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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術界關于美國外交理念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學術成果。其中，既有聚焦個別總統或黨派的研究，如拜登“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奧巴馬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共和黨的外交理念等，①也有對特定時期特定政策的集中討論，如20世紀初美國勞工外交理念、援助政策等。②這些研究的特點是時段短、主題專，容易形成扎實的學術成果。同時，學術界也有較為宏觀的研究，它們主要圍繞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孤立主義等外交理念展開學理探討。③但是，從長時段的角度出發，超越具體的總統、黨派，甚至是某一種外交理念的分析則少之又少，而這種研究恰恰有助于我們觀察外交理念的宏觀趨勢和戰略格局。遺憾的是，對于冷戰時期的“自由外交”，后冷戰時代的“民主外交”，尤其是從“自由外交”到“民主外交”的轉向及其動因，國內學術界還沒有專門的研究。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參與并影響國際事務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其實質是外交理念的差異。那么，美國的外交理念發生了怎樣的轉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于此，本文試圖就冷戰以來美國的外交理念轉變進行宏觀分析，并給出一些底層邏輯。
一、冷戰時期的“自由外交”
1.1歷史發展
冷戰時期，自由是美國外交理念的核心。自由理念根植于美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并且在二戰期間就成為美國團結世界各國、共同反抗法西斯政權的旗幟。二戰結束后，美國延續了“自由”的口號和旗幟，并將其運用到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斗爭之中。在這一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以“自由世界”（FreeWorld）自居，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展開較量。同時，美國也自詡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采取經濟援助、文化宣傳、宗教運動等多種策略向世界傳播自由價值，以實現鞏固資本主義陣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奪取世界霸權的目的。
美國的“自由外交”根植于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自由理念在美國由來已久并且根深蒂固，“傳播自由”也被美國人視為使命。丹尼斯·博斯特德羅夫（DeniseBostdorff）指出，美國的“使命神話起源于我們的清教徒祖先，他們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根據這一神話，美國有一種道德義務，即作為一個楷模服務于世界其他國家，以此鼓勵全球范圍內的自由?！雹僭缭?789年，美國國父華盛頓在發表就職演講時就宣稱：“人們已將維護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維護共和政體命運的希望，理所當然地，意義深遠地，也許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國民眾所進行的這一實驗上?！雹谝惨虼?，約翰·斯帕尼爾（JohnSpanier）對美國的外交作出評價：“美國人從其國家生活一開始就堅信他們的命運是——以身作則地向一切人傳播自由和社會正義，把人類從罪惡之路上引導到人世間‘新的耶路撒冷’?！雹?br /> 早在二戰期間，自由在美國的外交話語中就占據著顯要位置。這一時期，“自由”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口號和旗幟。面對法西斯國家的入侵，美國亟需找到共同的口號，聯合反法西斯國家對抗法西斯政權。歷史學家丹尼爾·羅杰斯（DanielT.Rodgers）評論道：“歐洲的崩潰讓各種各樣的美國人再次爭相尋找更宏大的措辭。戰爭對語言提出需求的第一個跡象就是對政治基本原則的重申?！睘樘栒偃澜绶纯狗ㄎ魉拐?，美國再次重申了自由的政治原則。1941年，羅斯福在美國國會大廈發表了“四大自由”言論，他不僅通過十幾個流亡委員會為“自由歐洲”發言，還將戰時聯盟稱為“熱愛自由的國家”，同時，羅斯福還提出了對戰后“自由世界”的承諾。二戰結束后，美國同樣將自由的反法西斯言論運用到新的斗爭之中，將美國的事業美化為“推動自由的事業”，將自己的陣營美化為“自由世界”，并將社會主義陣營丑化為“不自由”甚至是“奴役”的世界。
