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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陳若曦在“現代文學”階段的小說創作在風格技巧與主題立意上呈現出了極為斑斕的色調。這里面既有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稚嫩仿品《巴里的旅程》，又有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原型意象“疾病與療治”的重述之作《收魂》；既有給予道德場景以一種生存論展現的《辛莊》與《燃燒的夜》，又有融合了鄉土、神秘、情感等多種敘事元素的《婦人桃花》。這些小說作品顯示了陳若曦在其小說創作尚未形成固定風格之時的探索痕跡。
關鍵詞：
陳若曦；現代文學；小說創作
作為“現代文學”派的四大主將之一，陳若曦在《現代文學》雜志上一共發表了七篇小說。這七篇小說在風格技巧與主題立意上呈現出斑斕的色調，顯示出陳若曦在其小說創作尚未形成固定風格之時的探索痕跡。本文從四個方面重點論述陳若曦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幾部作品。
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稚嫩仿品———《巴里的旅程》
《巴里的旅程》發表于《現代文學》第二期。這是陳若曦初試現代主義之作，也是其全部小說創作中最具有現代主義意味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出身為“現代文學”社主將的陳若曦對于《現代文學》雜志辦刊宗旨的熱烈響應與主動迎合。雖然《巴里的旅程》被很多人認為是一篇失敗之作，但仍可視為小說家為拓展創作路徑而做的有益嘗試。“巴里的旅程”走出街市，走過荒野，走向大山，最后卻仍然走不脫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雙重迷失?！栋屠锏穆贸獭吩谄湮谋局兄嫿艘粋€“在路上”的存在意象。“在路上”一詞源于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凱魯亞克1957年出版的小說《在路上》（OntheRoad），原意指的是二戰以后美國青年的一種離經叛道、回歸自然的生存狀態，也同時喻指現代人的一種無家可歸、價值迷失的存在境遇以及一種沒有終點、永無止息的精神探求狀態。《巴里的旅程》的文本敘述剝離了具體的時空背景，正是在一種人類普遍生存的意義上來呈現巴里“在路上”的流徙與追尋情形的。“巴里的旅程”經過了幾個階段，起始點卻選在一個喧鬧的街市上，這無疑正是對于人類不斷都市化的生存現實的一種喻指。因為，如果說所有的問題提出與答案追尋都起源于對當下生存境遇的應對，在都市化儼然已經成為現代生存基本形態的歷史情形中，現代小說的精神流徙與探尋起點的都市情景設置也就成了一種必然，但《巴里的旅程》的都市敘述也只能是對于一種都市喻象的呈現。文本中，游走逗留在都市街頭的都是一些具有神經病氣質、近乎符號化的人影，人的行為舉止也被賦予了高度抽象的意味，看似混亂無序的都市情景卻處處隱指人類最為基本的存在形態與存在處境：百貨商店里的貨物是出生用的尿布與死亡用的棺材的陳雜，被兜售的期票日子訂在三十年后，乞討的老婦人因為拒絕進養老院而被警察拼命追趕。其中，鬧市中橫亙的教堂意象成為《巴里的旅程》中這段都市敘述里最醒目的敘述景觀。文本伊始，“巴里轉進大街”的開頭，教堂的鐘聲就開始鳴響在《巴里的旅程》的文本世界里：“于是，教堂鐘響，‘當’，‘當’……”[1]67在巴里走出街市的最后，路過的正是教堂的門口，敘述者在這里設置了《巴里的旅程》的第一個場景敘述：一個坐在教堂大門臺階、懷抱嬰兒的年輕母親因為嬰兒父親身份的不明而被人群圍觀與議論：“霎時，尖叫、呼嘯、咒罵、嘩笑……排山倒海而來。”[1]69場景敘述對于鬧市中教堂的地點選取以及圍觀人群對于年輕母親以及一個醉漢所分別給予的“圣母瑪利亞”與“施洗約翰”的戲稱，使得這樣的場景敘述成為對圣經故事的戲仿，亦將現代人類生存處境的荒誕性呈現無遺：天使墜于凡間，污穢與圣潔雜陳。