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東亞地區生產網絡轉型的必要性，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引言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對東亞區域經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Burstein，KurzandTesar，2008），而首當其沖的則是拉動該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對外貿易。受危機的沖擊，2009年東亞區域的貿易出口額下降了20.4%，其中主要國家日本、中國和韓國則分別下降了26.2%、17.1%和18.1%。與受危機影響主要集中于虛擬經濟部門的歐美不同，東亞區域經濟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實體經濟部門。某種程度上，這種影響甚至比危機中心國家美國所遭受的影響還要嚴重（Wong，2008）。全球化背景下，危機的爆發往往具有系統性和相互依賴性，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但問題是危機何以能夠迅速地傳染至大洋彼岸的東亞并造成連片衰退？關于金融危機對東亞經濟影響的機理，主流觀點認為，長期以來歐美和東亞所形成的“東亞制造、歐美消費”的分工格局，使得東亞出口導向型制造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對歐美消費市場的高度依賴，一旦歐美市場因危機而萎縮，東亞區域經濟必然受到沖擊（KuroiwaandOzeki，2010；KuroiwaandKuwamori，2010）。但是，僅僅從區域之間的分工格局而忽視區域內部分工的自身因素去探討危機傳導的機理，并不能全面清晰地認識問題的所在。在國際分工的不斷更迭演進中，東亞區域內部已逐漸從傳統的雁行模式演變為更為復雜緊密的區域生產網絡（globalpro-ductionnetwork，GPN）。盡管在東亞區域經濟起飛和追趕過程中，這一區域生產網絡功不可沒，但從危機傳導的區域內部因素看，此次金融危機正是通過這一日趨緊密的區域生產網絡對東亞經濟產生沖擊，并迅速在整個區域蔓延。某種意義上，危機對東亞經濟的巨大沖擊更在于其自身因素。 當下，危機的陰霾還在持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所遭遇的困境也愈發嚴重，亟待轉型。作為在東亞地區生產網絡中舉足輕重的大國，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的轉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賴于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轉型。因此，本文從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特征入手，討論了后危機時代東亞區域生產網絡所面臨的困境和轉型之路，以此為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和擺脫危機陰霾提供一定的啟示。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基于貿易結構的視角對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特征的剖析，重點分析了東亞區域內外部的分工特征；第二部分分別從貿易的不平衡性，區域網絡的脆弱性，以及后危機時代歐美國家分工調整措施對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挑戰等，討論了東亞區域生產網絡所面臨的困境；第三部分從擴大內需和協同調整的角度，提出了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轉型的方向；最后結合中國在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中的現實，得出了對后危機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有益啟示。 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特征：貿易結構的視角 自Akamatsu（1935）首次提出雁行模式以來，眾多學者（Kojima，1960；Oki-ta，1985；Yamazawa，1990；Korhonen，1994；SchroppelandMariko，2002；張帆，2003）先后對東亞分工體系的特點、動因和演進路徑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不斷的全球化和區域化過程中，東亞區域分工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尤其是產品內分工的興起，促使東亞區域分工體系在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轉變，并逐步形成了更為緊密的區域生產網絡。貿易作為分工形態的具體體現，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特征可以從其區域內貿易結構得以顯現。 總體來看，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貿易結構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較高的中間產品區域內貿易，尤其是從上世紀末開始，中間產品貿易構成了東亞區域內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如表1所示，2007年東亞區域內中間產品貿易總額達到10742億美元之多，占區域內貿易總額的65.7%，其中零部件貿易占32.0%，加工貿易占33.7%。二是較低的消費品區域內貿易。2007年消費品貿易僅占區域內貿易總額的11.5%，遠低于中間產品占比。即使與全球其他主要區域（如EU-15和NAFTA）相比，東亞區域內這一“高中間品、低消費品”的貿易特征也十分明顯（見圖1）。 