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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初開始，中國現代文學公共領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文學公共領域作為一種文學生態系統從參與主體、存在形態、運行機制等的結構上的根本轉型。其結構形式由文學期刊、文學社團、書局、書店等構成，并出現了以這些空間結構方式為核心的作家群和系列創作的局面。文學公共領域開始真正擔負起哈貝馬斯所說的“自我啟蒙”的功能，成為公眾關于社會與人生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和公開的理性批判與討論的自由交往空間。
關鍵詞：現代文學；文學公共領域；文學機制
應該說，清末民初的報紙、學會和新式學堂作為公共領域的基本結構，在那時承擔的還是政治改良、民族救亡的政治功能，文學的公共領域還不能算真正形成。相較于晚清和民初，從“五四”開始的文學公共領域可謂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文學公共領域作為一種文學生態系統從參與主體、存在形態、運行機制等的結構上的根本轉型。
一、公共領域主體的新變
到“五四”時期，現代文學公共領域的發展，就參與者的身份來說，經歷著一個從封建士大夫階層向平民知識分子的轉變。清末“士紳”型知識分子盡管有了西方文化視界，但仍然不能算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讀書人開始與上層社會的生存模式和思維方式相分離。尤其是留學潮和現代大學的創辦，西式教育體制在民國的全面確立，形成了新型師生關系和群體聚合空間的革命性變化。圍繞學校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以新式教師和學生隊伍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它構筑了中國現代文學公共領域的主體和文化基礎。新式學校和留學制度培養了大量的現代知識分子。不同于士紳階層既渴望革新圖強又慕戀既有的文化秩序，和現存政治體系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新式知識分子大多接受的是現代西方模式下的教育，而此時，掌握傳統思想意識話語權的傳統士紳階層全面衰退，啟蒙知識分子開始影響并逐漸占領知識界、思想界、輿論界的文化高地。他們宣傳西方文化，提倡個性、自由、民主、理性，從此開始了知識階層完成了脫胎換骨式的現代化轉變。不僅創作主體，接受主體（讀者）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的公共領域的豐厚的思想文化成果吸引、影響、積聚、培育了中國民眾的閱讀群體，造就了一大批新思想的傳承者。尤其是青年人，《新青年》、“創造社”、晨報、時事新報成為他們普遍接觸并融入其中的社會空間領域。它們所倡導和信奉的思想原則和價值觀成為青年人精神塑造的規范，對于傳統的挑戰和社會的反叛成為了新時代的青年人的人格特征。這與文學公共領域的新型主體參與和影響力可以說是密不可分的。這個新型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是以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集結和對西方現代科學知識和人文精神的吸收過程同步的，它逐漸擺脫傳統社會代表型公共領域和晚清政治型公共領域的特征，開始呈現了一種追求自我獨立的脫離其他依附的真正具有“私人言說”性質的社會公共話語空間。“五四”時期，作為文學公共領域的參與主體，知識分子大都有著多重社會身份，這與晚清和民初時期主體的士大夫政治追求和生計需要而活躍于公共領域有著根本區別。以《新青年》為例，魯迅、陳獨秀、、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玄同、高一涵等編輯中，除魯迅之外均供職于高等學府，他們均擁有穩定的社會職業，有著自由靈活的社會身份和活動空間，生活收入的充分保障和思想行動的自由使得他們可以以獨立人格進入到文學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的職業身份使他們成為了不依附任何勢力而存在的“私人”?？梢跃?ldquo;普遍的文學話題”展開理性辯論，真正的“私人言說”也隨之產生并且日益顯示出其巨大的思想影響力度和輿論擴張能量。與之相較，晚清和民初時期的各種無形的道統規范束縛所造成的創作空間和自由的嚴重擠壓，雖然隨著傳播媒介的商業化與市民階層的出現而有所改變，但卻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得消閑濫情、狹邪猥瑣。掌握了最新世界思想潮流的新式知識分子，卻能引領社會變革的，傳播現代人類精神文化先進成果，實現國民的自我啟蒙。五四以后新一代知識分子和公共領域的共同價值追求，直接導致了文學公共領域的全新轉型。
二、結構形式和運行機制的轉型
