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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職業緊張和醫患關系對醫務人員抑郁傾向的影響。方法選取某醫院221名醫務人員為研究對象，采用職業緊張量表修訂版（OSI－R）和醫患關系問卷（DDPRQ－10）評價調查對象的職業緊張和醫患關系現狀，抑郁自評量表（CES－D）篩查其抑郁傾向。單因素分析及logistic多元回歸分析職業緊張、醫患關系緊張與抑郁傾向的關系。結果221名醫護人員中，OSI－R中個體緊張反應（PSQ）評分為（112．21±10．25）分，職業任務問卷（ORQ）評分為（168．96±15．21）分，個體應對資源（PRQ）評分為（120．02±13．74）分，DDPRQ－10評分為（46．39±4．05）分；CES－D量表總均分為（17．03±5．21）分，130名醫務人員有抑郁傾向，發生率為58．82％。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SQ、ORQ與醫患關系、抑郁傾向呈正相關，PRQ與醫患關系、抑郁傾向呈負相關（P＜0．05），醫患關系與抑郁傾向呈正相關（P＜0．05）。單因素及logistic多因素分析顯示，年齡、工作年齡、慢性疾病、PSQ、ORQ及醫患關系是獨立危險因素，PRQ為保護因素（P＜0．05）。結論醫務人員有較高的抑郁發生風險，職業緊張、醫患關系緊張與抑郁傾向的發生密切相關。
【關鍵詞】醫務人員；職業緊張；醫患關系；抑郁傾向
近年來，隨著社會健康需求及維權意識的提高，關于醫患矛盾、醫患糾紛的報道逐漸增多，醫護人員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2］。研究顯示，職業壓力長期持續存在影響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抑郁傾向發生水平較高［1］。我們調查了某醫院醫務人員的職業緊張、醫患關系和抑郁傾向現狀，分析了三者之間的關系，旨在為提高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緩解職業緊張及醫患關系提供參考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2019年1－6月抽取某醫院醫務人員235名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在職醫護人員；（2）工作年限≥1a；（3）年齡≥20歲。排除標準：（1）具有嚴重軀體疾病、心理疾病者；（2）研究期間因假不在崗或近半年內休假超過3個月者。所有醫護人員均知情同意且簽署知情同意書，研究設計符合醫學倫理學標準。
1．2方法
調查問卷包括一般人口學問卷、職業緊張調查問卷、醫患關系問卷與抑郁傾向測量工具4個部分。（1）一般人口學問卷。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職稱、工齡、科室、慢性疾病患病情況等。（2）職業緊張調查問卷。采用職業緊張量表修訂版（OSI－R）進行評價［3］。包括個體緊張反應（PSQ）、職業任務問卷（ORQ）與個體應對資源（PRQ）3個部分，分別為4、6、4個維度，共計140個子條目，每個條目按1～5分進行評價。PSQ和ORQ問卷得分越高，表示職業緊張程度越高；而PRQ問卷得分越高，表示職業緊張應對能力越強，其緊張程度越低。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內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數為0．914，折半信度為0．688。（3）醫患關系問卷。采用醫患關系問卷10項（DDPRQ－10）進行調查［4］。包括醫護人員主觀經驗、患者行為的準客觀問題及患者行為與醫生主觀反應3個維度共計10個條目，單項按1～6分進行評價，得分越高，表示醫患關系越差。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sα系數為0．718～0．729。（4）抑郁傾向測量工具。采用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編制的流調用抑郁自評量表（CES－D）中文版進行抑郁傾向篩查［5］。共20個條目，單項按0～3分進行評價，總分≥16分表示有抑郁傾向，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sα系數為0．831。（5）質量控制。調查人員均接受統一培訓，采用統一指導語進行調查內容宣講，受試者現場獨立匿名填寫，填寫時間20～30min，現場核查并回收，承諾問卷內容保密，剔除填寫不完整問卷。
1．3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比較經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較經χ2檢驗。相關因素采用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一般人口學特征
