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政治社會學論文:農村政治社會學理念思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陳堅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政治社會學理論引介
政治社會學正式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源于二戰之后，其研究方式是在“社會的”大背景下來研究“政治的”現象，特別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權力的存在和運作方式。政治社會學又分為經典政治社會學和新政治社會學，經典政治社會學傾向于在“民族與國家”的層次上來把握政治權力和社會的關系，特別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著重研究國家權力運作的階級基礎問題。新政治社會學受后結構主義特別是受?？聦嗔Ψ治龅挠绊?，尤為關注充斥于整個社會中的權力現象，在高于及低于“民族與國家”的更大領域來考慮權力問題。新政治社會學認為，經典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前提正在消失，隨著工業化及全球化的影響，民族和國家的權力逐漸削弱，階級結構不斷瓦解，價值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一些非階級身份的認同也具有了政治性，進入“政治的”范疇，需要重新思考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范式。新政治社會學的倡導者為納什認為，如果以福柯的權力概念審視目前所處的社會，就會發現，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在這一新的觀念里被置于邊緣地位，“新政治社會學的焦點不應當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為文化轉向的結果，所有社會生活都必須被看作具有潛在的政治性，在那里，政治學就是權力關系的爭辯。”［2］事實上，經典政治社會學與新政治社會學雖然各具特色，側重點不同，但卻不完全是理論范式轉型，而是成為了一個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統一體。這是因為，經典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在現代社會特別是我國社會中仍具有重要的價值，而新政治社會學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種認識更為復雜生動權力運作關系的視角，是一種有效的補充和完善。將這兩種理論范式結合起來，并用于解釋農村教育，會有一個更為廣泛的潛在發現。
經典政治社會學范式下的農村教育分析
經典政治社會學關注的是國家權力與社會的關系，用此理論范式分析農村教育，則應關注國家政治權力與農村教育之間的關系，著重于分析國家政治權力如何制約農村教育的發展。在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教育是統治階級維護本階級統治的工具，統治階級高度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而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教育卻不重視。作為培養貴族子弟的官學在歷朝歷代都得到極大發展，并在入學條件和等級方面有著嚴格的界限。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鄉村教育發展嚴重滯后。據史料記載，中國鄉村教育最早起源于元朝，元代大臣張文謙建議把全國各地農民普遍組織起來，建立村舍，忽必烈于1286年開始批準實行，這是最早鄉村學校的雛形。中國的鄉村辦學開始于明代，朱元璋采用宋儒的教化政治策略，使教育機構與縣以下行政機構的初設同步，提倡在鄉村開辦“社學”，企圖把庶民改造成為有教養的民眾，但僅設在今鄉鎮一級，沒有擴張到村落一級，并且“社學并不具有傳播一般技術性和客觀性知識的功能，它是為地方‘無過犯子弟’設立的傳播政治—倫理經典和‘教勸農桑’的場所，其目的在于通過‘導民善俗’來配合朝廷重建中華帝國的政治—倫理秩序”。中國的鄉村辦學真正實現于清朝末期，“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字下鄉’始于清末新學的創設”，“通過改良私塾、利用廟產等創辦新學的形式，新式學堂開始涌向中國農村”［3］114－115。由此可見，起源于原始社會的教育，直到元代才開始了鄉村學校的雛形，明朝雖有所發展，但學校之設不達縣級，真正實現鄉村辦學始于清朝末期。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國私塾傳統源遠流長，但卻不能等同于鄉村學校，這是因為私塾往往具有較強的私人性而沒有公共性?？傊捎趪覚嗔Φ膶嵤?，農民或者底層子弟一直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絕大多數農民子弟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即便是鄉村教育出現后，也被極少數的農村鄉紳貴族所壟斷。
在現代農村教育中，國家政治權力與農村教育仍是一個形態可辨、相對獨立完整的分析單位，農村教育仍深受國家政治權力的制約。在教育制度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為有效解決農村“盲流”對城市形成的沖擊，切實保護城市的利益，黨中央、國務院于1958年1月9日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對農民進城作出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到60年代初，嚴格的城市戶口管理和糧食供應相結合，使城市一步步走向封閉，城鄉之間出現了一條界限分明、無法跨越的邊界，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就正式形成了，由此也相應形成了教育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別是1985年5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中小學教育是地方事業，實行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原則。