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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越五四與走向“釋古”
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多是由現代文學史哺育成長起來的，現代文學的觀念深入人心。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這樣的觀念誠然不錯，但這只是研究對象的屬性，沒有任何理由成為研究者的學術理念。但五四的陰影過于龐大，以致很多研究者長時間內走不出現代文學自身所設置的牢籠，所做的工作的有限性就可想見。時至今日，現代文學的很多經典論述還都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撰者奠定的。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個人意志也有意無意地傾向于在新文學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我們一直呼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具備深刻反省能力的人總還是不多見，這也一直妨礙著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入進展。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又一番“五四”，理論崇拜和“純文學”迷信幾乎席卷了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成為各種理論思潮的演兵場?，F代文學史的史學品格受到嚴重的削弱。這些當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無需苛責。俱往矣，今天優秀的研究者也漸漸開始有意識地反思“五四”，其研究理路的設計和學術風格的追求也呈現出顯著的變化，解志熙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突出表現在于他堅實的研究實績。收入本書中的《林庚的洞見與執迷》一文，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這一學術理念。此文首先從文獻的考證和辨析入手，指出戴望舒和林庚的論爭并非人們一直所理解的新詩格律化與自由化的論爭，而是詩的新舊之爭，進而論述了20世紀30年代林庚超越“時代”和“現代”從而追求永恒詩境的藝術探索，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林庚洞見與執迷的緣由，考論結合、出語精辟。
令筆者感慨的是，戴望舒與林庚的論爭文章向為學界所熟悉，為什么卻一直重復格律化、自由化之爭的誤讀，這大概與研究者的新文學定見有關。因為按照通常的論述，20世紀30年代的新詩論爭已經擺脫了新舊之爭，而格律化、自由化之爭應是符合時宜的話題。也因此，對于林庚詩作超越“現代”的新追求，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帶有尊敬的心態譽之為“晚唐的美麗”，并且從新詩現代化的意義上來評價這種“美麗”，這豈不是南轅北轍？這樣的誤讀和誤釋其實是淵源有自的，那就是研究者自身是五四新文學中人，以五四新文學之眼，去觀照五四新文學的時代負載和文體形式，當然不會有對超越者的理解與同情。而慎思明辨的解志熙，憑借對歷史的高度尊重和對史料的仔細爬梳，走出了五四新文學所設置的迷障。其實，林庚對詩的新舊的關注和超越，到建國后得到了一次勃發的機會。建國初期特別是1956年社會主義正常建設時期開始后的文學界，基于歷史新時期的定位，普遍認為歷史新階段的文學，應當是超越五四新文學的。在詩歌界，長時期為五四新詩傳統所壓抑的對新詩的不滿，一下子暴發出來。文史學者朱偰在《光明日報》上連續發表《略論繼承詩詞歌賦的傳統問題》、《再論繼承詩詞歌賦的傳統問題》等文章，公開提出詩歌體式的多元化，并對新詩的狀態進行了不無貶抑意味的評述。朱偰的文章雖然遭遇了郭沫若等人的批評，但文章刊發本身就標示了思想的解放。五四新詩觀念再也無法“牢籠天地、包括宇內”了。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林庚接連在《光明日報》等報刊發文，從中國文學和語言發展的歷史角度，闡釋其“九言體”格律詩的主張，這無疑是對詩壇“新舊之爭”的進一步超越，也是對五四新詩觀念的大膽揚棄。這雖是后話，但可見林庚“超越五四”的“洞見和執迷”。