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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孟慶梓 單位：廈門大學歷史系
一、問題的緣起
“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開放以后移居國外的我國公民”[1]。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僑鄉地區出國移民潮發展迅速,據有關學者統計,近年來,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數已達90余萬,廣東省海外新移民人數也有60余萬[2]。其中,從遷入地分布來看,這些新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歐美發達國家或地區,并呈現出“全球化”的特征[3]。就遷出地分布而言,這些新移民的來源主要集中在沿海傳統僑鄉和內陸新僑鄉地區,特別是福建省福州、三明(明溪縣)、南平(建陽市),浙江省溫州、麗水(青田縣),以及廣東省江門、梅州等地農村地區海外移民現象最為顯著。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當代東南沿海僑鄉出國移民潮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特征和移民網絡,并對當地農村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目前,不少學者對海外新移民的遷移動因、移民網絡及其海外生活狀況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但對其所引發的當地農村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研究尚顯薄弱。有鑒于此,本文將以福建省福清市J村為個案,運用實地調查材料與相關文獻資料,從微觀角度對當代出國移民潮所引發的鄉村社會變遷進行解讀與思考,以期為制定該進程的健康引導策略提供一定的參考性資料?？紤]到篇幅所限,本文僅圍繞經濟方面的變遷展開討論。
二、個案基本情況簡介
J村位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隸屬于福建省福清市,這里既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僑鄉,也是當代農村人口跨境遷移現象凸顯的活躍區。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為了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實現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數百個J村人通過各種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20多個國家或地區謀生,對村內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據村委會記錄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該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區)的新移民群體中合法定居者共有552人,占了全村總人口數的1/5強。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村內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國打工。就其周圍環境而論,J村所在的鎮轄區、市轄區均是當代農村人口跨境遷移活動頻繁的典型地區。這種實況與浙江省溫州市、麗水市(青田縣),以及廣東省江門市、梅州市等農村出國移民潮遷出地聚集區有著頗為一致的人文地理環境。因此,考察J村個案對于認識我國當代農村人口出國移民潮的整體社會經濟效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義。
三、實證調查狀況解析
(一)農民收入的迅速增多與巨額民間資金的形成
當代農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國動機主要發端于經濟原因,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與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始終是其主導目標。筆者在J村調查中發現,幾乎所有被訪者對于出國動機的回答均為“賺錢”和“多賺錢”的一致表白。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福建僑鄉的移民潮,以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為主要流向,其實是一種以民間方式運作的跨境勞務輸出[4]。”根據村民的普遍反映,筆者在調查中總結發現,目前J村新移民在國外務工的年收入基本呈現出三個層次。美國是第一層次,一般月收入在2萬元人民幣左右;英、法、意等歐洲國家是第二層次,一般月收入在1萬元人民幣左右;新加坡則是第三個層次,一般月收入在7千元人民幣左右。依此標準估算,這三個層次下每年每人的國外總收入依次為24萬元人民幣、12萬元人民幣和8.4萬元人民幣,平均為14.8萬元人民幣?？