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論文范例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死锼孤膒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死锼孤饬x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死锼孤膬和瘜W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魻栍?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魻栆欢ㄊ嵌匆娏诉@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死锼孤?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學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魻栒f:“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摘要：大數據技術為我們推進史論課程教學改革、提高教學效果提供了新思路。本文根據目前課程教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了藝術設計類史論課程的一些教改思路。院校應該重視史論類課程的教學地位；教師應該根據教學內容建立知識圖譜，并以重構知識圖譜為目標建立大數據庫，豐富教學內容；老師應該采用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方法，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改革考核方式。旨在改變傳統教師講授的單向傳授模式，重新認識課堂教學中教師主導性和學生主體性兩者之間的關系，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培育學生科學的設計觀，拓展學生的設計視野，提高教學質量。

關鍵詞：史論課程；大數據；教學改革

1引言

藝術設計類史論課程是藝術設計類專業的基礎課程，對學生開闊視野，提高人文理論素養，培養設計思維和樹立設計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存在學生重技輕史、學習興趣不高、教學效果不佳等現象，因此許多院校基于時展從教學目標、手段方法到課堂設計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圖像、文字、視頻等多種形式的數據可以通過互聯網容易的獲得，為史論課程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此外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體驗經濟、服務設計的加入，也給史論課程教學帶來新的思路。本文總結了目前藝術設計史論類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利用大數據的特點，提出一些改進措施，旨在形成史論課程教學改革的新思路。

2藝術設計史論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

從當前教學情況來看，大部分院校藝術設計類史論課程對學生的培養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學習動機和效果并沒有實現統一，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在教育大眾化和教育市場化的時代，藝術設計院校側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課程設置也偏重于較務實的專業課程，對史論基礎課程重視不夠；一些院校普遍認為應該加大設計技巧或技能的課程比例，沒有必要開設史論課程，對課程存在消極抵觸思想；

2.1課程教學改革研究關注點已從原來基于歷史發展狀況、設計活動和設計風格的歷史演變等理論知識的講授轉變為如何設計教學過程，即挖掘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激發學生的參與體驗。但目前課堂教學仍是以教師講授為主，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也僅限于視頻影像的播放或學生參與講解；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教師應善于把課堂引向生活并從中吸吮營養。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要求教育要打破育人課程的封閉性，開發開放性的課程資源，把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納入課程的范圍。如果用“生活即教育”理論指導我們的學，必將把素質教育在學科教育中的實施引向深入。陶行知先生說：“活教育教人變活，死教育教人變死，而傳統的教育，正是教人變壞變死的壞教育、死教育。”傳統思想品德教學嚴重地抹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其結果只會使學生厭倦學習、禁錮思想。生活是一部教育的“百科全書”，生活的內容都應該是教育的內容，思想品德教學應把學生引向生活，并向生活吸吮營養。思想品德教師在鉆研教材與大綱的基礎上，認真備好學生，因班制宜，因材施教，突出學生學習的生活情感體驗。新課程標準指出：讓學生學習有價值的知識、學習生活化的知識。因此，思想品德教學應創設生活化的情境，讓學生在學習中了解生活，培養他們的生活能力。通過實踐，我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F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學思想品德教學中的實踐談談體會。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由遠離學生生活的理想化的內容取向轉變為貼近學生真實生活的“生活化”的內容取向。以往的思想品德課教學，特別強調教材內容的系統性傳授，學生學習就是為了習得教材中的內容，仿佛學生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為教材活，不是為現實生活活，也不是為理想生活活。雖然為了說明教材中的某些觀點，在教材中列舉了一些例子，但這些例子是理想化的、成人化的。比如在教學環境問題這一知識點時，我首先請學生回顧自己從家門口到學校的路程中，有哪些環境污染？學生紛紛自告奮勇，然后再追問，那作為中學生，我們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解決這些現狀？有的說一定要杜絕污染源；有的認為可以通過撰寫“小論文”到相關部門，學生各抒己見、表情激動。思想品德源于生活，應該回到生活中檢驗。如果教師懂得把思想品德教學導向生活深處，給學生自由翱翔的雙翼，又何愁他們不能展翅高飛。

