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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著眼于工業設計的概念在日本產業政策中的演變過程，對工業設計的概念脫胎于工業設計脫胎于前工業時代的民間工藝美術，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發展作為產業政策的一環，其定位不斷演變進化這一歷史事實進行梳理。日本產業政策對于工業設計理解的演變過程，也是日本經濟從落后到發達、從出口導向到滿足內需、從重視制造業到脫實向虛的縮影。
關鍵詞：日本設計；工業設計；日本設計史；產業政策；設計振興政策
在日本的工業設計發展歷程中，“工業設計”這一舶來概念的普及是漸進的過程。最初其代用詞“工藝”被用于瓷器、絲綢等傳統工藝品的制造，隨著工業化進展成為20世紀早期日本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1945年后，由于美國的影響工業設計的概念在日本社會得到確立，雖然最初被定位為推動出口的政策工具，隨著經濟騰飛逐漸為日本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此后因為泡沫經濟的破裂和國際競爭的加劇，日本對工業設計改為強調其感性價值，以此維持產品的差異化和附加價值。對日本產業政策中工業設計概念的演變進行梳理，可以有效觀察設計振興政策作為日本產業政策一環的發展歷程。
一、作為工藝美術的早期工業設計
“設計”一詞約在明治時期傳入日本，盡管作為工業附屬品的“設計”在日語中原本沒有對應的概念，但是通過輸出精美工藝品來提升國家聲望的努力從明治早期已經開始。在這種社會風潮中無論是作為重要產品的傳統工藝品，還是歐美傳入的西式日用品往往使用“工藝品”的名稱加以解釋，此時的“工藝”作為新造名詞已經初步將“藝術”和“手工”等含義納入其中[1]。此外“意匠”“圖案”等詞也于同一時期開始被用來表達近似設計的概念[2]。“意匠”曾被用于表現“形狀、色彩和形態的結合”，而“圖案”則多用于描述陶瓷、漆器的表面紋理修飾以及紡織物的花紋，帶有較強的“裝飾”意味。前述概念作為“工業設計”的萌芽遠不成熟，但仍可被看作是這一概念的前身。大正時期日本對于設計重要性的認識迅速升高，工藝被認為是國家產業并得到了相當的重視，沿襲了明治時期重視工藝以推動出口的產業策略。時任農商務大臣牧野伸顯向專家咨詢改善工業產品出口事宜，相關結果被匯編為《關于工藝振興的建議書》。建議書中提及建立專業組織管理各類有關工藝的事務、組織展覽并建立工藝博物館等建議，后來專業組織雖然因故未能建立，但組織展覽等建議得到了采納[3]。進入昭和時期后，管理工藝的專業組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實。國立工藝指導所于1928年在仙臺創立，隸屬于日本商工省，主要目的是引入國外先進的制造工藝改進進行試驗和試制，推動生產實用、廉價而優質的出口商品，此外工藝指導所出版《工藝新聞》等刊物向業內分享各類相關知識。盡管工藝指導所的定位距離“工藝管理”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日本國內最早的工藝指導組織依然為早期工業設計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4]。
二、工業設計在產業政策中的確立
二戰后的日本面臨著復興經濟的艱巨任務，此時的工藝指導所被要求負責美國駐軍家屬房的家具、生活用品和電器的設計和生產。這次始于1946年的大規模的生產計劃中，日本設計師開始接觸美國人日常使用的家具、家電、廚具及餐具等，經過學習和仿制逐漸積累了設計和生產的基礎知識[5]，此外日本派出大量的設計人才、企業家和設計教育家赴美進行學習、觀摩，將相關經驗傳回日本[2]。在向美國學習的風潮中，著名設計教育家和設計評論家小池新二于1949年在《工藝新聞》上的刊文提倡以美國的“工業設計”取代工藝的概念[6]，從此現代的“工業設計”觀念逐漸成形。此后隨著工業設計的發展專利保護逐漸得到重視，以1949年的出口貿易管理命令作為開端，日本開始嘗試通過法律和政策介入工業設計發展。但設計抄襲問題依然屢禁不止并招致歐美批評，因此日本于1956年成立意匠獎勵審議會并于翌年開始實施G-Mark制度[7]。G-Mark制度指通過優良設計獎評選出具有優秀設計感的原創商品并允許其使用G-Mark標識，是日本設計振興政策作為產業政策的一環確立的標志。為了進一步推動出口貿易的成長，通商產業省于1958年3月設置設計課，并于同年將意匠獎勵審議會改為由設計課管理以提升其重要性。意匠獎勵審議會于1958年首次論及日本的設計振興政策時，將設計定義為“不同于單純的樣式、裝飾或流行概念，作為商品的綜合屬性意味著功能和形態的融合美，是具有生活實用性的形態”，這一觀念是與戰前工藝美術概念的徹底訣別。此外，意匠獎勵審議會將設計定位為“對于振興出口貿易而言亟待解決的問題”，并強調設計抄襲影響了日本的聲譽，作為回應計劃通過創設日本設計屋、制定出口計劃、普及設計觀念和支援民間組織等方式推動原創設計的發展。在設計振興政策的影響下，60年代后日本逐漸遠離抄襲模式，開始通過設計創造產品的附加價值[8]，并走上了設計強國的道路。
