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層建筑論文范例

【摘要】在現代建筑中，地下室結構設計的合理性不僅會對建筑基礎安全性和穩固性產生重要影響，也直接關系著建筑的使用功能，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地下室結構設計工作。在建筑地下室結構設計工作中，設計人員應嚴格遵守結構設計相關規范和設計標準，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準確確定設計參數，不斷優化設計方案，全面提高結構設計質量，以確保建筑地下室結構質量安全。論文介紹了地下室結構的特點，對其設計要點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以供參考。

【關鍵詞】建筑工程；地下室；結構設計；設計要點

1引言

隨著建筑行業的發展，地下室已成為現代建筑中比較常見的組成部分。地下室結構設計較為復雜，需要綜合考慮建筑基礎結構設計、人防要求以及建筑使用功能要求等多種因素，客觀上了加大了設計難度。設計人員在設計地下室結構時，應按照相關設計規范的要求對各項設計參數進行科學取值和計算分析，準確把握各項結構設計要點，不斷總結設計經驗，優化設計方案，為提高建筑地下室結構的安全性、穩定性以及實現多元化使用功能奠定良好的基礎。

2地下室結構設計基本特點概述

在建筑地下室結構設計工作中，不僅需要充分考慮建筑結構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要求，并且要同時滿足建筑地下室多元化使用功能的需要，還要全面考慮建筑地下室在結構強度、剛度、抗震、抗浮、防水、防滲以及人防等方面的要求，客觀上加大了設計難度，對設計人員的專業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地下室結構設計要點分析

摘要：

在1970－1980年代，英國在經濟上從繁榮走向危機，在政治上從“民主共識”轉向“威權專制”，以霍爾為代表的英國新左派積極反思英國社會主義傳統，突破了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樊籬。這一時期霍爾的文化研究始終遵循著一個目標，或者說始終有一條紅線貫穿其中：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性，把文化領域作為一個持續地政治斗爭的空間，在理論與社會實踐之間搭建橋梁，復興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潛能。

關鍵詞：

青年亞文化；儀式抵抗；霸權；監控危機；撒切爾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學

以斯圖亞特•霍爾及其團隊1970－1980年代的三個重要文本群：《通過儀式抵抗：戰后英國的青年亞文化》（1975）、《監控危機》（1978）、《艱難的復興之路：撒切爾主義與左派危機》（1988）為主要考察對象，我們可以發現霍爾在這一時期文化研究之內在邏輯：反思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文化因素與社會政治實踐之間的關系，挖掘被統治階級和邊緣文化的反抗與革命潛能。這一邏輯通過對青年亞文化、工人階級、種族、監控危機、撒切爾主義等的考察表現出來，其焦點就是“文化與社會，結構和動力，經驗與意識，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1］如果說在70年代以前，霍爾以抽象的理論術語在文化層面對霸權和多元決定之間、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那么70年代以后他則在左派最為低沉的時刻，保持著實踐與革命的戰斗精神，以文化研究的方式積極介入政治，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從文化中發現革命的主體，他努力在理論學術與廣泛的社會政治實踐之間搭建橋梁，致力于復興社會主義政治的革命潛能，開創了文化政治研究的新進程?；魻栠@一時期的文化政治研究既促進了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發展，也為反思當代社會文化理論問題，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儀式抵抗：

