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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進展
科技創新是驅動發展的新引擎，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科技創新驅動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可以追溯至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對此問題，經濟理論界的研究在傳承中不斷發展。Smith(1776)認為資本、勞動和土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一經濟思想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被大家廣為接受。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和變革，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傳統經濟增長因素理論難以解釋的經濟現象，其中，最突出的一個經濟現象就是國民收入的增長除了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貢獻之外，還出現了一個“余額”。那么這個國民收入增長的“余額”是什么因素導致的呢?經濟學家經歷了長期探索。Solow(1957)認為這個因素就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推動現代經濟突破傳統模式增長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認識到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把經濟增長因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要素，另一類就是提高生產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的技術進步。以Lucas、Romer等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通過建立人力資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識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的內生變量納入了增長模型的理論框架之中，認為各個國家或各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差異是由其技術進步水平差異所致。因此，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要想實現經濟趕超，必須要依靠各種形式的創新。之后，以Young(1991)為代表的技術擴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為代表的Schumpeter主義增長模型等對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識。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認為宏觀經濟的波動是技術的沖擊變化所引起的。迄今為止，科技創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已成為人們的普遍性共識，并深深影響著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國制定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十二五”規劃也強調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未來將要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國學者更多的研究焦點不是側重從理論上闡釋經濟增長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更多的是圍繞著經濟增長的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估算，進行量化研究。如，劉偉、張輝(2008);袁堂軍(2009);胡宗義(2010);陳詩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錦義(2012);張浩然、衣保中(2012);鄒心勇、趙麗芬(2013)，以及周紹森近幾年的一系列成果等。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由于學者研究過程中采用的測算函數形式不一、科技進步的內涵界定不一、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假設的前提不一，以及數據收集和處理的方法不一，導致科技進步貢獻率的估算結果還存在較大的差異，但大多數測算結果都在30%－50%之間，這一方面進一步說明經濟增長中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不同側面的貢獻，能起到互相補充或交叉驗證的作用。
二、科技創新驅動產業演進的理論研究進展
產業升級發展是經濟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經濟發展的過程實質上也是產業結構逐步高級化的一個過程。Clark(1940)通過經驗分析揭示出了三次產業逐步演進的內在規律。那么這個規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發現這個規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產業的技術進步效率才是關鍵。Schumpeter(1942)充分認識到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重要貢獻，并認為科技創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時間上也不呈均勻分布，先是一些企業科技成功創新，領先市場，之后是大多數企業爭先跟進、模仿;產業發展的實質就是由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一個不斷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內部經濟結構的一種創造性破壞過程。20世紀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產業演化規律時指出單一產業部門的興衰往往是與科技創新緊密聯系的;Rostow(1963)認為主導產業部門是區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主要指標，而由科技創新所帶來的產業持續增長則是這些產業之所以能夠成為主導產業部門的一個關鍵原因。Porter(2008)認為產品創新、過程創新和專有知識的擴散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其中，產品的創新可以擴大企業的市場范圍，實現產品差異化，進而增加企業利潤;過程創新或者工藝創新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專有知識的分享或擴散則會影響到整個產業或行業的持續競爭優勢。由此可見，科技創新是產業演進發展的根本原因。當前，更多學者對科技創新作用和影響產業演化的機制進行了系統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學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學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產業技術創新分布形式的A－U創新過程模型最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創新類型和創新程度取決于產業發展的成長階段，形成了以產品創新為中心的產業技術創新分布規律。A－U模型為我們更好理解技術創新和產業生命周期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線索，它不僅考慮了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之間的關系，而且指明了在單一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應如何對創新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以及如何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產業變遷。呂明元(2009)運用A－U模型對技術創新推動產業成長的路徑及機制進行了研究，認為不同產業的創新演化規律有其自身特點，應該結合產業的自身屬性以及特定的國家和歷史階段進行具體分析，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眾多學者還探索了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內在作用機理，如，張倩男(2008)、趙玉林(2012)等;實證分析了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如，施建軍(2009)、江可申(2011)、孫冰(2012)等。近年來，個別學者開始從科技創新的需求側，即從需求空間、需求異質性和需求條件、需求約束等視角出發勾連市場需求、科技創新以及產業發展，研究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如，孫軍(2008)、孫曉華(2012)等，從而改變了以往過于側重如何改變技術創新的供給，進而推動產業發展的傳統研究范式或路徑。從上述研究文獻可知，學者圍繞科技創新與產業演進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產業的創新演化規律有其自身的特點，還應該結合產業的屬性以及特定國家和歷史階段進行具體分析。
三、現代科技驅動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進展
以“文化產業”、“文化與科技”、“文化產業與科技”為關鍵詞進行CNKI檢索，之后再經過篩選，發現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產業概念的層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產業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產業發展的競爭力分析(朱智文，2013;馮根堯，2014);文化產業國際比較研究(郭玉軍，2012);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和戰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僅有部分文獻圍繞文化產業和現代科技的融合問題進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論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見于數字產業、內容產業等新興文化業態的零星論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認為科技創新是推動文化產業革命和發展的主導性力量，正是現代科技的不斷更新與突破決定著文化產業的發展進程。解學芳(2007)、張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也充分認識到文化產業與現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學芳(2010)進一步深入地對現代科技發展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的邏輯演進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現代科技發展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動和諧的邏輯關系;但短期內，文化產業管理制度與現代科技進步之間往往存在時滯性，現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體的利益之間會存在明顯的時間差。顧江(2010)通過構建赫芬達爾指數對我國大多數省域的文化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融合程度進行了測算。張京成(2011)、朱自強(2012)等在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數字內容產業等過程中紛紛認為新的知識、新的技術是這些新興文化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典型特征。近兩年，個別學者還對文化產業的科技貢獻率進行了實證分析，如鄭世林和葛珺沂(2012)運用DEA－Malmquist方法對我國文化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但由于我國文化產業統計工作起步晚，統計口徑不一致，導致數據收集存在相當大的難度，因此，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研究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總體來看，當前國內外有關現代科技與文化產業交叉研究的文獻規模相對而言較少，且比較零散，亟需開展系統化的研究。當前研究更多側重于理論可行性辨析，實證研究還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強。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綜上，國內外學術界圍繞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科技創新與產業演進以及現代科技與文化產業發展等這些相互粘連、逐層遞進的研究內容進行了較為寬泛且有益的探討，在部分領域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迄今為止，從文化和科技交叉融合這一全新視角，將現代科技與文化產業發展納入同一理論分析框架，進行交叉性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已有的部分研究多是一般理論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見于創意產業、數字內容產業等文獻的零星論述，還沒有形成系統，尚未厘清文化產業發展的科技驅動機制，更缺乏對此問題更為深入、更為全面的定量研究。所以，今后研究的重點是探究文化產業發展的現代科技驅動機理，定量分析現代科技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驅動效應，以及提出符合國情的驅動文化產業發展的科技體系。在研究中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的動態結合，加強理論創新，力求以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來指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具體實踐。
作者：羅序斌 張卉 單位：江西師范大學財政金融學院 濟南大學泉城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