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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與“鑒別”
嚴羽曾說過:“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這些論斷都是在比較中探求不同作家獨特的藝術風格。前人的實踐已經顯示出比較這一方法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意義和價值，給當今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以多方面的啟發。首先，同一類題材不同風格作品的比較。古代文學作品中，存在著大量題材類似而風格迥異的作品。由于作者的生活背景、思想個性的不同，即便是同一題材，也會創作出不同風格的作品。
如唐代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駱賓王的《于易水送人一絕》，李白的《金陵歌送別范宣》，均為送別題材，卻在不同作者筆下寫出了風格各異的作品，如同奇葩異卉，千姿百態。創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時的王勃正是年輕氣盛之時，雖是表達送別好友的離情，卻寫得境界豁達，豪情壯志，展現出清新剛健的藝術風格。駱賓王擅長七言歌行，于才華艷發、詞采贍富之中，寓有一種清新俊逸的風神，同時他的絕句也頗具個性風格，《于易水送人一絕》第一聯以“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點題，寫易水送別之事，也道出詩人送別友人的地點。第二聯“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為懷古傷今之辭，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感慨。這首詩題為“送人”，卻并未告訴讀者所送何人，也沒有提到與朋友離別的情景。然而讀者卻完全可以想象出“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的激昂壯別之景，也可想見其所送之人，定是肝膽相照的摯友。全詩感情強烈深沉，含蓄精煉，擺脫了初唐委靡纖弱的詩風，體現出唐代五言絕句的成熟。李白《金陵歌送別范宣》以歷史的滄桑變幻寫離別，雄奇豪放，想象豐富，語言流暢自然，音律和諧多變。結尾以“目下離離長春草”比擬離愁的深廣。全詩氣韻生動，率直自然，新穎別致，“送爾長江萬里心”一句更是體現出李白詩歌特有的浪漫與奔放。其次，同一意象不同手法的比較。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存在各種意象類型，如“明月”“秋風”“柳”等。不同作者對同一意象的塑造，也存在千差萬別的藝術效果。比如同樣的送客離別，不少文人偏愛“柳”這一意象。古人送別時有折柳贈人的習俗，因此很多詩就將送別和“柳”聯系在了一起。
如唐代施肩吾的《折柳枝》:“傷見路邊楊柳春，一重折盡一重新。今年還折去年處，不送去年離別人。”詩人不言傷離別，只言傷楊柳;不言離別多，只言折柳多，這就比直接述意高明了一層。王之渙的《送別》也并未直言離別之苦，而同樣借柳枝多被攀折巧妙地表述主題:“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為別離多。”這首詩與施肩吾之作有異曲同工之妙。更有詩人不僅將別離和春柳聯系起來，還進一步發揮想象，如清代劉絮窗的《送別感賦》:“理罷云鬟展轉思，池塘正值夢回時。近來詩句如春柳，只向東風贈別離。”雖然也將贈別與春柳聯系在一起，但劉詩卻把詩句想象成了春柳，感嘆“近來詩句”都是送別之情，在想象力上更勝一籌。此類意象中最有名的當屬李白的《勞勞亭》:“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該詩的想象力更進了一層，后兩句不僅由離別聯想到柳枝，更進一層想到楊柳返青需春風吹拂，從而將春風與離別這兩件本不相干的意象聯系在一起。詩人因送別時無青青柳枝可折聯想到，春風也知離別之苦，故意遲來，不使柳枝發青。“知”和“不遣”，把本來無生命的春風寫得有情有意，加深了主題的厚重感和詩歌的情趣。再次，由于作家所表達主題的不同，同一類型的人物也會塑造出迥異的人物形象。
如《樂羊子妻》《陌上?！贰恶T婉貞勝英人于謝莊》都是塑造古代青年女子，但由于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人物性格不同，她們的人物形象也各不相同。樂羊子妻身上體現出高潔的操守。丈夫撿到遺金一餅，她立刻告訴丈夫做人要廉潔方正，不該拾遺求利，玷污操行，最終使丈夫棄金于野，遠游求學。當丈夫游學中途歸家探望她時，她又引刀斷織作喻，勸說丈夫求學應日積月累，“中道而歸，形如斷織”，最終鼓勵丈夫“復還終業”，體現出樂羊子妻的操守高潔、志美行厲。敘事詩《陌上?！肥敲窀柚械囊恢ζ孑?，講述了采桑女秦羅敷嚴詞拒絕太守調戲的動人故事，贊美了她的美麗堅貞、聰慧機敏、不畏權勢的高尚品格，同時也鞭撻了太守的丑惡嘴臉。從道德主題來說，羅敷的堅貞并不是抽象的、違背人性的，而是同真實可愛的丈夫和幸福的家庭聯系在一起的?！恶T婉貞勝英人于謝莊》塑造的是一位古代女英雄形象，但個性塑造又與耳熟能詳的《木蘭詩》不同。馮婉貞是頤和園附近謝莊獵戶馮三保之女，當英軍進犯謝莊時，馮三保帶領謝莊百姓奮起抵抗，重創英軍。取得初步勝利的馮三保產生了麻痹情緒，是馮婉貞清醒地預測了戰事，提出了“以吾所長，攻敵所短，操刀挾盾，猱進鷙擊”的計策，親自率領村中少年伏擊英軍，保衛了謝莊。