“青年亞文化”的政治潛能斯圖亞特•霍爾等人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青年亞文化表征的新興消費主義和傳統的工人階級的清教主義之間的矛盾，把新的歷史條件與對社會形態結構所作的文化分析結合起來，通過對工人階級的青年亞文化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的考察，發掘工人階級新的文化表現形式以及其政治抵抗潛能。英國當時出現的一些工人階級亞文化群體（如光頭黨、泰迪男孩、摩登族和飛車黨等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在霍爾與伯明翰學派的眼中成為了一種充滿象征性與想象性的“儀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即青年亞文化群體都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戰和顛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階級所擁有的文化領導權”。［2］他們甚至認為，青年亞文化是以想象的、象征的方式解決現實政治社會難題的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其實，霍爾最早將文化研究介入政治戰略規劃是在《無階級意識》一文中，在那里他認為像廣告、文化和大眾傳媒等大眾文化，不僅僅是反映經濟基礎的從屬性要素，而且還是社會的構成性要素。這樣，上層建筑本身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文化對經濟基礎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的作用。邁克爾•肯尼認為：“無階級的意識是戰后英國左派所經歷的危機的核心構成部分。經典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階級和意識之間的關系似乎越來越不真實。霍爾更多地從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解釋了這種聯系。”［3］這說明了霍爾對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拒絕和批判，并且他認為“社會主義總是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我們今天正在創造的是明天的社會主義：它隱藏在普通民眾（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的生活之中，他們在理智上和經驗上都抵抗和拒絕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除非工人階級經驗的價值觀能夠在我們討論的消費和繁榮這個新條件下發現新的形式并茁壯成長，否則社會主義思想最終將會干枯并消失”。［4］戰后的消費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導致英國工黨支持者大幅下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不斷擴張、大眾消費時代崛起等引起部分知識分子產生這樣的懷疑：“無產階級正在消失”、政治斗爭已經不可能了。由此霍爾等人通過對青年亞文化群體的研究追問：在所謂消費主義的侵蝕之下，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希望在哪里？首先，霍爾反駁了英國戰后社會形勢發展中流行的三種主要意識形態：第一種意識形態是“豐裕”神話?；魻栒J為英國戰后的繁榮雖然導致青年消費主義的興起，但是并沒有導致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的實際受益者是中產階級，所謂“豐裕”是一個神話。“豐裕假定了一種成熟的意識形態的完美比例，正因為需要用它來遮蓋現實的不平等與許諾的即將到來的烏托邦———眾生平等、消費不斷增長———之間的鴻溝”。［5］也就是說，所謂豐裕社會的到來其實不過是一種“社會神話的功能”。［6］這種社會神話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專門針對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第二種是“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所謂“資產階級化”是“一個極不顯眼的會聚過程，即工人階級中的一些階層和一些白領群體在某些特定方面、在某些規范取向上逐漸趨向一致，這個范圍非常有限”。［7］第三種是戰后形成了在政黨與民眾之間的新的政治共識，它假設階級差異都能夠被克服。責任、工作、紀律、家庭、法律、英國性等等共識意義上的圖像構成了共識的組織化要素，并成為社會的鋼筋水泥，這種常識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的、人們的直覺，猶如豐裕這些概念一樣，是一種再現性的意識形態性的范疇，目的是穩固霸權統治，通過制造“自發的同意”來拆解工人階級的反抗。1960年代早期建立起來的豐裕、共識和資產階級化的意識形態神話，隨著7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破滅了。統治階級不能再靠共識實行統治了，必須通過“威權專制”去維持其權威和統治。從“民主共識”到“威權專制”的轉移是理解危機的核心，這也是之后《監控危機》的主題，在那里，霍爾闡明了霸權危機與“法律—秩序”社會之間的勾連。其次，在對葛蘭西意識形態領導權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創造性閱讀之上，《通過儀式抵抗》修正了我們對什么是“抵抗”的認識。雷蒙•威廉斯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但是通過對阿爾都塞的解讀，霍爾進一步認識到文化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社會結構聯合體，而是多元決定的產物和要素，霍爾區分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與從屬文化之間的較量關系，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試圖在它的范圍內規范所有相互抵觸的對于世界的解釋，并且它試圖克服、挪用、遮蔽或者控制各種矛盾”，［8］這種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靠武力和贊同相結合起作用，也就說在統治階級實行領導權的時候，通過對從屬階級的生活進行規范來完成引導，以保證每一個階級都能以其現有的支配—從屬形式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9］但是，霍爾并未陷入阿爾都塞的“理論悲觀主義”之中，此時他引進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認為文化必須被看作是一個“必然帶有復雜性的、差異化的、對抗性的整體”。［10］這其實是引進了階級斗爭的維度，來匡正阿爾都塞的理論導致的“無主體”缺陷。他深信雖然工人階級明顯是一種從屬性的社會和文化存在形態，但是，領導權永遠也無法從整體上把工人階級完全地或絕對地吸納進統治秩序當中。在他看來權力結構并不是鐵板一塊，存在根據持續地協商、對抗和斗爭的各種具體形式的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從屬階級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結社自治文化、自身的社會關系形式，形成了有自身鮮明特色的慣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階級沖突絕不會消失，并可能呈現出半公開、半正式、半體制化或半自治的狀態。［11］工人階級文化始終不懈地從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奪得空間”。最后，以上述研究為基礎，霍爾把文化霸權及其實踐置入整個英國社會歷史條件之下來理解，既看到它的特殊性，又堅持一種歷史的和差異的視角。因此，他堅持文化對政治的積極干預，既反對法蘭克福的人道主義“精英文化論”，也反對結構主義的“無主體歷史過程論”，而是在對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的研究中強調了“人類反應的創造性，通過顛覆性的、儀式性的和世俗實踐活動，人將自身從他們自身日常的和被壓迫的環境中解放出來的能力，亞文化實踐對于他們來說有時候預示了另一種社會”。［12］但是，正如麥克羅比指認的那樣，亞文化的未來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樂觀。［13］亞文化儀式只是一種持續協商的方式和策略，不是具體現實的方法，并不能徹底解決失業、低工資和教育不公等問題。在后來的《監控危機》中，霍爾對這類批評做出了回應，他對“道德恐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批判了資本主義統治，揭示了戰后英國的政治從共識的霸權到高壓專制的霸權統治形式的轉變。

摘要：

文學史的發生及其發展形成是一個過程，關于現代文學的起點的界定無論是五四還是19世紀90年代末都是把它定位為一個具體時間點上，使文學缺乏了自身的承繼性，因而對它的起點界定在時間段里也許會更好體現文學自身的特性。

關鍵詞：

五四；時間段；文學；起點

現在大多數的學者都把五四視為中國文學史的起點，這種認識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學史的現代化的進程，也會忽略一些在五四以前就初具現代性的作品。所以把五四這個具體時間點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開端未免有些牽強，如果按照當下把五四作為現代文學史起點的話，那么五四前期的時代的準備和思想的醞釀，截取其中的某一個點作為現代的文學史的起點，其實也是可以說的通的。現在對于文學史的起點的界定眾說紛紜，顯而易見的是，現代文學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的確是在五四前后的，盡管在此之前黃遵憲的“文言合一”的現代性的觀念的提出，以及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等具有現代性氣息的作品的問世，但是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文學在發展進程中現代性意味的表露。有的學者從時間意義和概念意義上對文學史的開端的進行界定，我也比較認同從宏觀的視角上來把握文學史的開端問題。

