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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代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需要在確保制度供給、營造良好制度環境的同時，進一步提升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和加快德性的重塑。文章認為，應主要從重振醫務人員的醫德、構建患者的就醫道德、重塑醫藥企業的企業道德、強化媒體的職業道德路徑著手，為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
關鍵詞:醫患關系;醫德;就醫道德;企業道德;媒體道德
2009年開啟的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政府多次提及將基本醫療衛生作為一種惠及全民、人人受益的公共產品提供給全社會，由政府保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公平性和適宜性，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保障每一個人的健康權益。報告又提出，要“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把人民健康作為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1］。當一個社會能夠做到制度公正的時候，它也就能夠確保其基本制度的良性運行和保障每個人享有與履行平等的社會權利與義務。然而，健康中國戰略的實施，還需要全社會道德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德性的重塑，以及醫患關系的和諧重建。
一、醫德的重振
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簡稱醫德，是調節醫務人員與患者之間、醫務人員群體之間、醫務人員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規范，是醫務人員在執業活動中應具備的道德品質。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醫德更多地注重醫務人員自我的道德教育、鍛煉和陶冶，以及道德境界的提升。中國傳統醫學倫理受傳統道德的影響至深，歷代醫家都非常注重醫德修養，閃爍著人文精神的光輝。晉代名醫葛洪“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2］，充分展現了他為貧苦患者著想的精神。藥王孫思邈“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冤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3］。這種待患者如至親，不分貧富貴賤皆一視同仁，設身處地為患者著想的“大醫精誠”是中國傳統醫德的集中體現。1988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務人員醫德規范及實施辦法》，將醫務人員的醫德規范規定為七個方面:救死扶傷，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尊重病人的人格與權利;文明禮貌服務;廉潔奉公;為病人保守醫密;互學互尊，團結協作;嚴謹求實，奮發進?。?］。然而，受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身處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雖然大多數醫務人員能夠堅持在醫療服務工作中保持高度的道德責任感和極強的責任心而救死扶傷，但還是有少數醫務人員迷失了自我，將醫療服務工作僅僅當作謀利的手段，將醫德規范拋到腦后。此外，隨著醫患關系“物化”趨勢的逐步加深，在技術至上的思維下，“工具理性”失去了價值理性與道德心性的導引，醫療道德規范與醫療實踐活動逐漸脫節與斷裂，少數醫務人員“拘于術而不見人”，他們與患者之間的情感交流淡化，就無法感知患者的感受與情感體驗，醫德中的人文精神光芒日漸消退。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言:知道患者是什么樣的人，比知道他患有什么樣的病更為重要。醫學和道德是相依相伴的，道德性是醫學的內在屬性。因此，一個醫務人員應該是技術精湛、具有愛心和豐厚人文素養的完美組合體［5］。在醫患關系不和諧現象頻發的今天，重振以尊重人的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為核心的醫德更加必要。我們要理性看待現代醫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它在帶給人類先進的醫療設備、儀器，幫助醫務人員提高診療水平，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同時，也導致醫患關系的情感交流被操作與被操作的“物化”方式所取代。“醫生的那種親密的、給人以希望的、溫柔的觸摸，那種安慰和關心，那些無所不包，甚至包括涉及病人家里的貓狗的從容的長談，凡此種種都從醫療中消失了。這對病人可能是個巨大的損失，對于醫生可能也是如此。”［6］醫學技術主義使醫學人文主義退卻，醫患關系的“物化”使醫患之間情感交流缺失，醫患之間走入了沒有人文精神潤澤的冷冰冰困境。因此，我們要“在技術進步與道德進步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把握技術的‘適宜性’，厘清技術‘應當’的價值取向，以目的理性引領工具理性，還醫學以‘為人’旨向的本來目的”［7］。