這種在現代生存樣態揭示中引入圣經原型的書寫方式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特征。在巴里旅程的中途，不再有對于人類生存處境的直接展示，而是展示了各式人等與各式理論對于現代人類生存命運的感嘆、探討與爭辯。相伴而行的兩個人躲在黑布傘下喃喃抱怨：“痛苦的存在呵……何得解脫……”[1]70。菩提樹下的三個年輕人在爭辯著究竟是科學還是宗教可以挽救20世紀人類的命運。一長隊人則在宣傳著基督教義，準備發起又一場十字軍東征。這種對現代生存荒誕性與困惑性的揭示無疑構成了《巴里的旅程》的思想主題。在對巴里的旅程的都市化階段進行了這種思想主題的情景化表現以后，敘述者對巴里旅程中途情形的敘述卻轉入到小說中人物對小說思想主題的直接探討上，自然可以視為小說家尚無力把一種關于現代生存的思想理念有效地轉化成一種現代生存敘述?！栋屠锏穆贸獭愤@一階段的敘述在敘述情景與人物構型上都與西方現代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之作《等待戈多》極為神似：消隱了時空背景的荒野與路途，兩三人等在其中漫無目的的游走與交談。只是，《等待戈多》有效地抹去了理念痕跡，將關于現代人類生存的思想理念完全融化在了文本敘述之中，極為有力地展示了現代人類生存的荒誕處境。《巴里的旅程》這一階段的敘述則只是在敘述的外在形式上與這部西方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取得了某種相似性，卻在更為內在的現代生存敘述的敘述品質上留下了缺憾，這自然是初試現代主義的陳若曦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巴里旅程的結尾，敘述者的敘述又轉入情景化的敘述當中：一位老人分別用了誘捕與武力的方法去撲捉一群雞，結果無不徒勞無功：“天黑了下來，曠野一片幽暗。遠遠地，只見老人蹣跚奔路的身影，雞群已不見蹤跡。”[1]75老人與雞群的關系正象征了人類的生存探求與追尋永遠“在路上”的存在處境。
二、“疾病與療治”———《收魂》
“疾病與療治”是中國現代小說寫作中的重要主題。與中國現代小說中其他主題一樣，“疾病與療治”的書寫傳統也是“中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所開創的，他的《狂人日記》《藥》等一系列杰作都無一例外地表現了“疾病與療治”的復雜關系與歷史寓意。自魯迅以后，現代文學的幾代作家都走進了“疾病與療治”的夢魘之中，他們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不約而同地重復了“疾病與療治”的話題?？梢哉f，“疾病與療治”的意象書寫承負著現代國人的全部焦慮與期待，成為中華民族艱難推進現代進程的重要文學鏡像。自稱一生服膺魯迅的陳若曦與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小說主流敘述傳統的承繼關系已被包括夏志清在內的多位學者所指出，其現代啟蒙意識在其更早的小說作品《灰眼黑貓》中已初步顯露。《收魂》在敘述表面上幾可視為“疾病與療治”原型書寫的典型副本，其故事構型更是與魯迅《藥》中華家的故事幾近相同：因為兒子的疾病而陷入絕望的父母寄望于以一種迷信的方式來拯救兒子，兒子最后卻仍然不治身亡。在《藥》中，這種迷信行為因為與革命烈士鮮血的糾纏而愈發顯得意味深長，對于現代啟蒙主題的闡發也因此愈顯深刻與復雜。《收魂》的敘述焦點仍是這樣一次以療治為目的的迷信行為，但其中寄寓的主題意旨已與《藥》有所區別，呈現出了多重歧義的特征。毋庸置疑，《收魂》的隱指作者對于“收魂”的療治效果持根本的懷疑態度，因此其用重彩濃墨渲染的“收魂”活動處處投射出反諷的意味，道士不但在“收魂”中丑態自現，敘述者更借助小說中大學生女兒的口直接對其展開批判：“突然間她開始厭惡這個道士，她想他是多么愚妄，無知而又虛偽夸張呀！