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監管理論范例

從2007年的“次貸危機”到中國2011年以溫州為代表的民間信貸問題無不折射了監管在金融行業中的重要作用，我國要實行經濟結構調整，必借重于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為企業發展融資，而以創業板為首的高管瘋狂套現，以及信息披露不透明等證券市場的不規范現象，都對我國證券監管理論與監管政策的制度選擇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的要求。   一監管的目的   證券市場是非常重要的資本市場，通過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和價格發現功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可在我國證券的發展歷史中，由于證券市場的不完善性，導致證券市場非正常波動經常發生。引入監管主動干預市場失靈，成為監管的重要目的，通過引入監管制度來調整證券市場各個主體之間的利益，可以實現證券市場正常有序發展，從而達到證券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為投資者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和安全、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   二監管理論的歷史變遷   (一)20世紀30年代以前:古典經濟學思想影響下的早期有限監管亦即監管理論產生初期階段   此時期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思想占據統治地位，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資源的調節是最有效率的，此時基本沒有統一的專門監管機構，也沒有系統的監管理論。由于過度相信市場的力量，危機不斷交替發生，危機的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歷史上曾發生過幾次比較著名的危機，比如17世紀荷蘭的“郁金香泡沫”危機，英國的“南海泡沫”事件、18世紀初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等;在中國清朝末期也曾發生3次金融風潮:第一次是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第二次是1897年的貼票風潮，第三次是1910年的橡皮股票風潮［1］。為應對金融市場對經濟的沖擊，英國制定并于1720年6月20日生效的《泡沫法》，規定成立上市公司必須經過議會批準，這是歷史上第一部證券市場監管法案;法國成立了官方的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管。美國堪薩斯州于1911年通過了《藍天法》(BlueSky-Law)，這是第一部規定強制性信息披露的州證券法，標志著美國州一級證券監管的正式開始。1920年，庇古在其發表的《福利經濟學》中，首次提出外部性理論，而外部性正是政府監管的重要理論基礎。洛桑學派代表人物帕累托的帕累托效率法則和帕累托最優理論，說明了社會資源的分配標準與改進方法，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傮w上，此時期證券市場的發展是以行業自律為主，監管理論不是此時期的理論主流，政府的監管與干預有限，逃避監管相對容易［2］。   (二)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思想影響下的安全優先監管理論   自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以后，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思想受到質疑，以凱恩斯為代表的主張干預的思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安全優先成為這一時期證券監管的核心原則，各國逐漸建立了專門的證券監管機構，監管的制度與理論得到不斷發展。從放任發展到主動監管，具有代表性的轉折點事件是美國于1933年和1934年，分別制定的《證券法》與《證券交易法》兩部證券監管法律，美國1956年又制定了《統一證券法》。市場失靈理論(MarketFailureTheory)。此時，主流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意識到市場的不完全性，市場存在的外部效應、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自然壟斷，市場的無形之手難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導致市場失靈，正因為此，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政府利用法律、法規對證券市場進行直接或間接干預。公共利益理論(PublicInterestTheory)。