我們應始終牢記，無論醫學技術水平發達到何種程度，醫學服務的對象是“人”，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感情、有思維的“人”!所以，我們應明確:“對于醫學而言，人的生命是一個最高層次的本體范疇。醫學的本體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醫學得以生存的最終依據;人類不斷提高人的生命質量的需要是促進醫學不斷前進的動力;人的生命存在的狀態顯現了醫學發展水平;為人的生命服務是醫學的終極目的。作為醫學的本體，人的生命的意義具有至高無上性，無條件性。”［8］現代醫學模式強調“以病人為中心”的同時，要更加注重“以健康為中心”的服務理念。醫療服務工作的對象是人，醫療服務工作囊括了一個人從生到死的全過程。醫務人員應該保持對生命的敬畏之心和對患者的關愛之情，在幫助患者祛病平患的同時，給予相應的情感共鳴和人文關懷。“從某種意義上說，醫學的結構就像一個‘人’字，有兩個支撐，一‘撇’是技術的醫學，一‘捺’是人文的醫學，也就是說，醫學絕非一門完完全全的技術科學。”［9］這就要求醫務人員在醫療實踐活動中時刻不忘“醫乃仁術”，在努力提升醫療技術水平的同時，保持對生命的敬重和敬畏，以“仁愛”之心挽救患者的生命、恢復患者的健康。“一個社會對于道德的引導，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它宣傳什么樣的道德準則，而是在于它實施什么樣的獎懲方案。”［10］因此，對于那些模范遵守醫德規范，真正以病人為中心的醫務人員，應通過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保障他們“應得”利益的同時，給予榮譽的褒獎。對于少數醫德缺失、人文素養低下，甚至唯利是圖到進行誘導性消費、開大處方、濫開檢查、收受紅包、拿回扣的“白眼狼”，應建立有效的懲罰機制，剝奪他們“不應得”利益的同時，給予嚴厲的懲罰，直至取消從業資格。
二、患者就醫道德的構建
對立統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它告訴我們，任何事物均存在著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醫患關系不和諧有醫患雙方各自的原因。相較于1988年已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務人員醫德規范及實施辦法》，患者就醫道德的構建尚未正式啟動。所謂患者就醫道德，是指“患者及其陪伴(家屬或相關人員)在醫療單位診治疾病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品德行為、修養以及醫患協作形式”［11］。患者就醫道德是患者在醫療實踐活動中行為的道德規范和約束，對醫療實踐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筆者認為，患者就醫道德的構建應包含如下兩方面內容。第一，尊重醫方權利和履行患者義務。“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權利，其他人的權利就構成了一個人行為的道德約束條件，就構成了一個人的道德義務，就成為社會公德的基本義務。”［12］141作為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的道德，社會公德是以承認個人利益的正當性為前提的，并由此要求每位公民都應尊重他人的正當利益，并且成為每位公民的道德義務。而“正當利益無非就是被社會在道德上認可為‘正當’的利益，并且被憲法和法律所明文認可;由道德和法律加以認可的利益就叫‘權利’，‘權利’就是社會對‘正當’的認定”［12］142。具體到醫患關系中，醫方的正當利益毫無疑問就是他們所應享有的權利。因此，患者在醫療實踐活動中必須認識到醫療工作的特殊性、風險性和醫療技術的局限性，設立合理的期望值，尊重醫務人員享有的公民權利和醫療權利，尊重醫務人員的勞動，做到尊醫、愛醫、護醫;同時充分尊重醫院的權利，積極履行相關義務，保障醫療機構正常工作的開展?；颊咝枰e極履行自己的義務。至于患者具有怎樣的義務，明代名醫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提出著名的“病家十要”:一擇明醫，二肯服藥，三宜早治，四絕空房，五戒惱怒，六息妄想，七節飲食，八慎起居，九莫信邪，十勿惜費［13］。在今天看來，患者的義務大致包括:尊重醫方權利、如實提供與疾病及診療有關的全部信息、遵守醫療機構規章制度、遵從醫囑積極配合治療、正常支付醫療費用、支持醫學科學發展等等。第二，尊重社會公共利益和履行公民的義務。患者應理性看待當前醫療服務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因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的“看病難”問題。既使發生糾紛等情況，也應依規依法處置，而不應采取極端措施干擾醫務人員和醫院正常的診療工作，要尊重其他患者正當的診療權利。
三、醫藥企業的企業道德重構
企業道德是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該遵守的道德規范。作為職業道德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道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需要和內在要求，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消費者利益的需要，更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的企業道德強調以義制利、義中取利的原則，尊重規律、取之有道的經營技巧，敬業勤業、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樂善好施、愛國濟民的道德情懷［14］。