冷戰時期，自由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歷史學家丹尼爾·羅杰斯指出，自由是戰后美國政治的關鍵詞，冷戰和民權運動都是圍繞這個詞展開的。④自由價值的輸出是服務于美蘇爭霸的。美蘇之間的對抗不僅涵蓋了經濟、軍事層面，也涵蓋了意識形態層面。意識形態直接涉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這既關系到了兩大陣營的發展，也關系到了冷戰的成敗。因此，美蘇雙方都希望否定對方的政治合法性，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其中，美國就將公共外交視為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武器。美國學者斯科特·盧卡斯（ScottLucas）也將冷戰視為一場以宣傳和心理戰為形式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之爭，并將美國對蘇聯的對抗稱為“自由之戰”（Free?dom’sWar），他指出，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自由之戰”中，不僅美國政府機構，私人組織也參與其中，共同發起對蘇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①
作為資本主義陣營的核心，美國自詡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并以引領“自由世界”為使命。作為新的軍事同盟的領袖，美國正是在與社會主義陣營斗爭時才開始自稱“自由世界”的領導者。1950年以來，這一理念逐漸具體化，至少在蘇聯解體前，“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始終是美國外交話語的核心。實際上，這里的“自由世界”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反共產主義集團的隱喻，“在杜魯門政府的官方話語以及許多大眾媒體中，自由等同于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則被認為是新的奴役?！雹谥钡嚼锔畷r期，美國依然使用“自由的西方”和“受奴役的東方”的話語，并對其進行了發展：“將第三世界國家中那些武裝起來推翻親蘇政府的群體統統囊括進‘自由戰士’的范圍?！雹?
1.2外交策略
冷戰時期，美國“自由外交”的策略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經濟援助、文化宣傳和宗教運動。
（1）經濟援助。經濟援助可以用以鞏固西方“自由陣營”。尤其在二戰結束后，“自由世界”深受戰爭創傷，經濟、社會百廢待興，這對經濟和資源提出了較高需求。為此，美國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援助政策，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馬歇爾計劃”。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他聲稱：“我們的政策的目的應該是恢復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從而使自由制度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社會條件能夠出現。由于各種危機的發展，我們決不能把這種援助放在零星付給的基礎上。美國政府將來給予的任何援助應該是根治疾病的藥品，而不應該是暫時止痛的減輕劑。任何愿意幫助完成恢復工作的政府都將得到美國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力圖阻撓其他國家復興的政府就不可能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雹芡ㄟ^“馬歇爾計劃”，西歐各國共獲得美國援助131.5億美元，這些援助包含了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
經濟援助還可以用以拉攏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國務卿任命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解放”政策：“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應該有自由的人民，從我們自己自私的立場看，他們也應該有自由，因為如果他們成為侵略獨裁政治的工具的話，他們最后將被熔化成為一個對我們自己以至整個自由世界極其危險的力量”，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記住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1956年，杜勒斯在“爭取和平的任務”演說中進一步指出：“被奴役的人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懷疑我們不是他們忠誠的朋友……他們必定知道，要度過這一時期的困難，他們可以依靠我們豐富的資源?！痹谶@里，經濟援助就成為美國向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滲透的工具。
