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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網絡文化以其全新的傳播形式對文學經典的閱讀造成嚴重沖擊和挑戰。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引導學生回歸經典，通過對經典的解讀與傳承，提升學生的感悟能力、審美能力與人文素養。探究式閱讀，是引導學生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在網絡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與飛速發展的視圖傳媒使影像文化成為時代的重要特征，對傳統的文學教育造成巨大沖擊。長期應試教育的扭曲與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學生對經典閱讀的興趣越來越淡薄，真正能夠沉潛經典的人越來越少。即使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對視覺文化的熱衷亦遠遠高于對古典文學經典的閱讀，那種涵泳吟誦、自得其樂的經典閱讀被各種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時代的“經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經典中，毋庸置疑，文學經典是核心。正如美國學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學科的核心教材，不應該是歷史學家或是哲學家的文本，而應當是人類審美努力的產物———文學和藝術，這是因為，通常人們記住任何一種文化，主要是通過這種文化里的文學藝術作品達成的。”[1]當前，網絡文化以其全新的傳播方式對文學經典的閱讀造成嚴重沖擊和挑戰，主要表現為：其一，以圖像表達意義，將傳統的文本閱讀轉換為圖像閱讀。大量由經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充斥著人們的視覺，不少學生以看電視、電影代替閱讀經典作品。在對某省屬重點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大三學生進行的古典名著閱讀調查中顯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讀過的不足10%，只讀過其中一部的亦僅有35%，但看過由四大名著改編的電影與電視劇的則在90%以上，這樣的現狀令人擔憂。當下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大多對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對經典的顛覆。法國小說家喬治•杜亞美曾把電影視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給那些愚昧無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終日的可憐蟲們散心用的娛樂……一種既不需要全神貫注，也不要觀眾有多少智商的熱鬧場面。”[2]以影像觀賞代替經典閱讀，不僅無法真正領略文學真諦，而且視覺的沖擊淡化了對文學內容的深入思考與解讀，壓制了受眾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讀者有著不同的生活閱歷與生命體驗，在閱讀中能夠對同一文學形象進行不同的再創造。而一旦將其影像化，則所有的觀眾看到的皆是同一個“哈姆雷特”。閱讀《紅樓夢》，“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林黛玉”，而觀看87版電視劇《紅樓夢》，“林黛玉”只有一個，那就是陳曉旭所扮演的。其雖形神畢肖，深得人心，卻終究與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葉朗先生指出：“‘讀圖’一代與人文經典的隔絕，將導致我們的民族變成一個沒有深刻思想的民族，變成一個膚淺的民族，燦爛的中華文明就會中斷，那是極其危險的。”[3]電視劇《西游記》的拍攝，以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了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的經過，深得觀眾喜愛。然而，蘊含在原著中的對“佛性”的弘揚卻無法深刻體現。如南帆先生所言：“經典文化是創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為快樂的休閑，于是，所有的深刻———無論是深刻的故事、人物還是深刻的思想———都將成為畫蛇添足的贅物。”[4]“讀圖”使學生難以體味經典蘊含的深層意蘊，長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縮，審美趣味低下。其二，對娛樂功能的強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經典作品中的文化內涵，導致整個社會文化品位低俗，對學校的文學教育造成沖擊。哈羅德•布魯姆指出，“只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匯。”[5]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經典的魅力首先表現于其不受時空限制、永不磨滅的審美力量，而一旦轉化成影視作品，則更注重畫面與情節，反而使文學作品本身通過語言營構而發散出的審美魅力被削弱。文學經典不僅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豐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內涵。通過研讀經典，學生受益的不僅是讀寫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養與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爾基所言：“文學的目的就是幫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發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們中間的卑俗作斗爭，并善于在人民中間找到好的東西；就是在人們的靈魂中喚起羞恥、憤怒和英勇，并想盡辦法使人變得高尚有力，使他們能夠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這是影視媒介所無法達到的。其三，影視作品在對文學經典改編過程中，常常在“經濟利益”指揮棒下，為了提高收視率，而迎合當下社會的價值觀，從而背棄原著精旨，給觀眾造成誤讀。電影《赤壁》里的孫尚香，膽大心細，武藝高強，巾幗不讓須眉，潛入曹軍，親自繪制曹營地圖，為蜀吳抗曹立下汗馬功勞。同時她還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與極強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為恥，對孫權為自己與劉備結成的政治婚姻心懷不滿，卻與諸葛亮產生惺惺相惜之情。這一角色的塑造顯然有悖于《三國演義》的主旨，體現出現代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如果只看電影而不看原著，學生會誤以為三國時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電視劇《水滸傳》中的潘金蓮美麗、溫柔、勤勞，淡化原著中對其“淫婦”形象的塑造，從而讓觀眾對其境遇充滿同情，而非譴責與痛恨，這顯然是從現代人的視角進行地解讀。