在1986年9月由國家教委頒布的《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則明確指出，“農村中小學校舍建設投資，以鄉、村自籌為主。地方政府對經濟有困難的地方，酌情予以補助。”雖然實施“分級辦學”是為了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辦學和振興教育的積極性，但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已經形成的條件下，“分級辦學”實際上是義務教育階段城鄉進一步分割的標志，它使落后、不發達的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質量得不到有效的教育資源保障，導致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
90年代實行的教育產業化改革又直接釀成了“上學難、上學貴”等各種各樣的問題，高額的大學收費間接影響了農民對教育投入的熱情。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日益高度重視農村教育的發展，國務院于2001年6月公布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了縣級政府對本地農村義務教育負有主要責任。中央又于2002年4月強調，農村義務教育實行“以縣為主”管理體制，進一步強化了各級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的責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促進了農村教育的進一步發展。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出《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拉開了免費義務教育改革的序幕，確定了建立以中央財政投入為主、省級政府統籌教育經費的財政體制。2006年國家又頒布實施了新《義務教育法》，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義務教育的公益性、統一性和義務性，并對義務教育的經費保障機制、管理機制、均衡發展、素質教育、教師地位和待遇、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作了專門的規定。2010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促進教育公平，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重點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困難群眾，著力促進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公平，加快縮小城鄉、區域教育發展差距，積極推動建設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等等。同時正式公布了《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到2012年實現教育財政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目標，表明了黨和政府推動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堅定決心?？傊?，建國以來農村教育發展的歷程表明，無論是21世紀之前的曲折經歷，還是21世紀之后的快速發展，國家政治權力都發揮著重要的制約作用，甚至是主導作用，是農村教育能否得到發展的基礎保障條件。#p#分頁標題#e#
新政治社會學范式下的農村教育分析
新政治社會學是在高于或低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更廣泛關系上考察權力的運作。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農村教育場域中存在著一種國家政治權力的反作用力，這種力的實施主體是農民，是一種來自底層的抵抗力，導致了農村教育場域中并非存在著單一的權力統治系統，而是存在著相互聯系且相互協調的權力網絡結構。在這一結構中，“政治權力—農村教育—農民”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權力糾葛。農民持續的抵抗力不在于改變宏大的、既定的教育秩序，而是使自己的不利降至最低。在中國古代的鄉村教育中，農民抵抗形式雖然在紛繁復雜的歷史長卷中鮮有記載，但也可以通過尋求丁點的記錄來盡量找尋事實的本真。在中國古代鄉村學校沒有出現之前，并不是所有人都樂于參加科舉的。譬如以北宋時期為例，紳士集團對于科舉考試或科舉制并不熱衷，甚至拒絕參加。之所以以紳士集團為例，一方面，因為紳士集團按照艾森斯塔德的界定，可以認為紳士集團的成員由較為富裕的農民或小地主構成；另一方面，可以從歷史敘事中找尋到的相關文獻記載。唐末以來，由于均田制的崩潰，府兵制的瓦解，使隨后建立起來的政權都屬于武裝集團，而并非地主階級政權。宋朝初期就處于這樣的情形之中。士族集團消失了，統治者由于不能通過地主階層控制農民和地方社會，而新型的農業經濟主導力量的富民、土豪階層又不能獲得政權并上升為政治力量，導致了國家與社會的脫節。此時科舉制的大舉擴張，因為沒有“功名身份的終身制”，導致了不僅沒有提升土豪階層的政治地位，反而加劇了二者之間的隔閡，擴大了國家與社會的脫節。特別是在趕赴科舉及科舉成功之后，科舉士人的仕宦生涯需要離開家鄉，導致無法經營家鄉產業和照顧親人。司馬光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貢院乞逐路取人狀》中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點，“科舉既頻，天下之士誠奔走之不易，而嶺外尤其遐僻。每隨計動經五七千里，往來不啻百余程。”不僅如此，科舉考試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財力，并且成功率非常低，因科舉而導致破產的情形也不計其數，“很多落地的士人立即面臨困境……有人功名不成而破家……還有一種怪現象，有些子弟借科舉之名而揮霍。”［4］