紤]到農村出國人員在國外生活普遍節儉,以及按照村民們的普遍說法:“全村(國外)打工的70%-80%的錢都會寄回來”,因而估算每人每年寄回家中的平均款額在7、8萬元人民幣以上。并且,由于一個家庭中有時還不止一個人出國務工,所以幾年下來,一個農民家庭僅靠國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獲得數十萬元的財富。用村民自己的話說,“我們早就小康了。”當然,若是對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國做生意的新移民來說,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資產也是有的。由此可見,當代農村出國移民潮最顯著的經濟效益就是促使個體家庭收入迅速增加。個體家庭經濟收入的普遍增多必然使全村整體資金數額變得日益龐大,從而匯聚成一股巨額民間資金。據一位退休的村干部估計,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7萬元人民幣的保守標準計算,那么全村500多位新移民的僑匯總額將達到3500萬元以上。不僅如此,隨著村內出國人員數量的繼續增多,這個數字仍有增長的趨勢。如此看來,目前J村的僑匯資金流入數額是相當巨大的。甚至有村民反映,幾年前村里就有了存款總額上億元的說法。巨額民間資金的形成為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不但大大推進了農民生活奔小康的進程,而且還為當地產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儲備。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迅速實現閑置資金向工業生產領域的轉移,對于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巨額民間資金的合理使用過程卻并非那么順暢。就目前狀況而言,J村巨額民間僑匯資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如下幾個方面:償還出國成本中的債務①;家庭生活消費支出②;“換代遷移”的成本資金③;經濟創業投資;公益事業捐獻;銀行存款。其中,家庭消費支出中的龐大建房投入造成很大的資金浪費,而經濟創業投資的資金使用比例則明顯不足。這種多元化資金流向反映出當地村民在如何合理使用巨額僑匯資金的想法上還不成熟,特別是在如何處理消費資金與生產資金之間的協調方面認識不足。“僑匯是國際移民將其在國外所得的部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贍養家庭和其它用途的匯款,是移居者對家人的一種回報,也是移民輸出國在流失大量勞動力后的一種經濟補償[5]。”合理利用這筆巨額補償金促進新移民遷出地鄉村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當前的新農村經濟建設是一個新機遇,也是一種新嘗試。該問題涉及僑匯的消費、儲蓄和投資使用等多方面內容,其最終的合理解決尚需要各相關部門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做出更多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探索。
(二)農村產業結構的顯著變動
在出國移民潮出現以前,J村產業結構以傳統種植業和簡單捕漁業為主,但由于人口多,資源少,因此傳統農業發展空間不大。出國移民潮興起之后,隨著經濟收入的迅速增多、人口結構以及個人觀念的日益轉變,也促使J村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動。
1.第二、三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局限
按照一般的經濟思維邏輯,當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具備充足的閑余資金時,往往會把其中的一部分資金投入到某項事業中,以期通過充分利用資金的價值而獲得更多的收益。J村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國外打拼經歷使他們的見識更為廣闊,他們開始在本地進行一些投資創業的嘗試。特別是近些年來,在村委會的積極引導下,不少村民把僑匯資金投入到第二、三產業領域中來,并取得了一定成績。在村委會帶領下,部分新移民先后參與創辦了紙箱廠、制衣廠、雕塑廠、加油站、液化站、飲食服務場所等8家個體企業,不但安排閑散勞力就業300多人,并且加快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步伐。這是有利的一種產業結構調整趨向。由于擁有頗為雄厚的僑匯資金以及更廣闊的發展視野,新移民在當代J村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整體而言,J村現有新興企業個體在數量與規模上還比較有限。特別是相對于村內數千萬元民間僑匯資金所蘊涵的潛能而言,當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程度還明顯不夠。這種情況的存在,既有投資環境薄弱的客觀因素限制,也受心理氛圍的主觀因素制約。一些村干部告訴筆者,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村內集體興辦木具廠,但由于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銷矛盾過多而失敗。