二、經典閱讀，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包括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門課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選文本均較為有限。以筆者所在高校為例，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只開古代文學史這一課程，所用教材為袁行霈主編本，從大一下學期開始，每周四節課，共開四個學期。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要向學生展示數千年的文學歷程，其難度可想而知。而文學史的編撰本身即具有選擇性，編者根據自己的特長、興趣進行取舍。如果僅僅照本宣科，傳授給學生的是一些教條式的結論，以此取代學生自覺主動地體味涵詠，那么，古代文學教學必然無法讓學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讓學生在與古人心會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礪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歸經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必由之路。首先，經典閱讀，能夠使學生置身歷史文化語境，在與古人建立的平等“對話”關系中，體認古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靈的凈化與升華。童慶炳先生指出：“文學經典就是指承載文學之‘至道’和‘鴻論’的各類文學典籍（特別是作品），凡創作這類作品的作家自然稱為經典作家。”[7]古代文學經典之作，不管是詩、詞、曲、賦還是散文、小說、戲曲，皆表現了言說者一定的生存處境與文化心態，蘊含著創作者的某種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亂無序狀態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態，還是對自己的個體生命面臨的種種危機深感焦慮而欲求安身立命之術的自救心態，均寄托著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與價值理念。這種精神既指向久遠的過去，也指向對不同時代讀者而言的“現代”，并且在不同時代的閱讀中繼續產生深遠影響。美國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建立在《伊利亞特》、《圣經》、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等先輩遺產上的教育，在某種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們的理想，雖然對我們身處鬧市的生活來說，這些文化基石不免顯得遙遠。”[5]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其《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指出：“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其他任何時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為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于無限蘊藏的本質之中。”對學生而言，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傲然，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亦甚遙遠，如果只閱讀教材，理解未免偏頗，只有回到文本，在對《陶淵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閱讀中，才能跨越亙古長空，切身體悟詩人的喜怒哀樂，洞悉人性的復雜與人生的坎坷，尋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學生通過對歷史上永恒經典著作的閱讀，將文本中所負載的信息，還原為活生生的言說主體，從而建立起讀者與作者之間平等的“對話”關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潤自己的心靈，升華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喚醒其作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諧地發展。其次，經典閱讀，通過對文學作品的細致分析鑒賞，使學生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進而由簡單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對文學現象、文學流派乃至文學精神的感悟與把握，促進學生心智成熟與心靈成長。哈羅德•布魯姆稱：“假如我們讀經典是為了形成社會的、政治的或個人的道德價值，那我堅信大家都會變成自私和壓榨的怪物。我認為，為了服膺意識形態而閱讀根本不能算閱讀，獲得審美力量能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說話和怎樣承受自己。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荷馬或但丁，喬叟或拉伯雷，閱讀他們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進內在的自我成長。”[5]自成一體的審美獨特性與人類經驗普遍性共同賦予經典作品經久不衰的魅力。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閱讀，才能夠讓學生完全沉浸在閱讀的樂趣中，體驗到單純閱讀的愉悅，從而在閱讀中暫時逃避一下甚囂塵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優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與寧靜。而學生的心靈正是在這種閱讀中日漸豐盈，從而學會明辨是非，取得進步，在與書中人物的同歡戚、共命運中培養同理心，在享受現在的同時不忘過去的。最后，文學經典是民族語言藝術的典范，經典閱讀能夠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漢語的凝練、精粹與傳神，從而提升自身的語言感悟能力與表達能力。筆者每年指導本科學生畢業論文撰寫，經常發現學生的語言功底太差，論文選題陳舊、邏輯混亂、病句連篇、錯字累牘，讓人不忍心讀，這固然與平日缺乏寫作訓練有關，其根本原因則在語感太差。而當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將“金箍”戴在教師頭上，將評價教師的權力交給學生，于是，教師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舉，課堂之上，笑話、故事蜂擁，一片歡樂氣氛，對學生學業應達到的要求則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這樣一個“讀圖”時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時，學生的語言能力普遍下降。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經典閱讀。就目前古代文學教學而言，大部分教師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識地指導學生閱讀原典。
