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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曲鐵華 王麗娟 單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由此也展開了全面化的農村教育現代化探索。高考制度的恢復為農村青年提供的平等競爭權利，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學習積極性，并且在農村形成了濃厚的向學風氣。考上大學，將戶口從農村遷到城市，成為國家干部身份，就成為當時農村學生的主要追求。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精神生活與價值取向受到長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廣大農民缺乏主體意識，就范于喪失自我個性的社會本位角色，于是圍繞單一的升學目標，跳出農門、改變農業人口身份———“離農”的泛學歷主義教育便成為農村教育唯一的價值取向，它強調“知識本位”，將學生個體生命異化為適應社會現實需要的工具人，使之不能和諧融入農村生產建設與社會現實之中。這種教育價值觀缺乏對農村教育特殊性、差異性和不平衡性的思考，妨礙了農村教育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耗費了大量農村資源后，只為城市輸送少數精英而已，而“使大量接受完基礎教育的農家子弟基本上處于邊緣人的狀態”［1］。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社會經濟進入全面改革開放的年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了“雙包”制度，明確說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這是黨對于農村改革的重大理論創新，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2］。同時，農村開始調整產業結構，鼓勵農民面向市場，確立農戶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8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傳統農耕文明向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現代農業轉變，農村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城鄉個體私營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商貿服務業的廣泛興起以及農村戶籍管理制度、勞動力管理制度改革，促使農民就業觀念發生改變，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第二、三產業，使農村三個產業同步發展，此時由于中國社會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消解舊體制、舊觀念，市場改革的平等化效益能夠比較明顯地體現，社會結構和利益開始出現分化，但還沒有造成嚴重的貧富差別，以農民為主的體力勞動者首先參與市場經濟并從中獲利，伴隨著農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社會上出現了所謂的“腦體倒掛”現象［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農村教育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形成了教育知識本位與教育市場本位并舉的兩極分化，過去知識可以擺脫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現在金錢也可以擁有一切，農民迅速致富的念頭甚至遠比獲得高學歷和社會地位的觀念強烈得多，在農村甚至出現了“讀書無用論”的思潮。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趨于成熟，同時伴隨著知識經濟的逐漸興起，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與文化水平低的人在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上拉開了很大差距，新的社會結構相對定型，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社會階層的分化造成了一個包括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失業和半失業人群等構成的龐大的弱勢階層和底層社會。此時中國社會改革已經上升到“轉型階段”，“轉型是由上層發起，以明確的創造市場經濟為目的，通過決定性的立法行動實現”［4］。在實現國家主義的發展目標與追求經濟利益的雙重驅動下，教育走上了以教育規模、數量的急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產業化發展的道路，通過國家政策把市場關系強行引入到公共教育領域，教育體制改革被擱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教育產業化”傾向，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礎教育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差距。在教育產業化理念指導下，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投入和產出比例來衡量，高昂的學費讓大量農村貧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樣的沉重，同時，花費巨額費用大學畢業后卻不能找到工作。在這樣的難題面前導致新“讀書無用論”在農村抬頭。
