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論文范例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牵壳瓣P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1研究過程與方法

首先，筆者對中國知網的“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登載的近3年(截止于2013年12月)我國音樂學碩士學位論文進行網絡檢索，逐篇閱讀論文的“摘要”和“緒論”等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部分，下載了所有以社會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學位論文;然后通過內容分析法選擇了其中與音樂教育選題相關的23所高校的108篇碩士學位論文作為分析樣本．論文“研究方法”維度的數據統計主要是具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研究方法名稱、數量、種類以及參考文獻等信息，然后對所獲數據進行建檔、整理和統計，最后以這些統計資料為基礎進行統計和邏輯分析．研究不僅對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情況進行分析，而且，對反映研究者方法論立場的問題進行探討，從宏觀的方法學視角檢視和討論各篇樣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運用情況，力圖清晰地描述出目前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類碩士學位論文中研究方法的現狀和特征，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學態勢．

2樣本論文的方法學特征

2．1實現定量與定性資料收集方法的組合運用

自填式問卷或結構式訪問是社會調查收集資料的標志性方法．然而，調查發現，只單獨運用這兩種方法收集調查資料的樣本論文僅有10篇，而把定性資料收集技術同自填式問卷或結構式訪問組合起來進行運用的樣本論文卻有98篇(90．7%)，其中，無結構式訪問法(97篇，89．8%)和現場觀察法(34篇，31．5%)是被組合運用頻次最高的兩種定性資料收集方法．說明樣本論文在研究中試圖通過對定性資料收集方法的組合運用，達到以定性資料來補充定量調查的結果，或把定性資料作為問卷調查的背景資料，實現兩種資料的互相印證．暫且不論這兩種研究預期能否實現，僅就研究方法運用而言，包容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正成為世界范圍內研究方法論的發展方向，并且混合方法研究是教育研究的第三種范式．因此，在音樂教育研究方法越來越趨向于多元化研究的背景下，樣本論文對定量與定性資料收集方法的組合運用，不僅符合其母學科音樂學新的研究取向，也符合現代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發展方向，必然有利于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的發展和成熟．

2．2嘗試運用多學科理論解決音樂教育實踐問題

面對研究面越來越寬，研究問題越來越深的現狀，保持音樂教育科學學術效力長久的關鍵就在于能否打破傳統的學科壁壘，運用多學科的理論進行研究工作．調查發現，明確表明了運用多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樣本論文有34篇(31．5%)．這些論文大膽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從多學科角度對同一音樂教育現象或問題進行社會調查和研究，使得研究的論證更加全面、科學、深刻，提升了碩士學位論文的理論深度．然而，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使用了多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樣本論文在分析深度、理論運用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等方面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由于碩士研究生層次的研究者屬于音樂學的初學者群體，他們對跨學科、多學科的理論應用尚處于嘗試階段，出現這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一種大膽的嘗試，這為以后的研究者融合多學科理論與方法進行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開辟了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徑，在研究方法論上的意義不言而喻．

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公告稱，美國政府將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從美國企業購買芯片[1]。2018年4月19日，針對中興被美國莫名制裁的問題，中國商務部就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事件的進展，隨時準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應有的合法權益[2]。2018年4月20日，中興通訊公司了關于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就執意單方面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公司極其不公平，中興通訊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通訊公司的事件（以下簡稱中興事件）正式開始發酵，一時間成為中國民眾紛紛討論與議論的熱點話題。對于美國針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國將會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興通訊公司的未來將會何去何從、中國的芯片產業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中國人當務之急所必須直面的。而如何透過芯片產業去看待中國其他的一些產業同樣可能會面臨的困境，這也許才是中興事件給每一個中國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層次的考驗。作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筆者參照中興事件的問題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對于中國高?？萍计诳瘮祿斓慕ㄔO所存在的類似問題有一些新的感觸，并對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措施。那么首先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期發生的美國政府宣布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制裁的事情經過。

一、中興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興通訊公司在美國市場屢次被限

其實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興通訊公司就被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建議阻止其在美國開展投資活動[4]。2016年3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以中興通訊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產品為由，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興通訊公司遭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導致了中興通訊公司從美國進口產品的周期受到了極大影響，到貨的時間長短就存在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中興通訊公司整個供應鏈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損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興宣布以8.92億美元（約62億人民幣）罰款的代價，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而中興通訊公司2011~2015年的凈利潤一共加起來也不過是59.85億元。相當于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來自美國商務部的芯片禁令，中興通訊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就連續三次遭到了美國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國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還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講道理。

