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副文本的史料價值綜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副文本中的史料
現代文學作品中的序跋往往涉及關于作家、作品及文學史的多方面史料。序跋能反映作家的生平經歷尤其是其文事交際關系，如作家與作家、批評家、編輯、出版家的關系，作家參與的文學論爭等，像《＜吶喊＞自序》所記錄的對魯迅有重大人生轉折的“幻燈片事件”、許欽文《無妻之累》序跋中對他卷入的當時轟動滬杭的兇殺案的交待等。序跋本身更是作家與序跋寫作者關系的見證，如魯迅為左翼青年作家所寫的大量序跋，周作人為自己學生所寫的那些序跋等。作家的思想、藝術觀也常常通過序跋來表達，序跋中更有關于作品的寫作動機、生產過程、出版、傳播、接受等方面的信息。序跋甚至構成了文學史的重要事件，如胡適《嘗試集》四版自序中交待魯迅、周作人、俞平伯等眾多文壇名家所參與的《嘗試集》刪詩事件，1932年《地泉》重版時的五篇序所形成的“革命文學”批評事件等。所以，序跋是副文本中最豐富的現代文學史料來源地之一。另外，有些作品所收的附錄文章，往往是與作家尤其是作品相關的評論、說明文字，其內容和史料價值差不多等同于序跋?，F代文學作品的序跋數量最大，居其次的副文本當屬廣告。有依附于作品單行本的大量廣告，如魯迅《野草》中附有8頁包括《野草》在內的25部作品的廣告，《良友》文學叢書附有關于叢書的眾多廣告。眾多的現代文學期刊也刊登了難以計數的廣告，如《文學》曾為133部作品作過廣告，《現代》更有多達500多則作品廣告。這些篇幅短小的廣告在推介、宣傳作家作品的同時也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文學史料。關于作品的廣告往往會介紹作品的內容、特點、價值、字數、價格、裝幀、修改、版本、出版機構、發行人等史料。如《志摩的詩》的再版廣告就介紹該詩集的增刪、修改問題，為該詩集的版本、異文研究提供了指導。韋叢蕪《君山》詩集的廣告提到了“林鳳眠封面，司徒喬插圖十幅”，為這本書的裝幀研究提供了證據。關于期刊的廣告往往會交待期刊的辦刊宗旨、組織機構，刊物的欄目、特色、撰稿人等信息，如《文學》雜志在《生活周刊》上刊登的廣告就成為研究該刊的創刊、發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這些廣告還會涉及新文學作家的生存狀態、作家掌故、文壇現象乃至一些重要文學事件。如魯迅、高長虹、韋素園寫的一些廣告就成為魯高交惡事件的細節和證據。丁玲被捕事件也在《現代》《文學》等期刊上的廣告中有所反映?？傊@些廣告成為新文學生產、傳播、接受的重要文獻和證據。扉頁或題下的題辭(或引語)是現代文學作品才有的，它一般比廣告更短，只能稱為語句或語段。它雖然短小卻蘊含著大量史料。其中，扉頁引語引的是中外經典或古今詩文中語句，類似于用典，將古代或西方的文獻史料片斷移植于現代的文本中，既凸現了古代或西方的史料，又使這些史料在新的語境中化作了新的史料的一部分。如郁達夫的小說《采石磯》引杜甫詩作《天末懷李白》中的詩句“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小說中又寫了清代詩人黃仲則與考據大師戴東原的矛盾，借此隱喻郁達夫自己與胡適的關系。結果這句詩成了郁達夫對胡適的泄憤之辭。高長虹在《走到出版界》一書的扉頁“卷頭語”引《莊子•秋水》中莊子與惠子相交的故事來影射他與魯迅的關系，也是一種史料的勾連。所以，引語本身是史料，同時它又成為中西、古今史料的粘合劑。至于那些自題的題辭所含的史料價值就更明顯了。那些“獻給某某某”的題辭是作家與被獻者人際關系的見證，如蘇雪林《綠頁》扉頁的題辭“給建中———我們結婚的紀念”，證明蘇雪林結婚初期有過一段甜蜜的婚姻生活。于賡虞詩集《魔鬼的舞蹈》題辭“獻與廬隱女士”顯示了他們之間的友情。有些題辭隱含著作家與文學運動的關聯，如葉圣陶《未厭集》扉頁題辭既解釋了書名的含義，更暗示了他與1928年文學論爭的關系。