自改革開放至2005年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國農村教育的運行，由于無法擺脫對城市行政命令的高度依附，陷入“一時依附于政治、一時依附于經濟，今天是政治的奴仆，明天是經濟的婢女，忽而政治化，忽而商品化，忽而又產業化”的浪潮中，農村教育只為了模仿城市，只是具有一種對城市的服務性與從屬性。教育規律所要求的教育的相對獨立性以及人的發展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模糊和忽視了。這種城市本位價值取向農村教育發展模式，忽略了農村教育自身的現實處境與需求，這種畸形的藕合關系及其低下的運轉效率，已使農村教育成為我國教育現代化戰略的犧牲品。如何重塑農村教育價值取向，有效實現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之間的平衡，成為農村教育發展的主要問題。20世紀以后，伴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黨和政府已經認識到城鄉協調發展是現代化建設成功的重要前提，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十六屆五中全會，確立了科學發展觀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實現農業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吨泄仓醒搿鴦赵宏P于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強調指出：“堅持實施‘科教興農’戰略，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把農村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真正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農民素質的軌道上來，這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因此，在教育價值觀問題上必須突破個人與社會、農村與城市所構成的二維認識平面的局限，不斷修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不平衡，實現“農本主義”、“城本主義”與“人本主義”教育價值的整合，通過教育進而全面提升農民的綜合素質，實現農民人格范式的現代化，以使我國由人口大國逐漸發展成為人力資源強國。這標志著農村教育價值觀主體意識的增強，它將促進我國農村教育不斷走向獨立與成熟。
改革開放至2005年，中國農村教育價值觀經歷了知識本位、經濟本位、政治本位幾個發展階段，而每一種教育價值觀念都試圖以城市為摹本對農村教育進行本質把握，其結果是使農村教育離農村現實社會生活越來越遠。為了促進農村教育綜合改革與全面進步，筆者認為，當前農村教育應該實現“農本主義”、“城本主義”、“人本主義”教育價值取向的有機整合，以盡量小的代價獲得效益的最大化，異質價值取向相互規范、相互制約，在不同的價值維度之間保持著適度的張力。透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教育價值觀念的歷史變遷，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影響新的“三位一體”農村教育價值觀念建構的現實基礎、關鍵所在、具體實效與戰略全局的基本因素，由此為當前現代化農村教育觀念的建構提供一定的啟示與借鑒。#p#分頁標題#e#
農村社會現代化進程決定了教育觀念變革的內容與作用，它是新的農村教育價值觀念建構的現實基礎。縱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教育價值觀念的歷史變遷，幾乎每一次變革都與農村社會現代化歷程息息相關。農村社會現代化進程對農村教育價值觀的變革既提供要求又提供條件，這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辯證關系的具體體現。因此，要建構新的農村教育價值觀必須實現農村經濟、政治與教育的整合，創建新教育觀存在的社會條件。“沒有社會政治結構的現代化轉化、沒有現代經濟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實現教育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事情”［5］。因此，要實現農村教育的現代化，必須立足于農村社會發展實踐，必須結合農村經濟、政治發展實際，根據農村教育和社會的需求進行恰當的教育價值選擇，其根本點在于解放與發展農村生產力。因此，要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與科學技術水平，加大農村科技普及和推廣，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創建以科學發展、公平正義等價值理念為主導的農村經濟生活規范；完善和發展村民自治制度，加強農村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努力創建以平等、民主、法制等價值理念為主導的農村政治生活規范，創建新教育價值觀存在的社會條件。另外，應該看到，農村社會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決定了農村教育價值觀念的變革，也是在實踐中克服各種矛盾動態發展的，因而應該努力推進農村社會改革實踐中矛盾的解決，進而不斷推進農村教育價值觀念的不斷發展。
