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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出臺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試點改革的推進,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已然進入深水區,改革實踐對理論的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從來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文化之外而存在的自由個體,其每一步的發展都深深打下了社會經濟、歷史文化以及時代環境的烙印。對其發展規律的把握顯然不能僅從高等教育自身來尋找,高等教育一直處于社會、歷史、經濟所共同營造的文化生態環境之中,高等教育既從中汲取發展的營養,又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約。我國高等教育已走過了一百多年曲折發展的歷程,其中體現的高等教育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系是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它為我們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何以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變革仍然弊端時顯、步履維艱呢?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從來不是超然外在的,而是深受我國社會歷史和傳統文化影響的、借用生態學的概念,把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放在文化生態的環境中加以分析,透視制度發生的內在結構和遺傳性特征,或許能夠解答一些當前制度變革面臨的困惑,給改革的路徑以啟示。遺憾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缺少了從其所處的文化生態環境來思考改革的困境,從而在改革出現了曲折和反復時沒能很好地應對,也很難徹底轉變其現實生態。文化生態的視角為透視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維度,它使我們得以窺見制度變革中的文化制約因素和現實變革中的文化困境。
一、社會歷史生態
中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及適宜農業的氣候條件,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而決定并塑造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存在,這種獨特性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家國一體的社會基本結構。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根基,是氏族宗法血親傳統的強固力量和長期延續,雖然經歷了各種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遷,但以血緣宗法紐帶為特色、農業家庭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卻很少變動[1](P297)。自夏代始,宗君合一的宗法制度就成為了全社會的組織原則,其根本特征是把血緣與政治有機地融為一體,從而為構建家國一體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提供了現實基礎。于是“國”成了“家”的延伸與放大,“家”則成了“國”的范型與摹本,家國一體的社會基本結構也隨之得以確立[2]。這使得傳統教育承襲了一種強烈的倫理政治精神。
中國傳統社會表現出宗法社會、倫理教育的總特征,家(宗族)國同構與社會控制互為表里,呈現出鮮明的父權主義下的公共管理形態。在正統的儒家思想中,國家官員和其他社會成員的關系就如同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一個關鍵的比喻)。父權主義是理想的政府及其官吏的施政狀態,像家長那樣,他們握有不受制約的無上權力,執政者很難具有權力是被授予的、委付的、的意識[3](P2)。權力制衡的理念始終未能發育起來,集權主義文化一脈相承,表現為社會的差異化格局和等級制特征,而奠基于血緣宗法之上的古代倫理教育塑造了國人的中庸思維和追求和諧的旨趣,也打下了我國古代人情化社會的烙印。等級制下的高等教育管理實現著不可替代的國家功能,政治教育化、教育政治化,學在官府、官師一體等都是古代社會的重要表征,這些功能性特點結合傳統文化意識對我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反觀西方高等教育,中世紀大學從誕生時起,就享有廣泛的自主權,大學與教會、國家的關系也得以制度化,其經久不息的發展得益于制度的構架體現了大學組織本身的特性。大學制度具有與生俱來的特質,即自治與自由。它通過無上權威的、不容撼動的“敕令”或“特許狀”的形式來頒布,并由此建立了大學組織牢固的“邊界”:“社會與大學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大學是歷代所積累的知識的貯放中心,那里培養學者純粹是為了傳播學問。”[4]中世紀大學獨特的社會存在為制度的建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理念得到倡導,為現代大學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6世紀以后,隨著教會的衰落和民族國家的崛起,大學與國家、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中世紀大學國際性和行會組織的特點已不復存在,大學辦學多樣化逐漸形成,科學開始進入大學。