這些原因導致了很多紳士集團對科舉持冷淡態度，《雞肋集•黃君墓志銘》中的“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就說明這點。鄉村社會不僅不積極參加科舉，甚至還嘲笑那些參加的士人，秦觀的《淮海集箋注•謝王學士書》中的“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于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司馬光的《增廣司馬溫公全集•蘇騏驥墓碣銘》就記載蘇騏驥的族人笑其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忽棄業為書生，窮餒無日矣。”由此可見，即便較為富裕的農民或小地主也面臨科舉之遷徙、機會之渺茫和大量精力、財力投入問題，并由此而放棄科舉，何況處在更底層的農民呢？在鄉村學校出現后，特別是清末的新式學堂出現在鄉村之后，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以清末興學為例，1904年學部為解決教育經費短缺，要求各地方包括鄉村自己籌款建立新式小學堂，這道訓令加重了鄉村社會的經濟負擔，加之有些官吏借此橫征暴斂，搜刮民脂民膏，使農民感到沉重的苛捐雜稅壓力，導致毀學事件層出不窮；加之清末政府“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為學堂”之規定，使民間毀廟興學之風盛行，破壞了鄉村民間信仰。另外，“新式學堂引發抵觸和沖突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其所倡導的教育形式與內容不合鄉村社會的精神與實際，從根本上講，新式學堂以班級授課的形式講授抽象科學知識的內容與先前扎根鄉村幾千年的私塾教育風格迥異”，使新式教育在農村發展十分困難。據統計，“直到抗戰前，我國農村教育屬于舊式的仍占65．1％，屬于新式的僅占29．7％，屬于新舊式學校，即改良私塾的占5．2％”［3］110－140。也就是說，即使在政治權力允許的條件下，由于這些原因的存在，農民在此時仍然選擇了抵制。
在以政府為主導的現代化快速進程中，雖然政治權力仍是農村教育場域中最主要的支配力量，但農民維護自身教育權益的實踐，即農民持續的抵抗反映了更復雜生動的權力關系，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加以體現：建國以來，我國的農村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也從農村教育當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仍有一個矛盾的現象，農民面對日益改善的農村教育，一方面，他們對此表示了贊揚；另一方面，仍表達了一定的不滿和抱怨。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教育機會的不公平、教育質量的相對低下、教育費用的高漲以及就業難等問題都是他們抱怨的對象。這種遵從當前既定教育秩序但卻抱怨是農民的一種弱武器。他們憑著不為所動的認知保留著一個相對自由的教育認知空間，不追求邏輯的一致和觀點的統一，但卻有自己準確的度量方式和標準，可以通過鄙夷、抱怨等手段加以對應。雖然他們沒有發出高昂的聲音，但卻是一種無言的生產，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因為，一旦這種抱怨越積越多，就會導致農村教育的文本無法繼續正常的書寫，從而影響農村教育的發展。目前，農村學生轉入縣城或其他鄉鎮學校讀書，不僅是一個公開的事實，而且呈現一種愈演愈烈的發展趨勢。在此，進城讀書已成為農民的一種“戰術”，一種運用自身權力抵制由上而下既定的當地農村教育的一種“戰術”，是一種用“空間換取未來”的一種操作方式。他們巧妙地運用所掌握的權力，選擇適當的時機，將其轉為機會。雖然這一“戰術”的最終結果或許并沒有改變其社會位置，但為自己開辟了抵制農村教育情境的領地，以此來標榜自己的存在，成功地將自己置于周圍既定的教育秩序之上，有效避免了被這種既定的秩序徹底壓制。農村學校中往往有一部分學生，他們對學習徹底喪失了興趣，沒有了理想和希望，放棄了學習和奮斗，在學校里“混”日子，處于一種“放棄但不逃離”的狀態之中。這是一種特殊的學習方式，更是一種權力運用。他們并不引人注意，相反卻四處分散，幾乎察覺不到；他們與那些認真學習的學生沒有異樣，仍在學校里“學習”。
這種“放棄但不逃離”的權力運用是農村部分學生創造力得以施展的空間，是對當前以考試為中心、以成績定前途和命運的無聲抵制，是一種令人傷心遺憾且充滿“詩意”的抵制藝術。他們以自己的在場權力創造了自己的日常教育空間，并形成了一個反規訓的網絡。農村學生的輟學現象并沒有完全被消除。在國家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免除學雜費的今天，農村教育對輟學者失去吸引力已經替代了經濟因素成為輟學的主要原因［5］。在此，輟學成為輟學者運用權力對抗當前農村教育情境的一種方式，并由此創造了一個沒有教育秩序和權力規訓的空間，進行了一種創造性的生產，把農村教育場域中原本包含的符號的、制度化的空間改造為另一種形態，一種無論對自身還是對教育及社會來說，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形態。輟學也因此被賦予新的社會性的內涵，即輟學不再是簡單的一種教育現象，而是體現著農民對教育不滿而引發的日常抵抗的一種嚴重的社會現象。由此可見，從新政治社會學的研究范式觀察農村教育就會發現，無論是古代鄉村教育，還是現代的農村教育，都不僅存在國家政治權力，還同時存在著農民持續的抵抗力，體現了多方面權力的博弈。正如?？滤J為的，“我們必須首先把權力理解成多種多樣的力量關系，它們內在于它們運作的領域之中，構成了它們的組織。它們之間永不停止的相互斗爭和沖撞改變了它們、增強了它們、顛覆了它們……正是各種力量關系的旋轉使永不停歇地通過它們不平等的關系引出各種局部的和不穩定的權力形態。”［6］#p#分頁標題#e#
結語
無論是經典政治社會學，還是新政治社會學，都深刻揭示了農村教育場域中權力運作的不同方式和邏輯。這是因為，一方面，在當代中國，國家權力依然是教育最主要的支配力量，這就需要從經典政治學的范式中來把握；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民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長，農民的教育利益不斷凸顯，這就導致農民的教育權益必然不斷反映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中，這就說明新政治社會學范式也是一個極其有價值的分析工具。只有將這兩方面有效結合，才能更深刻揭示出農村教育場域中權力存在及其運作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