農民主體需要與認識能力影響教育價值觀念變革的實際水平，它是新的農村教育價值觀念建構的關鍵所在。人的觀念變革是人的主觀世界的變化，只有通過認識主體積極活動才會實現，而認識主體的活動狀況則是以他的整體素質，即活動所需要的內在動力和能力為依據的，反過來觀念的變革又會提高人的整體素質。中國農民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嚴重地制約了自身的主體性思維和創造性行為，使得占我國總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因主體性的缺失至今仍游離于現代性之外。要重塑農村教育價值觀念，必須深入搞好農村的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農村教育質量，不斷探索適合農村學生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的農村教育改革之路；另一方面應大力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占領農村的思想陣地，不斷提升農民的文明素質；在此基礎上切實抓好農村環境整治，秩序規范等項工作，全力推進農民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通過實現農民內在素質的有機整合，建構能力本位的現代化農民人格范式，使農民自主地融入到新農村建設當中，并與之形成良性互動，使農民成為農村真正的主人，成為農村教育的真正主人。
農村教育價值觀念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觀念系統，本身內部存在著特殊復雜的關系。一方面是農村已有的舊教育觀念與新教育觀念的關系，因此要處理好破舊與立新、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做到既破舊又繼承，既立新又不斷創新。正確認識當代農村農民價值觀念變遷的新特點，把握和處理好新農村社會主導價值理念與傳統價值觀念之間的關系，不斷緩解現代價值體系與農村傳統文化習俗之間的內在沖突，不僅要關注農村學生個體生命的差異性，又要適應并超越農村城市化發展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是教育新觀念內部的各種關系，主要是個別形成的教育新觀念與教育觀念體系之間、自發形成與自覺形成的教育新觀念之間、教育新觀念穩定和發展之間的關系。個別形成的教育新觀念是教育觀念體系形成的量的積累，要重視對新形成的教育新觀念的鑒別與扶持，同時要把個別教育觀念與教育觀念系統聯系起來，緊緊圍繞并確立“教育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最核心的教育價值觀，觀照“三位一體”的農村教育價值觀念整體系統的形成；在教育觀念結構中，自發的觀念屬于社會心理的較低層次，但是它具有易于流行的特點，自覺的教育觀念屬于較高層次，但受理論工作與水平的制約難以流行迅速而廣泛。因此，教育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入農村教育實踐，在理論高度上分析提煉新的農村教育觀念，使之清晰與系統化，用以指導農村教育實踐。另外，在農村新教育觀念形成中，要不斷強化新教育觀念，使之日益適應復雜的農村社會現代化進程，這樣才能不斷克服農民舊有教育觀念的侵襲，盡力避免農村教育觀念變革中的曲折與反復。
當前農村教育價值觀的成因有著一定的歷史與現實的客觀因素，但是黨和國家對農村教育價值觀念的理解與規定，直接制約著觀念變革的方向；黨和國家工作中對農村教育價值觀念變革的相關工作的組織與領導狀況，直接制約著農村教育價值觀念變革進程的發展水平。其實在任何歷史時期，農村教育價值觀都是多元化的，它們之間會發生沖突，關鍵就要看主導的教育價值觀是什么。這決定于掌握著國家機器的領導集團，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去教育公眾，引導社會。當前要確立“農本主義”、“城本主義”、“人本主義”三位一體的農村教育價值整體，黨和國家必須把握與處理好農村與城市、整體與個體、教育引導與機制規范以及按綱施教與注重創新的辯證關系。樹立系統觀、和諧發展觀與優化意識，這對于當前農村核心教育價值觀的生成意義重大。另外，對于教育，不僅要有正確的方針政策與完善的教育法規，而且要有切實可行的措施和有效的監督機制，以確保方針和法規的貫徹落實，保證政策的長期性與實施的實效性，而這些正是當前最缺失的。
首先，應建構城鄉一體化發展機制。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是不可阻擋的，農村城市化是不可遏制的時代潮流。因此，要打破劃地為限的農村教育價值觀，就要打破城鄉分割的壁壘，“從根本上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實現城鄉建設規劃的一體化，生產力布局的一體化，就業和戶籍管理的一體化，社會保障的一體化，包括教育發展的一體化等，使城鄉經濟、社會、科技和教育發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協調發展”［6］。其次，建構實現農村教育系統的內部整合機制，努力推動“三教統籌”，構建農村終身教育體系。教育發展與觀念變革應同步進行。應通過不斷深化綜合配套的農村教育體制改革，不斷擴大農村學校辦學的自主權，使農村學校明確自身辦學任務與管理職責，使農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同步發展，構建各類教育相互銜接、補充靈活的教育體系，使學生在接受正規教育的同時還能夠得到職業訓練，發揮農村教育整體性教育功能，既能夠負擔起社會“上升階梯”的職能，又能夠服務于鄉村社會，同時還能夠關注農村學生個體生命的差異性，促進學生個性全面、和諧的發展。#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