（二）中興以外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同樣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收購計劃[7]。2008年，華為曾經試圖聯合貝恩資本對3Com公司進行并購，但卻以國家安全為由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7]。2010年8月，華為嘗試與美國電信商Sprint公司進行電信領域合作，卻被美國政府以或對美國公共和私人部門客戶構成重大風險為由禁止參與合作。2010年10月，華為試圖收購美國3Leaf公司的專利技術，卻再次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國進行風電投資項目?？梢哉f，中資企業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應該享受自由貿易的美國市場卻遭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的連續多次不間斷的野蠻干涉。

（三）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被限的主要原因

（一）標引序號的有序性

我國大部分科技期刊采用的是順序編碼制，其要求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圖、表及其說明）所引用的文獻按在文中出現的先后順序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碼，并將序號置于方括號中，以上標形式（右上角）直接放在引文之后，而相應的參考文獻表中各篇文獻按序號依次編排。編校過程中經常發現正文中標引序號混亂，如正文中標引序號有16，而文后參考文獻僅有15條；再如正文中標引序號從6直接跳躍至8，缺少文獻7。這些可能是作者寫作時遺漏或文章修改、編審過程中正文內容刪減而文后參考文獻未及時相應修改所致。文章編審過后，編輯在給作者發送修改意見的同時，應提醒其注意相關參考文獻的變動并作出相應修改。對于明顯的標引序號錯誤，如果不存在其他方面的矛盾，編輯也可以直接修改。經編輯仔細核對梳理仍存疑義的位置，需與作者溝通確認。

（二）著錄格式的規范性

著錄項不全、著錄信息不準確是編校參考文獻著錄中出現最多的問題。對于熟練掌握參考文獻著錄標準的編輯來說，核查該類問題并非難事。然而，要對其進行校對并補充修改使其準確完整卻并不簡單。

1．著錄項不全

參考文獻著錄缺項和項目不全的形式很多，如：作者姓名僅列出1位，其余用“等”代替；期刊類文獻僅列出卷數或期數；起止頁碼缺失或只有起頁碼等。查閱紙質版文獻以實現檢索不僅費時而且很多文獻甚至已無法查找，該法對編輯補全核對著錄信息來說實用性不強。通過網絡搜索引擎，進行檢索以補全校對著錄信息是最簡捷的方式，然而作為編輯應抱有嚴謹負責的態度，因此還需進一步檢索出原文；但網絡搜索引擎仍可作為初次檢索、豐富檢索信息的重要途徑。網絡數據庫是獲取原始文獻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國內常用的文獻檢索網站有中國知網、萬方，國外常用的文獻檢索網站有荷蘭公司的美國化學會的德國公司的等。這些網站含有大量文獻信息，對于文獻檢索十分全面。不足的是這些網站絕大部分免費的數據庫僅提供了摘要，有些文獻信息（如期刊文獻的起止頁碼）往往需要進入網站數據庫付費下載到全文才能知曉，而編輯核查校對文獻著錄信息并不需要閱讀全文，因此該法檢索有時比較昂貴。筆者在從事參考文獻著錄核查校對工作中，注意到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相當豐富，對于檢索著錄信息十分實用便捷。如武漢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門戶信息就相當全面，分類也十分清晰，在其“電子期刊導航”欄目中直接輸入期刊名稱就可進行期刊鏈接（中文、外文期刊均可），再根據期刊的出版年份、卷數、期數等信息，就可查找出文獻相關著錄信息而無需下載全文（特別是對外文文獻），是補全作者姓名、卷數、期數、起止頁碼等的非常便利的檢索途徑。目前可用的專利文獻、標準信息文獻檢索網站也很齊全，如可通過各專利機構的網站（歐洲專利局專利檢索網站、知識產權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IPDL、美國國家專利與商標局USPTO的網站、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檢索平臺、中國專利信息網等）檢索專利文獻，通過各種標準的檢索網站（國家標準化組織、中國標準服務網、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美國國家標準學會等）檢索標準信息文獻，從而將著錄項補全。