（2）文化宣傳。早在冷戰之初，杜魯門總統就簽署了《史密斯—蒙特法案》，使對外宣傳工作合法化。在談及對外宣傳工作時，杜魯門總統指出：“我們必須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真實的形象，并非共產黨宣傳的那樣。我們必須盡我們最大的努力，聯合自由世界的人民通過持續的、強化的計劃促進自由的事業、反抗奴役的宣傳?！雹贋榇耍?953年，美國新聞署（USIA）成立并全面領導對外宣傳工作。在此期間，美國試圖將自己描繪成“政治自由”的國家，并致力將自由塑造成普遍價值，將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方式打造成世界各國的典范，以占領意識形態和國際輿論的高地。截至1960年，美國新聞署在世界上85個國家設立了202個新聞處，雇傭萬余名成員為其工作，新聞署節目輸出至47個國家。1978年，卡特總統還對新聞署進行重組，將新聞署和文化與教育事業局合并為美國國際交流署，確保其在傳播美國觀念方面發揮作用。
在文化宣傳的過程中，美國依托當時的通訊技術，不遺余力地建構和宣傳所謂的“自由世界”。其中，美國政府和私人組織先后建立了“美國之音”（theVoiceofAmerica）、“自由歐洲廣播電臺”（RadioFreeEurope）和“自由廣播電臺”（RadioLibert）等一系列電臺。其中，“美國之音”創立的時間最早，成立于1942年，并且在二戰期間主要針對敵對國家和敵占區進行廣播宣傳。冷戰時期，“美國之音”一度成為美國對抗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武器。與“美國之音”不同，“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和“自由廣播電臺”是直接針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建立的。1949年12月，“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創立，其創建的最初目的就是對中歐和東歐的六個共產主義主導的衛星國進行宣傳。在之后的發展中，它逐漸創建了由“自由捷克斯洛伐克之聲”“自由匈牙利之聲”等五個電臺組成的廣播網絡，并每周廣播近3000小時。與“美國之音”不同的是，“自由歐洲廣播電臺”不是以政府或美國人民的名義，而是以“流亡者”的名義發聲。②但是，它也會接受美國官方的援助：1950年至1973年，美國中情局就不斷向“自由歐洲廣播電臺”提供秘密資金支持，這些資金共占其總資金來源的約90%?！白杂蓮V播電臺”的前身是1952年創建的“解放電臺”。它于1959年5月更名，并與“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共同在歐洲、亞洲、中東等地，以28種語言每周廣播超過1000小時。冷戰時期，上述廣播電臺以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廣播對象，不斷對外傳播自由價值。
美國還利用當時的影視技術，通過影視作品對外傳播自由價值。冷戰時期美國的影視作品充斥著自由的價值理念?；趯鋺鸷秃罄鋺饡r代影視作品的比較研究，布林·厄普頓（BrynUpton）發現，冷戰時期的影視作品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從194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冷戰對美國文化的發展起著最具決定性的作用，其意識形態深刻影響著美國的流行文化，并且體現在影視及其他娛樂作品之中，而“電影作為最受歡迎的娛樂形式之一，是贏得美國公眾人心的戰斗的中心”，因此，它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③同時，影視作品也是塑造世界公眾對美國輿論的強有力工具，憑借影視作品，美國可以增強自身的軟實力，并借此鞏固對“自由世界”的影響，爭取國際社會對其“自由世界”領袖身份和意識形態的支持。④作為意識形態對抗和宣傳的工具，美國的影視既用以諷刺共產主義政權的“強制性”，也用以宣傳美國社會的“自由”。
（3）宗教運動。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將宗教與自由理念聯系，出臺了一系列宗教復興政策。這是因為，美國領導人認為這場沖突是虔誠的宗教信仰者和共產主義無神論者之間的斗爭，他們以信仰對抗信仰，試圖利用宗教信仰和制度擊敗蘇聯。⑤在他們看來，世俗制度已經不足以滿足冷戰的需要，因此，他們建立了“精神—工業聯合體”（Spiritual?industrialComplex），重新賦予宗教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意義，同時，他們還與社會組織聯合發起宗教運動，借此影響社會公眾的思想。1950年，德國美占區軍事長官盧修斯·克萊（LuciusD.Clay）將軍就領導了“自由十字軍東征”（theCrusadeforFreedom）運動，聯合美國政要、媒體巨頭等援助“自由歐洲廣播電臺”、打造“自由鐘”，憑借宗教活動傳播自由和自治的理念。①該運動受到了美國領導層的高度重視。1959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在給“自由十字軍東征”運動委員會主席的信中指出：“自由十字軍東征運動是美國為人類自由作出的歷史性的強有力支持的一部分。它的使命是雙重的。它提醒我們，那些不能容忍自由的政治制度對個人施加了令人窒息的限制。通過對自由歐洲廣播電臺的支持，它有助于向衛星國的人民保證，他們對真相和正義的渴望在我們的土地上得到強有力的支持。”②
