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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胡適以“中國文藝復興”為主題在歐洲作了系列英文演講，英國倫敦的《每日新聞》（TheDailyNews）在1926年10月8日的一則報道中稱其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TheFatheroftheChineseRenaissance）。誠然，胡適（1891—1962）對“中國文藝復興”固然推動甚力、貢獻甚巨，但他是否能獨超時賢而享有“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稱號，尚難定論。更重要的是，胡適并非首倡“中國文藝復興”的思想先驅，其新文學觀也淵源有自，并非橫空出世。本文并非意在探討胡適在新文學誕生過程中的文學史地位問題，而是以此為學術視點，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創生敘事模式及缺憾，并進一步闡釋其內在源流，思考進入“現代”以來的文學史敘事如何突破固有學術范式，繼而打開具有生長性的文學史書寫空間和增益性的學術史研究空間。
一、遮蔽與缺席：英雄傳奇敘事下的無名者
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發展過程看，最初中國現代文學的創生書寫遵循“新文學”與“舊文學”角力模式，“新文學”是“現代”戰勝“傳統”的結果。其敘事模式可被視為“英雄傳奇敘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現代文學史著作，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確立了現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范式，開創性地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劃定了時間起點。受歷史條件和方法論的限制，這部文學史不免有觀念先行、以論代史之傷。迄今學界較有代表性的現代文學史著述如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合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等，均以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序曲，將1917年設定為起始時間?！吨袊F代文學三十年》1998年修訂版指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召開”。而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限的說明和對“現代文學”兼為時間和“現代”性質的概念的界定，確立了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史敘事的標桿；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突破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界限，但其關于現代文學發生的論述和以文學現代化為主軸的敘事邏輯，與《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并無二致，實質都是對王瑤先生文學現代化思考的傳承和發展。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將中國現代文學的上限推前至1915年，即以《青年雜志》的創辦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開端。這無疑突出了陳獨秀和《新青年》在現代文學創生中的地位。不過，其敘事邏輯依然沒有跳出革命性創生敘事的框架。毋庸置疑，文學革命的確是中國文學發展的界碑。在新文化運動的激蕩下，文學革命推動了中國文學由思想內涵、精神氣質到語言形式的全面革新，為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動力，也為現代白話文學最終成為中國文學主流奠定了基礎。但是，文學史的追溯如果采取截斷眾流式的宏大敘事，固然氣勢如虹，卻很有可能遮蔽中國現代文學涓涓流淌而非波瀾壯闊的遠源與革命姿態并不鮮明的思想先驅。文學革命的發動者未必就是文學革命的首倡者，也未必均可視為新文學先驅。例如學界諸多文學史論著，無一論及力倡“中國文藝復興”的民初報人黃遠庸（1884—1915）對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與新文學論的直接影響，不能不說是現代文學創生敘事中的一個缺憾。
二、回到“起源”：傳奇話語如何參與文學史建構