三、作為生活方式的工業設計
經過二十余年的經濟高速成長，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逐漸進入成熟型工業社會，強勁的國民消費力孕育了龐大的國內市場，此時的工業設計已經不僅用于推動出口，需要更多地迎合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反映日本的社會風潮。例如，雖然從60年代進入7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企業充斥著消費主義的色彩，第2次石油危機帶來經濟重挫、環境問題、消費者運動高漲等因素則為日本社會提供了對消費社會進行反思的機會，以此為契機膨脹著物欲的設計開始向“輕薄短小”轉變[9]。此后隨著80年代進入泡沫經濟，在奢侈化以至于往往顯得庸俗的設計風潮中，源于設計界眾多探索的個性化元素也在悄然萌芽[10]。從相關機構對于工業設計概念、課題及設計振興政策的論述可以清晰看到時代背景產生的影響。盡管設計獎勵審議會①于1961年闡述設計振興政策時延續了1958年的精神，依然將設計定義為“企業活動的重要構成要素”和“國民經濟問題”，設計振興的目標卻變為兼顧推動出口和滿足國內市場。1972年出口檢查及設計獎勵審議會②對于設計的認知已變為“創造滿足人們物質、精神要素的協調環境的創意活動，將產品功能、環境適應性和興趣愛好等用戶需求，和技術、經濟性等生產要求進行結合并以此決定產品的形態的活動”，并且強調尊重人性并以此作為70年代設計振興政策的立足點。這一精神在1979年關于設計振興政策的論述中得到繼承，該論述強調“基于確保有人情味的生活，并以此進行創造性活動”。自20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從對工業設計的定位和實踐措施來看設計振興政策并無根本性的變革，強調通過對有形物的設計滿足用戶的多元需求，“工業設計”不再是只有政府和專家關注的產業政策工具，而是融入日本國內消費市場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四、轉型期的感性價值創造
進入90年代后，出口檢查及設計獎勵審議會于1993年闡述設計振興政策時，認為設計和“心靈、感性和文化等高層次的精神活動”緊密相連，并表示應該通過設計實現“生活價值的創造、社會價值的實現和個人身份的確立”,顯示出對精神層面要素的進一步重視。泡沫經濟破滅對日本制造業的沉重打擊在客觀上加速了這一趨勢，因為新興工業國在大型家電、個人電子產品等領域的崛起，日本企業在傳統優勢領域因為面臨激烈競爭導致營業狀況不斷惡化，陷入所謂“加拉帕戈斯化③”的窘境[11]。作為回應，經濟產業省《感性價值創造倡議》強調設計過程中的服務、體驗和主觀價值的重要性，提出通過創造感性價值推動企業創新與成長并發掘新的商業模式，試圖借此提升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日本近年來逐步發力通過設計振興政策推動對無形事物（如服務、體驗、文化產品等）的設計，感性價值的創造能否振興日本的工業設計尚無法定論，此次轉變的效果需要靜待歷史的驗證。
五、結論
通過縱覽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產業政策中“工業設計”及其相近概念的演變，可以發現日本的工業設計孕育自傳統的工藝美術，通過對歐美經驗和理念的吸收到20世紀50年代為止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設計概念。在日本通過產業政策推動經濟騰飛的過程中，工業設計最初僅被視為推動出口的工具，隨著經濟的發展對工業設計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其中精神、感性層面的價值越發受到重視。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面臨著產業轉型的任務，在此背景下工業設計中的感性價值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
作者:丁一 單位: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