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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經濟外部失衡是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并集中表現為國際收支的巨額雙順差。許多學者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現象、原因及持久性進行了探討。主要的分析視角有匯率、制度、FDI、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等。一些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長期人為地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是引發巨額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盧鋒（2006a）通過比較外匯儲備實際增長與估計均衡水平的關系，得出2002年以來人民幣一直被低估的結論，而匯率低估導致了國際收支的明顯失衡。賀力平、蔡興（2008）從國際經驗的角度進行分析，提出國際收支中的“雙順差”現象首先是一個匯率體制問題，要改善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首先應調整人民幣匯率體制和匯率水平。也有不少學者探討了除匯率之外的其它影響因素。肖耿（2007）認為單方面關注人民幣匯率調整方法對調整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現狀并無幫助，制度缺陷才是造成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余永定、覃東海（2006a）認為中國持續的雙順差存在制度缺陷的因素，這是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和外資，國內要素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改革滯后，政府不當干預過多特別是地方政府在錯誤的政績觀指導下盲目引資的結果。制度缺陷導致資源真實成本“扭曲”，進而導致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 還有一些學者基于國際分工的視角剖析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影響。盧鋒（2006b）從國別比較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失衡產生的原因，他認為雙順差作為經濟失衡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與加工貿易有關，但從更根本的層面上看，是全球化進程帶來了新的國際分工，這種新的國際分工的特征就是生產的專業化分工。余永定（2006b）認為中國的比較優勢和外資的主導作用決定了中國在國際生產網絡的價值鏈條中扮演加工者和組裝者的角色。中國在國際生產網絡價值鏈中的這種地位決定了加工貿易必然是創造貿易順差的貿易。劉兵權、彭菲婭（2008）認為，我國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本質原因在于產業結構不合理，對加工制造業的產業傾斜導致產業結構畸變，直接造成貿易結構不合理，引發經常項目順差。 就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影響而言，已有的文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但基于國際分工的視角分析產業結構對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影響，盡管一些文獻已有所涉及，但更多的是一些相對寬泛的理論性探討，缺乏系統性的論述，而嚴謹的實證研究則尚未發現。本文基于國際分工的視角系統闡述產業結構影響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機理，并通過時間序列模型實證研究產業結構對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影響。 二、中國產業結構的演進與貿易收支失衡的形成 （一）中國產業結構的演進 產業之間關系結構的研究存在著兩種形態：一是立足于研究產業之間量的比例和質的關系及其變化；二是立足于研究產業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本文對于產業結構的分析主要側重于前者，即強調各產業在其經濟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技術經濟聯系，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一些比例關系。從已經完成工業化的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產業結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規律性，即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三二一”的產業結構變遷模式。一般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在整個產業結構體系中的比重趨于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且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持續增長，最終完成工業化的過程，并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第三產業的擴大和發展并在整個產業結構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是后工業化社會的一個突出標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已經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但這一體系是根據自給自足的原則依靠計劃經濟的手段，同時輔之以對國內市場的嚴格保護而得以建立起來的。這樣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不但不能反映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本要求，而且也不可能體現產業的國際比較優勢原則?？梢哉f，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產業結構演進實質上是以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為動力對原有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進行的調整與矯正。如圖1所示，以三次產業的增加值在歷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觀察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動，不難看出，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30%以上下降為目前的10%左右；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接近50%，之后在經歷了一個下行過程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緩慢的上升；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雖然目前仍低于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二者的差距呈明顯的收窄趨勢。由此我們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優化和升級，并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逐步提高上。 （二）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形成及其特點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除1993年外，中國對外貿易連年順差且呈總體上升之態勢。如圖2所示，貿易順差額從1990年的87.40億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434.70億美元，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額突破1000億美元，之后快速拉升，2008年達到峰值2981.28億美元。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同時因為中國政府實施“減順差”的政策，2009年和2010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分別減少到1956.89億美元和1831.04億美元，但總體上看，貿易順差額仍處于高企的狀態。