回顧文學史敘事，一些具有重要貢獻的思想家、具有文學性和審美力的作品、具有研究價值的思潮在現有文學史體系中的遮蔽與缺席，指向了中國現代文學創生敘事自身蘊含的傳奇話語與革命思維的問題。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創生敘事中，通常被塑造成開辟新天地的“英雄”，而持有異見的思想者則被統一劃分至“守舊”的“陣營”。新文學運動的兩大旗手策動“文學革命”，“新文學”“戰勝”了“舊文學”，這一關涉現代文學起源的傳奇化敘事話語，與現代革命話語接通，形成了“革命成功”的現代敘事模型。用革命思維架構現代文學的發展演變，導致現代文學誕生之初的復雜文學生態被臉譜化和簡單化，呈現出激進的面相；而諸如“文白之爭”“文化復興”等現代文學誕生之初富有啟示性和學理性的研究課題則在這一經典化過程中被遮蔽。推之整個現代文學的學科史體系，在宏大敘事的話語框架之下，伴隨政權合法化、文學生產的體制化、學科史的經典化，這種敵我二分、涇渭分明的書寫邏輯不斷被強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代文學的創作。值得注意的是，當論者試圖摒棄傳奇話語對文學史創生敘事的建構時，卻無法否認歷史在場者已在當時操持著這一話語體系。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就闡釋了關于“推倒”的“三大主義”，并以“十八妖魔”這種帶有強烈情緒色彩的文學表達證明“文學革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守舊”的“陣營”也使用了傳奇化話語模式，如推崇桐城派古文的林紓作《荊生》《妖夢》，以妖魔化敘事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進行思想和倫理上的批判。文學創作亦如此?，F代白話文小說自魯迅《狂人日記》“吃人”的冷僻觀察始，諸多文學作品均隱含著打倒過去、新舊對立的批判邏輯。這說明，中國現代文學的創生敘事的傳奇性和革命性并不能全然歸咎于敘事者的敘事倫理，“新文化運動”自身就蘊含了雙方對壘的復雜情狀。因此，思考現代文學史的創生敘事，當首先回到現代文學的發生學現場，從“起源”考察傳奇話語如何成為一種現代話語共識參與文學建構。柄谷行人在研究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時指出，文學一旦確立了自身，其起源就會被遺忘，即“風景”這一“認識性的裝置”一旦被“發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作為內驅力，“現代性”在西方是不證自明的；而對作為他者的東方來說，現代性問題卻由于整個社會外部結構的劇烈變動而戲劇性地發生。在此意義上考察傳奇話語的起源，更有助于理解現代文學創生敘事的現代性悖謬。李怡教授在考察“五四”新文學的“革命”這一關鍵語匯的發生史時，兼顧歷史的視角和發展的目光，首先還原了特定歷史時期的“革命”話語源流，指出文學“革命”話語在當時并非訴諸暴力，而是一種“新文學運動倡導者對自我歷史使命的特殊表述”。同時，他重新激活了“五四”新文學時期的“復興”這一關鍵詞，聯通“革命”共同作為“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與“文化復興”兩個相輔相成的面相，避免了認知“五四”時期革命話語的片面化之嫌。的確，從現代文學的革命話語的生成與演變譜系來看，革命話語既是文學表達對政治話語的情感性征用，反證了文學與政治二要素之間的張力與矛盾關系；同時，“文學革命”這一概念的使用在當時已被學術研究普遍運用，后逐漸成為一種話語共識。而從“文學革命”到“革命的文學”再延續到“后革命”，“革命”的話語意涵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厘清特定歷史時期的革命話語流變，才能在反思文學史英雄敘事時，避免單向度地反思文學史的敘事話語。有了以上“還原歷史現場”的歷史學考證，筆者試圖將英雄傳奇敘事從“五四”文學革命的“現場”抽離出來，從敘事與話語的角度進行考察。首先，從敘事模式看，從對英雄傳奇敘事的反思到對現代傳奇話語的考察，實則是從反思“傳統神話思維”過渡到“現代倫理與價值”。神話思維源自人類渴望突破自身局限性的集體無意識，鏤刻著古人對認識世界、理解宇宙的原始沖動和超越自身、濟世救人的英雄主義情結。而施加了倫理與價值判斷的二元對立思維，恰恰是人思維之局限的表征。英雄傳奇敘事的潛在出發點是為了以敘事超越人之局限，卻陷入了對人之局限的暴露中。兩者之間的扭結與齟齬反映了英雄傳奇敘事本身的不足與缺陷。其次，不論是歷史在場者的革命話語，還是文學史書寫者的英雄傳奇敘事，倫理力量既來自敘事模式本身，又來自書寫主體的施加，最終作用于潛在觀者客體，以此達到啟蒙和教育的目的。“新文學”代表慷慨激昂、破舊立新的英雄，“舊文學”代表因循守舊、頑固不化的妖魔，彼此判然兩分的正邪之爭，凸顯了降妖除魔的神話思維，滿足了觀者客體的倫理訴求。但需要指出的是，現代文學史中的傳奇話語雖然繼承了英雄敘事模式，本質上仍是現代性話語。傳奇話語問題也揭示了現代性思維的不足。現代性思維蘊含的進步主義正是后現代主義所要反撥和解構的線性敘事與宏大敘事。后現代主義在時間觀上反對時間作為矢量指向不可回返的未來，認為進步主義不僅宣告舊世界的落后與腐朽，還為革命勝利作出了浪漫許諾。然而，在后現代主義影響下形成的歷史觀容易使得文學史敘事陷入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旋渦中，也有其偏頗和矯枉過正之處。因而，無論是出于學術研究還是學科學習的需要，一部文學史都需界定一個基本完整的時間秩序。只是這種必要性不應以傳奇化和革命式的話語書寫，以遮蔽部分“文學真實”作為犧牲。
三、走出傳奇：重返文學現場的文學史書寫
在厘清傳奇話語所反映的傳統神話思維和現代性本質之后，思考文學史書寫如何避免“英雄傳奇味道”，不僅是學術史面對治學范式的完善所要回答的問題，更是學科史面對學科教育的推進所要權衡的問題。20世紀以來，歷經30—40年代、50—60年代和80年代三次比較重大的文學史寫作熱潮。西方也曾面臨著這種所謂“文學史的危機”，其本質都是對文學如何實現自身、如何關照世界的焦慮與反思。隨著后現代主義文學史觀的革新，學界也表現出了對文學史創生敘事神話的反撥和對文學史的重估與重寫，將文學史書寫中的英雄傳奇進行“祛魅”（disenchantment）十分必要。馬克斯·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以“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derWelt）（同“世界的祛魅”）指出從神秘主義到世俗化的現實，呼吁構建具有現性的世界觀。