總而言之，自由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該階段美國沒有對外輸出民主價值。實際上，自由和民主始終都是美國外交和對外輸出的重要價值和理念。冷戰初期，美國就曾對日本和德國西占區進行了“民主輸出”，將西方的民主制度嫁接到這兩個國家，同時，美國還對第三世界國家橫加干涉，試圖壯大西方“民主陣營”。只是在冷戰階段，自由理念在美國外交的話語體系中占據著更核心的位置。直到冷戰結束后，民主才被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成為后冷戰時代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
二、后冷戰時代的“民主外交”
2.1歷史發展
冷戰結束后，民主逐漸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實際上，美國自建國以來一直不愿意將“民主”作為自己的旗幟。這是因為，在接受民主的過程中，美國存在將人民民主置換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問題。③這一點飽受西方學者詬病。直到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政府才將民主奉為外交的核心理念，并逐漸形成了“民主外交”的模式。針對這一現象，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也作出總結：“一直到冷戰結束……傳播自由民主總是居于次要地位”，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外交理念開始轉變，并試圖“建立一個完全由自由民主國家構成的世界”。④
美國“自由外交”轉向“民主外交”的標志是“參與和擴展”戰略的提出。1994年，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克林頓總統以“參與和擴展”戰略取代“超越遏制”戰略，并以“民主擴展”概念闡釋其外交政策議程。其中，克林頓總統還明確了“參與和擴展”戰略的外交目標：“我們加強安全、促進經濟繁榮和促進民主的目標是相互支持的……民主國家不太可能威脅我們的利益，并且更有可能與美國合作，共同應對安全威脅并促進可持續發展?！雹荽撕?，民主一度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并服務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等目標。需要強調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的“民主外交”戰略有所收縮，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了民主的對外輸出。特朗普政府依然強調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同時試圖通過軍事膨脹加強對海外國家的干預。只是相對于經濟發展、疫情危機等問題，“民主輸出”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伴隨拜登總統入主白宮，民主再次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尤其在2021年，拜登總統召開“世界領導人民主峰會”，將世界劃分為“民主陣營”和“非民主陣營”，并且提出“民主國家聯盟”構想，再次將美國的“民主外交”推向高潮。現如今，民主已然成為美國外交最核心的關鍵詞。
美國“民主外交”的主要目標可以被概括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等利益，鞏固世界霸權。自克林頓總統以來，歷屆美國總統都將“民主擴展”視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增強美國領導地位的重要手段。例如，小布什總統就明確表示：“美國的政策是在每一個國家和每一種文化中尋求和支持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最終目標是結束我們世界的暴政?！雹侔莸窃趽胃笨偨y時就已經開始強調：“為了迎接新世紀的挑戰，國防和外交必不可少。但坦率地說……這些還不夠。我們還需要運用發展和民主這兩個我們集體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雹谕瑫r，這些總統還認為民主有利于美國國家的整體利益。奧巴馬總統就曾坦言道：“美國支持在國外促進民主和人權，因為尊重這些價值觀的政府更加公正、愛好和平且合法。我們這樣做也是因為他們在國外成功營造了一個支持美國國家利益的環境。”③此外，他們還將“推廣民主”視為增強美國領導力的重要手段。奧巴馬總統就曾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表示，美國在國內踐行自己的價值觀，在國外推廣普世價值觀，支持“新興民主國家”，是為了“有效領導一個正在經歷重大政治變革的世界”。④拜登總統也曾發表題為《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強調“我們必須修復和重振我們自己的民主”“加強在世界各地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民主國家聯盟”，從而“保護美國的經濟未來，并讓美國再次引領世界?！雹?