在此文的最后，作者分析了林庚一些古典詩歌論文中所體現出來的現代詩歌觀念和批評理論，并且考述了緣由，視林庚、俞平伯、程千帆等人的批評實踐為現代批評。作者寫道：“食洋不化的當今學術界和批評界卻只把他們視為古典詩歌研究專家和文學史家，至今都不認識他們乃是真正本色的具有中國特點的‘新批評家’。”的確，囿于現代學科體制，我們很容易忽略現代文學以外的歷史信息，而單純地依靠現代文學的自我表述和自身理論，從而也無法達到真正的歷史認知。這不是說，現代文學研究者應該去閱讀古典文史學者的著作，也不是說無限制地擴大現代文學的研究范圍，而是說就目前的現代文學研究對象而言，我們所具有的歷史視野也是相當狹窄的。傳統的文史兼治、古今不隔自不必說，基本的近現代史知識也是缺乏的，有的只是各種各樣關于近現代歷史的觀念表述。研究者的這種知識結構，在研究一些問題時，缺陷并沒有暴露出來，但在研究另一些問題時，這種缺陷十分明顯地制約著研究的深入。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話劇與戲曲的關系。現有的文學史只講話劇，誠然不錯；然而研究者只關注話劇，恐怕很多事情都無法說清楚。因為話劇一直是在與舊式戲曲的張力中行進的，從歷史實存來看，它們之間也一直存在著難分難舍的關系，到了新中國成立后，因為“戲改”，新舊戲劇的畋域一下子打破了。這些都是在新文學體制內無法解決的問題。
記得楊義先生在撰寫《中國新文學圖志》（新版為《中國現代文學圖志》）時，談及被新文學運動所拋棄的舊戲史料，也曾十分感慨地說道：“可惜這種資料，被一些跳不出以新文學運動自身的尺碼來丈量新文學運動的文學史家忽略了”。但有識之士是不會忽略的?！?ldquo;戲劇春秋”的輝煌一紀》一文是關于抗戰及20世紀40年代的話劇文學敘論，也是作者近年來精心結撰的《四十年代文學史》之一章。文章洋洋灑灑，筆墨酣暢淋漓。盡管是以話劇為論述對象，但對新舊劇界的聯合、話劇對傳統歷史戲曲的借鑒、話劇作者對舊戲的改編等等，均有論及，為人們清晰地描繪了話劇在抗戰戲劇中的活動影像。歲月不居，五四新文學也在歷史的煙塵中漸行漸遠，是到了古典化的時候了。一個世紀以來，五四新文學承擔了太多的歷史悲情和歷史激情，也一次次地成為現實批判的工具。人們對于五四新文學，也很少以平常心視之，總是執著于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借題發揮。在這樣的語境下，五四新文學的歷史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其實無益于我們的歷史認知，也無益于我們的文化建設。今天的學人如果仍然走不出五四的陰影，那么就無法理解現代文學和文化的全部復雜性，也無法弄清楚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新歷史階段，如何建設我們的新文化。這其實是辜負了五四先賢的文化抱負，也有悖于五四的內在精神的。王曉明先生在《“大時代”里的“現代文學”》一文中，特別珍視現代文學抵抗情感西化、提供多元理想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這種深刻的認識當然是超越五四視界之后才有的。不過，對于歷史研究來說，無論是迎拒還是超越，都需要具體的考辨和分析，然后才是穩健扎實的價值判斷。20世紀90年代中期，解志熙就提出了“古典化與平常心”的學術理念，明確提倡以古典學術規范研究現代文學，這其實就隱含了超越五四的學術旨趣。多年來，解志熙一直警惕著各種各樣的“當代視野”，力求以實事求是的學風研究歷史、解釋歷史，走樸素求真的“釋古”之路。“釋古”學派在現代中國的誕生，是中國現代學術走向成熟的標志，這其中清華學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有人把“釋古”視為清華學派的學風。筆者注意到，解志熙在近來的著述中多次提到陳寅恪、朱自清等人的治學理念，并為之心儀。這既是他學術探索的必然歸宿，也可能包含著因身在清華而彌增的學術認同吧。
二、率先垂范與文史兼治
既然是走向“釋古”，那么就需要深厚的學術積累和謹嚴的學術原則。其中，對于文獻的考辨和分析是最基本的工作。解志熙有感于現代文學研究者對文獻的輕視，近年來組織召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等一系列學術會議，提倡現代文學研究應建立在真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個曾經以理論思辨和歷史思考見長的“學術新銳”，竟然俯下身子，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里爬梳，編出了《于賡虞詩文輯存》這樣的集子，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分。