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論文范例

一、專業“準人—準出”與多元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

［摘要］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政治學原理課程所擔當的責任是加深學生對國家與社會的理解和關懷，其教學的主要內容和目標是引導學生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理解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和理論范疇，培養學生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能力，這是政治學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此改革方向指引下，政治學原理課程教學改革實施策略如下:創設教學的問題導入，激發學生探究國家與社會問題的興趣;開展教學主題的原著研讀，培養學生對國家與社會的政治意識;鼓勵學術問題的自主研究，提升學生在國家與社會層面的政治能力。

［關鍵詞］國家治理現代化;政治學原理;教學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改革總目標進行了嶄新定位，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進步的指向針，對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黨和國家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和執政規律的新認識，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階段的重要理論標志，它為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和研究途徑。這也表明國家對政治學原理這門面向高等院校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等專業的基礎課程必將提出新的要求，政治學原理課程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政治學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現實意義

政治學作為研究人類政治活動規律的科學，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而政治學原理作為專業基礎理論課，是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等專業學生掌握政治學基本概念和理論范疇、訓練政治思維的“敲門磚”，因此，學習它必須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靖拍?、范疇是學科的基礎，也是理論思維的基礎，從整體上把握學科的理論框架是學習政治學原理的前提條件。但是，要真正做到融會貫通、學以致用，切實提高運用理論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需要善于向實踐學習。學生要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把所學的政治學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積極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政治實踐，也是學好政治學原理的最新課堂。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價值目的就是實現“善治”，即“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2］。它包括一系列的價值體系: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和諧、責任、參與、透明、回應等。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觀背景和善治的價值目的，政治學原理這門課程所擔當的責任不僅是激發學生對政治的學習興趣和傳授政治學的基礎知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對國家與社會的政治關懷，讓學生思考國家和社會如何達到善治的理想狀態。因此，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對政治學原理這一課程進行教學改革，引導學生在學習政治學基礎知識的過程中注入對國家與社會的理解和關懷，有助于學生把專業學習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發展的宏偉目標緊密聯系起來，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政治學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教學目標

摘要：當前新課程改革對高中政治教學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在核心素養下，教師要積極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思維能力等各個方面的能力，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政治是高中教育的基礎課程之一，在教學中教師要不斷創新教學方法，進一步優化課堂教學，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與思維能力?；诖?，本文對核心素養下的高中政治“教學評一致化”進行了詳細分析。

關鍵詞：核心素養；高中政治；教學評一致化

新課程改革背景下，不管是小學教學階段還是初中教學階段，抑或是高中教學階段，教學都必須要遵守“教學評一致化”基本原則。因此，高中政治作為高中教育的基礎課程之一，也要遵循該原則展開教學。在政治課堂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就是評價，同時該環節也是最薄弱的，對新課改的推進造成一定影響。在整個課堂教學中要徹底貫徹教學評一致化，教師要合理應用教學評價，積極引導學生學習，提高學習效率，同時有效提高學生的政治核心素養。基于此，下文深入分析了高中政治的“教學評一致化”，以期給其他一線政治教師提供參考意見。

一、“教學評一致化”的含義

第一，“教學評一致化”的靈魂就是教學目標，而教學目標也是教學活動順利開展的前提，如果教學目標不明確就無法構建完整的“教學評一致化”教學模式，從而也無法提高教學成效，培養學生的政治核心素養。換句話說，“教學評一致化”的核心內容就是教學目標，所有的教學活動、學生學習以及課堂評價都是圍繞教學目標展開的，所以說，教學目標是“教學評一致化”的核心與靈魂。第二，“教學評一致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解釋：一方面，“教學評一致化”是面向教師的。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所開展的教學活動、學生的知識學習、教學過程評價要具有較強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在“教學評一致化”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是教學過程與教學成效的監督人員和評估人員，同時也是學生學習的幫助人員。另一方面，“教學評一致化”是面向教師和專家的。不管是教師的課堂教學，還是學生對知識的學習，都要與專家要求以及命題保持一致。第三，“教學評一致化”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教學指導的實現。課堂教學是否具有較好效果不能僅依靠一個人的評價，也不能只看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要從整體出發，在實際教學中得出相關評價。