三、探究式閱讀，古代文學教學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兒童的精神世界中，這種需要特別強烈。”對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學生而言，這種探索發現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強烈。在激發學生閱讀經典興趣的同時，要充分利用他們的好奇心與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閱讀，是引導學生回歸經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學課程所跨越的時間段從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經典之作浩如煙海，指導學生選擇適合自己口味的作品進行精讀，是探究式閱讀的重要起步?？柧S諾結合其自身閱讀經驗，在《為什么讀經典》中指出要讀的書有兩類：一是“讀第一手文本，盡量避免二手書目、評論和其他解釋。因為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即要讀原典，而非闡釋原典的評論。二是“教材要教你讀一些經典作品，在這些作品當中，你將辨別你的經典作品。學校有責任向你提供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學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選擇的東西才有價值，”[8]即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挑選屬于自己的經典，強調閱讀的個性化。本著這樣兩個原則，結合古代文學課程本身，在學期初課程剛開始時，即給學生列出閱讀書目，讓其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本進行精讀。如在講授先秦文學時，考慮到大一學生的古文解讀能力尚弱，為其推薦經典的譯注本，包括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莊子今注今譯》等。讓學生結合注釋與譯文來解讀原文，可以參閱于丹的《論語心得》、《莊子心得》，但絕不允許以此取代對《論語》與《莊子》原著的閱讀。當然，在經典選擇的過程中，也要尊重學生不同的閱讀興趣，在規定的書目中，讓其自主選擇。在對經典精讀的基礎上，指導學生選擇一個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作為切入點，通過搜集資料，進行深入探究，并將其成果做成PPT，根據課程進度，安排其在課堂上講解，與老師同學交流，從而強化其閱讀的興趣與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肯定與指點后，將其寫成小論文，作為課程作業。如此，既提升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又鍛煉學生邏輯思辨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達到一舉多得的效果。在講魏晉南北朝小說時，有同學選讀干寶的《搜神記》，興致盎然地到講臺上與同學交流閱讀心得，對書中的人鬼戀進行深入探析，并為同學答疑，其效果遠遠超過教師單純的講解。利用課余時間組織的讀書交流會，可視為課堂教學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閱讀的重要方式。讀書交流會可圍繞某部經典進行深入探究，如圍繞閱讀《陶淵明集》進行的“今天為什么要讀陶淵明”交流會，學生從不同角度談自己的閱讀體驗，既表現出其自發閱讀評點的靈敏與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現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實現經典與讀者跨越時空的對話，使學生在閱讀交流中培養心智、拓展自我意識。在讀書交流會中采用薩義德的“對位閱讀（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種有益嘗試。所謂“對位”，源于西方古典音樂“對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復調音樂中，根據一定的規則以音對音，將不同的曲調同時結合起來，從而使音樂在橫向上保持各聲部本身的獨立與相互間的對比與聯系，在縱向上又能構成和諧的效果。所謂“對位閱讀”，薩義德稱其為“通過現在解讀過去”，“回溯性地和多調演奏性”地展開文學閱讀。“在西方古典音樂的多聲部樂曲中，各個主題互相替代，只給予某一個主題以短暫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產生的復調音樂中，有協奏與秩序，有組織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種來自主題，而不是來自作品之外的嚴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則。”[9]借鑒這一做法，在讀書交流時，從當下的熱門話題入手，選擇一個可以貫通古今的主題，讓學生圍繞此主題談論其經典閱讀的體會。如“愚人節里話誠信”，學生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愚人節”談起，聯系其閱讀的《論語》、《孟子》等經典，探討古人對“誠信”的見解及其對今人的啟示。這樣既調動學生探究的興趣，又賦予經典以現代意義，從而讓學生認識到在當今商品大潮下誠信的重要性。將經典原著與影視作品進行比較，是探究式閱讀的有益做法。作為生活于影像時代的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那些鋪天蓋地而來的影視作品與瞬息之間層出不窮的圖像。既然逃避無益，不如坦然視之。閱讀經典與觀賞影視最大的區別在于，“書籍予以我們某種自由——當我們閱讀時，我們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躍而不受束縛；我們是創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參與者。”[10]愜意閱讀的狀態之美，正在于有時間去想象出一切，讀者具有能動性，而影視作品則以演員的形象扼殺了觀眾的想象。在講《紅樓夢》時，筆者曾組織學生精讀“風雨夕悶制風雨詞”一節，之后又讓其欣賞王扶林導演的87版《紅樓夢》與李少紅導演的新版《紅樓夢》相關情節，通過比較，讓學生探究三者在意境營構方面的異同，進而分析文字表達與影視呈現的區別與局限。從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固然可以比較完整地傳達作者的某些意圖，卻也存在對原著的誤讀與顛覆。不管影視拍攝多么成功，終究不能取代文字盡顯人類心智與想象的魅力。所以，觀看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絕不能替代對名著本身的閱讀。否則，失去的將不僅僅是那些閃爍在字里行間的詩意，還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豐富與人性的復雜。哈羅德•布魯姆曾經悲哀地指出，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閱讀史上最糟糕的時刻”，“正在經歷一個文字文化的顯著衰退期”，而且“難以逆轉”。他是針對形形色色的“政治閱讀”對經典的破壞而言的，今天我們面臨的不僅如此，還有來自信息時代的電視、電影、互聯網、手機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對傳統閱讀行為的干擾。“燈火夜深書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經與經典一起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在教師的有意引導下，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回歸經典未必不可實現。莘莘學子在經典閱讀中，“每覽昔人興懷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11]與古人跨越時空相視而笑，體驗著方塊文字中蔥蘢著的詩意與美感。這種感覺豈是影視圖像所能帶來的。
作者：楊朝蕾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批準號：13YJC751067），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準號：15BZW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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