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醫療健康下醫患委托關系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本文建立“互聯網+醫療健康”下醫患委托模型，對新形勢下醫患間信息不對稱帶來效率缺失問題的緩解進行探究。研究發現，將互聯網平臺患者評分等顯性信息與診療質量等醫生私人信息相結合，綜合兩方面對互聯網診療服務進行定價能夠有效激勵醫生提升診療服務質量并改進患者診療所獲福利。
【關鍵詞】互聯網+醫療健康；信息不對稱；委托理論
1引言
據統計，到2020年7月，互聯網診療平臺已由2018年100余家激增至600余家。這一領域的迅速發展為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了思路，然而這也可能引發互聯網診療平臺定價不規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2019年8月國家醫療保障局的《關于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這一現象的關注。在這一背景下，探索互聯網醫療領域，尤其是非公立互聯網診療平臺的診療服務定價效率尤為重要。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是學術界對于診療服務定價的研究重點，Arrow（1963）認為醫患雙方處于信息不對稱的狀態,是醫療市場的一大特征,這也導致了醫療服務存在潛在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Scott（1999）發現醫生與患者之間信息能否有效傳遞這一問題決定著醫患間激勵合約的施行效率。張琪、張捷（2009）將醫患間信息不對稱問題看作醫患糾紛的導火索。姜天驕（2014）認為互聯網醫療能從用戶體驗角度解決信息不對稱，提高效率、降低資源浪費。郭科、顧昕（2016）研究發現依靠傳統固定基礎薪資與分成制度制定醫生診療價格，難以激勵醫生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無法解決醫患間信息不對稱問題。盧建龍等（2019）認為在醫患間委托關系閉環中，患者做出的理性選擇往往依靠可獲取的信息，而醫生卻基于自身信息優勢做出理性選擇，這可能導致逆向選擇帶來的效率損失。由于“互聯網+醫療健康”是醫療領域一新興模式，現有研究較少涉獵該模式下診療服務的定價問題及該模式對醫患間委托關系的影響，而是大多基于傳統醫療體系展開。本文為對相關研究做出補充，討論“互聯網+醫療健康”模式下醫患間委托關系的新局面，以及此背景下互聯網診療平臺醫療服務如何定價才能達到激勵醫生，改進患者福利的目的。
2“互聯網+醫療健康”下醫患委托模型
2.1委托關系的引出。隨著“互聯網+醫療健康”模式發展，越來越多的互聯網診療平臺涌現，一類更為靈活的患者評價體系被建立起來。在這些互聯網診療平臺上，患者持在當地醫院就近檢查得出的體檢結果尋醫，醫生根據從業經歷、個人資質等自主制定問診價格，醫生在互聯網診療平臺出診后，就診患者有權對本次診療經歷、就診醫生進行評價。若互聯網診療平臺能夠引導患者對醫生診療行為做出中肯的評價，避免虛假好評和惡意詆毀，這類評價體系將可作為其他患者就醫時重要的擇醫參考，醫生也可通過這一體系傳遞個人診療質量信號，即在同一互聯網平臺出診的多名同職稱醫生的診療質量高低可通過本平臺以往患者評分體現。
2.2醫患委托模型假設。據2019年8月國家醫療保障局《關于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中，醫療服務價格制定的基本原則，多省已出臺“堅持市場形成、政府調節、社會共治相結合；開放靈活、多方參與”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制定原則。為了激發醫療市場活力，多數省份明確非公立醫院醫療服務項目施行市場調節價，公立醫院由政府依據互聯網診療成本核算統一定價。在“醫鹿”APP（原“阿里健康”APP）上，來自各級醫院的醫生為自己制定了問診價格，價格由0.01元義診至400~500元不等?？梢钥闯?，醫生在自主定價時，綜合考慮了醫生從業醫院等級、職稱、學歷、互聯網平臺患者評價等醫患共同知識與診療努力程度、診療水平私有信息。醫生的市場化定價體現了其對于自身價值的綜合考量。據此，本節提出假設1。假設1：在互聯網醫療服務中，醫生賺取問診定價P（A，B），付出努力成本C（B）。為簡化模型，將上述醫患共同知識統稱為互聯網診療平臺評分A，醫生私有信息統稱為診療努力程度B，醫生的基礎薪資為D，單位診療時間成本為t；γ為A對醫生問診定價貢獻的彈性系數，相應地（1-γ）為B對醫生問診定價貢獻的彈性系數，0≤γ≤1。為了刻畫醫生診療努力程度的現實水平，假定其服從正態分布，即B~N（μ，σ2）?；颊邿o法觀測B，只了解B的概率分布情況。由于涉及到個人健康，傳統醫療服務常被看做患者的必需品，且往往患者的就醫需求越緊迫，醫療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就越低，同樣地也可以將互聯網醫療服務看做一類生活必需商品，目前從互聯網醫療服務多為慢性病復診服務可看出，互聯網醫療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應處于較低，但略高于傳統醫療服務的水平?；ヂ摼W醫療服務定價由政府總體把控，市場靈活調節的政策導向也使得醫患間互聯網醫療的供需關系符合經典供需理論，據此提出假設2。假設2：患者通過互聯網診療平臺就診，付出的診療成本為EP，預算約束為I，獲得的就醫期望效用為EU，受診療需求Q（EP）與診療外預算F共同影響，α為Q對患者就醫期望效用貢獻的彈性系數，(1-α)為F對患者就醫期望效用貢獻的彈性系數，0≤α≤1；由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可推知dEp/dQ>P/Q。
3結論與思考
經對醫患間委托關系的引出、醫患委托模型的構建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若醫生診療努力程度與互聯網診療平臺綜合評分相比更能促進自身互聯網診療定價的提升時，醫生選擇的診療努力程度即診療質量會更高。當患者存在嚴重的信息劣勢時，只能通過業內?醫生平均診療水平來確定就診的心理價位，久而久之行業整體診療服務質量會下降。定價時以科學的結構綜合考慮互聯網平臺綜合評分與醫生診療質量，會使得從業醫院等級、職稱、學歷、互聯網平臺患者評價等方面綜合評分較高的醫生提供比行業平均水平更高的診療質量，不進入此，由于互聯網平臺上患者的評價與前期醫生的診療質量相關，這一定價方式短期內會激勵醫生提供高水平的診療服務，長期內會提升醫生行業互聯網平臺綜合評分，進一步優化本行業整體水平。若醫生診療定價中不考慮服務質量，醫患間的激勵合約無法有效激勵醫生，問診質量僅受互聯網平臺綜合評分的影響。然而，若醫生無法保證診療服務質量，患者對醫生的評分也會隨之下降?；ヂ摼W平臺指導醫生自主定價時，需倡導醫生綜合考慮互聯網診療平臺綜合評分與自身診療質量，適當提升醫生信息透明度，對醫生進行全面考核以促使定價合理化；在醫生互聯網診療定價中賦予診療質量更大權重，也能有效激勵診療水平高的醫生為患者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由于互聯網診療平臺評價會通過醫生診療定價影響醫生提供的服務質量，從而作用于患者就診過程中所獲福利，因此引導互聯網診療平臺就診患者對醫生進行凸顯醫生真實診療質量的中肯評價也是避免患者與醫生福利損失的思路。
作者:胡少勇 張雪峰 宋鴿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北方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