同時她又發現父親竟有相信的神情，不免使她驚訝，甚至有點失望。”[1]256“收魂”收場，道士在走過大門時卻驚訝地發現了一個“仁心診所”的招牌，才知道請自己為其兒子“收魂”的原來是一個醫生，更使得這樣的反諷式敘述達到了高潮?？茖W與迷信之間的對立不但為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女兒”與以迷信作為謀生手段的道士所明白，即使是“父親”與“母親”也心知肚明，因為在“收魂”之前，“兒子”已經在臺大醫院接受過多次手術，結果卻仍然命懸一線，為其收魂不過是在確認現代醫學徒勞無功后的無奈之舉。在對迷信性的“收魂”展開批判以后，《收魂》的隱指作者并沒有將《收魂》的主題意旨自動引向現代啟蒙的宏大主題：“迷信是愚昧，自信又何嘗沒有罪過？生是不可思議的，人也是，一切都是。”[1]257人類自信的構建與膨脹本是現代啟蒙的根基所在，對人之自信的質疑也即意味著現代啟蒙在其心目中的價值陷落。而對于“人生是不可思議”的價值判斷則將《收魂》的文本敘述引向了生存論敘述的境地，從而使得《收魂》的主題意旨在某種程度上超脫于“疾病與療治”的框架拘限。“收魂”在《收魂》中首先是一種被飽含痛楚的親情所投射與浸潤的行為，它因此而具有意義，并不因為它的任何其它屬性而減損這種意義；其次它才是一種迷信活動，文本中不斷出現的具有反諷意味的敘述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進行的，《收魂》隱指作者的現代啟蒙意識也由此得以體現?！妒栈辍吩谥黝}意旨上所表現出的這種歧義性與曖昧性讓人想起小說家更早的一篇小說作品《灰眼黑貓》。只是，與《灰眼黑貓》高度服膺于充滿鄉間迷信色彩的“灰眼黑貓”故事原型不同，《收魂》中同樣充滿了迷信色彩的“收魂”活動已是受盡嘲弄。雖然小說家在《收魂》中仍然沒有建立起其純粹堅定的現代啟蒙意識，但比之于《灰眼黑貓》，其進步無疑是明顯的。
三、道德場景下的生存呈現———《辛莊》與《燃燒的夜》
《辛莊》與《燃燒的夜》的故事敘述都源于一個情感背叛的事件，但這兩篇小說都并不是專門來講述一個情感背叛的故事的。這個情感背叛的故事實際上只是充當了小說敘述的原動力，整體的小說敘述則走向了對更深廣的人生狀態的揭示與表現。這使得像情感越軌這種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里深具道德意味的事件獲取了更多的生存論的內涵，也顯示出陳若曦對世俗人生的體認與悲憫?！缎燎f》講述了一個名叫辛莊的人因生存重擔的壓迫而積勞成疾的故事。小說中現在時刻的他面臨著老婆紅杏出墻的事，這無疑是讓他更難以承受的苦難。小說刻意營造出一種道德化的故事氛圍，更加凸顯了這種苦難性。小說開頭敘述主人公田野漫步回來，一進村子即感受到這種氛圍的強大存在，幾個街坊鄰居正在議論他的老婆與人偷情的事情，并且認為這是一個人的奇恥大辱。日常生存的高度道德化是中國文化的常態，對此種生存景觀的自覺呈現也是以展示國人日常生存狀態為目的的小說生成現實主義美學品質的重要手段。中國傳統的世情小說在這點上自不例外，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這類小說的主題意旨往往也是被高度道德化的，所以，所有在日常生活中違背了倫理道德的人在小說中都會受到道德的審判，在小說敘述中其人生結局也多是毀滅性的，如中國傳統世情小說代表之作的《金瓶梅》，一方面在相當大程度上真實地展現了晚明市井社會的生存景觀，另一方面又滲透著濃重的道德說教，對小說人物的敘述暗含了一種道德化的標準，顯示了小說的隱指作者與其描寫的社會生存現實在道德意識上的疊合。也正是在這里，《辛莊》顯示了陳若曦作為一個現代中國小說家所具有的可貴品格。在《辛莊》中，《辛莊》隱指作者的意旨與主人公所處的高度道德化的生存現實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分裂。文本中，主人公辛莊承受了妻子紅杏出墻這個道德化事件所帶來的所有苦難，卻無法對其進行道德宣判，因為在辛莊看來，這種苦難不過是其苦難的日常生存的自然拓展，而妻子在這件事情上的表現卻屬于對于由于受自己牽累而變得日益惡劣的生存境況的正常反抗行為。