此為政府干預的另一理論基礎，公共利益理論認為監管者是利他主義者，監管者的利益是獨立的，沒有本身的私利，作為全體市場參與者利益的代表，為調整市場存在的市場失靈現象，監管者可以以很低甚至無成本的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進行監管，維護證券市場的正常運行，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波斯納在1974年出版的《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論》明確提出公共利益理論，并在其中指出政府可以利用經濟、行政、法律手段糾正市場失靈以提高社會福利［3］。   (三)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下的效率優先監管理論   進入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出現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難以解釋的“滯脹”現象，以密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為起點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開始興起，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解體進一步確立新自由化的思想基礎地位。在此思想影響下，金融自由化理論逐漸成形，該理論主張放松對金融機構的過度監管，此時期，效率優先原則成為監管的核心原則。金融自由化理論認為過度監管會犧牲金融市場的效率，甚至監管本身也會失靈。金融市場通過證券直接融資規模不斷擴大，銀行、保險、證券通過金融創新跨界經營越來越多，科技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證券業的國際化發展，嚴格監管受到市場的質疑。金融自由化理論。以Ma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論為主要組成部分，主張放松對金融機構過度管制，恢復金融行業的競爭，提高金融機構的效率。他們還特別指出，“金融抑制”是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主要根源，通過“金融深化”能更好配置資源實現經濟發展。監管失靈理論。作為此時期最重要反擊政府的過度監管理論基礎，根據“利益集團理論”、“俘獲理論”、“尋租理論”，以及存在管制成本與監管雙方博弈會導致監管者在監管時難以達到監管初期設計時的監管目標，從而管制失靈。全球金融監管與協調。金融創新工具的不斷出現，加大了監管的難度，金融自由化的不斷發展，使全球各國證券市場聯系越來越密切，單獨監管的難度越來越大，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監管成為常態。此時期美國分別在1980年制定《小企業投資促進法》，1984年國會通過《內幕人士交易制裁法》，1986年制定《政府證券法》，1988年制定了《內幕交易與證券欺詐施行法》，以立法的方式來保障市場的健康運行［4］。   #p#分頁標題#e# (四)20世紀90年代至今:安全與效率并重的審慎監管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各地區金融證券危機不斷發生，比如拉美墨西哥、巴西，亞洲東南亞相繼爆發金融危機，直至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危機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擴大。監管理論在前期理論的基礎上，開始注重對危機的傳染與反傳染、金融活動具體管理、防范金融體系系統風險的研究，實行安全與效率并重的監管。此時期，理論界注意到，市場調節與政府監管都有本身的不足，再加上證券市場上各方目標的不一致，導致了金融證券市場問題不斷出現，謹慎監管得到認同。此時期，新自由主義思想受到理論界質疑。隨著金融自由化思想進一步深入，混業跨界經營成為常態，加上金融工具的創新，以及互聯網的發展，使監管更加困難。同時由于監管的滯后性，難以適應新時期證券市場變化新的監管需要，比如美國采取的“雙重多頭”監管。證券市場開始注重監管的國際合作、風險防范、監管者本身的監管、危機的預警與防范，證券市場本身特殊性及其風險產生、傳導機制的研究，合理協調安全、穩定與效率之間的關系。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際證券執法合作法》(InternationalSecuritiesEnforcementCooperationAct)，旨在加強防范證券欺詐的國際間合作［5］。   功能監管理論。監管者根據金融的功能設定監管程序，根據默頓(Merton)和鮑迪(Bodie)的觀點，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穩定，基于功能觀點的金融體系比基于機構觀點的金融體系更便于政府監管［6］，功能監管更加有針對性、專業性、預見性和靈活性，機構形式會隨功能的變化而調整，金融產品的功能一般都是同質，通過功能監管可以降低“監管套利”，同時有利于被監管者的金融創新。缺點是監管成本高，對監管人才標準要求高，沒有機構為系統性風險負責。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以取代《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就是功能監管理論的成就。市場約束與監管者自身治理的協調監管理論。通過強調市場紀律在調整證券市場利益的作用，用市場機制來約束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的理論。