共發放問卷235份，回收有效問卷221份，有效回收率為94．04％。221名醫護人員中，男性為82人，女性為139人；年齡為20～55人，平均年齡為（33．3±6．7）歲；文化程度：中專12人，大專34人，本科154人，碩士及以上21人；婚姻狀況：已婚177人，單身或離異或喪偶44人；科室：內科72人，外科51人，婦兒科40人，急診29人，其他29人；工作年限：51人＜5a，92人5～14a，78人≥15a；合并慢性病者39人。
2．2醫務人員職業緊張與醫患關系評分
221名醫務人員經OSI－R和DDPRQ－10評價顯示，職業緊張及醫患關系緊張程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
2．3醫務人員抑郁傾向情況及與職業緊張和醫患關系的相關性分析
221名醫務人員中，130名有抑郁傾向，發生率為58．82％。CES－D量表總均分為（17．03±5．21）分。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SQ、ORQ與醫患關系和抑郁傾向呈明顯正相關性，PRQ與醫患關系和抑郁傾向呈明顯負相關性（P＜0．05），醫患關系和抑郁傾向呈明顯正相關性（P＜0．05）。見表2。
2．4221名醫務人員抑郁傾向發生因素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年齡、工齡、慢性疾病與抑郁傾向的發生有關（P＜0．05）；婦兒科及急診科有更高的抑郁傾向發生率（P＜0．05）。見表3。
2．5醫務人員抑郁傾向發生的影響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有抑郁傾向為因變量（無＝0，有＝1），以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及OSI－R評分、DDPRQ－10評分為自變量，進行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工作年齡、慢性疾病、PSQ、ORQ及醫患關系是獨立危險因素，PRQ為保護因素（P＜0．05）。
3討論
醫務人員不僅要承擔繁重的臨床工作任務，還要應對患者、家屬及社會媒體等多方監督與質疑，加之崗位競爭、職位晉升、職業發展等問題困擾，導致醫務人員的職業緊張程度較高。長期職業緊張未能獲得充分緩解或釋放可能逐步導致失眠、情緒低落甚至發展為悲觀等抑郁表現，嚴重影響醫務人員的身心健康及工作質量［6］。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務人員的PSQ評分為（112．21±10．25）分，ORQ評分為（168．96±15．21）分，均處于較高水平；PRQ評分為（120．02±13．74）分，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提示，醫務人員具有明顯的職業壓力及壓力反應，但因職業特殊性其壓力應對能力也較好，但仍具有較大的改善空間。DDPRQ－10評分為（46．39±4．05）分，單項均分為（4．64±0．58）分，與苑雯雯等［7］報道的結果相近，可能與醫務人員對醫患關系重視度較高，其醫患關系感覺較為敏感有關。CES－D量表總均分為（17．03±5．21）分，抑郁傾向發生率為58．82％，處于較高水平。提示，醫務人員具有較高的抑郁傾向發生風險。同時，研究顯示，年齡30～39歲、工齡5～14a患慢性疾病者的抑郁傾向發生率更高，考慮為該群體往往面臨更多的社會、家庭和職業壓力，而慢性疾病的存在也是罹患抑郁因素之一。此外，婦兒科、急診科醫務人員有更高的抑郁傾向發生風險，考慮為這些科室的就診人數較多且人群特殊，醫務人員面臨的壓力更大。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SQ、ORQ與醫患關系、抑郁傾向呈正相關，且醫患關系與抑郁傾向也呈正相關性。提示，職業壓力及醫患關系緊張均對醫務人員的身心健康有明顯影響，長期職業壓力及醫患關系緊張可能增加抑郁情緒發生的風險。同時，PRQ與醫患關系、抑郁傾向呈負相關。提示，良好的壓力應對能力有助于緩解負性心理，降低抑郁情緒發生風險。進一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工齡、患慢性疾病、PSQ、ORQ及醫患關系是發生抑郁傾向的獨立危險因素，PRQ為保護因素。因此，針對醫務人員的基本特征及壓力狀況等，開展必要的心理干預，健康指導和完善管理措施，有助于緩解其負性心理，降低抑郁傾向的發生風險。綜上所述，醫務人員職業緊張程度較高，對醫患關系較為敏感，抑郁傾向發生風險較大，且職業緊張、醫患關系緊張與抑郁傾向發生有正相關性。通過必要的干預及管理手段減輕醫務人員的職業緊張程度，平衡醫患關系，有助于降低抑郁傾向發生風險。
作者:劉妍 祝想玲 王玲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