環境的惡化和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為此，環境合同制度必須要兼顧兩者之間的關系，所以從環境資源的分配到消費，環境合同的基本模式是：政府（有些情況下也可是企業）與企業和當地的公眾（通常是地方的環保民間組織或團體）共同簽訂一個合同，在合同中，三方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各自在合同關系中的地位應當有明確的約定。根據學者的觀點，這種只以合同的形式來確立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協議，應當被認定為最廣義的合同，或者說這類合同是指可以發生任何法律上的效果的合同，發生什么樣的效力，則要根據合同的內容來確定。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不能簡單的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理論來解決，環境問題關涉到國家管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綜合問題，不能簡單武斷的用一種方式解決。環境合同制度能夠最有效的達到三者的統一。#p#分頁標題#e#
2．環境合同的特點
環境合同有以下幾個基本特點：一是當事人是三方，這三方是國家相關的行政職能部門；企業和當地的民間環保組織或自發成立的環保團體，甚至包括一定區域的社區，民眾作為環境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是環境合同制度里非常重要的內容，也是環境合同區別于其他環境管理方式的重點所在。建立環境合同制度最大的意義在于它能夠構建和諧的環境發展模式，公害防止協定之所以在日本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主要是由于日本具有官民協調的文化傳統，官民雙方都不愿意簡單地用生硬的法律手段來處理權力和義務的關系；在荷蘭的環境保護合同也是其傳統的不同的爭執利益團體和不同的民間組織協商文化的體現；美國的環境合同的最終達成也必須有利害關系人包括社區和工作利益團體的參加，這些共同的特性告訴我們，環境問題的解決、環境和人類的和諧相處，所有的關于環境問題的處理必須要有民眾的參與，把與環境利益相關的公眾和團體作為環境合同的一方，能夠更好的發揮民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同時，這樣的環境合同具有很大的透明性，對于環境問題可以做到事前調整，避免大的環境問題的發生，這是環境合同中最重要的特點；
二是這三方當事人在不同的具體合同中的權利義務及地位是不同的，例如在環境資源分配合同中，環保組織或團體主要處于監督的地位，在環境消費合同中，企業和公眾是合同的主要當事人，相關的行政管理職能部門是提供指導和服務的一方；
三是合同中約定的關于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防止污染所采用的技術、措施和達到的標準不能低于國家規定的標準，否則經濟的發展仍然會帶來巨大的環境損失；
四是環境合同以協商和行政指導及管理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三方簽訂合同要以平等協商的方式，確定各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同時相關環境行政管理部門要對各方提供相應的信息和知識的指導。
3．環境合同的外延
環境合同雖然起源于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但比公害防止協定有更新的含義和更廣泛的適用范圍，更能適應現代社會解決環境問題的需要。當然，我們在理解環境合同時，還要注意它的外延，由于采用合同這種形式，外延擴大了，但環境合同不能過于寬泛，保護環境資源和防止污染，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目前重要的發展目標，我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離不開環境，但不能說與環境有關的問題都能適用環境合同制度，有些是純粹的行政合同或民事合同，就不適用這里的環境合同制度，環境合同只適用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環境污染的防治問題。
由于環境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這一制度的構建也必須有法律理論和現實需要的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