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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許建美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中等教育的綜合改組是戰后英國教育改革中最核心的問題,也是英國兩黨政治價值取向差異在教育政策上的絕妙縮影。本文旨在探討在兩黨的政治博弈中,英國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演變過程,為理解英國的中等教育發展提供一個政黨政治的視角。
一、中等教育多邊主義的萌芽與三軌制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中等教育政策的發展方向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在20世紀前葉,尚處于幼年時期的工黨與保守黨在中等教育政策問題上就已經出現了不同意見。此時,兩黨在中等教育政策上的主要分歧表現在是否要普及中等教育。工黨致力于實現“人人受中等教育”的目標;保守黨則堅持精英主義中等教育觀,抵制中等教育向所有人開放。但是,兩黨中等教育政策的巨大差異背后也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共識,即由于人的能力和性向的差異,兒童應該在不同的初等后教育機構中接受教育,其區別僅在于工黨希望將多樣的中等學校提高到平等的地位,而保守黨則致力于維護文法學校的至尊地位,反對建立新型的中學。在20世紀20、30年代,英國的中等教育政策較多地傾向于多樣化和分化。但是,在國家政策的主流話語之外,一股潛流則在基層涌動———這就是提倡沿著綜合路線組織中等教育。
這種思想最先出現在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師組織中。早在1925年,助理校長聯合會就在年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支持在一種學校中實施“人人受中等教育”的政策。決議的提出者認為“如果建立多種中等學校,那么,這就意味著在當前的中等學校中接受教育的階級注定被認為比在新建立的另一種中等學校中接受教育的兒童具有某種社會優越性。”[1]他們在心目中設想的是一種在當時被稱為多邊學校(multilateralschool)的組織。他們認為與把兒童分離到各種不同的學校相比,這種組織形式更有利于社會的融合。1928年,全國教師聯合會在《哈多報告及其后》(TheHadowReportandAf-ter)中,號召并建議政府允許地方教育當局進行多邊學校實驗。一年以后,全國工黨教師聯合會發表了宣言《教育:一項政策》(Education,aPolicy),建議所有初等后教育都應該以多邊學校為基礎。[2]基層教師組織的建議雖然提交給了以斯賓斯為主席的教育咨詢委員會,但是,委員會出于行政管理和維護第六學級質量等方面的考慮,并沒有采納教師組織沿綜合路線組織中等教育的建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保守黨的精英主義中等教育觀,人人都有權利平等地接受中等教育成為兩黨的共識?！?944年教育法》就是兩黨這種共識的產物。《1944年教育法》中的第8條要求地方教育當局按照學生的不同年齡、不同能力、不同性向以及他們可能在校學習的不同期限提供令人滿意的各種教學和訓練。教育法中的這一論述延續了30年代廣泛流行的思想,即基于智力類型差異的差異教育論。在《1944年教育法》醞釀期間發表的《諾伍德報告》也提出根據三類兒童的本性建立三類中等學校的建議。盡管該建議也有批評之聲,[3]但是,批評在當時被歡迎的熱浪淹沒了。在這種理論背景和政策引導下,戰后地方教育當局普遍在教育法的框架內建立起了三軌制中等教育。正如邁克爾•巴伯(MichaelBarber)在《1944年教育法的形成》一書中所指出的“,不管1944年教育法是否是激進的,它都提供了一種框架。在這種框架中,本質上是保守主義的教育制度在50年代繁榮起來,而進步的綜合中學制度也在60、70年展起來。”[4]
二、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醞釀與沖突
在1945年的大選中,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Attllee)登臺執政。戰前提出的實現“人人受中等教育”和“教育機會平等”的目標成為工黨政府教育政策的重點。在這一目標的指引和《1944年教育法》的規約下,工黨的兩任教育大臣湯姆•林森和威爾金森都倡導沿著三軌制組織中等教育。在他們看來,重要的不是改變中等教育的組織形式,而是在一個迄今為止主要被中產階級和社會上層所壟斷的競爭性教育制度內,為社會下層階級的兒童提供相同的競爭機會。威爾金森希望通過消除學費,可以使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兒童獲得與中上層階級相同的接受文法學校教育的機會。她的繼任者湯姆•林森與她所信奉的這種哲學別無二致,選拔面前機會均等就是他們所追求的教育政策目標。就在此時,工黨內部出現了一股對于這種分離教育制度不滿的潮流。三軌制的反對者認為,分離的中等教育制度與工黨的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原則相背。他們要求工黨放棄三軌制中等教育政策,并認為綜合教育政策才是惟一可以接受的社會主義政策。1926年成立的全國工黨教師聯合會一直堅持綜合中學政策。聯合會通過發表教育觀點,在下議院和黨的會議上鼓動宣傳等手段,為綜合中學政策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