1998-2008年，東亞區域內中間產品比重一直維持在60%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趨勢。而EU-15的中間產品最高占比也未超過50%，NAFTA則更低，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與此相反，在消費品貿易方面，東亞區域內消費品比重則最低，且一路下滑。2008年消費品比重僅占東亞區域內貿易總額的11.0%左右，遠低于EU-15的31.0%，NAFTA的23.2%的比重。三是東亞對中國、ASEAN保持著較高的中間產品出口額（2007年分別達到2943億美元和2976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和EU-15保持著較大規模的消費品出口（2007年分別達到1345億美元和1093億美元）。具體來看，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貿易結構尤以電子類產品進出口為重。在過去的二十幾年，東亞已發展成為全球電子產品最為重要的生產基地。1985年，電子產品的生產主要集中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當時東亞在全球電子產品生產中所占的比例還非常低。但1985-1995年，東亞區域的許多國家（地區）在電子產品生產上先后經歷了20%-30%以上的增長速度。1995年，東亞9國（地區）①的電子產品產值就已增至1993億美元，占全球電子產品的比重上升為22%。截止到2005年，東亞9國（地區）的電子產品產值已高達5389億美元，占到全球電子產品產值的43%②，并成為全球最為重要的電子消費品出口基地。如表2所示，盡管美國和EU-15國在電子產品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但卻一直主導著電子產品的最終消費品需求，并購買了日本57%、NIEs42.2%、ASEAN-447.7%和中國50%的最終電子消費品出口額。中間產品貿易方面，NIEs是最主要的電子中間產品的進口國（地區），同時也是主要的電子零部件的出口目的地。日本、中國和ASEAN-4對NIEs的電子零部件出口在其總出口額中占有較大比例。同時，NIEs也保持了對中國大量零部件的出口額。因而，在電子中間產品上，東亞區域各經濟體間形成了較高比例的雙邊貿易流。 進一步地分析，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貿易結構特征還可從電子產品SITC-7類③具體產品的RCA指數④得到體現。在東亞電子產品區域生產網絡中，勞動生產要素密集的中國和ASEAN主要從事最終消費品的加工組裝，并出口到歐美；物質和人力資本相對密集的NIEs則集中于相對復雜的中間產品生產；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等在電子產品的生產中則主要集中于設計、營銷等高端生產性服務環節。Ng&Yeats（2001）認為RCA指數可以被用來反映最終產品加工過程中的分工。如果一國主要從事最終產品加工組裝出口，則會進口更大比例的零部件，且該國進口零部件比例在平均水平之上。因此，東亞區域按照電子產品密集度進行的區域生產網絡分工可以從RCA指數一目了然。如表3所示，中國、ASEAN-4最終電子消費品的出口RCA大于1，中間產品的出口RCA小于1，意味著這些中低收入國家的電子產品在其最終產品出口中占有較大份額。中國、ASEAN-4的進口RCA正好相反，中間產品進口RCA較高，而最終消費品進口RCA較低。日本、美國則保持著較高最終消費品的進口以及中間產品的出口。NIEs則正好位于二者之間，在中間產品上同時保持著較高的進出口RCA指數。#p#分頁標題#e# 三、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困境：不平衡性、脆弱性與難以持續性 不可否認，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對推動本地區的經濟起飛，以及經濟趕超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東亞各國在通過發揮自身優勢融入這一生產網絡獲得經濟增長動力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多問題。且隨著問題的不斷累積，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嚴重，并成為未來東亞區域經濟持續平衡增長的主要障礙。歸納起來，東亞區域生產網絡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貿易持續順差所導致的巨額外匯儲備，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不斷。如上所述，東亞區域內部表現為雙向的中間產品貿易，外部尤其是對歐美以出口大量消費品為主，并形成了對歐美進口消費的高度依賴。如圖2所示，2001-2008年，中國作為東亞主要最終消費品出口國，每年對歐美最終消費品的出口增長率均保持在10%以上。2004年，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長率接近40%，對美國出口最高亦達到35%左右。規模龐大且快速增長的最終消費品出口，最終在東亞區域與歐美國家之間形成了巨額的貿易順差（見圖3）。進入本世紀以來，東亞地區對美國的年均貿易順差保持在2850億美元以上，2006年東亞地區對美國的最高貿易順差甚至高達3830億美元。其中，在東亞地區對美國的巨額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中，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最終消費品出口平臺，更是占據了東亞對美國貿易順差額的50%以上。伴隨順差的持續，東亞及東亞地區的部分國家出現了外匯儲備膨脹的現象。2006年，亞洲的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1.6%。