2．著錄信息不準確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吨型馕膶W》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吨型馕膶W》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吨型馕膶W》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1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專業期刊越來越多，價格也不斷升高，高校不可能通過購買全部期刊資料滿足所有讀者的文獻需求。即使將高校所有相關學科的文獻全部購買，也存在因學科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相當部分文獻利用率不高、資源浪費的現象。因此，高校在購買期刊時能夠做到有針對性，用有限的經費最大限度地滿足大多數老師和學生對期刊的需求，是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的重要任務。完成這一任務的關鍵點在于準確地掌握師生的需求。高校圖書館主要是通過深入院系訪談師生收集信息，或是通過問卷調查法，或是通過調查學校學科設置等方法來確定讀者的期刊需求。但這些調查方法不能很好地發揮資源建設人員的主動積極性，調查結果很容易受到調查對象主觀性和隨意性的影響，很難做到全面精準地掌握讀者期刊需求情況，導致圖書館的文獻資源建設存在較大的偏差。如何為高校對期刊種類需求分析以及期刊訂閱提供量化依據，是目前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所高校所有學科團隊時所引用的文獻，可以反映該高校對文獻資源的需求情況。近年來，國內外許多學者采用引文計量分析方法定量評估讀者對期刊的需求。隋桂玲等通過引入期刊使用率和保障質量的概念，將吉林大學哲學專業教師所選期刊和論文中引用期刊排序，定量描述期刊在該專業中的被需求程度和學術價值，以指導圖書館的期刊資源建設。李海霞等以哈爾濱工程大學船舶工程學院教師發表的論文引文為統計源，采用引文分析法，從引文數量、引文類型、引文語種、引文年代以及高引期刊等進行統計分析，揭示期刊館藏資源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合理配置期刊資源、優化館藏期刊結構、改進傳統服務方式等措施有助于提高館藏期刊資源保障率，滿足教師對期刊資源的需求。王兆勇等對南京陸軍指揮學院2004—2011年內容為公開的43篇博士學位論文的引文數量、引文年代、引文語種、引文類型等方面進行分析,并對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提出參考建議。焦坤等以相關學科科研人員發表的SCI收錄論文為研究對象，利用引文分析法從資源性質、期刊數量、被引頻次三方面分析外文資源對SCI收錄期刊論文的引文資源保障情況。李東升以福建工程學院發表的外文論文為研究對象，采用引文分析法對引文及其載文期刊分布、學科分布等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對館藏外文期刊資源保障能力進行評估，有效地反映了高校的外文期刊需求情況。Alves等對巴西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2012年提交的博士論文中文獻的出版年份和引用模式進行研究，研究方法被應用到改善圖書館的工作流程，不斷優化該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Riahinia分析了2003—2008年伊朗5所大學的圖書館和信息科學學位論文的引文行為，以指導高校圖書館對圖書和電子資源購買的決策。上述研究表明雖然通過引文計量分析可以為圖書館的期刊需求進行定量化研究，但很難做到實時、動態化分析與研究，很難實現特定期刊實現高校學科建設的精確評價。近年來，美國德雷賽爾大學計算機與情報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信息可視化軟件CiteSpace專門針對文獻的共引進行分析，挖掘文本空間的知識聚類和分布，并可以顯現文獻的動態應用情況，為期刊資源在學科建設中的實際貢獻提供更為精確的定量化分析。本文利用信息可視化分析軟件CiteSpaceV對某高校2006—2016年所發表的外文核心期刊論文的引文進行可視化分析，獲得該高校學者所引用期刊的來源分布及年度變化趨勢等科學數據，為高校圖書館調查了解讀者期刊需求工作提供一種新的方法，為圖書館的文獻資源建設改革提供新思路。

2數據來源和處理

在WebofScience核心合集的SCI-E數據庫中，以某高校的英文名為檢索詞，使用“地址”與“機構擴展名”兩個限制字段，檢索2006—2016年內出版的學術論文。選取檢索結果中文獻類型為Article和Review的記錄導出，形成該高校SCI收錄學術論文數據集。利用CiteSpaceV軟件對所檢索到的學術論文數據集進行可視化處理。相關功能參數設置如下：時間區間為2006年—2016年，時間切片為1年；閾值選擇TOPN，N=100，即每個時間切片內提取前100條數據；節點選擇引用期刊（CiteJournal）。