2.2外交策略
后冷戰時代，美國“民主外交”的策略也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經濟援助與制裁、文化宣傳、政治滲透以及軍事干涉。
（1）經濟援助與制裁。早在冷戰時期，經濟援助與制裁就與文化宣傳等策略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的重要工具。⑥然而，該階段的經濟援助并沒有明確以“促進民主”為目標，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各個機構才將民主作為經濟援助的重要目的。⑦例如，肯尼迪總統曾于1961年創建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但其主要目的是遏制蘇聯社會主義勢力的擴張，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直到1983年，里根總統創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促進民主”才成為美國經濟援助的重要目標。但此時，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預算有限，同時也缺少與其他機構的合作。因此，就整個美國經濟援助政策而言，“促進民主”并不是主要目的。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外交目標發生變化，經濟援助與制裁等外交政策也隨之調整。這一時期，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家民主基金會以及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DRL）等將“促進民主”作為經濟援助和制裁的重要目的。其中，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美國國際開發署就起草《和平、繁榮與民主法案》，將“促進民主”作為援助政策的核心目標，并強調對外援助政策要通過貿易和投資促進發展、構建民主、維護世界和平、提升美國外交等。⑧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也聯合制定戰略計劃，將“促進民主與善治”作為對外援助的首要目標。①作為半官方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更是成為美國“民主援助”的專門機構，通過資助目標國非政府組織等方式煽動“民主運動”，顛覆目標國政權。民主、人權和勞工局也成為美國“民主援助”的重要機構。近年來，它還推出一系列資助項目，對發展中國家內政加以干涉，并且輸出美式民主，這些項目主要包括“支持蘇丹的透明度和問責制”“支持越南工人的結社自由”“支持敘利亞的民主、人權和法治”“支持肯尼亞的和平選舉”等?，F如今，經濟制裁也成為美國“民主外交”的重要策略。例如，2021年，對于未能實施選舉改革的尼加拉瓜共和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宣布制裁該國的奧爾特加政權，并聲稱：“美國將繼續使用我們可以使用的所有外交和經濟工具來支持尼加拉瓜人民進一步呼吁自由和問責制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選舉?！雹?
（2）文化宣傳?？肆诸D政府時期，美國延續冷戰時期文化宣傳的經驗，繼續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輸出。但是，與冷戰時期的自由理念不同，這一時期主要宣揚的是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蘇聯的解體使美國人意識到，媒體廣播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③此后，美國在已有的“自由歐洲廣播電臺”等基礎上，先后于1990年和1996年增設了“馬蒂電視臺”（TVMartí）、“自由亞洲電臺”（RadioFreeAsia）等，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意識形態輸出。同時，美國政府還通過每年發布的人權報告對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對其進行民主價值觀的滲透。奧巴馬政府時期，由于奉行“巧實力”（SmartPower）外交戰略，美國更是強化了文化宣傳的策略。伴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美國文化宣傳的工具也進一步升級。奧巴馬政府時期，國務卿希拉里提出“互聯網自由”概念，試圖利用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加強對外的文化輸出和輿論引導。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奧巴馬總統也將“民主輸出”的方案具體化為：與其他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多邊論壇合作，建立一個行動者聯盟，促進普遍價值觀，如加強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人權監測；利用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和現代通訊技術，在全球進行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推動民主政治運動，傳播美國的價值觀等。④
（3）政治滲透。冷戰結束后，美國經常利用國際開發署和國家民主基金會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滲透。同時，美國還結合“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北約東擴”等策略，不斷在東歐、中東、北非等地策劃“顏色革命”。2003年，美國在格魯吉亞組織策劃“玫瑰革命”，將威脅美國能源利益的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趕下臺，幫助親美的反對黨領袖薩卡什維利掌握政權。2004年，美國還策動烏克蘭“橙色革命”，以選舉舞弊為由，在烏克蘭煽動群眾運動，最終也將親北約的維克托·尤先科送上了總統寶座。此后，美國以“促進民主”為名，陸續煽動了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的價值和制度。然而，這些價值和制度并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自由和公平的民主，⑤而是帶來了一系列有選舉而無民主的“競爭性獨裁政權”（CompetitiveAuthoritarianRegime）：在這些國家，雖然存在競爭和選舉的民主機制，但政治腐敗、操縱選舉甚至是政治監禁、暗殺等問題屢見不鮮。⑥盡管如此，美國并沒有停止對他國的政治滲透。2010年，奧巴馬總統依然強調要向“新興民主國家”提供支持和援助，與“非民主政權”進行有原則的接觸，尊重并支持世界上的“和平民主運動”，支持合法選舉產生的和平政府，支持“新興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等。①同時，他還強調美國將綜合運用經濟、外交、文化等手段支持“新興民主國家”，支持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和青年領袖。②拜登政府時期，美國也出臺了一系列“民主項目”，如“加強烏克蘭的公民社會”“加強泰國的民主與人權”“支持埃塞俄比亞的和平選舉”等。③