Flan-nery(1998)論證了市場對改善監管重要作用，將市場信息與政府監管信息結合起來，可以縮短認識和行動之間的時滯，及時發現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通過對監管者自身治理，提高監管者監管的獨立性、透明性、及時性與責任性，減少政治干預與利益集團俘獲影響提高監管水平避免監管失靈［7］。   監管激勵理論將激勵問題引入到對監管雙方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問題的分析中，運用激勵機制實現監管最佳設計結果;法律不完備理論認為法律是用來調整一般大量現象的，難以及時調節證券市場中出現的新問題，認為應引入一個機構進行主動監管，應對變化的市場;資本監管理論認為資本全球化條件下，要對資本適當監管以防止風險轉嫁，特別是對于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宏觀審慎監管理論主張在微觀審慎監管基礎上的發展，在次貸危機中受到主流經濟學家重視，宏觀審慎監管從整個系統的角度，自上而下的防范金融系統風險，解決單個機構的審慎理性導致宏觀非理性風險。   三證券監管制度完善的路徑選擇   (一)中國證券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不同于很多發達國家自發發展的證券市場，我國證券監管的基本特征是:強制性、漸進性和滯后性，證券市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導型的制度供給模式，發展歷史較短，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1、監管缺乏獨立性。我國證券市場監管主體為證監會，同時還受到人民銀行、國資委、發改委和證券交易所等職能部門的制約。比如在債券方面，發改委主管企業債，證監會主管公司債，央行則主管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在這么多部門監管的情況下，債券發行很多時候遇到一些困惑，在隱性成本方面也會有所增加，進而導致監管效率不高。   2、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我國由于信息披露問題而導致的內幕信息交易經常發生，加之法制不健全和打擊懲罰力度不足，嚴重損害了監管者的信譽。另外，信息披露的及時性、有效性不足，暴露了我國監管效率低和監管滯后的特點，漸進性的指導原則導致創新不足［8］。   3、證券自律監管不足。作為證券自律組織的證券業協會與證券交易所，這兩個層次在行業自律中都存在缺陷。首先是兩地交易所存在較強的地方利益，其對市場交易監管受到所在地政府干預，難以公平、公正;其次，資本自律組織的體制、行政傳統下的法律環境決定了其實際上并不能發揮自律作用。   4、對投資者保護力度不足。我國證券市場建立的初衷是為國有企業融資解困，再加上政府在監管過程中強調制度供給，使普通投資者的利益未受到較好保護，監管者非常容易被利益集團俘獲，這非常不利于證券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如作為股改對價的產物—南航認沽權證，在制度上彌補了我國做空機制的空白。但在證監會“券商創設”規則公布后，其由當初的14億份迅速膨脹至120多億份，為創設的券商帶來無風險套利約204億元，這種權證無限創設制度，凸顯了投資者利益保護難題。   5、缺乏對監管者本身的有效監督。我國的監管主要是單向監管，是自上而下的監管，對監管者缺乏有效約束，利益輸送很方便，比如證券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人員流動［9］。   (二)中國證券監管制度完善的路徑選擇及其理論分析   根據諾斯的理論，制度變遷是有路徑依賴的，人們現在的選擇受過去所作選擇約束，所以中國的證券監管制度完善必然受到我國過去監管歷史的約束。根據對證券監管理論的分析，不管是市場約束還是監管約束，都可能導致失靈現象發生。任何制度的缺陷隨著時間的縱向累積，最終都會以危機作為其外在表現方式表現出來，根據過去國內外監管歷史發現，必須同時采取兼顧安全與效率的全面的協調審慎監管，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危機進一步在理論界確立了這一思想。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制度供給，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供給，加上我國對監管者本身監管缺乏有效約束，極容易被各利益集團俘獲。中國證券市場主要的利益集團主體有政府及其人、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非公有制企業，而普通投資者由于人數眾多，難以形成合力，在博弈過程中經常會處于弱勢地位，所以經常會看到普通投資者很受傷很無奈地表達意見。在我國監管者的利益有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根據尋租理論和俘獲理論，監管者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別是有政府和國資背景的企業在證券上市方面擁有很大優勢，監管會失靈。監管的目的是提高市場運行效率，保證市場健康平穩發展，防止市場或監管失靈現象發生，在制度選擇時，我們必須要看該制度是否有助于降低監管成本、是否有助于提高監管效率、是否有助于防范風險與是否有利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10］。