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革已經對大學的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19世紀初柏林大學的制度創新正是在這種社會歷史環境下應運而生。學術“獨立”與物質“依賴”、大學“自治”與政府“控制”是大學在新的時代面臨的新的矛盾和沖突,而“文化國家觀”巧妙地化解了二者的沖突,大學的自治與獨立傳統得以維護和保持。根據文化國家觀,國家是文化的體現,大學與國家服從于一種共同的理性原則,彼此相互依存。大學作為科學、學術機構本身就是國家事業的一部分,以發展理性為目的。同時,國家的行為也應服從于理性原則,它并不具有指揮理性的任務,而應當為科學活動提供保護和支持,使其理性地按自身的原則得以發展[4]。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成為大學管理制度堅守的根基,并升華為永恒的辦學理念和精神。
我國大學自產生起,就打下了傳統社會組織結構和傳統文化的烙印,大學組織缺乏個性,獨立性不強。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皇權統治,家國一體、權力崇拜的意識已經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高度集權的行政組織,缺乏社會公共組織,自治組織薄弱,是中國社會的一貫特征。整個社會的組織都按照行政組織模式構建,造成其同構性和劃一性,體現出鮮明的等級制。行政力量的強化和泛化,導致行政邏輯的泛化,古代書院制度就沒能脫離皇權政治的運行邏輯而最終凋敝。在我國古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環境下,僅以西方知識本身為目的的學術自由事實上并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傳統遭遇自由因素匱乏的文化環境,學術自由的理念自然難以生根開花。傳統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遺傳了我國大學與生俱來的基因,制約了近現代大學的自主發展。從1862年同文館開始包括京師大學堂在內的近代高等教育機構,延續了傳統習氣,完全缺乏西方大學的“行會”精神,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聞所未聞,倒是官僚控制成為一種新傳統,學術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強烈鉗制[5]。
我國現代高等教育脫胎于半殖民地的時代背景中,曾先后師法日、法、德、美,帶有鮮明的“移植”特點,客觀上說,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起點不低,汲取了西方現代大學制度的精華,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現代教育家們都踐行著學術自由的原則。然而,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切終未能與當時社會大環境相契合,從西方移植來的現代大學制度是在“當時政治尚未上軌道的局面下實現的”[4]。蔡元培的教育獨立主張也終于流產,其本人也憤然辭職,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終未能擺脫被政府收編的命運。民國初年的大學自治萌生于社會政治原因提供的制度空間,又受益于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人力資源,但卻始終未能得到充分發育與發展。而隨后各種政治、軍事勢力的持續戰亂,對大學的組織特性的認識更加模糊甚至被歪曲,大學偏離了作為學術機構的價值,異化為政府的特性,歷史積淀形成的高度集權的管理文化和管理體制更加消解了大學自治的發展取向。#p#分頁標題#e#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面臨復雜而嚴峻的國內外環境,趕超型現代化所強化的行政力量對舊中國大學制度遺產的拋棄和對蘇聯模式的照搬都對我國大學造成了難以恢復的傷害。改革開放以來,行政力量和行政控制雖然在逐步退出經濟領域,但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影響還相當深遠[6](P181-182)。如前所述,政府與大學的關系,仍然是實質上制約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變革的主要矛盾,多中心的高等教育管理主體遠未能培育起來,政府—大學的單一控制模式沒有根本改變。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西方現代教育的興起,無疑得益于傳統社會結構的裂變,以及教育被納入新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社會建構事業中。西方現代教育絕不只是教育觀念轉型的產物,這場革命的真正動力乃是來源于“現代民族國家、社會以及知識之綜合體的形成”[5]。西方現代大學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體現的重大作用,不僅體現在政府、市場、社會及大學自身等多方力量博弈中的準確定位,還得益于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趨勢和相對獨立的高等教育公共組織的高效運行。
二、文化精神生態
血緣、情感、入世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態特征,血緣本位、情感機制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人們把對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超人生的解脫都集中在現實生活中來加以解決。在中國教育傳統中十分注意教育的現實性、世俗性,反對知識的純粹性、客觀性,拒絕向純粹理性方向發展,從而阻礙了科學機制在中國文化中的形成與發展。入世意向的產生也使中國人的世俗文化充滿功利主義,急功近利、缺乏理性成為每一個時代轉折期的典型表現[2]。我國現代教育跌宕起伏的命運以及當前伴隨高等教育大眾化而產生的過度功利化傾向都可以見到其身影。
