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直覺和理智概念下中西文化的構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理智與西方文化
理智作為人類文化第一步驟研究“外界物質”所用之方法，與西方文化對應。這樣，理智與西方文化就內在地聯系和同一起來了。要理解梁漱溟對西方文化的認識與思考，就要首先弄清楚理智這一概念。理智的內涵是什么呢？梁漱溟認為，理智表現為簡綜兩種作用即分析與綜合兩種作用，是構成知識的一種方法。也就是說，理智的內涵實際上是指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這是梁漱溟對理智概念的理解。梁漱溟從理智概念出發從成就與弊病兩個方面對西方文化進行了考察和闡釋。梁漱溟認為，文化的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哲學、科學和藝術等，其中“哲學、科學是偏于理智的”，而科學就產生于理智?？茖W是西方文化的顯著特征和重要成就，說科學產生于理智就是說西方文化產生于理智。這是理智給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成就。梁漱溟指出理智在給西方文化帶來科學、哲學、知識和思想等文明成就的同時，也給西方文化帶來了精神創傷的弊病。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個體要自顧自己，重于理性的分別計算”“，才有其社會上種種罪惡痛苦，才有此次大戰的創害，把個體的生存競爭真演的烈！”梁漱溟認為理智給西方文化帶來了科學等成就，也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物質和精神創傷。這說明，梁漱溟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是以理智概念為基礎的。而且梁漱溟把西方文化的成就和弊病放在一起進行考察和分析，使人們對以理智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認識更加系統和全面。
二、直覺與中國文化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用直覺概念來詮釋和表征中國文化。直覺概念集中體現了梁漱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根據梁漱溟的論述，中國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的第二個步驟，與之對應的研究層次是“內界生命”，而直覺即研究“內界生命”之方法。這樣，直覺與中國文化就內在地聯系和同一起來了。直覺也就成為理解梁漱溟對中國文化認識的關鍵。那么，直覺的內涵是什么呢？梁漱溟認為直覺的作用在于體認認識對象難以表達的意味和精神，并支配我們的行為。他將直覺分為兩種：附于感覺的直覺和附于理智的直覺，并認為附于理智的直覺才能認識“生活”和“我”，較之附于感覺的直覺更為重要。梁漱溟認為，是直覺而不是感覺和理智關照著我們內里的生命。他說：“要曉得感覺與我們內里的生命是無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覺的直覺；理智與我們內里的生命是無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覺。我們內里的生命與外面通氣的，只是這直覺的窗戶。”這里，直覺較之感覺和理智更為重要。由于直覺和中國文化具有內在的同一性，認為直覺關照著人們的內在生命，就不僅是對直覺價值的肯定，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肯定。這是梁漱溟對直覺概念的認識。梁漱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集中體現在其用直覺對中國哲學所做的現代詮釋上。梁漱溟認為，直覺是中國哲學的認識方法。他進一步使用直覺這一概念來解釋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良能”和王陽明的“良知”概念，認為直覺就是孔子所說的“仁”、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王陽明所說的“良知”。這實際上是用直覺概念對中國哲學的核心思想進行了現代詮釋。梁漱溟用直覺對中國哲學所做的現代詮釋集中體現了梁漱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是梁漱溟對中國現代哲學的貢獻所在。尤其在傳統與現代激蕩的五四時期，梁漱溟對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詮釋在一定程度上為現代新儒家奠定了文化哲學基礎，現代新儒家由此拉開帷幕，作為頗具理論建樹的一大學派和思潮開始活躍在歷史舞臺上。詮釋也為研究中國傳統哲學指出了研究思路和方向，對我們在現代條件下審視和認識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三、中國文化的問題與出路
梁漱溟以直覺和理智概念構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觀，同時對中國文化面臨的問題進行了思考，并針對問題對中國文化的出路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梁漱溟在從理智的角度分析和闡釋西方文化的成就與弊病時，反觀和分析了中國文化在理智方面存在的問題。梁漱溟肯定理智給西方文化帶來了科學民主等文明成就，與此相對應，他認為中國人在理智方面很少創造，中國文化自身產生不出科學和民主。為什么中國文化產生不出科學和民主呢？梁漱溟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簡單地說，就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智之路，產生了科學；而中國文化走的是直覺而非理智之路，產生不出科學。梁漱溟進一步分析指出，理智不發達給中國文化所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我們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還每要見厄于自然。我們不待有我就去講無我。不待個性伸展就去講屈己讓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從種種權威底下解放出來。我們不待理智條達，就去崇尚那非論理的精神，就專好用直覺，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學術也都無眉目。并且從這種態度就根本停頓了進步，自其文化開發之初到他數千年之后，也沒有什么兩樣。”梁漱溟指出了中國文化面臨的問題，對中國文化的出路或者說這些問題的解決也給出了自己的思考。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再也不能回頭補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就是說中國文化不能回頭補走西方文化之路，也不能往下走印度文化之路。認為中國文化“不能回頭補走第一路”，是對全盤西化主張的否定，是梁漱溟對全盤西化的理論回應。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出路，梁漱溟認為“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即“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第二，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以避免西方文化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對立所造成的弊病，從而使理智在根本改過的態度之下發揮好的作用；“第三，批評地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用中國的態度受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民主精神。梁漱溟的這種“變化過的第一態度”和“適宜的第二態度”實際上是對中西文化的一種融通。這種對中西文化的融通可以說頗具理論建樹，一方面有力地回應了反傳統的全盤西化派，另一方面又與固守傳統拒絕西方文化的東方文化派劃清了界限，同時立足傳統對如何向西方文化學習的問題做出了嘗試性的思考并提出了理論上的解決方案，因此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在一個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并存的時代，梁漱溟的思考對于中華民族理性精神的覺醒和成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有著進步的歷史意義。梁漱溟對中國文化問題與出路的思考其意義并不局限于當時所處的時代，即使是在今天，在當代中國，中國文化的問題與出路或者說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依然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時代課題。梁漱溟的思考對我們今天研究和解決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依然有著重要的啟示。
作者：李明 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蚌埠汽車士官學校政治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