因為文學作為上層建筑，它本身具有一種思維意識的性質，使得文學本身就具有一種流動性，延續性和不確定性。所以不同的學者對于文學史的界定就會在縫隙中形成自我的價值判斷和認同，從而就會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文學觀念。我覺得不應該以某個年份或者具體的時間點作為某一種文學的開端，而應該用一種發展的歷史觀來看待這個問題，把文學史放到某個特定的時間段去把握界定，可能更符合文學的獨立性的特質和它的現代性概念。其實一旦我們通過文本的轉化，敘述去接近文學史的實際發展的話，再加上歷史本質上是一種關于歷史的文本，因而在敘事的同時也在改造著歷史，也就是“歷史文本化”［1］，歷史被文本化后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帶上了主觀性，如果非要給現代文學史的開端找一個起點的話，我會更傾向于把起點限定在一個時間段里。文學的產生、發展和演變都是在繼承前代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發力于五四的新文學必然也是在吸取以往文學的精華所致，由于文學本身的流動性和延續性，所以五四新文學的萌芽很可能就發生在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是我不同意嚴家炎學者把現代文學的起點定義在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個時間點上，他在論文提出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提出了“文言合一”的理念，契合五四時代提倡“白話文”的主張，但他是否有意識或者說有志于通過文學“揭示病苦，引起療救注意”［2］。光緒三年（1877）黃遵憲到日本后，隨后兩年就開始收集史志，擬草《日本國志》，在1887年形成始成稿，在1895年刊行，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他在駐英使館參贊任上作《日本雜事詩自序》提到“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3］，并且在《日本國志》的內容的編排和分配上，很大的一部分在寫日本明治維新的體制和法制的變革，對日本發展的作用，所以提出“文言合一”的觀念是作者無意識中的一個現代性的萌芽，而不是把它作為改變中國腐敗落后的重要的途徑，他是在希求中國模仿日本進行變法和改革，逐漸的強盛起來。隨后嚴家炎學者列舉了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具有現代性意義的作品。