根據理論分析及我國證券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我國證券監管體制完善可選擇以下的路徑入手:#p#分頁標題#e#   第一，培育與完善證券市場，引入市場力量監督，加強信息披露制度，杜絕內幕交易。首先，完善證券市場的“退市”制度，加強監管借殼上市現象，真正發揮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目前ST和創業板等小市值、高估值及成長不確定的公司反而受到投機者的大肆追捧，借殼傳聞讓垃圾公司烏鴉變鳳凰，“退市”比例過低，讓投資者風險意識淡薄，“藍籌大盤股”在資金緊張的環境中較難得到認同，這種投資價值扭曲的文化不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和成熟，為此，我們要加快“退市”制度建設和實施，合理引導投資并營造良性投資環境。其次，遵循信息披露至上原則，規范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管理制度，對上市公司及相關信息知情人員的信息予以公布，擴大內幕信息的監督范圍，減少內幕交易存在的基礎性環境。通過制度完善和建立強制性完整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證券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最后，加大內幕交易懲罰及時性與懲罰力度，提高人才隊伍素養與監管技術水平。   第二，完善市場制度的頂層設計，加強制度創新。首先，完善發行制度，解決發行價過高現象，特別是IPO的審核機制。其次，實行對保薦人的持續監管與責任追究制。培育價值投資的市場氛圍，杜絕扭曲市場價值的“炒新”現象發生。最后，加強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的聯系，利用資本市場的募集資金功能，為實體經濟輸血，特別是短板行業，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同時利用資本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監督企業的行為。比如:我國科技創新以及農業、食品行業和資本市場的聯系不夠緊密;社會保障還沒有和資本市場形成密不可分、相互支持的關系。   第三，加強對監管者的約束，提高監管者的獨立性，協調好監管者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限制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人員流動，防止雙方利益輸送，引入對監管者利益激勵機制設計，加強績效考核制度對監管的激勵作用，促使監管者為全體證券市場參與者利益服務［11］。   第四，完善對投資者的利益保護機制。首先，加強對上市企業上市質量的監管，加大對投資者利益的關注力度，及時給予反應，完善證券交易平臺，降低交易費用，創建公平、公開、公正的投資環境，對損害投資者利益行為及時給予嚴厲懲罰。其次，加強上市公司對投資者分紅的制度建設管理，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股息率非常低，約為1%，公司可分配利潤中的現金股利支付率約為25%，遠低于美國等境外市場。上市公司(含擬上市公司)應完善分紅政策及其決策機制，在首次公開發行時，要細化分紅規劃、分紅政策和分紅計劃。對再融資公司，要明確描述過去的分紅情況及將來的分紅承諾，監管機構和投資者共同對公司利潤分配決策過程和執行情況進行監管，確保證券市場從投機市場向價值市場轉變。最后，努力完善中小投資者民事訴訟制度的建設。民事訴訟為保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救濟途徑，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機制。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就證券市場虛假乘數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和賠償案件出臺了有關規定，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加強自律監管。由于自律監管機構與市場距離近，更加靈活，可以及時反映市場新的變化。中國的證券自律組織行政色彩過重，自律組織與證監會之間職能有部分重疊，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制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業協會獨立性較差，降低對自律組織的行政干預，增大自律比重［12］。   第六，建立監管更加統一、權威的證券監管機構。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分別有不同的監管部門，在證監會成立早期，證監會屬于國務院證券委員會的執行單位，證監會的監管地位弱化。雖然現在證監會監管地位變強，但證監會監管權威功能依然受到各利益集團的影響。改變多頭監管，建立統一互聯高效的債券市場，優化和改善公司債券市場準入、債券審核、信用評級以及投資者服務等制度安排，有效增加公司債融資規模，繼續推進上市商業銀行參與交易所銀行試點工作，逐步探索建立集中監管、統一互聯的債券市場監管體系。