2000年年末，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僅為1656億美元，2001年同比增長28.1%，2002年增長34.9%，2003年增長40.8%，2004年增長51.3%，2005年增長34.3%，2006年增長30.2%，2007增長43.32%，2008年增長32.92%，2009年的外匯儲備就已達到2.40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在增強國際清償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收益損失和一系列經濟問題，如美元貨幣貶值和通脹所導致的外匯資金縮水，美國高居不下的債務負擔可能導致的違約等，持有外匯儲備的成本和風險日益凸顯。同時，巨額的貿易不平衡也招致逆差國的強烈不滿，尤其是其國內受到東亞出口產品沖擊的相關產業，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不斷，東亞尤其是中國更是成為逆差國貿易報復的主要對象⑤。 其二，經濟增長的高度外部依賴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應對外部沖擊的脆弱性。如表1所示，東亞區域最終消費品出口主要集中于歐美等國，危機爆發前，歐美等超前的過度消費巨大地刺激了東亞地區的出口并拉動了東亞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與此同時，過于集中的貿易地理方向也使得東亞區域經濟受貿易伙伴國經濟的影響被顯著放大。一旦貿易伙伴國國內出現經濟危機或經濟不景氣，國內需求下降并對進口消費品需求減少，這一影響會立即傳染至東亞地區并引發出口的大幅萎縮。金融危機之后，2009年東亞區域對美國市場出口下降18.9%，其中消費品下降17.9%，（對EU15國出口下降20.8%，其中消費品下降14.3%）⑥。其中，中國對美國的消費品出口降幅為11.1%，總出口額下降13.0%，對EU-15國出口降幅亦分別達到-9.6%，和-17.0%。2009年中國對美國市場出口的下降額度占當年中國出口額度的15.1%，消費品下降占中國對全球消費品下降額度的29.9%。而對EU-15出口下降幅度占中國出口下降的20.8%，消費產品下降占中國對全球消費品市場下降的23.4%。同時，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中，一旦區域內某一國家出現經濟危機或最先受到外部沖擊，這一影響也同樣會迅速在整個區域內蔓延。加工貿易作為中國參與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分工的主要形式，金融危機中歐美市場消費的萎縮使得作為出口平臺的中國加工貿易亦最先受到沖擊。2008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額總體下降幅度達到23.7%，部分產品更是高達42.3%，進口也具有幾乎相當的下降幅度。很快，中國加工貿易的萎縮也迅速地導致東亞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出口減少。如圖4所示，從2008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加工品進口在中國貿易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的國家，中國從這些國家（地區）進口下降幅度也就越大。如臺灣地區和菲律賓在中國加工貿易出口中占有最大的比率，因此危機中中國從這兩個國家（地區）進口下降的幅度也達到60%和45%左右，遠高于其他國家（地區）。 其三，危機之后，歐美等發達國家出于經濟再平衡需要的發展戰略調整，以及居民消費行為的改變，也使得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出口依賴難以持續。危機爆發不久，從經濟再平衡出發，歐美等發達國家就相繼提出了讓經濟增長的動力回歸實體經濟和制造業“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主張。如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所謂的“綠色經濟運動”（GreenEconomyAct）復興計劃，并將開發新能源和節能為主體的“綠色新政”作為未來美國經濟成長的新動力，內容包括氣候、農業、汽車、建筑、能源等多個領域。并推出了一項涉及資金高達5000億至7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樣，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在2013年之前投資1050億歐元支持“綠色經濟”，以保持在“綠色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則從生物制藥等高新科學技術等方面加強了自身的產業競爭優勢。顯然，寄希望于歐美經濟的復蘇來帶動東亞出口的增長可能并不現實。同時，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顯示，金融危機嚴重挫傷了美國消費者的信心，其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008年開始基本呈下降趨勢，且一直保持在75以下，遠遠低于金融危機前的數值（如表4所示）。況且，危機之后，歐美等國家先后出現了勞動市場惡化，失業率攀升，以及主權債務信用危機等諸多經濟問題，復蘇之路變得遙遙無期。近兩年多以來，出口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作用已經急劇下降，特別是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升值，外部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仍將進一步大幅度地被壓縮。而且從當前全球經濟形式判斷，外部環境的這種重大變化對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影響有可能是長期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外部生存空間正在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擠壓。