3基于被引頻次的期刊需求分析

作者引用文獻受多種因素影響，但最主要的因素為該文獻對作者的研究起到支撐作用。期刊的被引頻次可用來反映作者對期刊的需求程度。某高校發文作者對期刊引用次數越大，說明其對該期刊需求程度越高。使用CiteSpaceV對數據進行期刊引用分析，結果以知識圖譜的方式呈現，如圖1所示。圖1中節點的大小表示期刊被引頻次，節點越大被引頻次越高，節點越小被引頻次越低；標識的節點為被引頻次前5%的期刊節點。表1列出被引頻次前5%的23種期刊信息。圖1中其他期刊被引頻次信息可以通過“Export”菜單中的“NetSummaryTable”命令導出查看。經統計，被該校SCI收錄論文所引用2次以上（含2次）的期刊有457種，總被引頻次為12785次。每種刊的平均被引頻次約28次，被引頻次在28次以上（含28次）的期刊共有121種。被引頻次在400次以上的期刊僅1種，被引頻次在300—399次之間的有3種期刊，被引頻次在200—299次之間的有4種期刊，被引頻次在100—199次之間的有23種期刊，被引頻次在50—99次之間的有53種期刊，被引頻次為3次的有60種期刊，被引頻次為2次的有104種期刊。高校圖書館資源建設的經費是有限的。在訂購期刊時，期刊的性價比分析至關重要。圖2顯示了某高校被引頻次與被引期刊數量的變化曲線圖，被引頻次越多的期刊，其數量越少，大多數期刊的被引頻次比較少。在圖書館期刊資源建設時，購買被引頻次高的期刊，性價比相對較高。原因有二，一是期刊利用率高，二是期刊數量少，購買所需的經費也較少。相反地，由于被引期刊大多數都集中在低被引的部分，期刊被引次數較低，利用率不高，而期刊數量相對較多，購買時需要花更多的經費，性價比偏低。性價比高的期刊應該優先訂購。高校在遴選訂購期刊時，閾值選擇非常關鍵。一般地，被引頻次-被引期刊數量曲線存在著拐點，這個拐點可以作為該高校的訂購期刊時閾值選擇的依據。圖2所顯示的某高校被引頻次-被引期刊曲線的拐點在10—20之間，該高?？梢砸罁陨淼慕涃M情況選擇閾值。被引頻次大于閾值的期刊在該高校的性價比較高，應該積極建設，而被引頻次低于該閾值的期刊在該高校的性價比較低，在經費不充裕的情況下可以暫時不訂購。

4基于被引頻次年度變化的期刊需求分析

作者：安新穎代濤 單位：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研發的衛生政策研究知識服務平臺的總體目標是“整合衛生政策研究信息資源，實現知識的準確分類、快速定位和獲取，建立綜合信息門戶，實現用戶分層管理，構建能充分滿足衛生政策管理人員和衛生政策研究人員需求的知識服務平臺”。為實現這一目標，首要任務就是要對信息資源進行遴選，即確定該知識服務平臺整合和利用的資源范圍。衛生政策研究是一門交叉學科，涉及醫學、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和政治學等多個學科。為滿足科研人員的不同需要，應根據其使用行為，研究衛生政策研究知識服務平臺中期刊資源的遴選標準，使衛生政策研究知識平臺服務可為用戶提供個性化服務，實現資源的準確推送。衛生政策研究領域知識服務平臺的期刊資源采集標準，要綜合考慮交叉學科的特性，期刊遴選集合既要包含本領域的核心期刊，還要包含與本領域密切相關的其他學術期刊。核心期刊是面向某個學科或者某個主題的，其學科范圍較明確，因此利用現有的期刊評價工具就可確定核心期刊的范圍。期刊遴選集合主要是面向交叉學科，其學科范圍較為模糊。該領域中作者所發表的文獻刊登在不同學科的期刊上，因此界定期刊遴選集合較為復雜，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評價工具可確定對交叉學科期刊的遴選范圍。本文主要立足于科研人員的文獻使用行為，以文獻計量學為基礎，探索知識服務平臺中期刊的遴選標準，為衛生政策研究知識服務平臺的建設奠定資源基礎。

1現有期刊遴選的方法

1．1基于布拉德福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指出，相當數量的專業論文相對集中刊載在少數專業期刊中，形成核心區，其余數量的論文高度分散在大量非專業期刊中，又形成包含著與核心區同等數量論文的區域，每個區域中的期刊數量成1:a:a2的關系。但布拉德福定律遴選各學科領域核心期刊也存在單一數據源無法滿足期刊遴選的需求和主題檢索容易導致大量期刊漏檢等問題［1］，而衛生政策研究涉及廣泛學科，僅通過主題檢索很難確定其研究內容和范圍。