貿易順差是經常賬戶順差的主要來源，由于中國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貿易順差的累積便成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的重要來源。因此，分析和解決中國當前的貿易收支失衡即巨額的貿易順差問題是解決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關鍵所在。 從貿易結構的角度看，中國的貿易收支失衡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1.加工貿易逐漸成為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決定性因素 如圖3所示，近年來，一般貿易順差在總貿易順差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加工貿易幾乎貢獻了所有的貿易順差。從1989年開始，加工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此后逐年遞增，由1989年的26.21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967.36億美元，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又創新高，達到3229億美元。加工貿易順差占據主導地位是因為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的結果。“七五”時期，中國對外貿易仍然是以一般貿易為主。在出口貿易結構中，一般貿易所占比重達到57.1%，比加工貿易高出16個百分點。“八五”期間，隨著外商投資對加工制造業的投資增速，外商投資企業對外貿易的比重不斷提高，導致加工貿易迅速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一直以加工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出口占到總出口貿易額的50%左右，是出口貿易的主力。“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從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快速提高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和外貿依存度，并且加工貿易天然的順差性質成為了近年來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決定性因素。#p#分頁標題#e# 2.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產品已成為工業制成品貿易順差的重要來源 如表1所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工業制成品的貿易順差構成中，化學成品及產品基本處于貿易逆差狀態，而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則基本處于貿易順差狀態，且貿易順差占比呈逐步擴大的趨勢。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工業制成品的貿易中，最近幾年機械以及運輸設備和雜項制品對貿易順差的貢獻都在40%左右。特別是，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產品貿易從2004年開始由逆差轉為順差，此后貿易順差占比逐年遞增，由2004年的14.41%逐年遞增到2010年的43.22%。而雜項制品的貿易順差占比由1995年的305.53%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49.47%。顯然，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產品已成為工業制成品貿易順差的重要來源，這是中國貿易結構優化的重要標志。由此可以推斷，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已經實現從雜項制品到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產品的轉移，這種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間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工業部門內的產業內升級。 3.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取代了國有和集體企業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貢獻主體 如表2所示，1995年國有和集體企業是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貢獻者，但從2003年開始三資企業和其它企業（民營和私營企業等）已經取代國有和集體企業，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貢獻主體。從2004年開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對中國貿易順差的貢獻由正轉負。最近幾年，中國貿易順差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其它企業和三資企業實現的，且其它企業的貿易順差貢獻已經超過三資企業。2010年其它企業的貿易順差與總貿易順差的比值為107.63%，外商投資和獨資企業的比值則為67.89%。由此可見，中國的貿易收支失衡是由兩大出口主力軍導致的：一是加入WTO后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大量的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加入到外貿行業中并成為出口主力軍；二是中國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使外商投資和獨資企業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形成是與跨國公司為謀求利益最大化在全球價值鏈中進行優化布局密切相關。 三、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相互影響及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相互影響 從理論上看，一國的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貿易結構變化反過來又會影響到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但一國的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不一定是相一致的。因為決定產業結構變化的因素與決定貿易結構變化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從相同的方面來看，二者都取決于一國的要素稟賦狀況、產業技術水平、產品價格水平以及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從不同的方面看，貿易結構與國際市場需求存在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而產業結構更多的是與國內市場需求相關聯。一國的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對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都會產生較大影響，但產業政策直接作用于產業結構，而貿易政策直接作用于貿易結構，當然二者又會是相互作用的。從一個相對短的時期來看，貿易結構的演變可能與產業結構的變化存在相互脫節的情形，但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貿易結構演變的背后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及產業的發展。也可以說，貿易結構演變是產業結構演進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的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就影響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相互關系的因素而言，一國經濟的開放度、經濟規模的大小以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協調程度對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相互關系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一般而言，一國經濟的開放度越高，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相互影響越大；一國的經濟規模越大，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相互影響可能越小。