（4）軍事干涉。冷戰結束后，美國繼續對外推行軍事干涉，并將它與人權、民主等目標緊密結合?？肆诸D政府時期，美國就在朝鮮、南斯拉夫、海地、伊拉克、阿富汗等地進行了強勢的軍事干涉。小布什政府時期，“9·11”事件使美國極大地增強了軍事干涉策略，并將“反恐”作為國家安全的首要議題。此后，“在涉及美國安全利益的公共外交中，反恐戰爭已經成為一場對抗反美主義的全面公共外交運動”，“反恐戰爭”也成為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措辭，用以傳播國家的價值理念，并區分自己和敵人，進而在全國范圍內增進團結和力量。④這一時期，小布什總統將“先發制人”戰略確立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保衛國家、對抗敵人是聯邦政府的首要和基本的責任。今天，這一任務發生了巨大變化……恐怖分子有組織地滲透到開放的社會，用現代技術的力量對付我們……出于常識和自衛的考慮，美國將在這些新出現的威脅完全形成之前采取行動”。⑤同時，他還要求“民主國家”聯合打擊恐怖分子，并要求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和平與繁榮議程上廣泛合作。⑥2001年和2003年，美國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以武力輸出民主”的策略推向高峰。
總而言之，冷戰結束后，美國的“自由外交”開始轉向“民主外交”，并不斷對世界各國進行民主意識形態和民主制度輸出。這也體現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屬性。擴張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天然屬性和傾向，它體現在經濟層面是殖民掠奪，體現在軍事層面是侵略戰爭，而體現在文化和政治層面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輸出。從克林頓政府的“參與和擴展”戰略到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和“顏色革命”，從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外交戰略到拜登政府的“民主國家聯盟”構想，民主已經成為冷戰后美國外交的關鍵詞。從外交策略的角度來看，美國“民主外交”的策略日益多樣化，其中包括經濟援助與制裁，如成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等；文化宣傳，利用發達的電視、互聯網等媒體宣揚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軍事干涉，如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政治滲透，如“顏色革命”等。
三、美國外交理念轉向的動因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外交理念從自由轉向民主。自由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早在二戰時期，美國參戰的口號就是“實現自由”，而非“捍衛文明或民主”。冷戰時期，“自由”的口號自然而然地被全面地應用到新的斗爭中。通過杜魯門、杜勒斯、肯尼迪以及里根在冷戰時期的宣言，“自由世界”的短語以非凡的連續性進入了冷戰時代。⑦盡管在冷戰時期，民主也是美國外交的重要理念，但相比之下，自由占據著更顯要的位置。直至冷戰結束后，伴隨“民主擴展”戰略的出臺，民主才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外交理念出現這樣的轉向呢？
3.1世界格局的變化
美國外交理念的轉向與世界格局的變化有關。冷戰結束后，兩極格局瓦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由此，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也從爭奪世界霸權變成鞏固世界霸權。隨著中美關系格局的變化，美國強化了民主意識形態化的傾向。①由此，爭奪第三世界也成為美國外交戰略的重心。這與冷戰時期美國加強與歐洲盟友的關系不同。以“自由”的名義，更能爭取與歐洲國家的結盟，相比之下，以“民主”的名義，更能吸引發展中國家。
因此，冷戰時期的美國更加強調陣營的對立，注重維護“自由世界”聯盟，并且試圖通過“遏制”戰略限制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是唯一的大國，這意味著它可以無拘無束地在全世界開展社會工程，從而根據美國的意向塑造世界?！雹谟谑?，美國外交的重點從遏制蘇聯的擴張轉移到了建立并維持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創建一個完全由“自由民主”國家構成的世界。為此，美國不僅需要對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更為重要的是，要在世界范圍內輸出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自此，美國開始在歐洲地區強化北約職能、推進“北約東擴”，在中東地區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在東歐和中亞地區煽動“顏色革命”，試圖向全世界輸出美式民主，在全球實現“美國主義”。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蘇聯的威脅雖然不復存在，但美國面對的威脅更加模糊且泛化。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金融安全、恐怖主義、武器擴散、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也日益突出。面對這些非傳統安全威脅，美國不斷鞏固“參與和擴展”戰略，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并且致力通過“民主外交”塑造有利于美國的國際環境?？肆诸D總統就將“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促進民主”視為是相輔相成、相互支撐的。其中，就國家安全而言，美國人普遍認為，民主可以創造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美國學者約翰·斯帕尼爾就曾評論道，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同時它又處于和平狀態，因此，美國人自然而然地“把民主、和平行為和和平動機看作同義詞”，而不問“這種自然狀態的和平是不是由于其他力量造成的?！雹劬徒洕l展而言，隨著冷戰后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地位的不斷提升，美國決策者也將“民主世界”視為是有利于實現美國經濟利益的國際環境。④這是因為，在輸出民主的過程中，美國可以借此在世界各地建立美式的“自由市場”和“自由競爭”制度，同時，在美國領導的“民主世界”中，經濟貿易的規則也是由美國主導的，而這些制度和規則最有利于美國壟斷資本的滲透和擴張。