1．2基于引文分析科學工作者的引用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引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引用是否真實地使用文獻，也能夠反映文獻的價值(質量、重要性和影響度)［3］。由美國科學情報所(ISI)建立的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SCI)收錄了國際上高質量的學術期刊，建立了科學的文獻計量指標，被科研人員用于科研績效評價，但由于語言的限制以及源期刊分布的不均衡等原因，導致SCI在期刊收錄范圍上產生了很大的遺漏［4］。因此，單純以引文分析法確定期刊的采選范圍也不能全面滿足衛生政策研究人員的要求。

2衛生政策研究領域期刊的遴選方法

2．1期刊遴選方法D．P．Wallace在1986年有關文獻分散與老化之間關系的研究中，以期刊的被引次數代替期刊的載文量，認為期刊被引用的次數也可像期刊的載文量一樣，直觀地反映其在本專業的貢獻大小和地位［5］。根據該研究成果，本文假定文獻的被引用情況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研究領域中的重要期刊。因此，本文將布拉德福定律所反映的期刊載文量累積數與期刊累積數之間的函數關系，轉化為的引用文獻數量累積數與引用期刊累積數之間的函數關系，并以此確定期刊的遴選范圍。該期刊遴選方法是一種綜合評價學術期刊的方法，一方面充分考慮了布拉德福定律在文獻計量學中的應用特點，反映了高水平學術期刊在學科領域內的權威性，也能采用較為客觀的方法從不同水平、不同學科范圍的期刊中遴選出較為重要的期刊;另一方面彌補了載文量會受到期刊發文量的影響，造成低水平高載文量的期刊被遴選出來。以某一學科文獻大量引用的期刊作為分析對象，按照期刊被引文獻數量的多少對期刊進行排序，根據布拉德福定律將被引文獻劃分為3個數量相等的區間，確定3個區間的期刊數量，并以第一區間的期刊作為衛生政策研究知識服務平臺的期刊采選范圍。該方法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確定了衛生政策研究領域的期刊遴選范圍，以文獻計量學理論和衛生政策研究人員的引用行為基礎，確定了交叉學科的期刊遴選方法，該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指導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科研造假事件頻發，如何打擊學術造假、維護科研誠信成為學術界、編輯學界非常關注的問題。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教育、醫療、學術期刊出版等單位完善內控制度，加強科研誠信建設。本研究通過對30多家學術期刊編輯部進行問卷調查、座談等形式，對出現較頻繁、較隱蔽的學術不端的新花招和編輯部新對策進行總結歸納，現報道如下。

1基金文件造假

本研究涉及的各家編輯部均表示，近年來基金文件造假的比例有所上升，造假形式為：（1）偽造基金申請文件、基金批復件。（2）掛靠他人相符或不相符課題。（3）單位協助證明虛假立項課題。究其原因，在于在對期刊進行評價、考核的過程中，基金文章占比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故很多期刊編輯部對基金文章會優先考慮錄用。對期刊的評價考核參考基金論文比重，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科研項目能通過立項，其創新性、科學性、實用性等是經過了一番論證的。而投稿作者利用這一審稿規律，為提高論文錄用的可能性，不管自己是不是基金文章，都掛上基金的頭銜，甚至出現偽造基金文件等學術不端行為。而作者所在單位一味為了刊發論文數量，也不顧事實，幫助造假。編輯部應加大基金文件真實性的審核和甄別，一般規范的基金項目申報書應有項目基本信息，包含立項依據、項目情況、計劃安排、經費預算、項目組負責人、成員基本信息，申報書末尾還應有申報單位簽章、主管部門審核意見及蓋章。很多作者偽造的基金申報書僅為基金申報書的封面，僅有申報單位的蓋章，且上傳的電子版申報書單位蓋章亦為photoshop軟件所做。其次，編輯可以在相應的基金批復單位對基金項目進行查詢，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即可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官網結果公布、項目查詢中進行查詢。目前部分省級、市級、縣級科研項目尚無法在網上進行相應查詢，希望后期科研管理部門能加強科研項目的查詢和公示工作。編輯在處理這類文章時，如基金屬實，作者是可以登錄科研管理網上系統的，可向其索要相關截圖對基金真實性進行核實。與此同時，編輯部對基金文章的取舍，也應嚴格按照文章質量。優質文章優先錄用，而不是基金文章優先錄用，以此打破作者對基金文件造假的學術不端行為。