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英勇的愛》還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等，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陳季同的作品時用法文寫成，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是吳語小說即地方方言寫成，所以這樣就會造成在現代文學的萌芽期時，它缺乏由理論的提出到實際的創作，在從創作中總結出經驗理論的這樣的一種螺旋上升的銜接。無法從實際的創作中去驗證“文言合一”的理論，語言的局限性，就會使文學難以產生一種強大的合力，因而它就不可能形成五四那大聲勢的思潮，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明確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并且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許多用白話文寫成的作品《月夜》，《關不住了》，小說《狂人日記》等，都對白話文的倡導作了有力的支撐。并且作家們在實際的創作中不斷進行探索，胡適在1917年2月《出版》2卷6號發表《白話詩八首》，在3卷4號發表《白話詞四首》的時候，詩明顯有舊體的痕跡，口語入詩較古代多且氣息濃重，形式上也是不倫不類，白話詞的創作甚至不解“嘗試”何在?？墒?918年發表《月夜》現代新詩的時候，已分行為外觀形態的特點突出，并且初步有了象征的意味，還在音節，壓押上進行了嘗試。所以在五四的時候理論的提出和實際的文學創作使相互呼應的，是一個不斷螺旋上升的過程，所以在五四才能出現一個強大的合力?，F代文學形成強大的影響力的時候是在五四新文化時期，但是現代文學的起點顯然不能把它定義到五四這個時間點上，因為從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確實有一些零星的具有現代性的意義和特征的作品產生，并且為五四現代文學發展的高潮的形成作了鋪墊，所以我把現代文學的開端限定在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五四形成文學的影響力的一段時間里或許更符合文學本身的延續性和歷史發展承繼性的特點。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辯證法過程中撰寫的一篇論文，同時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這篇論文寫于1873—1886年，盡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但卻是恩格斯關于“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較為系統的闡釋，尤其是揭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中所蘊涵的人—自然—社會的多元倫理關系以及由此闡發的生態倫理觀，對于我們認識“我能夠認識什么?”“我應當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這些由康德提出的懸而未決的一組問題進而建構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勞動與人的手、足、腦、語言以及倫理關系的產生   恩格斯首先從批駁當時政治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觀點指出，“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但是勞動還遠不止如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勞動創造了人本身。”①這就表明，與當時政治經濟學家只看到勞動—財富這對經濟關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這對經濟關系中蘊涵的勞動—自然—人—財富多元的生態倫理關系及其辯證法。接下來他著重從自然和社會兩個層面系統地考察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會倫理關系何以產生。   1.勞動促進人的手、足及其他機能的演變   在幾十萬年以前，地質學家稱之為第三紀的某個時期，在熱帶的某個地方———大概是現在已經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陸，生活著一種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這些類人猿，也許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響，使手和腳從事不同的活動，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時就開始擺脫用手幫助的習慣，漸漸直立行走。恩格斯認為，“這就完成了從猿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②。因為直立行走有利于類人猿手和腳的分工，讓手“愈來愈多地從事于其他活動”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樹林中筑巢、拿著木棒抵御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塊向敵人投擲。盡管這些動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簡單的，但當“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時，從猿轉變到人的歷程便產生了一次重大飛躍，因為“沒有一只猿手曾經制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認為，猿手轉變為人手，完成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著。”⑤恩格斯進一步指出:“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⑥由于勞動，手必須與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這樣便引起肌肉、韌帶的發展，經過更長的時間亦引起了骨胳的發展并且被遺傳下來，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又以愈來愈新的方式運用于新的愈來愈復雜的動作，進而人的手才達到現在這樣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僅闡釋了勞動對手的肌肉、韌帶甚至骨骼的影響，而且還根據達爾文提出的“生長相關”律，即一個有機生物的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總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相聯系的，揭示了手的演變不是孤立的。因為手“僅僅是整個極其復雜的機體的一個肢體。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務的整個身體”⑦，而且兩者相互作用。這樣恩格斯就將人的手足的演變與人的機體其他部分的相應演變聯系起來。在方法論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運用相互聯系的辯證法揭示了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對于人的手足的演變以及人體其他部分機能演變的作用。   2.勞動促成語言產生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動物之間關系的演變   恩格斯指出，盡管我們的猿類祖先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而人作為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⑧，顯然不可能從猿類祖先直接發展而來。這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那樣，“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⑨。作為動物的類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隨著手的發展，人通過勞動而開始建構的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人對自然的統治，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都會擴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對象的探索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屬性。與此同時，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而開始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勞動交往與合作的活動中，“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①。這一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漸學會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語言產生了。因此，“語言是從勞動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②。恩格斯還從動物與動物、人與動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較中進一步說明語言產生的作用。他指出，動物之間，甚至在高度發展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節的語言就可以互相傳達信息。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因為不能說或不能聽懂人的語言而感覺到是一種缺陷。然而，如果經過人馴養的動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接觸中所養成的對于分音節的語言的聽覺是這樣敏銳，以致它們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圍內，能夠容易地學會懂得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如對人依戀、感謝等等表現感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它們以前所沒有的。這說明，語言不僅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交往和倫理關系，而且也能促進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互交流。   3.勞動與人腦的演變、感覺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發展#p#分頁標題#e#   恩格斯認為，正是在勞動和語言這兩個最主要因素的推動下，猿腦就逐漸地變成人腦。盡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后者遠遠超過前者。③隨著腦的進一步發展，人的感覺器官也逐步發展起來。正如語言的逐漸發展使得聽覺器官相應完善一樣，腦的發展則是和所有感覺器官的完善同時進行的。④腦及其相應的感覺器官的發展使人愈來愈具有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這反過來又對勞動和語言起作用，為二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這種進一步的發展，并沒有因人最終同猿分離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進了。而社會的出現使得這種發展一方面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也獲得了更確定的方向。   二、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與多元倫理關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來，人類社會區別于猿群的根本區別是勞動，而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⑤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發生變革，這一變革不僅使人的需要與活動方式多樣化，而且形成了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多元倫理關系。然而，隨著勞動本身向腦力勞動發展，尤其是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使人產生了認識的誤區，進而產生了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   1.勞動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的變革   恩格斯認為，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⑥。那么人類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據當時所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同時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它們同時又是武器。   首先，打獵和捕魚的前提是猿轉變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來愈多，食物愈來愈復雜，進而輸入身體內的材料也愈來愈復雜;二是從只食用植物轉變到同時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過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獵和捕魚，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類食物，從而為其超越動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礎。一方面，這些肉類食物包含著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類食物可以縮短消化過程以及身體內其他植物性過程的時間，因而便“贏得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種在形成中的人離植物界愈遠，他超出于動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習慣，大大地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來，最重要的是食用肉類食物對于腦的影響———腦因此獲得了比過去多得多的為本身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腦就能在人類一代一代繁衍的過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發展起來。講到這里，恩格斯不無調侃說:“請素食主義者先生們原諒，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類食物引起了兩種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即火的使用和動物的馴養。一是火的使用，由于為人提供了幾乎是已經半消化了的食物，這樣就使得消化食物的過程大大縮短;二是動物的馴養，使得人類的肉類食物更加豐富，因為它和打獵一起開辟了新的更為經常的食物來源。從養分來說，動物的馴養還供給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認為，“這兩種進步就直接成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從以上四個方面可以看出，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發生變革。前者表現為人類食物結構的變化與發展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進而促進了腦髓的發展;后者則表現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變革使其遠離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動物界，進而引發了人與植物、動物關系的變革:從單純的食用相關植物到有意識地種植相關植物，從與動物為伍到打獵和馴養動物。這不僅導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結構的變化、消化系統的變異，而且意味著人與自然關系由無意識地適應自然狀態，轉變為一種有意識地改造與被改造、控制與被控制的倫理關系。   恩格斯在文中這樣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對于自然的無意識適應:“猿群滿足于把它們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區內的食物吃光。它們為了獲取新的食物地區而進行遷徙和斗爭，但是除了無意識地用自己的糞便來施肥，它們沒有能力從這塊食物地區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給的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據的食物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④不僅如此，在食物結構的變異中，動物也是出于無意識的被動適應:“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⑤他把動物的這種行為，稱之為“濫用資源”。他認為，這種行為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也促進了類人猿轉變成人。“因為它逼迫著動物去適應和平常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⑥而那些無法改變食物結構的動物就滅絕了。恩格斯明確指出，動物這種無意識的改變和被動適應還不是真正的勞動，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因為“動物在消滅某一地方的植物時，并不明白它們是在干什么。人消滅植物，是為了在這塊騰出來的土地上播種五谷，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⑦。為此，人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不僅如此，植物和動物經過人工培養以后，改變了它們的模樣，甚至已認不出它們本來的面目。這種勞動不僅使人對自然有了更強的適應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動越來越多元化，勞動工具越來越多樣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進而形成了越來越多元化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   2.勞動促使人的需要與活動方式多樣化以及倫理關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勞動不僅使人學會了吃一切可以吃的東西，而且也使人學會了在任何氣候下生活。這樣，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來，“人是唯一能獨立自主地這樣做的動物”①。對于其他的動物而言，盡管它們也能習慣于各種氣候，但它們或者靠本能無意識地適應氣候變化，或者由于被人馴養而跟隨人生活。#p#分頁標題#e#   勞動使人從物種關系方面獲得提升。當人們從原來居住的較為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兩季的地帶，或者從較為干燥的地帶，遷移到較為濕潤的地帶，這樣，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濕，人就產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發了新的勞動領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與動物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在其物種關系方面愈來愈遠離動物。   勞動使得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個人的手和腦只有“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復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隨著人們需求增加，勞動不僅在時間上“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間上范圍不斷擴大，活動的領域日益多樣化。這樣，勞動除了最早產生的打獵和畜牧外，后來又有了農業，其后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隨著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出現了藝術和科學。這意味著勞動本身由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開始向腦力勞動發展。三是隨著部落發展成為民族和國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④。這不僅意味著勞動本身向腦力勞動發展，而且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發展。   