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原有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不協調就造成了國內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發生偏離。一方面，中國當時的貿易政策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及其產品的出口，旨在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以換取盡可能多的外匯，為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的實施旨在扶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需要貿易政策對國內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保護。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二者的結合導致了中國加工貿易的飛速發展，加劇了貿易結構成長與國內產業結構成長相脫離的局面。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日益加深，盡管中國的經濟規模較大，但在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特別是大力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背景下，中國產業結構的外向程度還是比較高的，在制造業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結合前面的分析不難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與貿易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是相一致的?？梢哉f，中國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相互關系經歷了從20世紀80年代的偏離到90年代的融合發展。 （二）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理論分析 1.產業結構中主導產業的更迭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一般而言，一國的產業構成與其貿易結構進而國際收支狀況是相一致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工業在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發達國家在工業制成品的生產上擁有比較優勢，在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以原材料為代表的初級產品交換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獲取了較大的貿易利益，從而表現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收支失衡，即發達國家擁有大量的貿易盈余，而發展中國家則出現大量的貿易赤字。隨著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完成，工業在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中不再占據主導地位，相應地，以金融業為代表的服務業逐漸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因此，在南北貿易中，發達國家開始出現貿易收支趨于惡化特別是經常項目出現長期逆差的現象。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開始出現大量的貿易盈余。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一發展趨勢波及的范圍日益擴大，同時全球經濟失衡不斷加劇。因此，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特別是主導產業的更迭必然引發貿易結構的變更，進而影響到一國的貿易收支狀況。特別是，由于服務業部門中的大部分產品還難以參與國際貿易，當服務業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的主導產業時，這些發達國家的貿易收支出現大量赤字從而經常項目保持長期逆差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就中國而言，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實質推進正值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時期，國際分工格局向縱深發展，國際產業轉移加速推進。在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背景下，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大量接受國際產業轉移，使加工制造業占據了產業構成中的主導地位。中國因此獲取了大量的貿易盈余，并使經常項目長期保持順差。#p#分頁標題#e# 2.產業結構調整的靈活性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一國的經濟發展總是包含著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優化。產業結構的優化不僅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也會影響到技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國際貿易可以通過對國際市場的利用和競爭機制的引入來促進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但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一定的時間，并付出一定的代價。因為產業結構調整必然伴隨著生產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從而導致勞動力轉移成本和企業“沉淀成本”的出現。顯然，一國如果能夠順應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分工的趨勢和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迅速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調整，那么它就能夠獲取較多的貿易利益。相反，若是一國的產業結構缺乏靈活調整機制，不能充分適應國際分工的深化和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其國際貿易利益就會受到影響，并可能面臨國際收支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從中國產業發展的具體實踐來看，國際市場需求對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但產業規模膨脹速度較快，產業結構的同構性較為嚴重，加工制造業部門產能過剩的現象比較突出。其結果是：一方面，中國出口貿易中只能采取廉價擴張的策略，惡性競爭在所難免；另一方面，當國際市場需求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由于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必然處于被動的地位，最終必然會影響并反映到貿易收支上。 3.產業技術水平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的比較優勢不僅體現在不同產業之間，而且在產業內部發生了分化，并因此導致產業內國際分工的出現和產業內國際貿易的興起。特別是，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模塊化生產方式的日益普及和交通運輸成本的急劇下降，產品內分工與貿易正方興未艾。一個國家在全球化產業分工中往往僅僅從事產業內特定產品甚至某類產品價值鏈中某些環節的工作。在高新技術產業中，存在著低技能加工環節，而在傳統產業內部，也可能存在高技術技能甚至是高新技術水平的價值增值活動。而一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則主要由其生產技術所決定。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借助大量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從而快速切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并使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由于生產技術的相對落后，中國的產業發展特別是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并沒有擺脫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相對低端或低價值生產環節的現狀。