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一種性格—思想模式,承續著中庸心理、追求和諧、人情化社會以及缺乏冒險創新精神,它在適應迅速變動的近現代生活和科學前進的道路上顯得蹣跚而艱難。近代中國引進西方高等教育時的工具理性取向和建國后實用主義經驗論的泛濫,有著深刻的文化精神根源。高等教育是集中體現時代要求,引領社會變革的主要陣地,無論是“五四”時期的中西文化論爭,還是20世紀80年代關于教育與文化的大討論,都關注了大學與現代社會的相融問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有著自身鮮明的特點,重行動而富于歷史意識,無宗教信仰卻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滿人際熱情……這種傳統精神和文化心理結構,是否在氣質性格、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上,使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呢?[1](P312-313)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的理性結合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初,選擇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從文化根源來看,主要是由于蘇聯高等教育模式與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新文化有著內在精神的高度契合性。這也是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仍然從骨子里面體現出蘇聯模式特點的深層原因,高等教育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理念得到全面的貫徹。從文化精神層面來思考高等教育變遷的內在規律,或許能洞見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變革的制約性因素。
中世紀大學是歐洲中世紀文化精神的體現,它凝結著歐洲中世紀文化的核心———基督教文明的靈魂和精髓。基督教文化內含的懷疑與理性精神的萌芽,催生了燦爛的學術自由之花。經院哲學在長期辯論中所形成的理性精神及超然于經院哲學思想之外的自由力量,就是基督教文化為現代大學制度得以生成提供的一片沃土和重要源泉。而文藝復興則為現代大學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動力,通過文藝復興的一系列新文化運動,人文與科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個性解放、崇尚理性的總體文化思潮。它最終積淀成歐洲現代化的文化精神底蘊,這個文化精神底蘊的內核即自由與理性。自由與理性成為西方文化傳統之精華,通過文藝復興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并不用再披上神學的外衣。從此,自由與理性成為貫穿于西方文化的一條主線,滲透于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等制度的建構之中,也是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所蘊含的精髓。柏林大學基于“純粹科學”前提的制度設計就是其集中體現,浸潤在人文與科學潮流中的大學制度,深刻打上了文化變遷的烙印,文藝復興成為現代大學制度建立的文化契機[4]。由此,大學制度的孕育和成長需要良好的制度文化環境。西方現代大學制度遵循的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之所以能一以貫之,是得益于西方文化連綿不斷的“自由”與“理性”精神的滋養。
西方大學制度現代化的過程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現代大學制度的演進是一個漸進的復雜過程,在處理大學與政府、社會的關系中,不宜用急功近利的政策和強勢干預作為制度創新的主要手段。按照歷史社會學家騰尼斯的考察,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以及市民工商社會的形成乃是最重要、最突出的“現代性”特征與成就?；蛘哒f,現代西方社會正是由這些歷史現象建構而成的,從這些現象中能夠歸納出現代西方的理性文化精神及其在不同領域的表現。所謂西方現代教育的文化動力,就是基于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和對人自身的理性能力的無窮自信,以思考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需要人類具備什么樣的素質與能力為內在的理論支撐,以培養能夠使現代民族國家的各項事業不斷進步而個人也能在現代社會獲得幸福的“公民”為最后皈依[5]。因此,社會的發展對大學管理制度的變革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大學需要真正面向社會自主辦學,以真正要培養什么樣的人為根本出發點,這就需要大學文化理念創新和管理制度文化的再造。
以上的歷史和比較分析,引起了我們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深刻反思,文化生態的視角折射出了我國大學舉步維艱的歷史根源,也為相關理論研究開辟了新的理路。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植根于政治體制的現實語境和文化精神的歷史土壤中,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民主化理應是我國制度文化創新的核心。文化視野中的大學是一個具有民主價值的機構,在去大學外部行政化的過程中,大學能做的就是通過對未來公民民主意識、民主能力的教育與培養,從而建立社會的民主價值體系,引領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從“官本位”轉向“民本位”,推進行政體制的改革,轉變政府職能[7]。我國文化的創新需要沖破大一統文化的桎梏,回歸對個體的人文關懷,恢復人的主體性,為學術自由理念的落地生根破除體制和思想障礙。近現代中國文化上的割裂和徘徊,迫切需要一場新的啟蒙意義上的文化創新,營造新世紀中西文化交融下的文化生態環境,為高等教育的變革提供文化動力。#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