3.腦力勞動的發展使人產生了認識的誤區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隨著腦力勞動的發展，尤其是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在所有這些首先表現為頭腦的產物并且似乎統治著人類社會的東西面前，由勞動的手所制造的較為簡易的產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別是在原始社會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計劃怎樣勞動的頭腦，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執行它所計劃好的勞動。隨著文明的迅速推進，人們產生了一種誤認:“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⑥人們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進完全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的發展和活動。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從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一直統治著人的頭腦。由于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影響，甚至連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也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著從相互聯系的辯證法方法論視域，指出了上述誤區的認識論根源:“自然界中沒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著的，并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正是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阻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最簡單的事物。”⑧他還通過分析動物與環境、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說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盡管動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樣，但是它們也通過它們的活動而改變外部自然界。同時，由動物改變的環境，又反過來作用于原先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起變化。而“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⑨。   三、基于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反思的生態倫理觀   恩格斯通過分析人的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反思其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源及深層的唯心主義方法論與認識論根源，提出了以歷史唯物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以及超越歷史上生產方式處理人—自然—社會關系的局限的生態倫理方略。   1.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   恩格斯通過將動物的計劃性與人的計劃性加以比較指出，這兩者的本質區別是勞動。盡管動物具有從事有計劃的、經過思考的行動的能力。在哺乳動物那里，這種計劃性則已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人們在獵狐時，可以觀察到，狐是怎樣正確地運用地形來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樣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勢來中斷它的蹤跡。但是，“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它們“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①與此同時，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勞動計劃性的內在悖論。盡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②。與動物相比，人由于勞動———有計劃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而遠遠超過了動物基于本能的有計劃的活動，然而，人的這種勞動的計劃性在時間上蘊涵近期(或者短期)與長期的悖論;在空間上蘊涵局部與整體的悖論;在認識維度上蘊涵特殊與普遍、單一與多元的悖論。恩格斯以具體的實例生動地說明了上述悖論: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盡管他們的確在短期內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標實現了，但是他們卻破壞了這些地區長遠的、整體的普遍性的生態平衡———這些地方由于他們的作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進而在今天成為荒蕪的不毛之地。   2.悖論的反思與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   恩格斯不僅進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論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過反思提出了以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生態倫理觀。他列舉了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毀了其所在區域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進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也把瘰疬癥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在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關系、人—林關系、人—畜關系、人—水關系、人—植物及其病蟲害關系等。③同時這些多元關系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的，一旦其中一種關系被破壞，就會產生類似“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不僅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發展，同時也危及作為自然產物的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由此，恩格斯從人與自然密切聯系的多元倫理關系中警示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在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據:其一，“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統治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其二，未能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而恩格斯生態倫理觀的深刻性就在于進一步反思了上述兩者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根源———古典時代崩潰以后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唯心主義觀念。②#p#分頁標題#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論呢?恩格斯認為，一是我們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19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因此，人們愈會重新感覺到，同時也認識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進而處理好人—自身—自然的倫理關系。二是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因為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要比處理好人—自身—自然的倫理關系復雜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舉的馬鈴薯以及隨它而來的瘰疬癥的傳播作為案例展開分析。他認為，盡管傳播栽種馬鈴薯帶來了瘰疬癥的傳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馬鈴薯這一事實所產生的影響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餓死了100萬吃馬鈴薯或以吃馬鈴薯為主的愛爾蘭人，并且有200萬人逃亡海外。和這種饑荒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接著他又列舉了近代地理學的偉大成果———哥倫布發現美洲———所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復活了在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并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17世紀和18世紀物理學和動力技術的革命———蒸汽機的發明———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倫理效應: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革命化”④，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倫理問題———在歐洲，“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絕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起初是資產階級獲得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后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階級斗爭”⑤。對于這一階級斗爭，恩格斯堅信，“只能以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而告終”⑥。但是，他也意識到，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必須“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在這一領域中，也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⑦。   3.超越歷史上生產方式處理人—自然—社會關系的局限的生態倫理方略   恩格斯回顧了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關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們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則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進而為應對這種原始經濟的不虞災禍提供了一定的活動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盡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其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形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產不局限于被壓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完全”①。在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資本家所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時要獲得利潤。這成為其行為的唯一動力。甚至連其所制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這里，恩格斯闡釋了歷史上處理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三種生產方式下的三種邏輯:(原始社會)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們發展程度的邏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利益成為生產推動因素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運作邏輯。事實表明，這三種處理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邏輯都無法超越上述生態倫理悖論，甚至還會加劇這些悖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多數情形下，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協調，變成二者的絕對對立。不僅如此，勞動者喪失了財產，而同時財富卻愈來愈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中。即便是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產和交換中的行為所產生的可以直接預期的社會影響”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僅僅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③。   四、恩格斯勞動視域中的生態倫理觀的幾點啟示   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盡管是一篇沒有完成的論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歷史唯物主義的奠基之作。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④。然而，盡管他們深諳“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⑤，但由于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批判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德國哲學，因而沒有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沒有深入研究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人們所遇到的其他條件。后來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領導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一直沒能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發，而恩格斯這篇論文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從人類發展史、自然史的視角，系統地考察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何以產生，進一步論證了“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⑥。這填補并完善了他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p#分頁標題#e#   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相互聯系的方法論，以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為研究主線，論證了勞動何以促進了人—自然—社會多元倫理關系的形成，以及對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多維度的影響。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勞動把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因而“創造了人本身”，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⑦同時他反駁了當時政治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觀點，闡述了勞動和自然界之間的辯證關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勞動計劃性的內在悖論:在時間上蘊涵近期與長期的悖論;在空間上蘊涵局部與整體的悖論;在認識維度上蘊涵特殊與普遍、單一與多元的悖論。因此，他警示道:“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實際上，馬克思在《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有相關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②只不過馬克思是以一種人本主義詩意般的哲學思辨語言進行闡釋，而恩格斯的告誡則是基于歷史唯物辯證法和實證分析基礎之上的哲學論證。這對我們認清人與自然的關系，協調促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理論與實踐的指導意義。   恩格斯通過反思人的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源及其深層的方法論與認識論根源，提出了以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恩格斯意識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離不開協調人—社會的倫理關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復雜。這種復雜性在當代表現得日益明顯，正如阿多諾指出的那樣:“我們在支配自然上的進步或許正日益促成那種據說這種進步會保護人類免遭的災難，或許正在編織社會粗鄙地長成第二自然”③，其結果卻越來越表現為主體的人自身的自我淪喪，同時人的生存條件越來越轉變成一種統治人的異己力量。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而且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恩格斯回顧了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方面的三種邏輯。事實表明，這三種邏輯“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④為了超越這三種邏輯的局限，他提出了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的生態倫理方略: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預見人們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為的比較遠的自然—社會影響，僅僅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⑤。恩格斯認為，只有通過這種變革，產生的新型的社會生產組織及其生產方式才能實現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⑥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將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和可能。他樂觀地預期，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人們自身及其活動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都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   盡管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當前全球化、市場經濟、高技術信息化的條件下，重溫其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生態倫理學，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推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