二、核心素養下的高中政治“教學評一致化”分析

（一）明確教學目標

摘要：學術期刊誕生于學科建設需要，又反哺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為依托和支撐，呈現出三個層次的關系。首先，學術期刊基于學科而存在，學術期刊的誕生、發展和繁榮有賴于學科的支撐。其次，學術期刊面向學科建設，致力于傳播學科建設成果，培養學術人才，引領發展方向，拓寬學術交流渠道。最后，學術期刊回歸融合學科發展，與學科形成共同的關注，確立學科專業學術門檻，助力學科話語體系建構。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的互融共生既是學科建設與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學術期刊發揮重要作用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學術期刊；學科建設；互融共生；政治學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1］。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臺，以其獨特的優勢和特點，在服務學科建設、傳播學科知識、引領學科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之間有著天然的紐帶關系。一方面，沒有學科的研究與進步，就沒有學術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學術期刊也反哺了學科建設和發展。二者是你決定我、我成就你，互為依托和支撐的關系。本文以中國政治學為觀察視角，透視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相互關系的三個層次，為二者關系的價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讀。

一、基于學科：學術期刊依托學科而生

“學科”本質上是知識上升為知識體系后根據某些共性特征劃分而成。學科的產生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形成了支撐本學科較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價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這些學科研究成果的展示、傳承以及學者之間的對話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載體和平臺，學術期刊由此應運而生。

（一）學術期刊誕生于學科需要

中國政治學學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開設的“政治學門”，但隨著中國政治的變遷，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也經歷了曲折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前，全國100多所大學中有40多所設立了政治學系。新中國成立不久，在蘇聯學科模式的影響下政治學被看作是“偽科學”，并于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一直處于缺席狀態。然而，歷史進程中的某個特殊時間點發生的重要事件會對之后的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2］。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學等學科要趕快“補課”，以及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政治學踏上了恢復和重建的新征程。為了加快學科恢復重建，作為政治學的專業學術理論刊物《政治學研究》于1985年創刊，隨后包括《中國行政管理》《國外政治學》等在內的其他政治學類刊物也相繼創刊。可以說，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加速了專業學術期刊的誕生。

在政治制度不發生根本變革的情況下，專制政府允許“文人”的風花雪月，制造社會輿論，分離人心，給人們以娛樂而不是教育，以現實利益腐化、拉攏這些知識精英，為了自身的私人利益而遺忘或放棄更高貴的社會目標。舊制度在慢慢改變出身決定命運的等級制度，使自然因素如血緣不再成為社會身份的決定要素。但是，舊制度在允許非貴族出身的啟蒙哲人們進入現實體制的同時，也讓現實的體制消解他們，使之不能在實踐中突破這個體制。

另一方面，在政治身份與經濟身份都可以繼承的封建社會，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非貴族出身的、外省的啟蒙哲人只有通過接近貴族，取悅主辦沙龍的貴婦人，或者接近政府高官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啟蒙哲人還對社會地位有所期盼，那么革新就必須在舊制度下得以進行。因此，這種變革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延緩了舊制度的生命。