收入本書的《現代詩論佚篇選輯》以及關于林庚、沈從文、吳興華、汪曾祺等人的佚文，可以視為作者文獻考論工作的一個繼續，而且所考所論，愈發精進，有爐火純青之勢。這些文章的校注以及相關的考論文字，頗多精辟的見解，而且就其理路和做法而言，帶有鮮明的“率先垂范”的意義。所謂率先垂范，就是倡導“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對于校讀的批評性意義，作者解釋道“：在保守的意義上，由于校讀法堅決反對脫離文本語言實際的望文生義之解，力戒游談無根的想當然之論，始終注意文本語言意義的解釋限度，因而它無疑有助于預防各種主觀主義批評的過度闡釋以至于逞臆妄說。……在積極的意義上，校讀法要求對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與其相關的各種文獻材料進行廣泛細致的參校、比勘和對讀，以觀其會通、識其大體，并且要細心揣摩文學文本的語言修辭特點、努力傾聽作家的話里話外之音，從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說的表面意義并突破單一文本語境的封閉性，達致‘讀書得間’、‘別有會心’的發現和‘照辭若鏡’、‘鞭辟入里’的分析”。
解志熙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勺鞣独谋闶恰?ldquo;鄉下人”的經驗與“自由派”的立場之困窘》和《亂世才女和她的亂世男女傳奇》兩文。前文通過對《〈七色魘〉題記》等佚文的鉤沉，結合相關“今典”的考釋，清晰地描繪了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轉型”的壓力和困窘，并指出沈從文創作的中斷事實上在解放前就由于自身經驗與理性認識的沖突而發生，并非是建國后的某種政治壓迫。文章寫得從容不迫，分析細致深入，說理清晰透辟，是近年來沈從文研究中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后文則把張愛玲《自己的文章》等理論言說放在時代的具體語境中，分析其言說的指向和背后的文化目的，指出張愛玲所宣敘的“婦人性”實乃一種宣揚茍安妥協的漢奸人性理論，是人的文學的迷途。值得注意的是，該文自覺擺脫張愛玲研究中拋開具體歷史語境、張揚其“純文學”天才的窠臼，而是有理有據地把張愛玲的所作所論視為一個實存的文學行為和政治行為進行解讀，這無疑是富有歷史感的，也不知比那些“數典忘祖”的純文學論者高明多少。兩文研究的對象都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熱點，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但解志熙的文章卻新意迭出，不能不令人矚目。筆者想這原因不外乎兩方面：第一，越是研究熱點，我們就越容易把研究對象神秘化、定型化，逞臆妄說、過度闡釋的傾向就越強烈，文學想象擠壓歷史透視的現象就越嚴重。第二，那就是解志熙先生的淵博學識和深厚學力，這是令筆者心折的，閱讀過程中也常常有拍案叫絕的舉動。在筆者歷年來的學術閱讀中，就對“今典”的熟悉程度而言，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罕有人匹，況且他的學術理念是那樣的清醒和深刻。這里，也想談談“文史兼治”的學風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可行性問題。文史兼治，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常規學風，它并不是提倡文學研究者去涉足歷史研究領域，而是主張把文學放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進行具體的解讀，這當然要求研究者具備一定的歷史知識和歷史修養。在現代文學研究“古典化”趨向越來越明顯的今天，提倡文史兼治的學風大概不是什么無稽之談。不僅具體的文學事件、文學行為需要歷史的描述，即便是深奧玄虛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也需要進行歷史化的解讀，以呈現現代文學真實的歷史情狀。事實上，沒有什么作品和理論是不可以解釋的，非理性也是可以用理性來解釋的，只不過我們要么囿于理論觀念的自縛，要么困于史料的局限，總是處于歷史認知的進程中。