3.2“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現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現使民主更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當代世界，民主越來越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⑤尤其在冷戰結束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在全球產生了重要影響，民主價值已經深入人心，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出現了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和趨勢?！白非竺裰鞯倪\動看來已幾乎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并將勇往直前地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⑥也因此，相比自由話語，民主話語的號召力更強，更能夠吸引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新保守派的重要成員喬舒亞·穆拉夫切克（JoshuaMuravchik）就曾指出：“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在后共產主義世界繼續推廣民主”，第一個原因就是“民主能夠喚起人類的同情與共鳴”“民主雖然不能保證每個人的幸福，但是它承諾給予每個人平等追求幸福的權利”。①基于此，美國專注于民主話語體系的建設，試圖壟斷國際社會的民主話語權，并且將民主作為對外干涉的新的依據。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下，學術界也掀起了關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熱潮。期間，一大批學者開始論證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并將民主奉為普世價值，這也為美國的“民主外交”提供了理論依據。其中，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人曼瑟·奧爾森（MancurOlson）指出，民主制度會帶來經濟發展；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也強調，“民主和不發生饑荒之間的因果聯系是不難發現的”；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Dahl）也系統地討論了民主的優點：民主有助于避免獨裁者殘酷和邪惡的統治、保障公民擁有一系列基本權利、確保公民擁有更廣泛的個人自由、更加充分地促進人類發展、促進相對較高的政治平等、實現繁榮等，相比之下，非民主體制是無法實現這些的。②基于此，美國胡佛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McFaul）進一步論證了美國“民主外交”的合理性：“民主作為一種國際規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而民主本身也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理想的政府制度。民主在世界上每個民族、每個宗教和每個地區的人民中也有著幾乎無處不在的吸引力……促進民主作為一種外交政策目標，已日益被國際社會中的大多數國家接受?！雹?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曾評論道，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出現以及蘇聯的解體“使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相信全世界正在進行著一場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長時間，西方的人權觀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將在全球盛行，因此，促進民主的傳播便成為西方人首要的目標?！雹苷窃诖吮尘跋拢ダ饰魉埂じＩ剑‵rancisFukuyama）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在他看來，冷戰的結束標志著意識形態的終結，人類政治歷史發展已經到達終點，而這最后的歷史就是“自由民主”的歷史。⑤與此同時，“民主和平論”也在西方學術界異軍突起。該理論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但在民主政體尚未廣泛建立的當時，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直至20世紀60—70年代，迪恩·巴斯特（DeanBabst）、梅爾文·斯莫爾（MelvinSmall）和大衛·辛格（DavidSinger）等學者才圍繞“民主和平論”展開研究，并提出“民主國家互不開戰”⑥的觀點。冷戰結束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現以及蘇聯的解體再次激起了學者們對“民主和平論”的普遍關注。一時間，諸如“民主國家不會彼此發生戰爭”⑦的論斷不絕于耳，更有學者直接將“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視為國際關系的經驗定律之一。⑧
“民主和平論”對美國政府的影響也在冷戰后到達頂峰，它受到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們的認可，并且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導原則。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助理國務卿莫頓·霍爾珀林（MortonHalperin）就曾提出：“美國應當領導推進民主的潮流。民主政府更加和平，不愿意挑起戰爭或煽動暴力。憲政民主國家幾乎不可能與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開戰……因此，當一個民族試圖舉行自由選舉和建立憲政民主時，美國和國際社會不僅應該協助，而且應該保證這一結果……確保憲政民主的成功?！雹購倪@個意義上講，“民主外交”也被美國政府認為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正如克林頓政府在199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指出的：“推進民主不僅出于我們的理想，更是出于我們的利益，因為我們知道，民主國家的數量越龐大，我們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境況就會越好。民主國家創造了自由市場，提供了經濟機會，創造了更多可靠的貿易伙伴，而且幾乎不可能彼此發動戰爭……民主以及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在世界上越深入人心……我們的國家就越安全，我們的人民就越繁榮?！雹?