對于啟蒙哲人的生存處境，啟蒙哲人具有深切的自省。伏爾泰曾經將社會財富作為評價“文人”成功的標尺。在《哲學通信》第23封信“談人們對于文人應有的尊敬”中，伏爾泰對照了“文人”在英國與法國的不同處境。一開頭，伏爾泰就認為法國對科學與藝術的物質“獎勵”舉世無雙，但英國人民卻能尊重“才能”，而大部分啟蒙哲人擁有的就是這種“才能”，成績斐然的人總能在英國發家致富。伏爾泰的話反映了兩個方面，一方面，啟蒙時代的社會尊重“才能”，這對于出身非貴族的啟蒙哲人是一個積極信號，他們也可依賴自己的“才能”獲得社會承認，但前提是“才能”必須轉化為現實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啟蒙哲人的世俗追求非常可能與自己的追求分裂。后來的歷史證明，在進入現實體制的啟蒙哲人中，很少有人能保持在發跡之前的獨立與批判。而且，啟蒙哲人不再被啟蒙的社會所鄙棄與排斥。在為《百科全書》撰寫的“文人”條目中，伏爾泰積極地描述了“文人”的生存處境。伏爾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語法家”，而是具有“哲學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以前，“文人”被摒棄在社會之外，不屬于社會必需的部分，只能擁有附屬的地位，現在，他們入能做思想，當哲人，出能經國致世，做政治家，成一方“諸侯”。“時代精神把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培養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會，也能入閣執政”，他們“變成了社會必需的一部分”。此外，伏爾泰還揭示了“文人”的積極的社會功能，“文人”的生存意義是不能被質疑的，因為“文人”依靠“一種健全的哲學”，掃除了充斥社會的全部成見，他們比社會上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獨立精神”，出身窮苦的“文人”也能很容易在路易十四創立的科學機構中“獲得無求于人的條件”。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其樂融融，“他們是裁判者，別人是被裁判者”。

這是啟蒙哲人在啟蒙時代的生存處境的積極方面，但在與資產者的對照中，啟蒙哲人還具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消極處境。在1765年《哲學辭典》的“文學、文人或士”條目中，伏爾泰這樣描述了他們悲慘的生存境地，“一個資產者買了一個小小的事務所，他就為他的同行所支持，誰去碰他一下，立刻就要群起攻之。文人卻全無援助，他就像飛魚：飛得高些，他就要為飛鳥所啄；潛游水中則難免為大魚所吞”。這意味著，在與資產者的對照中，“文人”處于極為不利的處境中。我們知道，“文人”的現實處境是現實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的結果。而對這種處境的反應必然體現在啟蒙哲人的思想中。要改變這種現實處境，首先必須在文字中作出反應，其次才有可能在社會運動中變革并型構政治制度。

作為啟蒙哲人的盧梭不但分享了啟蒙哲人的社會身位，而且在他與啟蒙哲人之間自始就存在著隱微對抗。在《懺悔錄》中，盧梭告訴世人，自己思想的發端及成長與啟蒙哲人狄德羅關聯在一起。但是到了后來，盧梭宣稱將自己的思想與“當今思想”———啟蒙思想———區別開來，稱啟蒙思想只是“分離觀念的集合體”，一般的讀者可以將自己的心靈棲居其上。相反，他的思想是“一個孤獨者的沉思”，它與“民族”的口味不一致，但如果要把握它的線索，則必須“努力重讀且不止一次地閱讀”。這意味著盧梭從一開始就在自己與啟蒙哲人之間設置了一個區分。

啟蒙哲人也在不斷回應盧梭。伏爾泰將盧梭稱作“哲學家中的犬儒派”，盧梭的《科學與藝術》不過是“小學生的命題作文”，《論人類不平等》是“反人類”的作品；與盧梭決裂之后，狄德羅認為，盧梭是善辯、混亂、矛盾而不連貫的思想家：盧梭沒有思想，沒有哲學，如果有也不過是“碎片”；格里姆從一開始就將盧梭視為一種威脅，一位外來者。他對盧梭的唯一贊美是第一篇論文確實寫得文筆流暢。而每一次盧梭的作品出現時，格里姆總會立刻挑出他的修辭來贊美一番，不遺余力地告訴讀者，盧梭的作品除了風格之外，什么也沒有。達朗貝爾則是與盧梭辯駁后唯一不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的啟蒙哲人。在“百科全書”的前言中，達朗貝爾很好地處理了啟蒙哲人與盧梭的關系，稱其“善辯而富有哲思”，盡管這個人指責藝術與科學敗壞社會的道德，但他也曾“以一種頗為熱心并相當成功的合作”表明他“贊許”偉大的啟蒙運動的工作；。所有這些表明，盧梭與啟蒙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鐵板一塊。