摘要:教學是大學辦學的基礎，而科研對大學的提升發展十分重要?？平倘诤?，相互促進是提高大學教學質量的有效途徑。無機化學實驗是我校應用化學專業的基礎實踐課程，文章結合現階段無機化學實驗教學現狀，課程的教學模式改革說明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重要性。對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多元化考核方式等進行了探討，以期培養學生的實驗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科學素質更高、實踐動手能力更強的專業型人才。

關鍵詞:科教融合;無機化學實驗;教學研究

眾所周知，化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化學的相關理論和規律是對大量實驗結果進行歸納、分析、處理、概括和總結形成的〔1〕。其中無機化學實驗在化學學科中十分重要，是高等學校多個專業開設的學科基礎課程，包括應用化學、化工、生物制藥、環保等專業。它的實驗內容廣泛，包括基本操作、元素性質、化合物制備、綜合設計性實驗等傳統無機化學實驗。實驗課程本身就涉及實驗設計、實驗操作、數據處理等環節，而科研工作也需要創新意識和實驗設計也操作，在無機化學實驗課程授課中結合科研，能夠更好的實現科教融合〔2－3〕。無機化學實驗是學生在進入本學院本專業學習的第一門專業實驗課程，很多同學可能是在中學時期就對化學產生較大興趣，同學們在選擇專業上大部分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明他們在進入大學后是不討厭本專業的，因此無機化學實驗課程肩負著讓學生掌握堅實的實驗技能以及對化學實驗保持濃厚的興趣的重任，這才能讓學生在今后的3－4年始終對這個專業保持熱愛，甚至將這個專業當做人生的一個選擇，運用本專業成就一生的事業。身為一名高校無機化學實驗課程的教師，需要引導學生熱愛這門課程，熱愛化學實驗，向學生積極普及科研知識，將實驗教學與科研工作有機結合起來〔4－6〕。高校教師積極從事科學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展教學廣度、增強教學深度;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教師持續掌握學科相關科技動態，更新教師知識結構，完善教師的知識體系，提高實踐課堂教學效果，帶動學生參與到科研實驗中。高校教師將教學和科研機結合，以科研促進教學，以教學帶動科研。

1科研成果體現在無機化學教學內容中

正視科研與教學的相互關系，將科研的成果與實驗的教學內容合理關聯起來。本人在化學相關SCI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篇，學院教師也在納米材料領域取得較好的研究成果，把科研成果運用在課堂教學中，將最新的學科領域的科技前沿和信息傳遞給學生，促進教學效果不斷提高。將教師的科研項目相關成果帶入教學中，如在開展《無機化學實驗》、《材料化學實驗》等課程的教學實踐中，將承擔的省級重點科研項目“磁性納米材料作為SERS基底在環境檢測中的應用”的內容引入教學，如在教授堿式碳酸銅的制備實驗時，將此科研項目中的實驗設計成果作為教學案例，向同學們輸送在實驗設計中控制變量的實驗方法，使學生通過教師的在研項目、研究方案、研究內容加深對實驗的原理認知和實驗操作等方面。將與教學課程內容相關的科研學術論文與教學相聯合，在進行無機化學實驗等課程的教學實踐中，當講述納米材料的制備及催化性能時，本人引入學院教師已發表在相關期刊上的學術論文，使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理解了納米材料的制備方法，表征手段，催化性質及在實際應用中的前景，開闊了學生的知識視野，讓學生更好的理解學習實驗技能的意義。將教學改革的成果及時應用于教學中，將本人主持的教學研究課題“互聯網+無機化學實驗的綠色化的探索與實踐”的成果應用于課堂教學中，無機化學實驗如鹵族元素、p族非金屬元素等實驗課程會使用較多的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這類實驗課程可以通過制作微視頻記錄實驗過程，借助化學實驗類APP軟件(如燒杯軟件)及虛擬仿真軟件等模擬實驗操作，推動無機化學綠色化教學模式，增加了實驗教學的形象性、直觀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使學生感受到實驗課程的樂趣。