而解志熙先生，則處于這一歷史進程的前端，為后學者披荊斬棘、導夫先路。解志熙先生目前所做的工作，在學界影響深遠。不過，大概不會有人視之為史料專家或文獻學家。因為，他對史料既有“獨立的準備”，又有精深的研究，他所提供的結論不僅豐富了人們的歷史感，而且往往令人反省既有研究成果的嚴重缺陷，不能等閑視之?！犊嘉臄⑹落洝分惺珍浀奈恼?，并沒有一定的體系，不免給人以“短釘碎屑”之感，但有心的讀者會從其中發現作者宏偉深遠的學術抱負。他的工作也提醒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史料的收集和校注，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一個為史料而史料的史料專家，只有轉化為批評性的校讀，文獻史料研究才會有真正的出息，才會真正贏得學界的尊重。
三、學問旨趣與學人心態
《考文敘事錄》的后記是一篇體現作者學問旨趣和學人心態的《聊寄堂自記》，讀來頗堪玩味?！读募奶米杂洝酚性?ldquo;：嘗為時髦思辨之文，曾獲‘學術新銳’之名。然頻年作論，心實厭之；加之話語絡繹，信乎應接之不暇，左支右吾，確乎不勝其煩也。清夜自推，值此老大不小之年，為此不東不西之學，歲月蹉跎，何時是了！”這些話基本上代表了解志熙先生治學為文的心路歷程。早年，他以“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頹廢唯美派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崛起于學界，所作的研究都是以理論思辨見長，論題也都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難啃的硬骨頭”，今天的《考文敘事錄》相對于前者而言，不免給人以“保守后退”的印象，這大概是作者“頻年作論”之后的堅定抉擇。所謂“不東不西之學”，大概是指現代文學研究界盛行已久的以西衡東從而不倫不類的學風，而這種學風使現代文學史研究很長時期內停留在簡單的文學批評狀態，遲遲不能獲得帶有超越性的史學品格，現代文學研究者也由此而大多長于作論而拙于考史。對于絡繹不絕的西方理論話語，國內學界大多趨之若鶩，卻常常不求甚解、不辨對象地應用于學術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這種現象尤為突出，雖久曾呼吁，然不見好轉。所以，在世人多未能免俗的情況下，解志熙《考文敘事錄》所依傍的樸素簡直帶有彌天之勇。不過，這是“老大不小”的學人不懈探索的“新銳”之思，也標示了其學問的新境界。
言及此，不禁想起了民國學人黃侃的一句治學名言：“治中國學問，當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論”。這句話不少人作為認識“黃瘋子”的談資，一笑了之。在筆者看來，黃侃的這番言說是極為嚴肅的。因為任何的新理論都是特定歷史時空中對特定材料的抽象總結，都有一定的限度，以新理論研究與其相關的學術問題，尚有幾分可行性，不過也難免先入為主的“傲慢的偏見”，以新理論來貫穿不相干的學術研究，那就更荒謬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很多“病相”，恐怕都與“接收新理論”相關。不堪困擾的解志熙先生，于是橫下心來“，試試自己能否依據文獻來體會歷史、言說歷史，以及在自覺對新新不已、日漸高深的文學理論話語望塵莫及之后，看看自己還能否憑一己的直覺談談文學、用簡單的語言寫寫文章”。也正是依據一手文獻考究歷史，解志熙才敢于提出自己獨立的意見，乃至獨立的具有原創意義的概念和命題。記得2008年10月在河北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的大會主題發言中（那次會議解志熙并沒有參加），吳福輝先生盛贊解志熙敢于提出自己對一些現代文學形態的命名，舉的例子就是解志熙認為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并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而只是一種先鋒時尚而已，與其說是現代，不如說是“摩登”。“摩登”既是英文modern的音譯，又具有中國色彩，也足以概括說明中國現代文學形態。這個例子看似平常，但對于嚴重喪失主體話語權，過分依賴“海外來題”“、海外來名”的現代文學研究界，則是難得的自主創新的學術實踐，可謂空谷足音。這種自主創新的學術抱負反映在述學文體上，則是“札記”、“敘論”、“考述”“、考論”之類的文字成了主體，文筆也漸趨疏放不羈，氣象自是不俗。當然，解志熙的轉型并非難以捉摸。其早年的“作論”文字雖是時髦，但也可見出非同尋常的歷史感；而近年來的考述文字，也常有議論風生的驚人之筆。
令筆者難以釋懷的還有作者“流連兮光景、隨緣乎學術、從容于歲月”的心態，這大概是知識分子社會參與激情退卻后的淡然，也含有作者“知天命”后的超然。不過，筆者更愿意把它理解為作者在常規學術建設進程中的自我定位。而對于作為后學的我們來說，道理已經說完，惟有“趕緊讀書”。
作者：呂東亮 單位：河南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