如前所述，啟蒙思想是啟蒙時代的社會與政治制度的產物。啟蒙思想若要成為現實力量，參與并決定社會的進程，就必須凝成特定的社會力量，至少在思想上形成“共同體”，建構“文人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成員之間不但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與意義追求，在面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時，還必須發出同樣的聲音，分享同樣的社會關懷，通過特定的中介影響、塑造社會輿論，從而改變現實的生存處境。啟蒙哲人用為《百科全書》撰寫詞條的方式形成了一個“文人共同體”，盡管他們各自研究的領域不同，但他們形成了一個“百科全書派”，一個統一的“一”，一個“黨派”。但與這個“共同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盧梭反對任何特殊的黨派利益，并且在1754年4月9日開始“隱居”。盧梭認為，有黨派就會有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形成“普遍意志”，共同體的普遍利益就無法實現。在《社會契約論》的第1卷第7章、第2卷第3章、第3卷第1章第2章中，盧梭反復提醒人們注意私人意志、特殊意志與普遍意志之間關系及其對現實政治的影響。#p#分頁標題#e#

一、公共管理類專業政治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政治學課程是以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作為出發點，各個利益群體圍繞著利益的實現而展開對國家政權的爭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各種政治關系、實施各種政治行為、建立相應的政治體系、積淀出政治文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政治也在不斷地發展。對于當下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民眾權利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能夠給學生提供必要的基礎理論，已經成為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必修課程之一。然而，政治學課程的原理和分析方法都是來源于西方，以西方的制度和政府活動模式來進行分析的，與我國的歷史背景、人文習俗和政府活動規律差異很大。由于我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發達國家完全不同，其中的分析方法、案例和內容往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為背景，對于沒有出國考察過的師生來說，非常抽象和空洞。而民族類院校公共管理類的本科生絕大部分都是文科生，尤其是很多少數民族學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獨特的文化，對此的學習興趣更低。鑒于這種情況，本文結合民族類院校的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和政治學課程的特征，全面分析政治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教學內容陳舊

政治學涉及到歷史學、經濟學、管理學、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知識，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對教師的要求很高。但是，目前大部分教材的內容比較陳舊和空洞，大部分內容都集中在對政治專業術語的內涵、特征、分類和作用等方面的詳細論述，不僅缺乏其他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更缺少典型、時效性強的案例分析，導致教材充滿了枯燥和抽象的政治學基礎理論。即使著名高?；蛘邫嗤霭嫔绯霭娴慕滩?，其作者也往往是由博士生或碩士生組成，查閱或翻譯國外資料直接拼湊而成，內容很不系統，甚至前后矛盾、錯誤百出。而民族類院校的授課教師考慮到民族問題的敏感性，一般都是嚴格按照教材內容講授，特別是考慮到我國目前政治環境和政府的治理模式，不可能有效地將理論知識和實際情況相結合，幾乎都是單純地講授理論。學生沒有真正體驗過社會政治生活，也就沒有政治的利益沖突，對政治學抽象的理論更不會有深刻的體驗，其結果就是知識和現實不能有機聯系，對政治學也就沒有學習的積極性。教師為了活躍課堂氣氛，要么講授歷史事件或故事，要么講授我國的各種腐敗現象、公共管理的缺陷等現實問題，甚至會講出一些違反原則的內容，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學生的注意力，但并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嚴重的會誤導學生的價值觀。為了保證教學秩序和社會穩定，考慮到大多數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基礎和民族特征，教師也只好回避一些現實問題，重點講授理論知識，教學內容也是嚴格遵循教學大綱而不敢有任何創新。