至于像《暴風驟雨》等作品扉頁引用語錄，那是作家和作品意識形態傾向的表征，《日出》等作品扉頁引宗教經典，則是作家和作品宗教意識的見證。另外，題辭和引語在作品的某一版本中出現，卻在其另一版本中刪去等，這往往是辨識版本的標志，這時它又成為文學作品版本研究的史料了。注釋雖然有作家自己的即時注釋，但更多的是他人和后人的注釋，所以它主要是一種外生的和后生的副文本，但它終究會加入到正文本的意義生成和結構之中。注釋是對作品作細部的說明和解釋，它有助于作品的意義增值和深度理解。而從史料角度看，它提供了關于作品和作家的全方位的史料，其廣度超過序跋。正文本中又可分題注和文內注。題注會涉及作品的發表處、版本變遷、標題變異乃至作品寫作的背景等。內文注釋的內容更廣。以《魯迅全集》為例，注釋內容包括①人物類(人名、神話傳說和各類作品中人名)，②書籍和作品類，③報紙、刊物類，④團體、流派、機構類，⑤國家、民族、地名類，⑥歷史事件及其他事項類，⑦引語、掌故、名物、詞語類，⑧外文詞語類，⑨魯迅生平活動類，⑩魯迅筆名類。所以，這些注釋不僅蘊含關于文學的史料，也涉及文學以外多種學科門類的史料。圖像包括封面畫、插圖、照片等，尤其是封面畫和插圖有圖解正文本意義的功能，是視覺史料或直觀史料。故有由圖出史或以圖證史的文學史寫法。如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楊義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圖志》。一些現代期刊中更有具體的以圖寫(畫)史的例子。如1936年2月15日創刊號《六藝》雜志上的“文壇茶語圖”再現了30年文壇格局、動向及其沙龍性質。1956年第1期《文藝報》上的“萬象更新圖”，也以漫畫形式表現了新中國一體化文學生產中作家的隊伍布陣、生活變化、藝術走向乃至文藝運動(如批胡風)等。一些圖像則留下了更具體的文學史料，如，葉靈鳳所作的載于《戈壁》半月刊上的漫畫“魯迅先生”畫出了他與魯迅先生之間的文人恩怨。孟克所作的刊于《雜文》月刊第三號的“魯迅漫畫像”則記錄了魯迅對小品文危機的批判。而與正文本同時出現的那些封面畫、插圖等也具有史料性。如魯迅在《墳》的扉頁所畫的那只斂翅于胸、睜只眼閉只眼的貓頭鷹正是魯迅此時心緒和形象的寫照。蕭紅自畫的《生死場》封面也形像地體現了東三省淪陷的歷史事件和東北作家的鄉愁。葉靈鳳所畫的郭沫若詩集《瓶》的封面畫則曲折地指向了郭沫若《孤山的梅花》一文所記錄的愛情佚事。一些圖像則是作家與作家或畫家文事交往的見證。如魯迅為高長虹《心的探險》所作封面畫，陶元慶所畫的“大紅袍”經魯迅之手用作許欽文小說集《故鄉》的封面，還有聞一多為徐志摩《猛虎集》《巴黎的鱗爪》所作的封面畫等等。有時一部作品有不同的封面畫或插圖，它們就成為了作品版本研究的鑒別史料。如張愛玲小說《傳奇》初版本、再版本、增訂本不同的封面畫，錢鐘書《圍城》不同版本的不同封面畫等都是如此。
二、副文本史料的特點及價值
許多歷史學家都討論過古代的經、史、子、集等的史料價值差序。其中，談到集部之書，翦伯贊說:“集部之書，并非專記史實之書，大抵皆系純文學的，至少亦為含有文學性的著作，其為研究文學史之主要的資料，盡人皆知。章實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實……詩詞歌賦、小說劇本，又何嘗不是歷史資料，而且又何只一人之史。……而且其中的歷史記錄，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來的。”梁啟超早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談到類似的觀點。這些觀點對于研究現代文學作品的史料價值具有啟發意義?，F代文學作品的正文本作為純文學文本，當然可以提供關于現代史的史料，但是要在正文本中找出更具體更真實的文學史料就得靠我們去挖掘、比較和分析了。而副文本總體而言是偏重于實用的，它們不僅呈現了更多的文學史細節，如作品的裝幀、出版、傳播等，作品的寫作、修改、接受等，作家的身世、創作動機等，還有文壇現象、時局變化、歷史語境等等。