二、社會即學校———思想品德教學應該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社會即學校”在于要求擴大教育的對象、學習的內容，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學生、先生可以多起來。”他的“社會即學校”學說，告訴我們“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這與我們解決當前教育中教育內容的過時、陳舊、不符合學生生活實際、不切合學生思想認識、不能很好地為學生的將來生活服務的現象是很有啟發的。他提到：“學校必須給學生一種生活力，使他們可以單獨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思想品德教學最終的培養目標應該是提高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因此，思想品德教學應該科學合理地安排好一定的社會實踐活動。每學期我們會帶班級“走出校園”，對學校周圍的及鄉村的環境情況進行小調查。調查的方式、內容由學生確定，學生回校后認真地寫了調查報告，他們寫出了感情，寫出了具體與真實，從而更珍惜、把握自己的學習機會。其中一位女學生把“發展經濟更要保護環境”的情況以“小論文”送至鎮長辦公室，鎮領導對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行為進行了高度表揚，同時在鎮年度工作報告中采納了該學生的部分建議。通過此事我告訴學生，我們是社會的小主人，是時代的小主人，要學會運用我們的知識回報社會、關心社會、親近社會、服務社會，這正是初三思想品德課第1課的要求，這樣的社會活動完全實現了思想品德學科教育的思想與行為目標?？偠灾覀儜撜J定社會就是偉大無比的學校，善于運用社會的力量，由此提高社會實踐能力。

三、教學做合一———思想品德教師的責任在教學、教學生學，以便更好地做。

陶行知“教學做合一”思想，把教學做視為一件事，以做（實踐）為中心，把教與學統一起來，主張“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他認為：“教學做是一件事，教師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教來學，乃是實學。”陶行知提倡教學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強調教與學、學與用、知與行的結合，這與我黨提倡的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是一回事，而傳統教育扼殺了人才的培養，扼殺了民族的希望。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教學資源，是陶先生不敢奢望的。因此，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將“教學做”融為一體，推進教育，讓思想品德教師在教學改革的浪潮中解放思想，大膽地實踐和實驗，積極投身改革開放的社會生活中，讓師生共同努力在改革的“做”中教，“做”中學。在新課改的春風中，我們應該把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擺在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品德教師應該把學生培養成敢于辯論、敢于拿起筆桿子披露社會的黑暗、敢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樂于奉獻愛心的現代公民。我們可以讓學生模擬教師講課，（我們稱為“小先生”），然后教師加以點撥，讓學生體驗教師是如何教他們學的。為“小先生”提供實踐舞臺的還有思想品德早讀課，四個班的思想品德科代表和“巡視員”精心準備早讀的內容，教師只要傳遞鼓勵的眼神，加上“感情的投資”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就這樣，讓學生在為班級作貢獻的過程中待人，在接物與處世的做人實踐中超越自我。“做是發明、是創造、是實驗……”現代教育論認為：教師活動要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以活動為學習的載體，在教學中讓學生學到的知識是通過實驗、實踐自己探索出來的，使他們的學習能力化。陶行知先生是中國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從社會和思想品德的高度研究中國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論的內涵豐富而博大，是我們進行教育教學理論探索、搞好教改實踐的理論寶庫，是我們在各種教育思潮中站穩腳跟的強大思想武器。因此思想品德教師應該以陶行知先生先進的教育理論為指導，尤其要把“生活教育”理論運用到思想品德教學中。我們堅信：先生的先進教育理念必將指導我們教育的晚輩堅定地走下去，并培養出能擔負起時代崇高使命的建設者與接班人。

作者：畢素芳 單位：蘇州工業園區婁葑學校

摘要

目前體育教學方法的研究更多地開始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進行研究，由單一走向多元。在國內對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幾年研究更有突飛猛進的態勢，但體育教學方法的研究在數量上、質量上還不能完全滿足學校體育教學發展的實際需求。主要問題還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單一，對各角度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問題性、批判性和理論性的研究較多，如何修正、傳承并發展優秀的科研成果則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數教學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問卷調查，而突出案例和實驗性的研究很少。