從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提出《關于借鑒國外經驗，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到2000年10月深市停發新股、籌建創業版，再到2004年5月,證監會同意深圳證券交易所設立中小板市場，讓其作為創業板的過渡，直到最后2009年10月創業板的最終上市，近十年的風雨路程，創業板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一路走來。在這十年里，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然而我國的創業板市場卻遲遲未能建立，主要原因是在于我國現有的證券市場還不夠成熟，證券市場相應地監管制度還不夠規范。發展已兩年的創業板市場雖然發展態勢良好但也不時地呈現出一些問題?，F今，行為金融理論已廣泛的運用到市場投資分析的過程中，從行為金融理論入手，分析我國創業板市場市場監管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創業板市場基本情況   創業板市場又稱二板市場，即第二股票交易市場，是指主板之外的專為暫時無法上市的中小企業和新興公司提供融資途徑和成長空間的證券交易市場，是對主板市場的有效補給，在資本市場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1]在創業板市場上市的公司大多從事高科技業務，具有較高的成長性，但往往成立時間較短規模較小，業績也不突出。創業板市場最大的特點就是低門檻進入，嚴要求運作，有助于有潛力的中小企業獲得融資機會。我國創業板于2009年10月23日開板，30日開市。28家寵兒脫穎而出，投資者以50余倍的平均市盈率熱情捧場，引領資本市場沖破金融危機重重陰霾，迎來新曙光。我國創業板市場是以一個主板發展近二十年之后資本市場誕生的小兄弟的身份，相比主板的1600多家公司，30萬億市值，創業板還顯得十分稚嫩。中國的創業板市場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高定位、高門檻和準入資質，反映著成長創新型“大國經濟”時代特點，以服務國家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為追求。我國創業板市場是繼順利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之后，中國資本市場改革取得的又一階段性重大成果。歷經十年籌備的創業板市場，是借鑒國際經驗，體現中國特色，滿足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重大制度創新，也是我國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標志之一。對于創業板市場的定位和特色，中央政府和主管部門表述非常明確，就是多吸納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環保節能、現代服務等領域的企業，及其他領域成長突出的企業。   二、行為金融的主要理論   行為金融學是將行為學、心理學和認知學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產生的一種新理論，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投資決策行為的一門學科。行為金融學有兩個研究主題：一是市場并非有效，主要探討金融噪聲理論；二是投資者并非是理性的，主要探討投資者會發生的各種認知和行為偏差問題。行為金融學認為，證券市場是不完全有效的即市場定價不能完全反映一切信息，存在噪聲交易者風險即金融噪聲理論。人們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一個決策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而非著眼于最終的財富狀況。在心理預期的過程中，人們會把決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帳戶來考慮，常常擁有自信情節，高估已經擁有的商品或服務，并且傾向于增加這里物品或服務的使用次數。還對預期的損失過于敏感，把同樣價值的損失計算成遠高于同樣價值的收益，而對已經形成損失的東西卻表現出一種“處置效果”，由于期待機會收回成本而繼續經受可能的損失。因此行為金融學中的心理帳戶和認知偏差這兩個概念，應該在日常投資中關注。另外，羊群行為,作為一種非理性行為,是指投資者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盲目從眾而不考慮自己信息的行為。我國股市中存在著大量的“跟風”和“跟莊”，投資基金的投資組合類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為。   三、行為金融視角下完善我國創業   板市場的建議措施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創業板市場是弱式有效,甚至是無效的。