作為文學的公共領域，報紙等在最初的萌芽時期曾經起過巨大的作用。許多報紙和副刊是那時的主要空間形式。“五四”以后，參與者主體的變化和現代教育、出版業的繁榮，文學公共領域的結構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報紙副刊作為主要形式變為由純粹的文學期刊、文學社團、書局、書店等形式，并出現了以這些空間結構方式為核心的作家群和系列創作的局面。“五四”時期，隨著市場化機制的發展和文化生產商業模式的形成，書籍的出版發行己由原先初級的官辦、社團自辦及小范圍交流發售等逐步擴大為規模性、社會化、市場化的資本主義文化工商業，從業隊伍與專業水準急遽提高。這不僅表現在新式的書局、雜志、社團的大量誕生，出版發行機構數量上的增長上，還體現在其空間地域的分布變動上。晚清及民國初年，文化業的重鎮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沿海殖民化商業城市，但從“五四”前后，文化出版發行機構已開始逐漸向內地省份和相關城市蔓延，浙江、江蘇、山東、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先后成為文化出版的重鎮，各類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報刊雜志和書籍紛紛應運而生。五四以后，雜志的出版成為新文化展開及其成就展示的重要標志。據統計，從1917到1921年的5年間，全國就新出報刊1000種以上。［1］文學刊物更是直線增長，1917年到1927年有144種，1928年到1937年有418種，而1872年到1901年僅有5種，1902年到1916年也只有57種。［2］1934年更有“雜志年”之稱，在此前后，魯迅、茅盾、巴金、丁玲、施蟄存、徐志摩、梁實秋、沈起予、朱光潛、沈從文、鄭伯奇、林語堂等文化人創辦、發行了大量文化刊物和書籍，《北斗》《現代》《文季月刊》《新月》《作家》《光明》《文學雜志》等成為當時最負盛名的文學類刊物。書局往往是多種期刊雜志的出版者和發行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各自都創辦和發行多種期刊雜志，發行量多達數十萬份。除了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樣大型的出版社之外，更多的是大量小型的圖書、雜志的生產和流通機構。由新文學作家自己出資創建并參與經營的書局也適時而生，獨立或合伙創辦出版社，經營書店的已是普遍現象。例如北新書局、泰東書局、亞東書局等，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就承擔了大量新文學刊物的出版發行工作，它們與新文學社團創造社、莽原、未名、語絲、新月等合作，在出版新文學著作方面，表現出強勁的開拓性和生命力?？梢钥吹?，“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推動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高漲，形成了對文學公共領域的空間既有格局的突破和更新，從而催生了新文學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多元化繁榮發展。晚清的文學團體不多，但“五四”以后，由陳獨秀等現代知識分子所發起和領導的社會與文化改造運動再次席卷中國。作家群體組成的文學社團流派蜂起，這些團體的數量非常之多。在《新青年》的帶動下，僅從1921到1923年，全國就出現文學社團40余個，到1925年，文學社團已激增到100多個。［3］同時，社團還與報刊、叢書相呼應，有的是作家直接參與報刊專欄創作，有的是文學社團和作家群與出版機構合作，他們以報刊雜志和叢書出版為聯結，紛紛形成為文學公共領域的一極，展示了其多元話語的言說姿態。在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文學社團、作家和文學刊物、文學流派之間，諸多因素常常交織在一起。無論是北京大學和新文化風云人物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還是文學研究會、社會問題小說家及《小說月報》《文學旬刊》，還是創造社、留日青年學生和泰東書局及《創造月刊》《創造周報》，還是新月社和英美留學生和《詩》月刊、《晨報副刊》等，都顯示出這樣的模式。作家們以相同的價值立場、審美理念，凝聚成強大的文學話語力量，共同匯成了新文學的現代性品格，彰顯著文學公共領域的發展壯大和走向成熟。
三、多維度的文學話語空間
民初的文學公共領域作為傳統士紳精英在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在混亂的社會現實面前徹底崩潰之后的縱情恣意的精神空間，其文學所表現出的人性價值內涵和審美格調是不高的。在哈貝馬斯看來，文學公共領域作為一種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領域，其功能是使公眾能形成一種針對自身的批判性公共反思。“五四”之后，公共領域的參與主體轉變為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和人文理性的新式知識分子，他們作為文學的生產者、接受者、消費者、批評者使文學的面貌煥然一新。文學公共領域開始真正擔負起哈貝馬斯所說的“自我啟蒙”的功能，成為公眾關于社會與人生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和公開的理性批判與討論的自由交往空間。