2數據造假

數據是科學研究的核心，也是學術論文的核心，是作者論點成立與否的基礎，但試驗并從中搜集整理數據也是一個極其繁重的工作，故有的作者通過編造、篡改、抄襲數據企圖蒙混過關。但憚于數據庫系統，作者在編造、抄襲時有使用了一些小的“花招”，需要編輯擦亮眼睛仔細分辨。劉勝利等[1]將數據造假分類歸納為三類：（1）故意采用必然產生誤導性數據的研究方法/方案；（2）偽造、篡改和歪曲試驗記錄的數據；（3）研究數據的虛假呈現和運用。綜合各編輯部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情況，數據造假類的稿件還有以下特點：（1）多為對計數資料的描述和比較，因對計量資料的正常和異常范圍是更為專業，編造起來更為麻煩，容易露出馬腳。而計數資料多為率的比較，編造數據更為容易。筆者所在編輯部就曾收到過關于盆底功能障礙疾病治療的相關文章，文章內只對治愈率進行了比較，編輯對作者提出要補充計量資料的要求，作者就再未返回。發現此類造假尚較為容易。（2）參考已發表相關論文的數據，進行數據編造。此類數據編造是“有理有據”的編造，在識別時更為困難。為使數據合理，有的作者在數據編造時，在已發表文章數據的基礎上進行小的改動，數據庫系統也不易發現。（3）對數據表述方式進行改變的抄襲，如已發表文章數據為表格的，抄襲文章內用文字描述，或利用他人的數據制作成柱狀圖、餅圖等。數據庫系統對這類抄襲也無能為力。那么編輯部如何尋找分辨出這些新型的更加隱蔽的抄襲的“蛛絲馬跡”呢，建議為：（1）不能過度依賴數據庫系統。在之后，應比對類似文獻，對文章數據存疑時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數據。（2）利用統計方法與規律發現論文數據造假。劉青海[2]提出，可以用excel對統計結果進行驗證，同時利用“其他變量固定時，隨著統計檢驗量絕對值的增加，P值相應變小”等統計學規律，發現論文數據造假的痕跡。（3）成立專門的數據編委會對數據進行審核?！犊茖W》雜志為了應對逐漸增多的數據造假，在原有審稿規則的基礎上，加入了專業統計學家對論文數據審核這一環節。2013年，雜志還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數據標準清單，供投稿者和研究者與自己的研究數據進行對照，以追蹤數據偏差的根源和進行可重復性驗證[3]。如果編輯部囿于實際情況的限制，無法設立專門的數據編委會，也應加強對編輯統計學基礎知識能力的培訓，提升其數據審核方面的能力。

3圖片造假、抄襲

圖片造假、抄襲也是一種數據造假，但由于其特殊性，故本文將其單列出來進行討論。隨著數據庫系統的使用，單純的文字抄襲能得到較好的識別。但國內的不端文獻檢測系統大多是將圖片自動剔除后進行的，故圖片造假、抄襲成為近年來論文造假的重災區。葉青等[4]將圖片學術不端行為分為3類：圖片偽造、圖片篡改、圖片剽竊。因目前圖片處理軟件非常多，且使用方便快捷，作者將圖像進行調色、飽和度改變、裁剪、拼接等操作后，編輯僅靠肉眼是很難進行真實性判斷的。針對這一類較為隱蔽的圖片學術不端行為，編輯部可以從以下方向進行應對：（1）注意圖片像素：剽竊他人的圖片一般為下載、在論文中截取、重新拍攝、掃描等方式獲得，圖片像素不高，可向作者索要原始圖片。（2）查看圖片的文件屬性：余菁等[5]通過使用MagicEXIF軟件查看圖片EXIF信息，“XMP數據”和“Pho-toshop資源”，發現如果是小的改動一般也要幾千到一萬字節，從而鑒別是否進行了圖片篡改。（3）注意對圖片的文字描述的：作者為了應對同行評議，在圖片抄襲時往往使用類似文章中的圖片，編輯可查找對圖片進行文字描述類似的文章原文，再進行圖片比對。（4）利用數據庫中的圖片庫：通過在學術圖片庫中進行關鍵詞檢索，對類似圖片進行比對。此外，除了從編輯部內對圖片學術不端進行控制，還應加強專家外審與主編復審階段的圖片審核。專家和主編在本行業和專業領域中，見多識廣，對圖片真實性存疑的稿件，編輯應和專家多溝通，征求他們的意見。徐晶等[6]還提出，在出版后，數據庫應對圖片加密，使他人不得從下載的pdf或caj文檔上拷貝圖片，以防止圖片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