(二)教學方法單一

由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特性決定了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理解的局限，需要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最好有機會或者主動地參與到具體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理論知識的價值?？墒牵捎谖覈洿嬖谥?000多年的專制統治，普通民眾幾乎沒有權利意識，而在當今保障民眾的權利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但是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舉步維艱，難以真正體現民眾權利的保障，并且經常發生不利于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使得教師無法安排學生進行實踐。教師不得不堅持傳統的授課模式，自始至終向學生灌輸基本的理論知識，較少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的分析方法。學生也自始至終在被動地接受教師的講解，幾乎沒有主動學習和參與教學的動力，更別提積極參與到實際工作了。再加之當前高校都在不斷擴大招生規模，上課的人數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尤其是政治話題、民族沖突、宗教信仰等問題在我國是非常敏感的，民族類院校的少數民族學生比例較高，教師和學生通常都不愿意輕易地談論，甚至有意識地回避，結果難以形成師生互動的課堂氣氛，大大降低了課堂教學效果。教師按照統一的教學大綱、同樣的教學內容來培養學生，忽視了少數民族學生的受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現實，使得學生沒有真正領會政治學的精髓，僅以死記硬背的方式記住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不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洞察力和創新能力。

(三)考核方式落后

摘要：

群眾文化的存在屬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閱古觀今，群眾文化除了推動著社會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朝著正確的方向演變，也引領著社會大眾在經濟社會的內外變化下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論文主要從當代群眾文化地相關角度出發，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分析透視。

關鍵詞：

群眾文化；透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群眾文化的存在屬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閱古觀今，群眾文化除了推動著社會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朝著正確的方向演變，也引領著社會大眾在經濟社會的內外變化下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群眾文化的精髓

從專業角度來說，人們通常把文化分為專業文化和群眾文化，二者之間最大的分別就是——專業文化從一開始就被注入了高貴的血統。但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卻不可否認，專業文化是從群眾文化中衍生出來的精品。群眾文化是大眾自娛自樂，自我創造出來的，其原因在于在大眾在主要從事經濟事業后，獲得物質上的一定滿足感，但是面對精神文化的日益匱乏，出現了“社會存在度失衡化”。所以民間自發組織的以歌舞、繪畫、節目表演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性文化發展起來。根據中國的歷史與國情，多民族的特征保證了文化的豐富性。以傣族的潑水節活動為例，它既是民族文化，也是群眾性質的文化，民眾參與度、積極向高漲。換句話說，民族文化的精髓：積極地、向上的，能被大眾普遍認可的文化活動就是群眾文化。

本文作者：史習斌 單位：湛江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近些年來，關于“同人”的話題在文學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者或是對同人團體的媒介活動、人事變化、思想軌跡等做單一考察，或是對單個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實上，要想從同人的角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需要對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對同人團體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進行準確分析，對與同人相關的媒介活動尤其是寫作活動進行系統而獨立的梳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寫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學和文化意義，才能避免用大而不當的同人概念籠統地涵蓋包含著諸多非同人要素的團體和刊物。為此，筆者擬將同人寫作作為與個體創作和集體寫作并列的一種寫作方式單獨提出，以現代中國文學（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體新月派的寫作實踐為例，論述同人寫作的內涵特點、典型方式和意義及影響，以期凸顯這一獨特寫作方式的橫向狀貌和群體性價值。

同人與同人寫作

20世紀以來，隨著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規訓的不斷失效、西學價值觀念的沖擊、科舉制度的終結、大學教育的啟蒙和留學運動的發展，傳統讀書人逐漸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其在行為方式、精神氣質、信仰與價值追求等方面都產生了新變。不僅“個體”的自由獨立與“人”的現代性格得以彰顯，而且作為個體集合的“群”的現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較大發展。同人群體便是這種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為一種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為同人群體訴求表達的載體與平臺這一背景下，才出現了同人寫作這一特殊的寫作現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謂同人寫作？總的來說，同人寫作是同人之間就某一觀念、議題或認同的目標進行各自表達，借助同人刊物集中發表的一種非集體的群體聚合的寫作方式。同人講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間自發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團組織章程嚴格的事先約定性。同人們以言論、文化來影響社會，以文學來建設文化，他們通過聚餐、沙龍和同人書信等形式來聯系感情、討論問題，通過創辦非官方的同人刊物開拓媒介陣地，通過寫作活動進行文學理論提倡、創作實踐嘗試和觀點的發言發聲，從而實現同人的社會參與、專業責任和自我價值。