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則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具備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它形成了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與國家公共權力領域相疏離的公眾的空間，它所完成的不同于清末民初的結構轉型，既是現代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文學意識覺醒的產物，又是現代文學意識不斷向深層發展的直接推動力，文學由此開始擺脫傳統文學“載道”“傳道”思維模式，匯入現代文學發展的世界潮流之中。作為文學意識覺醒的最初表現，對于文學本體性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論爭成為文學公共領域持續不斷的普遍話題。“五四”時期有新舊之爭、文白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三十年代有“左聯”與民族主義文藝的論戰，與“新月派”的論戰，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論戰，此外，還有“幫忙”與“幫閑”的有“京派”、“海派”之爭；四十年代則有“暴露與諷刺”、“與抗戰無關論”和“真偽現實主義”等論爭，顯示出文學公共領域作為公共話語空間的強大基礎性功能。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私人和團體，從各自所理解的價值標準出發，對文學進行公開討論和爭辯。在反復的論爭中，突破傳統和既有的文學規范束縛，為文學的自由發展爭取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從而拓展出最大的話語空間。作為這種討論和爭辯的具體實踐則是文學思潮、流派創作的群峰并峙，這種多元化的格局一直持續到四十年代，隨著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日益突出而逐漸消退。由于文學公共領域的主體是接受西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西方文學思潮的大規模橫向移植便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公共領域的突出現象，眾多的流派和社團其實某種意義上就是西方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思潮、文學思潮的本土代言者。本來，歐洲文學思潮演進是有其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審美理想所決定而形成的有序性，自文藝復興開始，人文主義、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等，各種時代藝術思潮都有著明確的時代前進的自然發展脈絡。但在中國，由于公共領域所并存的多種接受不同時期西方文學思潮參與主體，西方思潮，只要能成為打破和成為批判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文學觀念束縛，統統被用來作為追求文學自由發展的精神武器。文學的價值空間維度也就出現了同時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例如，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提出“為人生的”文學，就是受到十九世紀歐洲激烈社會對立沖突之下的現實批判文學的影響，倡導“寫實”精神，關注社會問題。而與其并足而立的“創造社”則較多地接受了十九世紀初打破理性規訓，追求反叛個性的浪漫文學的影響，喊出“為藝術而藝術”。尊重自我內心世界，否定外在壓迫，同樣具有關注人生和改變現實的精神訴求。李金發、穆木天等的詩歌則顯示出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對中國的影響，由此，外國現代主義思潮和眾多的創作流派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不可或缺的藝術資源，例如從三十年代的《現代》雜志和新感覺派小說對日本現代文學的借鑒，到四十年代的卞之琳、馮至、九葉派詩歌等對德國、美國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經驗的吸取。此時的文學，它將個體生命的體驗帶入小說，促使小說從“民族/國家”的政治敘事的模式中擺脫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價值領域與其他社會關懷相并列，成為一個自我啟蒙的、自給自足的世界。它開始沿著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生產機制而運作，擺脫以往政治公共領域的鉗制，成為社會場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美）周策縱.史［M］.陳永明等譯.長沙：岳麓書社，1999：261.
［2］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M］.北京：中華書店，1959：510-580.
［3］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6.
作者:楊永明 單位:北部灣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