因此，與傳統金融理論相比,行為金融理論的有限理性假設更符合我國創業板市場發展實際,通過分析創業板市場主體微觀行為洞悉市場的運行機制,指導市場規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可以斷言,應用行為金融理論對市場的微觀個體行為進行分析,能夠很好地解釋我國股市中存在的“股市如賭場”、基金黑幕、上市公司的“圈錢饑渴癥”、股民非理性“追漲殺跌”以及股市脫離實體經濟異常波動等現象。   在行為金融理論指導下建立適合我國市場實際的分析框架,可更好地為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行為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指導。   1、建立中國特色的證券監管微觀理論。作為金融監管的衍生品,創業板市場監管是一個極富挑戰勝和藝術性的領域。傳統上,證券監管被認為是實踐性遠強于理論性的,并將其理論研究局限于法學、一般管制理論、金融監管理論的狹窄空間之中。然而,實踐證明,證券市場監管需要具體的理論來指導。對于我國這樣新興的、不成熟的弱有效甚至無效市場,監管不是幾部法規的出臺和完善,幾次嚴厲懲罰措施的實施,更不是幾句口號的吶喊,而必須根據自已特殊的制度基礎、參與者結構,以及社會、人文、心理環境,探求符合我國市場實際的監管制度設計的微觀理論。充分認識我國市場基礎的特殊性將行為金融學精髓引入我國證券監管研究,以行為金融學這一前沿微觀金融理論為新興視角和社會學、心理學、實驗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對中國創業板市場監管進行理論上的創新,重新審視中國創業板市場監管低效率的深層原因,建立基于行為金融學的,與我國市場實際相適應的證券監管微觀理論,為創業板市場有效監管提供有力的理論武器是十分必要的。   2、建立良好的退市制度。為了使創業板企業的精力集中于產業的創新，上市公司可以直接退市。另外，風險投資在創業板中退出以后，所得的資金應再回去培育新的創業企業。只有這樣，通過風險投資支撐來配置新的創新型投資公司，使其形成良性循環。創業板企業是科技和金融實力的結合點之一。從經濟活動的角度而言，一個經濟體的持續發展需要科技的產業化，在此過程中，金融的支持必不可少，金融實力和科技實力二者共同構成一國真正的實力，創業板正是巧妙地結合了二者。因此，我國必須努力發展創業板市場，這有助于中國經濟從傳統的數量型、總量型粗放式增長模式轉向內涵型、質量型、集約式發展模式，同時更是直接提升我國經濟結構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載體。#p#分頁標題#e#   3、完善信息披露責任追究制度?！秳摌I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及深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雖然現今的信息披露制度已經較為完善，但是，要想達到創業板市場透明化和公開化的目的，加強披露過程的監管十分重要。監管的有效手段便是建立嚴厲的信息披露責任追究機制，如應該規定上市公司一旦出現信息披露資料，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致使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遭受損失的，應該嚴格追究公司及發行人的賠償責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及保薦人、專業機構、中介機構應當與發行人、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應該直接責令公司退市。[1]與此同時，要加強各種報刊、網站、信息咨詢公司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公平性的有效監管。   4、堅持“以人為本”開展監管。投資者是我國創業板市場得以運行的堅實基礎，要想促進我國創業板市場的快速發展，就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作用，加強投資者自我保護意識，樹立理性投資觀念，形成理性預期；對投資者進行保守型偏差、過渡性厭惡、過度自信、執迷等偏差的教育，以提高他們自身的素質；另外，我們還要重點審視機構投資者，傳統金融學認為機構投資者完全理性，但行為金融學認為機構投資者不僅不是市場的穩定器反而會擾動市場，加劇市場的波動。   5、努力培養個人投資素質。作為投資者,我們還應具備股票投資取勝的素質:忍耐、自立、能忍受痛苦、心胸開闊、有獨立判斷能力、百折不撓、謙讓、靈活、勇于承認錯誤，還有對普通的商業恐慌不屑一顧。這些素質的具備與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與行為金融學也是相符的。我相信在各級政府和各位投資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創業板市場將在實踐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為推動自主創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第一章  規劃背景