關鍵詞

體育教學；教育改革；教學方法

目前國內中小學生的體質檢測結果整體顯示下降明顯，雖然造成這一現狀結果的并不僅僅是學校體育工作一方面的問題，但通過學校體育教育教學則是作為提高中小學生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并樹立終身體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徑，也是作為學校體育教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著國內教育教學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學體育教學模式與方法的改革也逐漸成為體育教育領域中各個專家學者的研究熱點。它囊括了體育教學中特有的思想哲學，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教學目標，在特有的教學環境氛圍下實現其獨有的教育教學功能，可以組成較為行之有效的體育教育教學框架。不可忽視的是在不同的體育教學思想和實踐方法上，會出現更加多樣化的體育教學模式。通過諸多專家學者研究發現，人在少年時期的體育技術水平與成年后的體育水平成正相關，尤其在12歲前參與過體育運動對成年后的體育水平影響最大。因此為青少年提供高質量的體育教學，對提高其運動技能和樹立他們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對其以后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都能產生積極的作用[1]。目前我國在實踐方面的探索比較廣泛，但由于起步晚，發展歷程時間短，體現在學校體育教學基礎理論上，就顯得尤為薄弱，諸多問題在研究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來。多年來的研究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同時也有相對不錯的成果，但體育教育教學的研究始終面對沒有突破性進展的尷尬窘境。

1國外體育教學方法研究

國外對教育教學模式的科學研究已歷經較長的時間，由于其各國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復雜性，導致對國外研究的理解出現了多種界定。體育教學方面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發點都是以人的未來發展為主要內容，并將其作為培養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來開展。例如：《美國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后簡稱《美國體育標準》）就是以培養學生掌握自身“應該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為目標?！睹绹w育標準》中提出———“以參加體育活動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目標口號。認為針對學生進行的體育教育教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其養成重視健康和主動健身的好習慣，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能夠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睹绹w育標準》中較為細致地描述了高質量的體育教學，指出若想達到高質量的體育教學目的，必須能做到提高學生的體質、體能，增強其責任感，使學生學會并能夠享受到體育鍛煉帶來的愉悅感，從而達到終身體育的目的[1]。

摘要

目前體育教學方法的研究更多地開始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進行研究，由單一走向多元。在國內對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幾年研究更有突飛猛進的態勢，但體育教學方法的研究在數量上、質量上還不能完全滿足學校體育教學發展的實際需求。主要問題還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單一，對各角度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問題性、批判性和理論性的研究較多，如何修正、傳承并發展優秀的科研成果則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數教學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問卷調查，而突出案例和實驗性的研究很少。

關鍵詞

體育教學；教育改革；教學方法

目前國內中小學生的體質檢測結果整體顯示下降明顯，雖然造成這一現狀結果的并不僅僅是學校體育工作一方面的問題，但通過學校體育教育教學則是作為提高中小學生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并樹立終身體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徑，也是作為學校體育教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著國內教育教學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學體育教學模式與方法的改革也逐漸成為體育教育領域中各個專家學者的研究熱點。它囊括了體育教學中特有的思想哲學，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教學目標，在特有的教學環境氛圍下實現其獨有的教育教學功能，可以組成較為行之有效的體育教育教學框架。不可忽視的是在不同的體育教學思想和實踐方法上，會出現更加多樣化的體育教學模式。通過諸多專家學者研究發現，人在少年時期的體育技術水平與成年后的體育水平成正相關，尤其在12歲前參與過體育運動對成年后的體育水平影響最大。因此為青少年提供高質量的體育教學，對提高其運動技能和樹立他們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對其以后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都能產生積極的作用[1]。目前我國在實踐方面的探索比較廣泛，但由于起步晚，發展歷程時間短，體現在學校體育教學基礎理論上，就顯得尤為薄弱，諸多問題在研究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來。多年來的研究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同時也有相對不錯的成果，但體育教育教學的研究始終面對沒有突破性進展的尷尬窘境。