因此，東亞地區再一味地保持對歐美消費的高度依賴恐怕也是不切實際的。 四、后危機時代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轉型：內需驅動與協同調整#p#分頁標題#e# 危機對東亞區域經濟的巨大沖擊使東亞各國逐步認識到自身生產網絡的不足。一些主要國家先后出臺了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刺激方案，并把擴大內需作為應對危機沖擊的重要舉措。圖5顯示，東亞區域內最終消費品相互需求比重與對區域外最終消費品市場的出口依賴⑦呈現出典型的相互替代的特征。譬如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特征更為明顯之后，東亞逆轉了多年對區域外消費品出口依賴的下降趨勢，呈現逐步上升態勢，與此同時，東亞區域內部的消費品相互出口比重則開始逐步下降。這恰好證明，當面臨歐美市場需求下滑局面時，擴大東亞區域內需求則可以起到彌補作用。因而，從內外環境分析，擴大內需，走內需驅動之路是后危機時代東亞區域生產網絡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而擴大內需首要就是要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東亞地區普遍具有較高的儲蓄率。整體上，東亞地區儲蓄率比世界儲蓄率要高出十多個百分點，亦比歐盟高十多個百分點，其中中國的儲蓄更是達到40%以上，是美國的兩倍之多。一方面，較高的儲蓄率是東亞地區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實現資本積累的主要手段，是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重要來源；另一方面，東亞地區國家長期持續保持如此高的儲蓄率，則成為了其經濟良性循環的羈絆，是高外需依賴的直接誘因。 同時，作為緊密分工的區域，在分工的產業鏈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依賴性，走內需驅動之路，單憑一國的主動調整其力量及效果可能并不明顯，因此需東亞區域各國摒棄歷史前嫌，去政治化進而加強區域內的經濟合作，共同推動和擴大區域內制成品消費貿易額。關稅作為阻礙貿易的重要壁壘，走內需驅動之路，需要東亞各國通過談判溝通共同協調東亞區域的制成品關稅結構。表5顯示了東亞區域中日韓區域內貿易產品層面的有效關稅率。近年來，盡管中日韓關稅水平均有了顯著下降（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但中日韓在消費品方面的關稅要顯著高于中間產品和資本品。某種程度上，這種關稅結構正是影響東亞區域內“高中間產品、低消費品”貿易結構的原因之一。因為根據最終消費品與中間投入品名義稅率的關系：當最終產品的名義稅率即關稅稅則中規定的稅率大于其投入的名義稅率時，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率大于名義稅率；當最終產品的名義稅率等于其投入的名義稅率時，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率等于名義稅率；當最終產品的名義稅率小于其投入的名義稅率時，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率則小于名義稅率⑧。因此，根據東亞的稅率結構，其最終消費品的實際關稅水平要高于其名義保護率，進而對東亞區域內最終消費品的貿易起到了較大的阻礙作用。 自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審時度勢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刺激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初效，但是作為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我國的擴大內需戰略必須考慮到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分工背景，即擴大內需需以國內和東亞區域為依托，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方面，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我國需要積極向價值鏈高度攀升，努力提高在分工網絡中價值鏈上下游的比重。1992-2004年，盡管我國電子產品的復雜程度得到一定的提升，但相對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我國的電子產品出口復雜程度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見圖6和圖7）。因此，需要通過自主創新，努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從而獲得更高的附加值；同時加大服務業發展，提高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的能力，進而通過服務業的發展來帶動我國制造業向高附加值攀升。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已經通過產業價值鏈低端深深地嵌入到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之中，路徑依賴和傳統的思維模式在繼續保持原有格局上具有強大的力量和惰性，試圖扭轉我國在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中的不利地位將是一種艱難的抉擇。因此，我國應加強與東亞區域各國在貿易政策、關稅水平/結構、產業政策方面的協調溝通，擴大對東亞區域各國最終消費品的出口額。并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區域化，進而更好地為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和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