2科研促進無機化學實驗教學的形式

高校教師的首要工作是教書育人，教師要著重圍繞教學開展科研，教學和科研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教師要及時了解和把握本學科的科技動態，并能較好的將信息應用在實際教學工作中，增強教學的深度和廣度，有效提高實踐教學質量。同時教師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帶入課堂教學，將最新科技前沿傳遞給學生，使科研很好地推動教學。近年來，高校教師可以申報各種科研項目，得到科研項目的資助，可以將科研項目相關的課題結合教授的課程運用在實際教學中。(1)更新教學內容。教師重視科研工作會對學科前沿動態保持敏感，及時洞悉學科的最新動態?；诖?，在教學工作中融入教師科研成果，是對教學內容的補充和更新。在利用專業教材開展教學的基礎上，采用課堂講授和附加講義的方式對教材內容進行完善和補充，如在講授新型納米材料的制備過程中，及時向學生講授書本上沒有的最新納米材料，比如石墨烯摻雜材料，MOF材料等，增加具有學術性和前沿性的相關內容，提升教學的學術氛圍，培養學生的科研興趣。(2)促進教學方法改革。近年來，學校鼓勵教師探索教學方法和手段改革，針對無機化學實驗課程的特殊性，指導學生課上分組進行創新實驗設計，圍繞某一實驗充分準備，分小組演示實驗過程，對所得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處理、總結，并對結果進行分組匯報，由教師點評;積極采用互聯網+實驗教學的形式，在課后向學生分享最新學科相關文獻、前沿科技，供學生課下學習，并在互聯網平臺上與學生溝通探討一些學術熱點問題，大家暢所欲言，發表觀點。通過這些教學形式，很好培養了學生的合作意識，提升了學生的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的實驗操作能力和表達能力得到鍛煉，同時也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為學生今后走向工作崗位打下堅實有力的基礎。

摘要：

分層教學法是現代教育改革中應用的一種新型教育形式，分層教學法在我國教育教學中的開展，可以充分發揮高中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與現代信息化教育環境的結合應用，促進高中生的全面性發展，本文從高中語文角度，對信息化環境的分層教學法的運行進行分析。

關鍵詞：

信息化環境；中學語文；分層教學法

引言：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為上層建筑的發展提供了基本動力支持。我國教育實施全面性教育改革，分層教學法是我國教育實施全面改革的新型教育手段，結合現代科技手段，同步應用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可以培養高中生的語言靈活運用能力，提高學生的自身文化底蘊，是社會主義社會綜合性人才培養的創新教育形式。

1分層教學法概述

一、正確認識二者關系

近幾年來，國家電網公司大力弘揚統一的企業文化，在各層級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積極促進企業文化進基層、進班組、進站所，企業文化認知度、認同度顯著提升。但在如何將文化落到實處、如何融入中心工作等方面還存在認識不到位的現象。在科技型企業中，技術創新是企業創新的核心推動力，更多的人認為技術創新主要依靠研發費用的投入、研發人才的培養、一流硬件的配備，與企業文化建設關系不大。對企業文化的理解也產生了一些誤區，如政工論，有些人認為企業文化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有關部門的事情，與業務管理人員和一線技術人員無關。娛樂論，有些人將企業文化“簡單化”，認為給員工過生日、唱歌跳舞、體育活動就是文化。無效論，有些人認為企業文化看不到、摸不到，或者僅僅是“墻上文化”，無法作用于技術成果的取得和創新能力的提升。種種理解上的誤區，是缺乏對二者互動關系認識的表現，影響了企業文化與技術創新的協調發展。企業文化是以一種文化形式出現的現代管理方式，它通過柔性而非剛性的文化引導，形成群體對某種文化氛圍的心理認同，使群體產生最大的協同合力。技術創新一方面依賴于市場、社會需求，另一方面與企業文化有著直接關系。清華大學張德教授在《企業文化建設》一書中提到，在21世紀知識企業占主導、腦力勞動成為主要勞動方式以后，這種看不到的勞動使外部監督和制度化管理大打折扣，唯一有效的方式是通過影響知識工作者的思想觀念，提供激勵性的良好文化氛圍來提高工作效率。在科技型企業中，如何發揮文化驅動力，提升技術創新能力亟待研究。