80年代,部分老移民籌資興辦制衣廠,又因為經營管理不善而破產。此后,一些村民也試辦過制鞋廠、碾米廠、服裝廠等個體企業的嘗試,但均未獲較大成功。諸多失敗的歷史教訓在村民心理留下一定陰影,使其在當地創業的熱情受到限制,民間巨額僑匯資金也因此無法順暢地實現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最終也阻礙了J村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與發展。該問題的解決,尚需各級相關政府部門的大力引導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解決。正如一位曾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村民所言,對于目前村內產業發展規劃,“村委會能力有限,市里應有統一規劃、指導。否則,只有錢(僑匯資金)還是不夠的。”#p#分頁標題#e#
2.傳統農業發展中的機遇與挑戰
(1)基礎環境的巨大改善
農業基礎設施的更新。出國移民潮興起后,隨著國外僑匯資金積累的逐漸增多,J村大部分家庭都已脫貧致富。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村委會可以放心地調整工作規劃,逐漸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產業發展的基礎建設中來。在實際工作中,村委會努力進取,積極向僑胞、向社會、向政府爭取資金,逐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配套建設。近兩年來,累計投入70多萬元,修建了3條總長2公里的機耕路,修復了3座海堤閘門,加固了1700多米長的海堤,興修了3條灌溉小渠,改造了270多畝低產田,同時還推廣了300多畝優質龍眼、枇杷品種。另一方面,出國務工潮的興起迅速消化了本地的剩余勞動力,使原來地少人多的矛盾得以大大緩解,并為J村耕地、山林、海灘等農業資源的統一規劃與集約化經營開創了有利形勢。近年來,村委會重新估量了本地山海資源價值,不但發展了傳統林業與經濟作物種植業,還將部分海灘資源承包給外地人發展養殖業,從而進一步深挖了當地農業資源的潛力。
(2)農業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
首先是適齡農業勞動力的過量流失。由于當代農村出國務工群體主要以青壯年為主,平均年齡一般在30歲左右[6],且以男性居多,從而導致遷出地村落留守人口結構向老齡化和幼齡化以及女性化的方向轉變。鑒于在當前我國還未實現農業完全現代化的前提下,具有較強體力勞動能力的青壯年尤其是男性青壯年依然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主力軍。因此,這種人口結構平衡的失調必然會對J村的農業生產造成沖擊。盡管適量人口出國就業對當地剩余勞動力轉移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然而當適齡農業勞動力數量的下降超過一定的限度時,則會對田地的有效利用產生負面影響。有學者就此指出,“由于農業和非農產業比較利益的差別,農村中大批青壯年精英出走,使農業生產者隊伍整體結構弱化,這必將成為福清現代農業發展的新隱患[7]。”其次是村民農業生產積極性的下降。與出國人員在國外獲得的高額勞動報酬相比,村內原有傳統農業勞動收入明顯“微薄”。有學者對長樂市農村出國就業者在本地與在美國的收入做了比較,指出如以匯率計算,二者相差20至25倍,即便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差距也在5至6倍[8]。按照J村人自己的說法,國外打工一年的收入差不多等于村內十年農業生產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田地耕種的經濟價值日漸失去吸引力。目前,J村的田地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由留守的家人(一般是老人或婦女)繼續簡單耕種;二是找親屬或他人(附近村人)代種。此外,還有極少量土地出現拋荒情況。筆者在調查中還發現,有些村民之所以選擇繼續耕種土地,主要是為了遵守政府禁止土地拋荒的政策或是因為多年的習慣使然而仍以少量生產勞動作為老人休閑活動的一種方式。這些狀況反映了當地村民對于傳統農業生產積極性的日漸低落。再次是可耕地土地資源的逐漸減少。如前所述,由于村民農業生產積極性的不斷下降,對田地“不怎么種”或“偶爾種一下”,再加上其他自然原因作用,從而導致村內耕地質量的降低。一位村民反映到,“如今村里田地草很多,由于臨近的別人家的地荒了,我的地也就不好了。再加上山坡上雨水直接入海,海水咸缺淡水,地沒法種了。”由此可見,盡快制定措施以實現可耕地資源的保護利用已成為當地農業發展的一個迫切要求。
(三)傳統農村就業結構的迅速轉變