在它的努力下,1946年的工黨年會通過了要求教育大臣重新考察教育制度,為國家的所有兒童提供真正的教育機會平等的決議。在教育大臣否決了米德爾塞克斯議會發展綜合中學的計劃后,全國工黨教師聯合會更是公開批評教育大臣的政策,指出這種政策與工黨會員為之努力的理想不相容。全國工黨教師聯合會作為壓力集團的活動本身暴露了工黨內部在中等教育綜合化問題上的沖突與混亂,這意味著工黨在此時還未形成與其信奉的政治哲學相吻合的教育政策。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仍然得益于全國工黨教師聯合會對三軌制和11歲選拔考試造成的不良社會后果的深刻批判。最終,在1951年的工黨年會上通過了“實施工黨所宣布的綜合中學政策”的決議。在此基礎上,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于1951年6月出版了《中等教育政策》報告。報告明確指出三軌制教育制度不能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與時代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理想沖突,只有綜合中學才是惟一符合工黨社會理想的學校。這意味著經過黨內的醞釀與沖突,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終于被工黨采納。保守黨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綜合中學政策背后強調平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兩黨在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上的沖突愈演愈烈。
三、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意識形態化
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意識形態化是指工黨在綜合中學政策宣傳中著重突出了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關系,從而導致保守黨的攻訐。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工黨的綜合中學政策逐漸成型的時候,它卻失去了政權而淪為在野黨。工黨內部的教育政策權力分配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執政時期,工黨內部教育政策權力重心在議會。所以,盡管有工黨后座議員的零星反對,首屆工黨政府仍然在中等教育的改組上采取了中立的政策。1951年大選的失敗,使工黨的權力重心轉移到了國會外的組織上,這種教育政策權力分配的變化,使得工黨年會在影響工黨政策上重新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在1953年年會上,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寫進了工黨的競選宣言《不列顛面臨的挑戰》。但是,對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巨大熱情,使得全國工黨教師聯合會所主張的中等教育綜合化帶些激進色彩。#p#分頁標題#e#
它反對分段的綜合中學模式,主張建立從11到18歲的一貫制綜合中學;在綜合中學政策的實施上強調了中央教育部的權力,地方教育當局必須提交與中央政策一致的綜合中學發展計劃;在綜合中學政策必要性的論證和宣傳中著重突出了工黨的社會主義原則與綜合中學之間的必然聯系。執政的保守黨對這一激進刻板的政策進行了攻擊。他們將工黨所主張的綜合中學政策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聯系在一起。保守黨指出,工黨的綜合中學政策不過是工黨實現其社會目的的工具,缺乏教育上的合理性。綜合中學是挑起階級戰爭的社會主義的武器“,它們來自東方而不是來自美國。”[5]在冷戰正酣的時期,保守黨的這一攻擊不啻是對工黨綜合中學政策的一個沉重打擊。保守黨的攻擊使得工黨的中等教育政策被妖魔化,大大降低了對選民的吸引力。在綜合中學政策的爭論被意識形態化的時候,執政的保守黨政府實施的是維護文法學校地位,反對中等教育全面綜合化的政策。很明顯,中等教育綜合化必然涉及到改變文法學校的招生范圍或與其他類型的學校合并,否則,中等教育的等級性就不能從根本上被改變。保守黨教育大臣則堅持文法學校的性質和地位不容侵犯,這無疑是對中等教育綜合化的最有效遏制。
四、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修正和三軌制理論基礎崩潰
1955年大選的失敗促使工黨全面反思自己的政策,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被認為是大選失敗的重要原因。后來成為工黨教育大臣的克羅斯蘭(C.A.R.Crosland)在195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中,對工黨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做了修正主義的解釋。在這種新思潮的沖擊下,工黨對其中等教育政策進行了修正。與大選前工黨主要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略帶激進色彩的政策相比,克羅斯蘭更感興趣的是在當前的民主制度內部逐漸實施這一政策,而不是固守某個教條從而忽略了現實的制約。在克羅斯蘭看來,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通過中央的權威強迫地方教育當局實施綜合中學政策,不是通過承諾全面建立綜合中學,破壞文法學校令選民失望,而是“積極地鼓勵地方當局更大膽地進行綜合中學實驗”,并且工黨要“給予它比過去更高的優先性。”[6]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接納了克羅斯蘭的建議,決定改變綜合中學政策的宣傳策略,將“人人受中等教育”的概念引申為“人人受文法學校教育”,并將綜合中學作為實現“人人受文法學校教育”的理想途徑。修正后的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終于擺脫了意識形態的陰影,展現出了“擴大文法學校”的新面貌。工黨對教育政策的改革可謂生逢其時。當時,英國實行的11歲考試受到民眾的廣泛批評。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三軌制教育制度所賴以存在理論基礎是不科學的“。