二、企業文化有效驅動技術創新

企業文化建設從結構上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質文化四個層次，分別在這四個層面植入創新基因，可有效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精神文化做引領。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導企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各種行為規范、群體意識和價值觀念，以企業精神為核心價值體系，可主導企業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國家電網公司企業精神“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核心價值觀“誠信、責任、創新、奉獻”，都是企業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了“永不停頓地向新的更高的目標攀登，實現創新、跨越和突破”的內涵，是一種擁有創新基因的企業文化。企業要多途徑、多渠道，將這種富有創新的企業精神根植于每位員工內心，激發員工創新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產生豐碩的技術創新成果。制度文化做保障。企業制度作為企業文化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把無形的文化有形化，其內容滲透著企業文化的精神。在科技型企業中，應特別針對技術研發部門制定能夠充分調動科技人員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激勵制度，如探索建立以知名專家為核心的科研攻關機制，制定專業技術帶頭人管理辦法，激發科技研發人員的創新熱情。行為文化做示范。行為文化是以動態形式作存在，是企業文化的重要載體。它通過員工的日常精神風貌、做人做事的態度等表現出來。選樹培育在技術創新領域的先進典型人物，宣傳企業在新技術開發、前沿科技追蹤、科研人員培養等方面的戰略舉措，從企業行為和員工行為兩方面著手，影響和帶動全體員工的創新行為。物質文化做基礎。物質文化是一種以物質形態為表層而富含人文內涵的企業文化，創建優質的物質文化，應積極為研發人員創造良好的研發物質環境，如購置先進的實驗儀器、營造寬松和諧的科研氛圍；同時，用優厚的待遇招攬科研人才，在資金投入、職業發展、成果獎勵等方面出臺傾斜政策，促使研發人員在優越的環境下創造出更多創新成果。

三、技術創新豐富企業文化內涵

技術創新以創新成果、市場占有率、論文專利等硬指標為體現，不僅直接影響企業的物質生產過程，而且能夠豐富和擴展企業文化內涵，帶來企業制度規范、行為方式、價值理念等方面的變革，逐漸提升企業競爭軟實力。技術創新推動企業價值觀升華。技術創新有其固有特質，即以追求領先、先進、卓越為目標，在技術創新進程中蘊含著“爭創一流”“誠信科研”等意識，這種價值取向、精神追求，很好地詮釋了國家電網公司的企業精神和核心價值觀，隨著能源革命的推動發展，能源技術創新深入推進，企業文化也會得到不斷升華，融入新的內涵。技術創新推動企業文化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技術領域的創新夯實了企業物質基礎，提升了企業發展高度，這就要求企業家站在更高的基石上，高瞻遠矚、思考未來、決策新的發展思路。技術創新塑造企業形象，技術創新有助于提高企業產品質量、提升服務水平、增強技術支撐，尤其在當今國際能源合作日益密切，國內市場競爭越發激烈的環境下，對于提升企業國際影響力，維護企業形象，樹立可信賴品牌大有裨益。技術創新和企業文化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的不平衡發展勢必阻礙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起互動機制，實現二者的共同發展。在科技型企業中，企業文化和技術創新就猶如鳥之羽翼，車之兩輪，不可或缺，相輔相成。技術創新在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同時，對企業文化建設有能動作用；反過來，蘊含創新基因的優秀企業文化對技術創新產生驅動作用。優秀企業不僅追求當下優勢，更需要追求可以帶來長期發展優勢的創新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實現依靠技術創新和企業文化互動推進、協調發展。

作者：趙婷 單位：國網冀北電科院

【摘要】

當前，微課與網絡課件的開發逐漸引入到各學科的課堂教學之中，這種信息化教學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補充和輔助功能。本文就如何讓微課在初中歷史課堂教學中進行有效地運用進行探討，以求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關鍵詞】

微課；初中；歷史教學；高效

如今，微課程走進校園后，已經代替了多媒體課件，成為了當前最熱關注點，微課只講授少數幾個知識點，看似碎片化，但是微課的目標人群的特定性和傳遞知識內容的特定性，將教師對課程的講解、對課程的理解，使用數字化手段呈現給學生。這些記錄了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幫助學生進行認知，使用的教學方法與學生在情感上的互動過程，學生可以隨時隨處反復觀看，有利于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便于學生間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增強課堂教學的實效性，下面就以初中歷史課課堂教學中巧用微課來提高課堂的實效性進行探討，以求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借微課過渡，有效突破教學重難點

目前初中歷史教材課改之后，每個單元就是按照章節形式出現的，但是時間上存在一定的跨度，內容相當繁多，學生記憶知識點的過程中感覺凌亂，不容易掌握。每一課的重難點加在一起很多，讓學生都精準地掌握，有很大的難度。筆者創造性地使用微課，制作出相應的歷史知識點，學生通過觀看微課，審視自己在那個環節存疑，然后筆者設計相應的“學習資源包”最終幫學生答疑解惑，實現對重難點的理解和掌握。如，在講人教版八奶奶級歷史下冊《社會生活的變化——交通之變》一課時的重點是：在交通、通信、文化生活等方面出現的新鮮事物和對中國近代生活的影響，了解民國以來剪發辮、易服飾、改稱呼等社會習俗方面的變化；難點是：如何在教學中加強學生對近代社會生活的認識和感受，培養學生對歷史發展的進程感，形成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在通過談話：假期你到過哪些地方去旅游？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假期里進行哪些娛樂活動？和同學朋友是怎么樣聯系的？師生交流導入新課后。筆者制作一個微課，并配套相應的信息資源包，直接切入法“快速瀏覽全文，課本從哪幾方面介紹近代社會生活的變化的？”在這個微視頻里，筆者依據子課題學生分組活動，教師巡回指導。組1觀看情景劇《穿越時空的旅行》針對近代交通通訊的出現，找出自己哪里沒有弄清楚；組2出示屏幕助學資料，結合課本研究近代文化生活的變遷，撰寫百字小論文。組3觀看情景劇，研究近代社會習俗變化，找出5個。通過圖示與資料的應用，讓吃不透這一內容的學生，得以再次充電，重難點通過微課得到較好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