農業生產勞動是J村傳統就業結構的主導特征,出國移民潮興起之后,受國外高額經濟收入的利益吸引,村民在“相對失落”心態[9]的刺激下紛紛出國就業謀發展。進而引發當地農村傳統就業結構迅速轉變。就目前狀況而言,J村就業結構主要有如下一些職業構成:出國務工(主要是在歐美等地的中餐館或華人工廠打工,該群體是出國人員的主流)、國外經商(個別新移民在匈牙利、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等地經營服裝或超市生意)、農業勞動(大部分留守在家的人員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國內務工(有些未出國的年輕人往往也會前往省外或省內大城市打工)、事業單位供職(少量村民在當地鄉鎮、村委會或中小學工作)、國內創業(一些村民到中心城市或本地附近辦廠或經商)。其中,出國務工與農業勞動兩種就業方式所占比例較大,而出國務工又往往成為當地年輕村民就業的首要選擇。與此相對,同樣是打工,在國內就業的吸引力則大大降低,正如福清市僑聯一位工作人員所言:“福清人現在觀念變了,國內800-1000元的崗位都不愿干了。”由此可見,當代出國移民潮的興起對于當地農村多元化就業結構的沖擊是強烈的。筆者在調查中感覺到,J村目前日益形成一種出國謀發展的濃厚社會氛圍,在村民的觀念中,出國打工行為已經成為一條致富的捷徑。按照當地村民的反映,除了在國內已經找到合適工作的人,其他的年輕人一般都打算出國打工,正如村民的解釋:“有工作的不出國,沒工作的就要出國”,“出去可以賺到更多的錢”。當地中學教師也反映到學校里已經有一些中學畢業生踏上了或者準備踏上出國務工的征程。近十年來,J村人口遷出規模呈現著波浪式演進的特征,雖然由于國內外出入境等政策變化而出現過短期的低潮。但總體上保持著年均數十人的規模。這種狀況從量化角度反映了目前J村農民對于出國打工行為的某種“偏好”,同時也再度表明了當地就業結構向出國勞務轉向的強勁趨勢。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一方面,當代出國移民潮的主要動力源于當前國內與海外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就業機會和勞動報酬差異的存在。然而,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迅速提高,這種差異必然會逐漸縮小乃至發生反向變化。與此相應,出國移民潮的發展趨勢始終存在自我停滯的潛在可能。對于這種長久隱憂,J村個別有遠見的返鄉新移民已經對此有所認識,一位曾在國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對筆者指出,“我們這樣過去只是打工,不是用腦子賺錢,賣苦力,不是真正的出路,等過些年中國發達了,匯兌變窄,在國外就難掙到錢了。”因此,我們有必要盡早為此未雨綢繆,以便在這種情況來臨之前作好足夠的應對準備。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遷出造成當地農村精英實力的弱化,進而也使當地產業經濟發展遇到一定的人力資源限制。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出國移民潮帶來的積極效應,既做到適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又能保留當地經濟發展所需的必要人力資源,將成為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四、小結與討論
#p#分頁標題#e# 人口社會學理論指出,人口遷移是社會變遷的一部分,但又影響社會變遷[10]。海外新移民現象是在遷出地農村的社會“土壤”中孕育而生的,隨著農村海外新移民群體的不斷發展壯大,其對當地原有社會“土壤”也必然會發生越來越大的反作用,從而推動著當地農村社會經濟形態的迅速變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出國移民潮的興起正是引發當代農村社會經濟變遷的一種新動力。這種新動力的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出國移民潮的興起為遷出地鄉村帶來了大量的僑匯資金。這些僑匯的持續回流不但促使當地農民經濟收入迅速增多,而且形成一股亟待開發的巨額民間資金,進而為當地農村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定有利條件。其二,出國移民潮的興起引發遷出地農村傳統產業結構的顯著變動。在產業結構變動中,農業和第二、三產業發展中機遇與困難并存是其基本現狀?？陀^而論,海外新移民的產生與發展只是為當地農村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提供了某種動力和有利條件,而真正完成這種合理調整過程還需要社會各部門更多的努力協作和探索實踐。其三,出國移民潮的興起還導致了遷出地農村就業結構的迅速轉變。加速了當地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一元化就業結構向多元化就業結構轉變,并且呈現出以出國務工為主導選擇方向的強勁發展態勢。這種發展態勢中存在的潛在問題同樣需要我們制定合理應對之策,以便更好地引導當地農村就業結構朝著科學化的方向演化?？偠灾?作為當代農村經濟變遷的一種獨特類型,出國移民潮對當代鄉村經濟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是凸顯而深刻的。對遷出地農村經濟發展而言,這種變遷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有必要指出,本文個案呈現的以上狀況在東南沿海其他農村海外新移民遷出地也有著不少一致或類似的反映。有鑒于此,如何盡快制定合理的應對之策以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正確引導當地農村經濟變遷沿著科學的現代化軌道前進已成為一個迫切而必要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