到1963年,保守黨選拔制度的理論基礎崩潰了。”[7]三軌制理論基礎的撼動者是一批教育心理學家和教育社會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弗農(P.E.Vernon)通過大量的研究發現,訓練和準備能夠改變兒童在智力測驗中的得分。教育社會學家的研究結論則證明,11歲選拔制度不僅是不準確的,而且還反映了階級特權。他們指出,11歲選拔考試的問題在于它所測量的在本質上不是遺傳的而是一種習得的特征,這種特征會受到個人生活環境的影響。因此,在任何測驗中,那些受到文化剝奪的兒童不可避免地會處于劣勢地位。盡管消除了巨大的物質生活上的差異,社會階級之間在生活方式、態度和期望方面存在的根本差異仍然會使工人階級的兒童在任何早期的選拔和分流中遭遇損害。因此,他們積極倡導盡量少將智力看作一種個人特性,而要更多地將它看作一種社會或文化產物。在1963年的年會上,工黨又適時地吸收了新興的人力資本理論,使綜合中學政策獲得了更為穩固的經濟學基礎。至此,工黨擁有了一個在許多方面都具有足夠吸引力的教育政策。從國家層面來說,它承諾要拓展教育規模,更有效地選拔人才。對父母來說,它提出了消除緊張、刻板和不公平的11歲考試,讓希望代替失望。對民主社會主義者,它許諾結束三軌制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不公平,同時又不會因為濫用中央權威而威脅民主原則。對教育家,它提供了多樣性和教育機會的均等,而不是一種劃一的教育組織形式。它還為教師提供了獲得更多工資的希望。正是帶著這個修改后的中等教育政策,工黨在1964年大選中獲勝,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終于獲得了上升為國家教育政策的契機。
五、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實施
與戰后首屆工黨政府不同,這屆政府在黨的政策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內部團結。從教育大臣到內閣成員都贊成將綜合中學作為國家政策付諸實施。首相威爾遜主張通過緩和的方式推進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為此,工黨政府訴諸傳統的行政手段,了1965年第10號通告推進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實施。該通告的主要目的是“終止11歲選拔考試并消除中等教育的分離主義”,為此“教育大臣請求地方教育當局———如果它們還沒有做的話———著手準備并向他提交按綜合中學路線改組它們地區中等教育的計劃”。[8]通告中列舉了可供地方教育當局選擇的6種主要的中等教育綜合化的形式。1965年10號通告使工黨長期以來所倡導的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第一次上升為國家教育政策。在這個意義上,該通告在英國中等教育發展歷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歷史價值。但是,從政策目的與政策手段協調的角度考察,通告作為實施教育政策的方式又是不充分的。中等教育的綜合化涉及到的是中等教育制度的結構性變革,要克服政策實施中的阻礙力量,必然需要一定的強制措施。當工黨意識到自己的政策實施效果并不理想,試圖通過立法推進政策實施的時候,它卻在1970年的大選中失去了政權。在競選宣言中,保守黨批評工黨強迫改組的企圖與地方民主和兒童的最大利益相沖突,承諾要保留地方教育當局決定最適合自己的教育組織形式的權力。撒切爾了1970年第10號通告,取消了工黨政府的1965年10號通告。這標志著中等教育綜合化不再是政府所倡導的中等教育政策。充滿戲劇性的是,1974年工黨重新上臺,了1974年第4號通告,又廢除了撒切爾的1970年第10號通告,明確表達了政府建立綜合中等教育制度的決心。
在1974年通告實施過程中出現的“泰姆薩德案”在法律上明確了地方和中央在政策實施上的職權范圍,證明了國務大臣按照主觀意愿強迫地方教育當局實施中等教育綜合化的政策在現有法律框架內是越權行為。這一判決對于那些反抗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地方教育當局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勝利。由是觀之,在《1944年教育法》所提供的框架內,守成比革新要容易得多。一個主張保持教育現狀的保守黨政府比一個主張改變現有教育制度結構的工黨政府能夠更容易地運用法律武器。在這種狀況下,工黨政府不得不尋求通過新的立法改變自己在政策實施中的不利處境?！?976年教育法》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中誕生的。它將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法律化,并對《1944年教育法》進行了修改以有利于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推行。工黨政府執政期間,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顯著效果,到1980年公立學校中有88%的學生在綜合中學就學;在轄區內完全取消選拔考試的地方教育當局數量到1980年達到了65%。至此,英國的綜合化改組基本宣告完成。20世紀80年代后,保守黨的教育政策重點發生了轉移,逐漸從中等教育結構的變革轉移到教育內部的質量提高上。盡管撒切爾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教育政策對已經建立起來的綜合中等教育制度造成了沖擊,但是,作為英國中等教育主要實施機構的綜合中學的地位并沒有被動搖。因此,盡管中等教育綜合化政策在醞釀與實施過程充滿了矛盾和沖突,但是,正是借助于這種政治博弈的力量,英國中等教育綜合化改革才在審時度勢中逐漸達成目標,從而成為英國式漸進變革模式的又一成功例證。#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