首先，同人寫作是介于個人創作與集體寫作之間的一種合作寫作的方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集體寫作是伴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從蘇聯引進的一種寫作方法和文學生產方式，經過抗戰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區的規范、培養逐漸形成模式，在新政權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學和“”文學書寫中達到頂峰。集體寫作的發展與成熟自有其獨特的功效，但對個人創作的獨立與創造造成沖擊和掩蓋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同人寫作不同于集體寫作：它沒有集體寫作那么統一的創作主旨，不是集體署名，也不是各人寫作然后集體統稿修改，相反，參與寫作的個體同人自身有較強的獨立性，體現出接近于個人創作的個體特殊性；集體寫作將意識形態性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放在首位，強調集體寫、寫集體，注重表達集體意識、集體精神與集體形象，同人寫作則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延續和深化，在文學上多為對文學革命的反思與重建；集體寫作看重群眾基礎和大眾化效果，同人寫作是知識分子的精英化書寫和文學實驗。同人寫作也不同于完全獨立的個人創作：個人創作是完全獨立和自由的，個體風格明顯，而同人寫作勢必會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約定的寫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而在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同時，總體上表現出較強的群體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寫作是同人們為同人刊物進行的有明確目的和清晰目標的寫作。同人寫作以同人刊物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達平臺，一旦這個平臺失去了，同人寫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寫作是伴隨著同人期刊的興起而逐漸形成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彰顯個人主義的五四文化精神與之相適應的個人創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動，朝著集體寫作方向發展的革命文學轉向與左翼文學思潮尚未固化，客觀上為同人期刊的繁榮和同人寫作的勃興提供了機會。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創辦和經營，編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體化，變為“用稿封閉，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為同人撰寫，而且沒有稿酬”，編輯也多是義務勞動。嚴格地界定，“‘五四’運動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陣營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雜志”1的說法可能略顯寬泛，但其數量也不少，從《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創造》《語絲》《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現繁榮之勢，同人寫作也成為一種顯在的文本生產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將自身“不合時宜”地定位為同人刊物。新中國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創辦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風險，同人寫作也隨著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再次，同人寫作以同人之間共同的“志”與“道”的存在為基礎，以同人群體的存在為前提。一旦這種共同的精神基礎和組織前提發生了變化，同人寫作也就不復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員聚合的主體價值觀念是以個體本位為主的自由主義思想，這一群體的幾個關鍵人物中，徐志摩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2，胡適曾不止一次地說，“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貍和狗才成群結隊”3，梁實秋也曾明確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堅強的個人主義者，誰也不愿追隨在別人之后”4。他們都是極具個性而又關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識分子。以新格律詩創作為主的文學寫作者和以爭自由、爭法治、講人權為主的政論文寫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兩個次同人群體。從《詩鐫》《劇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對編輯者做出調整5，新月同人寫作基本以文學為主；從梁實秋執掌《新月》開始“談政治”，胡適引領“人權大戰”，新月同人寫作轉向政論文為主；《新月》后期顯示出對文學的回歸，1931年創辦的《詩刊》則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學寫作者在《新月》之外回歸文學的努力。

“熱衷文學”與“轉向政論”的不同側重是這兩個次同人群體的分歧，各自的妥協和總體的認同則是同人群體尚能存在的底線。直到《新月》終刊，同人解散，同人寫作也隨之停歇。因而可以說，同人寫作是一種在同人精神與價值的感召和堅守之下從事的階段性的寫作活動，具有歷史性。最后，同人寫作是一種超越文學的文化寫作，或者叫做大文學寫作。無疑，文學寫作是同人寫作的重要內容和核心領域，但不能完全涵蓋同人寫作。因為文學的非功利審美特點和對人產生影響的長期性，使得同人文學寫作有時并不能滿足同人們表達觀點、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學革命中，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大“臺柱”都不是作家，他們寫作的成品不是審美的文學作品（當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學性成就），而是表達思想見解、用語言文學的變革來改良社會和啟蒙大眾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論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權、教育、財政等內容，雖然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使用的卻不是純粹文學創作的形式，體現的也是同人寫作的文化性特點。所以，對于同人寫作而言，文化寫作的光華很多時候會蓋過文學寫作。#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