隨著西方對工具理性的反思，對工具理性進行二次“祛魅”，從審美中重新尋找照亮現代社會的神性光芒，反過來又成為西方哲學診斷現代性危機的藥方。對英雄傳奇敘事進行“祛魅”的批評思路，為敘事同時注入了人文情懷與理性精神。以此為研究范式延伸至對現代文學史敘事的考察中，文學史書寫的“祛魅”也需要祛除英雄敘事的傳奇色彩，擺脫神話思維，在歷史理性的基礎之上，還原文學現場非傳奇化的面相，充分彰顯中西新舊文學張力，以催生更具文明高度、廣度、深度的當代文學，彰顯文學自身的詩性或神性力量。從學界的學術實踐來看，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重寫文學史”和“二十世紀文學”的整體文學觀念，還是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重新開辟的“民國”話語場域，文學史敘事中濃厚的英雄傳奇光環逐漸褪色，投射出反思固有文學史框架的學術勇氣與歷史理性，逐漸形成了一個多元復雜的再生性空間。在處理現代文學的起源性問題時，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沒有割裂地將文學革命作為現代文學史創生的邏輯起點，而是以“晚清”作為話語場和方法論的論史方式通聯了“晚清”與“五四”的文學承續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學對史學亦步亦趨的斷裂性文學史分期方法。同時，將晚清通俗文學納入新文學起源的重要文化資源，也有利于打撈被遮蔽的研究對象。王德威主編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其發現“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和發掘“被壓抑的現代性”為關照視角，既以空間結構的拓展，將“中國文學”放置于世界漢學研究的視角下，又從時間維度出發，將重返“現代性”作為時間命題的意義，考察現有中國文學史敘述中被遮蔽甚至缺席的文學文本與文學問題。該書收錄了包括宇文所安、陳平原、余華、莫言在內的約一百位國內外研究者與作家的文章，以時序排列，論及溢出經典中國文學史研究邊界的諸多話題，是徹頭徹尾地“重寫文學史”，既在歷史維度上打通古今，也在空間維度上囊括內外（港澳臺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最大膽的創舉則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的遠源推至明末，下限則推至遙遠的2066年。正如陳曉明評論王德威的文學史敘事思路時所言：“……如此看來，晚清未必生成現代性的源起，它僅僅存在‘被壓抑的現代性’，很長時間學界并沒有意識到王德威先生埋伏了他更大的學術雄心，那就是中國現代性有著更為深遠、寬廣的源流，甚至可以說，有著自我生成的、成就的起源。”誠如陳曉明所言，中國現代性確有其涓涓流淌的遠源，但仍需要廓清的問題是：現代文學史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是一部文學“現代性”的歷史？王德威版《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將中國現代文學的遠源上溯至明末，則是將二者等同，混淆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代基因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創生動力。盡管王德威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理路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本土學術史的研究范式，但王德威的文學史觀確乎能為學界提供一個重審文學史書寫的新視角。正如王德威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時間概念，“我們必須要站在一個時間的洪流里面，去不斷挖掘無數的現代所累積出來的歷史性以及歷史感”。王德威始終抓住“現代性”這一現代文學的核心話語，以“時間”作為解讀現代性的關鍵命題，將歷史視作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不斷重審歷史，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被壓抑的不只是“現代性”，還包括現代文學框架內的非現代性因素，諸如舊體詩創作、通俗文學書寫等，以及那些處于無名或匿名狀態的、與既定學術話語和學術范式齟齬的“文學事實”。在基本文學框架和時間序列內，對這些生長在“間隙”與“邊緣”下富有生命力的文學因子進行重新打撈和評估，將會不斷豐富文學史的書寫與研究。正如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文學史兼具文藝科學和歷史科學的性質與特征。文學史既是纏繞在歷史軸線上的謹嚴的史學研究，又是跳動著詩性魅力的生動的文學書寫，把握“歷史—審美”雙重品格的平衡，才能形成具有豐富生長空間的學術范式與學術肌理；作為一部學科史著作，它在堅持忠于歷史真相的同時，應該能夠為研究者提供可以不斷填充、探討與回溯的增益空間和多元命題。正如德里達所說：“文學是一種以任何方式講述任何事情的建制（constitution）……文學是一種傾向于淹沒建制的建制”，文學是一項永恒的未竟事業。重估和重寫學術史，需要在祛魅之后，重返文學現場，在解構之后，再造文學之魂，共同開創具有開放性、生長性和增益性的文學史敘事空間，才能夠真正葆有文學的豐富活力與內在生機。
作者:龔剛 李姝 單位: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