這些傳統的企業道德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當前社會轉型期，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下，危機與機遇同在。為了博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少數醫藥企業唯利是圖、道德淪喪，在生產經營中，他們一味追求經濟利益，以次充好、弄虛作假、坑蒙拐騙，甚至不惜以制造“藥荒”來綁架公眾利益，無視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以至于國人驚嘆:“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不堪設想的‘道德滑坡’，中國人正在變成沒有靈魂、沒有操守的‘經濟動物’。”［15］“近年來，在資本、利潤的驅動壓力下，中國企業越來越浮躁，越來越重視規模、利潤，卻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因此導致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16］醫藥企業的企業道德缺失，不僅阻礙了企業自身的發展，更對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嚴重危及社會安全，嚴重阻礙和諧社會建設，所以企業道德的重構勢在必行。第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的觀念。作為服務于國人生命健康的醫藥企業，應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的觀念，主動承擔對國家、人民應盡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以服務于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健康需求為根本出發點，積極研發新產品，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健康的需求。第二，義利統一、以義為先。醫藥企業應明確認識到，“義”“利”是統一、而非對立的。醫藥企業只有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重“義”，才能為自己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進而得到社會的支持和消費者的青睞，才能獲得更多的“利”。因此，醫藥企業應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反對唯利是圖的極端功利主義傾向，在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過程中，道義為先，正當獲利，絕不應綁架社會公共利益以牟利。第三，誠信為本。市場經濟是一種以雙方互信為前提的契約經濟，市場主體以共同遵守契約為交往前提，而誠實守信正是契約精神的核心要求。古今中外的商業活動中，誠信經營、以誠為本是公認的商業道德基本規范。醫藥企業應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并將其作為企業獲得長久發展和競爭優勢的最寶貴的道德資本。在藥品生產過程中，以誠信立身，信守合約，誠實無欺，切實維護和提高藥品品質，堅決抵制假冒偽劣藥品;在藥品銷售過程中，杜絕虛假宣傳，不夸大、虛構藥品功效，確實為人民群眾健康負責。
四、媒體道德的強化
第一，提升媒體管理者的把關能力。在現實生活中，部分媒體在對醫患關系的新聞報道中存在很多問題，其缺乏應有的社會倫理考慮和利弊權衡，甚至無視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和正面引導性的要求，一味地嘩眾取寵、惡意炒作。這就需要媒體的管理者明確媒體肩負的社會責任，正確處理媒體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提升傳播道德取向的把關能力，明辨是非。第二，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道德素養。“媒體從業人員是公共信息的守門員，是社會道德的守望者。”［17］加強職業道德教育，使媒體從業人員理解并恪守職業道德，切實擔負起媒體從業人員理應擔負的社會責任，傳播正能量、揭露陰暗面、懲惡揚善，做一名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優秀媒體人。第三，提高公眾媒介素養。自媒體在當今社會生活中的參與度和重要性正在不斷地提升，提高社會公眾的媒介素養刻不容緩。應該將媒介素養知識滲透于學校教育、媒體教育、社區教育中，多層次、多途徑地提高社會公眾的媒介素養，提高他們掌握和使用媒介傳播的技術，以及選擇、分析、理解、批評和吸收媒體信息的能力，引導民眾合理地使用自媒體資源。第四，嚴肅懲處媒體道德失范行為。違反職業道德新聞的，使得媒體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強對媒體從業人員職業行為的監管，嚴防道德失范行為發生，并對已核實的道德失范行為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給予嚴厲懲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始終以人民利益為本的黨和政府，必定會制定出更合理、更人性化、更完善的醫療衛生制度，并伴隨著醫務人員職業道德素養的不斷提升、患者就醫道德的構建、醫藥企業道德的重構和社會輿論有效監督的不斷深化，當代中國醫患不和諧現象的治理、和諧醫患關系的重建應該是指日可待。
作者:何綿錦 崔宜明 單位:安徽醫科大學 上海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