盡管目前中國的部分產業已經出現沿產業價值鏈攀升的現象，但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特別是出口產品結構中的粗放特征并沒有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如果國際市場需求出現逆轉，那么中國出現貿易條件惡化、貿易獲益減少和國際收支局面出現逆轉的可能性就會很大。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形成固然是眾多因素影響的結果，但從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國的加工制造業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并占據產業結構中的主導地位，而服務業發展卻相對滯后，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得以形成。由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尚缺乏靈活性以及產業技術水平的相對落后，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四、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相互影響及對中國貿易收支失衡影響的實證分析 為了進一步明確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到底有多大，兩者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貿易收支失衡，這里運用1993Q1~2011Q2的季度數據就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以及這兩種結構演變之間的交互作用對貿易收支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 （一）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相互影響 1.變量指標選取及數據處理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以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指標IS。貿易結構指標ITT則以機械及運輸設備出口額占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的比重來衡量。以上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數據庫（CEIE）。由于上述指標的構建都受到季節因素影響，需要對變量分別進行季節調整后再求比值。 2.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協整關系檢驗 （1）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通過表3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以上，所有原序列形式均存在單位根，為非平穩序列。在5%的顯著度以下，上述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即原序列形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 （2）協整關系檢驗 建立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的協整方程：，其中括號里為t值從反映長期關系的協整方程來看，產業結構效應前面的系數為正，其P值顯著，這說明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之間存在較強的正向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 （3）Granger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可以檢驗兩個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表4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產業結構是貿易結構的格蘭杰原因，而貿易結構也是產業結構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呈現的是雙向的因果關系。 （二）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對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共同影響 1.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基于前面的理論分析，本文初步設定如下計量模型：其中，LNCA表示貿易收支失衡指標的對數值，以出口額與進口額的比值來衡量貿易收支失衡CA。因此當經濟均衡時，出口額等于進口額，從而LNCA=0；該值的絕對值越大，就表示經濟偏離均衡的程度越高，且LNCA>0時貿易收支失衡表現為貿易順差，LNCA<0時貿易收支失衡表現為貿易逆差。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非均衡現象是一種常態，在轉型經濟中這種情形更為突出，因此LNCA值很難為0。LNIS表示產業結構指標的對數值，LNITT表示貿易結構指標的對數值，ε為誤差項。上述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數據庫（CEIE），且經過季節調整。然而，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不是貿易收支失衡的全部影響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貿易收支失衡的重要因素，我們選取該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從而最終確定如下的計量模型：其中，LNREER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對數值，資料來源于《國際金融統計年鑒》（IFS）。此外，為了克服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納Baum&Schaffer（2002）的建議將模型所有的解釋變量視為內生，并以其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p#分頁標題#e# 2.模型估計與回歸分析 （1）模型的估計 為了避免計量方程的虛假回歸問題，且我們想檢驗該方程是否是一個變量間具有長期關系的協整方程，我們首先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對上述時序的單位根檢驗后發現，原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序列。根據EG兩步法，上述時間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為了避免殘差項的序列相關問題，我們引入殘差的AR（1）回歸項來修正。另外，在存在異方差的情況下，為了能夠得到基于TSLS估計的合理統計推斷，我們對回歸系數的標準差采用White異方差一致協方差進行估計，從而得到如下回歸結果：接著我們對回歸的殘差進行了ARCH-LM檢驗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該回歸殘差不存在ARCH效應，且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此，上述回歸方程實際上是一個變量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的協整方程，協整檢驗的EG兩步法比較準確可靠，其TSLS回歸結果比較可信。 （2）回歸分析及政策含義 回歸結果顯示，模型的系數符號與理論分析是相吻合的，同時回歸系數都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從回歸結果來看，無論是產業結構、貿易結構還是這二者的交互項，均對中國貿易收支失衡有著顯著的影響，且產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的交互項所產生的影響遠大于貿易結構。這意味著我們在調整貿易收支失衡時，除了理性看待貿易結構的變化之外，現階段應更多地關注產業結構的調整，不僅要注重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且也要關注當前制造業的產業內升級和產品內升級。此外，我們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的確會改善中國的貿易收支失衡狀況，但與結構變量相比，其改善的程度較弱。因此，本研究的政策含義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狀況，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更多地放在以產業結構調整為核心的結構性問題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