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材料具有相對的客觀性、真實性和科學性。說到具體的副文本要素，它們則可能體現出不同的史料價值特點和等差。如序跋一般是作者或與作者相熟的師友即時所寫，是對作家和作品等內容的一種真實、及時的交待和評價。其史料的真實性遠在作家的回憶錄、口述歷史等之上，其史料的時效性不亞于作家的日記或當時的創作談。符合梁啟超提到的“最先最近者為最可信”的史料學原則，即所謂“凡有當時、當地、當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儕應認為第一等史料。”而在這第一等的史料中，其史料價值還可分等。如，分出“證據”類史料和“證詞”類史料。作家或師友的序跋及序跋中對基本史實的交待可謂“證據”;而對作品思想傾向、歷史地位、藝術特征或風格等的評價，則可能會受個人情感、時代風氣等所限，所以只能算是“證詞”。如汪靜之《蕙的風》有胡適序、朱自清序、劉延陵序等眾序及序中對交往關系的介紹等是證據，而他們對汪詩風格及地位的評價則為證詞，需要后來的研究者拿出更可信的證據去加強或否定它。正如柯林武德所說“由摘錄和拼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歷名學，……實際上根本就不是歷史學”一樣，序跋中的證詞可以去質疑，需要去驗證。因為證詞式的話語中可能有諛詞或不實之詞。這種現象在現代文學的廣告中體現得更明顯。因為廣告出于商業目的，需要招來讀者，所以往往會以夸張的吹捧的語句去評價作家和作品，往往會以“最”“第一”等有違歷史真實的極端語言去寫“證詞”。郁達夫就曾抨擊這種做法:“我最怕的就是書店的廣告，如‘以一手奠定中國文壇’，‘中國有新文學以來的第一部書’、‘天才作家’等文句，所以當出書之際，我要求書店同人，廣告不要太做得過火。”所以，序跋及廣告中的這一類證詞只能是一種有意的或經意的史料，甚至只能是一種歷史的煙幕彈，沒有可信度。正像傅斯年所言:“經意便難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實。”不過，廣告也留下了大量不經意的史料。如《志摩的詩》的再版廣告，本意是要宣傳詩集經詩人修改后“內容煥然一新”，卻無意中提供了詩集的修改及版本變遷的史料。上文提到的《君山》的廣告也有意拉名畫家來招攬讀者，卻不經意中留下了裝幀、輯佚方面的史料?？傊?，經意的“證詞”的史料價值不及不經意的“證據”。當然，有許多現代文學廣告是魯迅、巴金、葉圣陶等名家所寫，其史料總體上是真實可信的。注釋尤其是經典性作品的注釋往往能提供最完備的史料。它在副文本中不但涉及史料內容最全，而且還可以不斷生長、完善。有的作品既有作者原注，又有研究者的新注，如收入周良沛《中國新詩庫》中的卞之琳的一些詩歌。又如陳永志的《女神校釋》則匯集了《女神》作者原注、不同版本的注和校釋者的新注，已相當于古藉研究中的“集注”。但現代文學的注釋者們基本秉持的是研究者的科學態度，不斷改正舊注中的錯誤，使得注釋提供的史料，不僅完備，而且基本上真實可靠。如《魯迅全集》經過一代代注釋者的努力，到2005年的最新版，注釋最多且相對最可靠，成為現代文學中注釋中的范本。注釋可以有集注，圖像也可以匯集。作品不同版本或者作者在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圖像材料，都會是一種真實可信的史料，而且是直觀的形象的史料。如魯迅畫的兩種貓頭鷹圖像，郭沫若50壽辰時懷抱五尺多高、上刻“以清妖孽”四字的巨筆并手扶幼子的照片，張愛玲《傳奇》的三個不同的封面等都是極為珍貴的可視史料，是我們真正能返回歷史現場的憑據。而且這些原有的圖像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遺跡，它們和作家的故居、故物一樣具有文物的價值。其他如扉頁題辭、筆名等皆可分析出其歷史信息，挖掘出其中隱含的經意的或不經意的史料。如筆名是作家或逃避文網或隱藏深意的結果，是經意的史料。但它在不經意中又成為后來者搜集作家佚文的憑據了。