3.3新保守主義勢力的崛起
新保守主義勢力的崛起也為“民主外交”轉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保守主義是美國政治舞臺上獨特的右翼力量。與關注美國社會秩序和政府職能的“新右翼”以及關注美國價值信仰和道德秩序的“新宗教右翼”不同，新保守主義更加關注美國傳統價值理念和世界霸權等問題。③新保守主義興起于20世紀70—80年代，由于沒有正式的組織，也沒有具體的行動綱領，它在最初僅僅被看作是一種思潮，而不是一場運動。④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核心理念就是通過傳播民主價值觀為美國人創造更加安全的世界。同時，它本質上又是“強硬的威爾遜主義”，它認為，美國應該在必要時使用武力捍衛其理想和利益，這不僅是出于純粹的人道主義關懷，也是因為“自由民主”的傳播有利于美國的國家安全，而反人道主義的罪行不可避免地使世界變得更加危險。⑤也因此，米爾斯海默將新保守主義形容為“帶有獠牙的威爾遜主義”。⑥
新保守主義極力主張向世界輸出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并致力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場“民主革命”。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民主是最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同時，他們也相信“民主和平論”，認為如果美國能夠創建一個完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就不會有戰爭，就可以實現“歷史的終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愈發起勁地在世界范圍內鼓吹和兜售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試圖用美國民主觀改造和重塑世界秩序。20世紀90年代，新保守主義逐漸成為美國最活躍且最具影響力的右翼力量。在新保守主義的影響下，民主也愈發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價值。1994年，伴隨保守主義分子在國會參眾兩院占據多數，新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再度上升，并且促使美國政府不斷強化單邊主義的“民主外交”。“9·11”事件以后，新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達到頂峰，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提及的“美國領導”“促進民主”“先發制人戰爭”等都是新保守主義倡導的政策。也因此，福山將“9·11”恐怖襲擊到入侵伊拉克的這段時間稱為“新保守主義時刻”。⑦
結語
冷戰的結束是美國外交理念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冷戰前后，美國分別形成了“自由外交”和“民主外交”的模式，它們之間的差別如表1所示。其中，“自由外交”的話語核心是“自由世界”“自由的西方”，該話語根植于美國特殊的傳統觀和使命觀，并在二戰前后的公共外交中呈現出歷史延續性。早在二戰時期，美國就將“自由”作為團結反法西斯國家、對抗法西斯政權的旗幟。二戰結束后，美國將“自由”的反法西斯言論運用到新的斗爭中，將其事業美化為“推動自由的事業”，將其陣營美化為“自由世界”，并自詡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利用經濟援助、文化宣傳、宗教運動等策略傳播自由價值，以實現鞏固資本主義陣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進而奪取世界霸權的目的。盡管自由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的核心理念，但這并不意味著該階段美國沒有對外輸出民主價值。
作者：佟德志 林錦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