1國外體育教學方法研究

國外對教育教學模式的科學研究已歷經較長的時間，由于其各國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復雜性，導致對國外研究的理解出現了多種界定。體育教學方面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發點都是以人的未來發展為主要內容，并將其作為培養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來開展。例如：《美國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后簡稱《美國體育標準》）就是以培養學生掌握自身“應該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為目標。《美國體育標準》中提出———“以參加體育活動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目標口號。認為針對學生進行的體育教育教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其養成重視健康和主動健身的好習慣，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能夠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國體育標準》中較為細致地描述了高質量的體育教學，指出若想達到高質量的體育教學目的，必須能做到提高學生的體質、體能，增強其責任感，使學生學會并能夠享受到體育鍛煉帶來的愉悅感，從而達到終身體育的目的[1]。

第一篇：大學語文課程人文精神教育研究

摘要：

大學階段是學生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培養人才的主要地方，在大學語文課程教學中，人文精神教育不僅僅能夠，提高學生文化修養，塑造學生更高尚的人格，還能夠使學生與自然具有良好的親和力，提高對生命的尊重，基于此，本文就重點提出幾點在大學語文課程中人文精神教育策略。

關鍵詞：

大學語文課程；人文精神教育；研究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走入社會的人才要求也越來越高，大學作為培養人才的重要基地，不僅僅承擔著為學生講授知識的作用，而且也承擔著幫助學生樹立人學生、價值觀的重要作用，為了使學生能夠更好的了解社會精神和物質文化，在大學語文課程教學中，就要適度融入人文精神教育，使學生能夠擁有正確的道德觀，在人文教育中不斷提高修養以及思想意識，使學生具備較高的品德素質，從而更好地走入社會。

一、在大學語文課程中開展人文精神教育的意義

第一篇：高校德育承認轉向探析

摘要：

在承認理論視角下發現高校德育的承認現狀主要是形式承認大于實質的承認，自我承認與偽承認相互糾結。遵循“強大自我承認、增進主體間的多元認同，走向相互承認”的過程邏輯建構高校德育的承認轉向，進行德育模式“從自我中心的獨白走向主體間的交往，從意識形態的灌輸走向大眾的敘事”的嘗試，是促進高校德育獲取實質承認的道路選擇。

關鍵詞：

承認 高校 德育

承認思想發端于康德，經由費希特明示提出，被黑格爾發揚光大，成熟于法蘭克福學派今天的執旗者霍耐特。黑格爾認為人與事物只有得到承認，才會得到正常的發展；霍耐特認為主體的完整性歸因于承認形式的完整，而蔑視使自身完整性受到傷害，不僅限制了主體的自由，而且使他們不能從其他主體獲得肯定的自我理解。于是，蔑視經驗便成為了社會對抗和社會沖突的道德動機。[1]在經濟主導日漸強勢的形勢下，高校德育者的無力感倍增，職業與專業的認同度下滑，本文嘗試性地從承認的形式和過程中整合適合高校德育的元素，以期為改進高校德育工作進行一種有益的探索。

一、高校德育的承認現狀

第一篇：大學英語教材通識教育分析

摘要：

本文首先闡明通識教育的概念、基本內容和通識教育理念下的外語教育研究；接著對教材、大學英語教材進行概念界定，并簡要論述國內外教材評估的相關研究；然后將《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通識教育理念和教材評估理論結合起來，從六個方面構建通識教育理念下的教材評估內容，并依據此內容對《全新版大學英語》（第2版）綜合教程學生用書1-4冊進行分析。通過對該套教材的社會與文化、科普與環保、政治與歷史、文學與藝術、家庭婚姻與友情、教育與心理六個方面內容的統計與分析，發現教材的優點及不足之處。

關鍵詞：

通識教育理念；《全新版大學英語》（第2版）綜合教程；教材分析與評估

在我國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大學英語是非英語專業本科生必修的基礎課程，由于其“基礎性”和“必修性”，使其可以成為實現學生通識教育的一種重要途徑。同時，英語作為當今世界的一門國際化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文化載體。因此，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不應只有語言的學習，更要重視學生綜合文化素質的提升。在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英語教材是教師組織各種教學活動的重要依據，是學生學習內容的主要材料。因此，大學英語教材作為高校英語課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編寫與評估是否應吸取通識教育的理念，這一話題近些年來在外語界引起廣泛關注。

一、通識教育理念下的外語教育研究