清人徐珂筆下的馮婉貞是一位機智勇敢、精通武藝，堅決抗擊外侮入侵的愛國女英雄形象，在她身上體現出中國人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和斗爭決心。樂羊子妻、羅敷、馮婉貞雖同屬古代青年女性，但各有其性情、氣質和風神，因而也產生了藝術獨特性。這些獨特性是由她們所處的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決定的，只有認清她們的相同和相異之處，才能更準確地把握人物性格特征，體會中國古代文學中人物形象的多樣性。比較方法是一種關聯式的思維方式，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有意識地運用比較，能使學生加深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豐富性和審美性的理解，訓練學生關聯式、綜合式的思維習慣。
二、比較與“定位”
比較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它關注事物之間相同點，又注重它們的差異性，通過分析，綜合得出對事物更為深入的認識，甚至是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歷史悠久，泛浩摩蒼，很多內容在篇幅有限的文學史教材中都未曾深入探討，尤其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產生的“文化語境”關注不夠，視域相對狹小，影響了對中國古代文學價值定位的判斷。德國歷史學家、著名的“蘭克學派”的代表人物蘭克(LeopoldRanke)曾指出:“獲得人類事物知識的方式只有兩種:通過對特殊性的感知或通過抽象。后者是哲學的方法，前者是歷史的方法。”只有具有歷史意識的教學者，才能關注到中國古代文學的交流和影響，才能自覺地運用比較意識進行教學活動。任何文學現象、文學運動和文學觀念都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它們具有不可逆轉的歷史傳承性，古代文學的教學者要注重文學作品、文類、文學和觀念現象的發展流變，探究其與同時代其他作品的關聯。比如中國古代文學在談及“北朝詩歌”的發生時，教學者總強調是南朝詩歌為北朝詩歌的發生提供了生發動機，并且把南朝詩歌作為評價北朝詩歌優劣的標準。這種簡單化的處理可能模糊了學生對北朝民歌歷史特色的準確把握。事實上，中國《樂府詩集》中收錄的《敕勒歌》本是一首由外來民族翻譯而來的民歌，“敕勒”一詞原來的“語音”和“語義”，應是“突厥”(Turkut)的意思。“敕勒歌”的本意即是“突厥歌”。而今天土耳其族便是突厥族的一支。20世紀上半葉，德國學者卡爾(CarlBrokelmann)從早期泛土耳其族的韻文和歌調當中，翻譯出229節斷片詩歌，輯錄為《AsiaMajor》(亞洲大調)，從中可以發現其中大量詩歌的音節韻律與《敕勒歌》相似，都是大二行，小四行，6－8－6－7的結構:敕勒川———陰山下(3－3)︱天似穹廬———籠蓋四野(4－4)︱天蒼蒼———野茫茫(3－3)︱風吹草低見牛羊(7)︱從這一事實可以推斷，關于中國“北朝民歌”的發生，可能存在諸如黃河流域和亞細亞流域廣泛的文化接觸等深層動因，并由此造成了異質文化滲透的事實。
中國漢民族文學的發生與形成，不只是在漢族范圍內發生，而實際上存在更為寬闊的文化語境。漢民族文學應該生長在更為豐富和廣闊的土壤上，研究者和教學者必須明確這一點，才能揭示其生成的內在邏輯過程，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性”定位。又如中國古代文學史在“唐傳奇”一節對《游仙窟》進行介紹、評價時，往往淺嘗輒止:《游仙窟》的出現，標著傳奇小說已經完全脫離志怪小說的牢籠而轉向寫人間神奇怪異之事，它已走完過渡歷程，并迎接一個興盛時代的到來。一般認為傳奇出現于唐代前期，被作為代表作的是《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與《游仙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鏡記》與《補江總白猿傳》的文體都是熟練的古文，與《游仙窟》的駢文截然有別。這是近年來文學史中對《游仙窟》的介紹，篇幅很短，對其地位的評價也不甚恰當。事實上，《游仙窟》在東亞范圍內產生了長期而廣泛的影響。《游仙窟》寫成后不久，便在中國國內失傳了，清末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第一次載其書目。1928年海寧陳氏慎初唐校印的《古佚小說叢刊》初次收錄全文。目前世界上保存的最早的《游仙窟》文本，是原日本京都醍醐寺三寶院所藏的康永三年(公元1344年)的寫本。此本為當時的大僧都宗算根據后伏見天皇正安二年(公元1300年)的寫本重新抄錄的，被稱為“醍醐寺本”?！队蜗煽摺窇撛?世紀后期傳入日本，成為奈良朝及平安朝知識分子的熱門讀物。此本卷末有宗算所寫的跋文。文中記載了中參見納言大江維時任東宮學士之時(公元944年4月～9月)，于古島明神處接受《游仙窟》讀法的始末。而在此之前的一個世紀，《游仙窟》便已經在宮廷流傳?，F今保存的文保三年(公元1319年)的文章生英房所作的跋文，稱:“于嵯峨天皇書卷中撿得《游仙窟》。”嵯峨天皇于公元809～823年在位，他極富漢文化修養。如果文章生英房的記錄真實，那么可以判斷至遲在9世紀，《游仙窟》已經在日本的宮廷內流行，并對奈良、平安朝的文學產生影響。《游仙窟》一問世，便受到當時新羅人民的歡迎。