小說的重點即是敘述辛莊為了養家糊口，償還蓋新房欠下的債務，除了在街市上擺攤賣水果以外，還兼了一份印刷廠的工作，以致積勞成疾，并且，由于長年奔波勞碌，身心都變得疲憊不堪，以致常常疏忽了妻子的存在，夫妻分床而居，正常的夫妻交流因此中斷。這其實是一種不斷將辛莊之妻的所作所為合理化的敘述方式，紅杏出墻的故事在這樣的敘述邏輯下變成了一個生存論的事件。存在主義主張存在先于本質、個人選擇的不可譴責性以及人類生存的根本苦難性，這些都在《辛莊》的文本敘述中得到了極為鮮明的表現。辛莊對苦難生存的高度忍耐以及其妻對此所作出的反抗都被視為生存論領域下的自然選擇，道德標準在此被懸置起來。其實在相當大程度上，《辛莊》中的故事仍然是潘金蓮、武大與武松三角情愛故事的重述。與白先勇同樣是重述了潘金蓮、武大與武松故事原型的小說作品《悶雷》不同的是，《悶雷》采取了潘金蓮式的女人福生嫂的敘述視角，《辛莊》卻是以武大式的男人辛莊的視角展開敘述的。《辛莊》開頭，病弱的辛莊田野漫步途中路遇強壯的男人長腳高，即對其健壯的體魄羨慕不已，而這個長腳高即是這個三角故事中的另外一個男主角。長腳高曾經租住在辛莊家里，經常為辛莊代勞講故事給辛莊的三個孩子聽。在小說最后，辛莊的老婆云英一番梳洗打扮，借看戲為由又出去和長腳高約會，辛莊卻無力阻攔，任由她去。紅杏出墻事件在《辛莊》文本世界里的無限期延展使得《辛莊》對于這個道德化事件的顛覆達到極致，而潘金蓮們在取得道德的豁免權以后近乎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卻也同時讓人不免有膽戰心驚之感。與《辛莊》一樣，《燃燒的夜》的視角人物仍然是一個男人，而且，正是這個叫作子光的男人在妻子遠離家門時不慎出軌。如果說，《辛莊》注重一種生存論意義上的文本敘述，情感越軌者豁免于道德規范標準的裁決，《燃燒的夜》卻是反其道而行之，道德律令像是一道枷鎖禁錮了背叛者與被背叛者日常生活的步伐，使得他們一夜難度。同樣是作為情感越軌者的鄉村女人與都市男人卻被給予了截然不同的敘述待遇，不知這是否應該被視為一向被認為與女性主義無涉的陳若曦女權意識的悄然顯露？但小說家對于鄉村女人出墻與都市男人出軌的取材本身卻呼應了一種意味深長的文學敘述現象，那就是，與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情感背叛事件一直被熱衷于用作小說素材一樣，現代都市男人出軌的事件在現代小說寫作中也倍受青睞。在男權中心的傳統社會中，正因為男性在情感問題上的“胡作非為”享有道德上的豁免權，所以才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最稀松平常的日常現象，從而在小說寫作中失去了誘惑力。都市男性出軌事件在小說選材上的被青睞正昭示了人類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遷。在人類社會從鄉村形態行進到都市形態以后，原來在道德上天然享有豁免權的男性對于情感的背叛問題被得以重新審視，也因此更易于成為小說寫作的對象。《燃燒的夜》中的出軌事件本身即帶有濃重的都市意味。子光在妻子暫時離家時由于耐不住寂寞和對方勾引而行為出軌，在相當大程度上其實并不關涉情感之事。情感在出軌事件中的這種缺失狀態正彰顯了現代都市社會欲望本位的生存現實。只是，《燃燒的夜》在進一步的敘述中并沒有被處理成一個典型的都市文本，主人公現代都市欲望化的行為受到了傳統道德律令的宣判。這樣的處理方式其實隱含了小說隱指作者的一種主觀意旨。與《辛莊》中在道德上為女性松綁的寫作思路一脈相承，《燃燒的夜》以對男性的行為加以道德禁錮的敘述方式顯示了小說家的寫作仍然走在顛覆中國傳統世情小說寫作模式的道路上。男主人公的一次失足使他罪惡難贖，這個“燃燒的夜”正是一個罪與罰的時刻。子光的妻子安曼以對自己丈夫輕蔑、冷漠與嘲諷的方式懲罰其出軌的行為，使得子光更加覺得自己罪不可赦，道德律令的殺傷性也因此更顯巨大。子光經歷了出軌事件的身體在安曼看來已變得骯臟不堪，所以不再允許其靠近自己，安曼的這種道德潔癖正彰顯了《燃燒的夜》主題意旨中的道德化生存維度。在小說最后，子光終于沒敢跨入妻子的臥室，而是走進黑暗之中，道德律令仍在發揮它的效力。