三、副文本對現代文學研究的影響
副文本所提供的史料會對現代文學的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為現代文學研究另辟了一塊史料園地?，F代文學研究的史料來源通常有幾個方面:一是歷史遺物，包括作家的故居、故物、手稿等，作為文物的報紙、期刊、作品的原版本等;二是純歷史文本，如家譜、年譜、年鑒、檔案、方志、文學史著述等;三是純文學文本，即作家的純文學創作部分，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文藝性散文;四是介乎歷史與文學之間的文本，可稱之為副文學或亞文學文本，包括書信、日記、傳記、游記、回憶錄、掌故散文、書話等。除此之外，我們還可能忽視一些介于文學、歷史和傳播、出版之間的文本，如序跋、廣告文案、發刊詞。當然更不重視那些一般稱不上文本的文本碎片，如扉頁題辭或引語、注釋、筆名、圖像文本等。而實際上，它們蘊藏著豐富的文學史料，是現代文學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同時，即便是我們注意到這些文本和文本碎片的史料性，但又孤立地去看待和使用它們，其文學史料價值也不能很好地體現。而當我們用“副文本”這個概念把它們統一起來，它就更能夠引起文學史家的注意，并更能凸現其特色和價值。其一，在與正文本的文學本體特性的比較中，我們更能體認副文本的紀實性、真實性特征，它的偏于歷史文本的性質，它的文學史料價值。其二，副文本所提供的史料既指向正文本也指向正文本之外的廣大領域，讓我們注意到正文本其實是存在于副文本所呈現的史料語境之中或當時的文學生態圈之中。所以，副文本的概念不僅讓現代文學的史料研究更細化，而且會使現代文學的史料來源更獨特。其次，副文本中的史料也參與了現代文學史的建構。副文本的內容甚至形式本身就是遺留態的文學歷史，或者說就是現代文學史的史實。其中，它們所體現出的文學事件，甚至可以說是現代文學的原態歷史。如《地泉》的五人序的會集、《中國新文學大系》眾導言的寫作、良友文學叢書系列廣告的刊登、魯迅和高長虹通過廣告所進行的交鋒等。同時，副文本為正文本的解讀提供著歷史信息和歷史語境，書寫著某一作品的生產史、傳播史、版本史等，書寫著某位作家的交往史、成長史等。擴大來看，副文本寫出了整個現代文學的出版文化史、文學思潮及論爭史、文學社團流派史、文類發展史等。若把某些副文本系統地整合起來，也可以建構更有特色的現代文學史。如已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圖志》，正在編寫中的現代廣告文學史，還可以去寫現代序跋文學史?？傊?，副文本與現代文學史共生同步，是紀實的、即時的、極具時效性的現代文學史。它顯現、還原并建構著現代文學史。不過，副文本提供的史料也有可能對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的寫作形成某種遮蔽。這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副文本有特定的寫作目的，所以提供的可能是經意的史料或虛假的史料，如序跋的寫作受個人情感左右，廣告的寫作有營銷的意識等。另一方面，副文本的寫作還受到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如序跋、廣告往往是即時寫作，對許多文學現象或作家、作品等還不能作準確或正確地把握，或突出或不見某些史料。又如不同時代的注釋就會受到文學體制、政治風氣或官方意識形態的制約，《魯迅全集》的注釋就很典型。由于這些原因，副文本提供的史料就可能不真實、不可信，或誤導或偏頗或虛假，從而遮蔽我們的視野，遮蔽文學史的真相。所以，對這些史料，我們應加以分析、比較和考證。總之，對副文本的史料價值，我們應有辯證的認知態度，既能看到其正面價值，也能看到其負面效應。
作者：金宏宇 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