第一節  “十三五”時期取得的成就

“十三五”時期是全區市場監管系統體制改革期、效能提升期。全區市場監管系統在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有力指導下，不斷加強市場監管工作，市場監管體制改革任務基本完成，“放管服”改革不斷深化，市場監管制度創新成效逐步顯現，服務全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進一步凸顯。

    ——市場監管新體制基本建立。市場監管體制實現歷史性變革，完成市場監管領域綜合執法改革，實現部門分權設置向整體性設置轉變，職能配置由分段、分事項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監管方式由傳統手段向信息化、智能化轉變，基本實現一類事項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由一個部門負責，市場監管機構設置更加科學、職能更加優化、權責更加協同、監管更加有力、運行更加高效。

    ——新型市場監管機制基本建立。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簡政放權深入推進，以清單管理模式厘清行政執法職責邊界，大幅減少不必要的監管執法事項。推進大數據、互聯網、信息技術與監管業務的進一步融合，建立涉企信息統一歸集公示及聯合懲戒機制，提高了信用風險預測預警和動態監測能力。以“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和“互聯網+監管”為基本手段、以重點監管為補充、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初步建立。企業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政府監管的共治格局正在形成。全面落實行政執法“三項制度”，依法行政的法治基礎進一步夯實。

——市場安全監管基礎性制度基本建立。食品藥品安全全過程監管體系基本形成，食品藥品檢驗檢測能力不斷提高，食品抽檢合格率達到98%以上，藥品抽檢合格率達到97.4%以上，人民群眾飲食用藥安全得到保障。持續推進食品生產經營企業落實主體責任，建立了生產經營企業負責人培訓全覆蓋機制，督促企業完成風險點自查，落實企業風險管控責任。建成覆蓋全區市場監管高風險領域的風險管控系統，全面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和各級市場監管部門監管責任。

——營商環境更加優化。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實施“多證合一”“一照一碼”、住所（經營場所）、簡易注銷、“證照分離”、外資企業單一窗口辦理等登記制度改革。推行全程電子化登記和電子營業執照，全面實行名稱自主申報，推進“政銀合作”，將辦照服務延伸到銀行網點。建設企業開辦“一網通”服務平臺，不斷提升登記注冊便利化水平，將企業開辦時間進一步壓縮至3個工作日；市場監管系統首批17項政務服務事項實現“跨省通辦”。“十三五”期間，全區新登記各類市場主體121.82萬戶，總量達到226.50萬戶。開通企業注銷“一網通”服務平臺，將簡易注銷公告時間由45天壓至20天。完善“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機制，開展部門聯合雙隨機抽查；深入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行為，市場環境進一步凈化。

摘要：汽車保有量的大幅度增加帶來汽車設備管理與檢修的一系列問題，如何根據行業市場、自我調整以及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實際現狀進行調整，是汽車設備相關問題的重要整改內容。就此，筆者以汽車設備管理與檢修的重要性入手，提出當前此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建議措施與大家探討。

關鍵詞：汽車設備；管理檢修；重要性；問題；對策

1前言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車已經成為每家必備物品之一，而汽車生產商的興建和改造也稱為時展的趨勢。在此現狀中，高品質的汽車設備管理成為當前汽車生產商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斷提高設備管理的水準和設備檢修的效率，才能真正在整體上提高汽車供應商的綜合效益。由于當前汽車設備生產的先進性不斷提高，檢修范圍也更加廣泛，導致其技術標準的要求越來越高，相關工作人員需以針對性更強的、科學高效的方法提高汽車設備管理與檢修的實際效果。

2汽車設備管理與檢修的重要性

汽車設備的管理與檢修工作在汽車生產方、銷售方以及維修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紐帶和協調作用，每個設備的生產安全和運行的質量情況都對整個汽車銷售市場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并且，我國當前汽車市場逐漸呈現出生產商繁雜的現象，越來越多的生產設備廠家的出現使得設備質量不過關的情況也越來越多。只有從合格的廠家購買相應設備，并對設備進行最為安全、科學、可靠的技術加工，才能減少設備的故障率。而做好以上內容都離不開汽車設備管理與檢修的相關工作。一個正常運行的汽車市場一旦缺少優秀的設備管理維修人員，其汽車銷售與服務工作必然受阻。對設備管理檢修工作了解并重視，更有助于相關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實施。

3當前汽車設備管理與檢修存在的問題

第一篇:施工企業成本管理問題及對策

摘要：成本控制是施工企業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市場下行壓力加大、人力成本上升和供應鏈維系成本的提高等，施工企業利潤空間不斷被壓縮，如何進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對其生存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本文首先找出施工企業成本管理中存在的癥結，并密切結合其背后的深層動因，為施工企業改善成本管理、加強成本控制，從而提升利潤空間、維持并提高競爭實力提供針對性的建議。

關鍵詞：施工企業;成本管理;預算控制

引言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調整階段，宏觀經濟政策不斷出臺，工程施工企業行業發展發生了新變化。持續經濟下行壓力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項目融資難度不斷加大，這些都給廣大施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新挑戰。根據中國施工企業管理協會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施工企業經營狀況抽樣調查報告顯示，抽樣企業2015年上半年完成產值同比下降2.25%，新簽合同額同比下降23.32%，利潤收入同比下降3.3%，新開工面積同比減少32.31%。可見施工企業當前經營陷入瓶頸期，在市場行情不佳情況下，降低成本是施工企業的唯一出路，施工企業應從當前成本管理的問題出發尋求突破口，有效控制成本，提高利潤。

一、施工企業成本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總體來說，企業內部對成本控制的意識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