四、鄉土•神秘•情感———《婦人桃花》
在陳若曦早期小說創作中發表時間上的殿后地位與文本敘述上的集大成品格在《婦人桃花》中的遇合顯示了小說家的小說創作正日趨走向一種自覺。與《灰眼黑貓》與《收魂》一樣，《婦人桃花》的文本敘述充滿了神秘主義力量對鄉村日常生活的干預與控制。不同的是，少了與五四文學的糾纏，而成為了一種融合了鄉土、情感與神秘的自足性敘述。婦人桃花的情愛悲劇不關涉朽腐的舊社會制度，關于她的疾病與療治的敘述更沒有被賦予啟蒙維度。鄉村生活本身構成了陳若曦的童年與少年經驗，而神秘性則起源和植根于人類的童年體驗，作為《婦人桃花》敘述主體的情欲糾纏也因此散發出極為原始的力量，這也使得《婦人桃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個關于欲望原型的書寫文本?！秼D人桃花》的文本敘述是一種典型的分層敘述。其第一層次敘述婦人桃花久病不愈，只好求助巫婆，在進行了一番穿越時空與陰陽的對話之后，婦人終于無藥而愈。因為小說對陰陽對話的情景極力渲染，使得這一層次的敘述幾乎占據了小說的大半篇幅，所以在表面上似乎整篇小說只是講述了一個神秘主義的故事。而實際上，第一層次的那番陰陽對話復現了一個發生在多年以前的愛恨情仇的故事，這也構成了小說文本的第二層敘述。在這兩層敘述中，第二層敘述才是整篇小說文本敘述的重心與主體，也即敘述學意義上所謂的主敘述：桃花是梁在禾家里的童養媳，與梁在禾從小一起長大。長大以后的桃花出落成了一個漂亮少女，情竇初開，早已把梁在禾視為情郎，只是梁在禾卻渾渾噩噩，全然未覺。桃花對梁在禾于是由愛轉恨，實施報復。在通過各種引誘手段讓梁在禾瘋狂迷戀上自己以后，自己卻瘋狂地與多人偷情，直至被梁母發現。隨后桃花被勒令嫁人，梁在禾也很快郁郁而終。桃花近乎猙獰的愛恨轉換彰顯了原始欲望的強大威力，桃花的復仇計劃以其自身的茍活與對方的病死，至少是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而告終，《婦人桃花》也至此完成了其第二層次的敘述。如果《婦人桃花》的文本敘述只此一層，無疑只是展示了欲望的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態，尚不足以呈現更為豐富復雜的人性維度。對于后者，《婦人桃花》是依賴于第一層次敘述來完成的。雖然一人已死，但兩人的恩怨并沒有被陰陽割斷，生者仍時時受到死者的糾纏。小說開頭敘述桃花多方求醫仍然不愈，正表明她與梁在禾的恩怨故事已成為其疾病的癥結所在。在復仇的一時快感之后，桃花終于陷入到了日復一日的良知折磨之中。這樣的敘述絲毫不帶有中國傳統小說所慣有的道德批判色彩，而是展示了一個罪與罰、救與贖的心靈世界。桃花以一場充滿懺悔與承諾的陰陽對話釋放了心魔，其病也無藥而愈。對于敘述分層在小說敘述中的功用，趙毅衡認為：“敘述分層的主要功用是給下一層次敘述者一個實體……敘述分層能使這抽象的敘述者在高敘述層次中變成一個似乎是‘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使敘述信息不至于來自一個令人無法捉摸的虛空。”[2]為了使得作為小說主敘述的第二層次敘述的敘述者顯得足夠“有血有肉”，《婦人桃花》在第一層次的敘述中對第二層次敘述者參與的神秘事件極力鋪敘渲染，幾有喧賓奪主之嫌，使我們恍惚于這篇小說的重心究竟是在講一個神秘故事還是一個情愛故事。陳若曦巨大聲名的獲取無疑是依賴了其在70年代所發表的一系列題材小說創作，但這個時段的小說試驗的重要性仍不容抹煞。正是借助于這個時段對各種小說體式與立意的不斷嘗試，陳若曦才找尋到自己最為擅長的小說敘述方式，并最終成為了少數建立了國際名聲的華人女作家之一。
作者：尤作勇 單位：貴州師范學院文學院
參考文獻：
[1]陳若曦.貴州女人[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
[2]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