“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之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朝鮮漢文大家崔致遠受《游仙窟》影響創作的傳奇作品《仙女紅袋》在藝術上已精練成熟。“《仙女紅袋》故事講述模式也是書生遇仙、人神遇合，一如我國傳統的劉晨、阮肇天臺遇仙的模式。該傳奇以第三人稱形式寫崔致遠與兩個女子的鬼魂相遇，賦詩、愛慕、合巹以及夢醒之后的惆悵滿懷。整部作品構思精巧，以四六駢文為主，并附有可圈可點的長詩，是朝鮮傳奇文學的首次華麗現身。”一部在東亞范圍內影響如此深遠廣大的傳奇作品，中國文學史所給與的關注還遠遠不夠，需要在教學中進行完善補充，以提高學生的學術修養。
三、在比較中探尋中國古代文學的民族特色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諾貝文爾學獎頒獎儀式上做過題為《我與美麗的日本》的著名演講，他曾用“雪月花時最思友”來總結日本藝術的特征。川端康成還接著說:“‘雪月花時’是表達山川草木、森羅萬象、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類感情在內———所有事物之美的語言，這已經是日本的傳統;日本的茶道也是以‘雪月花時最思友’為其根本之心”’。詩正是來自中國唐代文人白居易的七言律詩《寄殷協律》:“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詩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白居易的詩句竟被作為日本藝術的最高概括，緣于其對日本文化產生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必須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意識，在傳播、交流和影響中探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民族特色。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內，白居易及其作品作為中華文化的典范對日本產生重大意義。號稱世界最早的日本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中有106處引用了白居易的文字，日本平安朝最著名的漢學家都良鄉曾做過一首《白樂天贊》，稱他“集七十卷，盡是黃金”，可見他對白居易頂禮膜拜。要深入探究白居易的文學作品的本質，不能單純地從文本入手，進行簡單化的分析，而是要將其視為一個豐厚的文化文本，探討其與異域文化和文學之間各種復雜的內在關聯，在廣闊的視域下探究其作品的精髓之處。又如元代劇作《趙氏孤兒》，它是紀君祥據《史記•趙世家》《左傳》《國語》等書編纂改編的雜劇，同時也是第一部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是18世紀唯一在中國流傳的中國劇作品，出現了大量的改編本。尤其是伏爾泰改編的《中國孤兒》于1775年上演并出版，好評很多。他在劇中進行了倫理道德價值的提升，是希望更多的法國人領會中國人道德生活的高尚，是請“中國人給法國人上道德課”。中國古代文學歷來尚善、重義，在異域的改編本比照下的《趙氏孤兒》又再次凸顯了中國古代文學中所蘊含的尚善重德、忠義精誠等精神內涵。近幾年，《趙氏孤兒》在中國又被重新拍成電影、電視，受到媒體及大眾追捧，也體現出古代文學精品所蘊含的不朽生命力。T.S艾略特(Eliot)曾有過這樣一段論述:“從來沒有任何詩人，或從事任何一門藝術的藝術家，他本人就已具備完整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人們對他的評價，也就是對他和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之間關系的評論。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來對他作出估價;你必須把他放在已故的人們當中來進行對照和比較。”他的論斷實則指一種有歷史意識的“文體間性”，教學者和研究者必須具有這種歷史意識，將古代文學置于一個更加客觀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闡釋，時刻關注它們與時代及其他存在可比性的作品之間的聯系。
四、結語
探討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發展的影響，闡釋中國古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將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發展的一種形態，在與各國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中，科學準確地探求中國古代文學的民族特色，這是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者應具備的專業素養和民族自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拓展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者的學術視域，也對其教學理念和學術方法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
作者：張麗娜 單位：河南洛陽理工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